□ 吴乌日娜

被称为“内蒙古纪录片的开拓者”的额尔德尼，其纪录片让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他拍摄的纪录片中，能看到蒙古族、鄂温克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文化。额尔德尼表现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塑造少数民族形象的时候，并不只是记录，而是设置了一定的拍摄框架。

一、框架理论

戈夫曼创立的框架理论是指，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人在把社会真实生活转化为主观认知的时候，会对真实事件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多半来自于个体主观的思考习惯与认知结构。框架能够帮助人们整理杂乱无章的各种信息，但长时间接触同一种框架，可能会导致人们思想的固化和刻板印象的出现。

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纪录片来说，都存有一定的框架。既然个人的认知框架受到过去经验和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那么纪录片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文化的工具，必然受到政治、地理、经济和其他框架的影响。而额尔德尼作为局内人，在反映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必然会受到特定情感框架的影响。

二、额尔德尼纪录片中的框架设计

额尔德尼是内蒙古电视台原副台长，代表作品有《沙漠散记》《驯鹰散记》《草原散记》《驼殇》等。他生长在内蒙古，对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的塑造有着自己的思考。一般来说，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有同一文化，可以比较透彻地理解当地人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对常用的本土概念中的意义也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由于自己与当地人有类似的生活体验，局内人对当地人情绪的体察可能更加细致入微，从而比较容易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也比较容易考虑到当地人看事情的视角。但作为纪录片导演，首先应该从局内人的角色中跳出来，以他者的视角进行拍摄，才能更加客观深刻地对本民族文化进行传播。

笔者对额尔德尼纪录片中的框架进行了如下分类。

(一)主题框架

额尔德尼的纪录片中总是逃脱不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他的纪录片在故事、情节、细节、哲学等几个方面做得很好。在选择用纪录片传播草原文化的时候，额尔德尼定好了主题框架。他的主题框架基本上可以分为“赞颂·大爱”框架和“忧思”框架。

“赞颂·大爱”框架中，他用优美的镜头语言和情感浓烈的解说词，热烈赞颂内蒙古各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乡土人情，为观众制造出了一幕幕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景象。《沙漠散记》中拍摄的是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干旱的沙漠地区在额尔德尼的镜头下呈现出来的却是有着一丝朦胧美的黄色海洋，而干旱地区特有的胡杨林更是美得无与伦比。但是风景再美，也美不过牧民的心灵，这是额尔德尼最终想要传递的思想。《草原散记》反映的是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上牧民的生活，通过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向观众传递了草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并充分发挥了纪录片视听语言的优势，增进了草原民族文化传播。在“赞颂·大爱”的主题框架之下，额尔德尼的纪录片不仅赞颂了草原沙漠的风景、牧民的心灵，也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爱。为了符合这样的主题，额尔德尼在拍摄前期、中期、后期都进行了很多的思考。《驯鹰散记》讲述了一位老猎人驯鹰的故事。驯鹰包括捕鹰、熬鹰，是一门正在逐渐消亡的技艺，也是一个看起来略带残忍的技艺。熬鹰是一件需要耐性的事情，不论对鹰还是对熬它的人来说都很艰难。额尔德尼在拍摄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用了很多特写镜头来表现猎人的老练。纪录片的结尾，额尔德尼让老猎人把鹰放生了。虽然对于猎人来说，把费尽心思驯化的鹰放飞有些不合常理，但在额尔德尼的“大爱”的主题框架里，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心。

除了“赞颂·大爱”框架，额尔德尼纪录片经常出现的还有“忧思”框架。《驼殇》中，曾经统领驼群的骆驼“白旋风”被正值壮年的骆驼打到骨折。“白旋风”的风采不再，表达了额尔德尼对曾经辉煌的草原文化逐渐消退的担忧。面对加速推进的现代化，草原传统文化显得局促而多余，导致很多传统已经渐渐消失。这样的忧思框架，渗透在额尔德尼每部纪录片中。《驯鹰散记》中说：“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悠久的驯鹰历史，经过驯化的鹰，可以用来帮助捕猎，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几乎所有民族都走出了原始生活状态”；《草原散记》中说：“在外面呆久了，再重新置身于这种生活的时候，心情就很矛盾，一会儿觉得古风悠然，一会儿又感到生活的沉重。像这样的勒勒车，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草原呢？可走出草原之后，又怎样呢？”

（二）情感框架

内蒙古位于中国的北部边境，成吉思汗曾让全世界见识过蒙古族的骁勇善战。但这似乎也让人们对蒙古族有了刻板印象，认为这是个野蛮的民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额尔德尼扛起了摄像机，在内蒙古大地上辛苦奔走，希望拍出蒙古族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流露出让国内其他人甚至国外的人更加了解这个勇敢又好客的民族的愿望。

纪录片具有倾向性，有着制作者的情感投入，所以必然有艺术性。作为局内人的额尔德尼，在用纪录片展现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人物形象时往往有着很浓厚的主观情感。任何一种情感的形成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框架。人们按照每个人特定的方法来感知、表现，正是因为受到框架的影响。因此情感框架是额尔德尼在塑造北方少数民族形象时的主要框架。

《草原散记》反映了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在外部世界的眼中，北方人的形象总是强大而勇敢的，特别是蒙古族，他们一直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但作为局内人的额尔德尼，在选择拍摄对象以及拍摄重点的落脚上，会有衡量与取舍，不是只表现强悍的部分，而是更加全方位地展现这个民族。作为纪录片传播意义的框架者，他受到自己本身情感框架的影响，最终影响到观众对北方民族形象的了解与接受。

《沙漠散记》记录的是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风土人情。额尔德尼用了很多拟人的手法来表现胡杨林和阿拉善大地，通过这种手法把自己心中的情感寄托到了纪录片中。《驼殇》讲述的是阿拉善地区一个牧民家庭与骆驼发生的故事。牧民在面对受伤的骆驼时并没有放弃，而是用尽方法救治。通过额尔德尼的镜头，就能理解牧民和家畜之间的感情。对于牧民来说，家畜不仅仅是生产生活资料，而且还是情感的寄托，这就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地域特点的情感特质。

在额尔德尼的镜头下，北方民族不只是勇猛强悍，更多的是对于万物生灵的敬仰爱护。这是他作为一个局内人不可避免的情感倾向性。

（三）仪式框架

仪式一直是一个群体凝聚在一起而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手段。仪式是贯通人类社会历史长河的一种文化现象，是连接社会生活与象征秩序的纽带，是固化意识形态、塑造国家共同体的最好方式。仪式化是仪式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人类学家格兰姆斯认为“仪式肇始于仪式化”，是指某种类型化的重复的姿势或姿态。当人类将自己的某种姿势或姿态赋予意义，将它变成交流的手段、表演的形式而使其功能性的实用价值退居次要地位时，此过程便是仪式化，其姿势或姿态就是仪式。

《驼殇》一开始，就是牧民额尔登达来举行的“百峰骆驼庆典”。“白旋风”是一头已到暮年的骆驼，一生为额尔登达来家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百峰骆驼庆典”就是为了“白旋风”而举行的。这样的仪式对于骆驼来说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却能表现出一个牧民家庭对骆驼的感恩与爱护。阿拉善地区有着浩瀚的沙漠和戈壁滩，向来是地广人稀，被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而骆驼因其独特的生理结构成为了沙漠中的精灵，帮助阿拉善地区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安稳地生活。骆驼不仅是交通工具，还在政治、经济活动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数百年的相处，骆驼也从一开始的交通工具，慢慢地变成当地蒙古族崇拜的图腾。从这样的崇拜中可以看出阿拉善地区蒙古族人民知恩图报又淳朴善良的性格以及他们对大自然怀抱的感激之情。

这样的仪式框架在《草原散记》中尤其突出。这部纪录片可以说是草原风俗习惯的集合。马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不必多说，要是没有蒙古马，蒙古人就很难征服世界。但蒙古高原上的马向来具有彪悍的马性。因此，驯马成为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草原上的男人以能驯服最烈的马匹而骄傲。《草原散记》中就展现了一段套马驯马的场景：“马通常长到3岁时，就要进行驯化，先要将它套住，然后背上鞍子，再由驯马手骑上它奔跑，直到它跑得精疲力竭、彻底降服为止。”彪悍的马儿加上激动人心的配乐，体现出蒙古族男子的勇猛雄壮。这一特点还体现在“打狼”上。草原人民与狼是相爱相杀的，他们既崇拜狼，把狼视为图腾，又要防止狼来攻击牛羊，因此要进行适当的“打狼”。那些在大草原上与狼作战的人将被称为模范，并会在那达慕大会上受到表扬。《草原散记》中表现了打狼的情景和打狼者在那达慕大会上被嘉奖的情形。但对于那达慕大会本身，额尔德尼却没有过多展现。提到蒙古族，大多人能想到那达慕大会，而提到那达慕大会，也必然能想起蒙古族。这样一个重要的仪式，在额尔德尼的纪录片中却着墨不多。笔者认为，这是额尔德尼在避免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仪式来定义蒙古族。

仪式框架是表现少数民族形象时不可或缺的表达手法。不同的仪式，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特点，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传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额尔德尼的纪录片中总是存在仪式框架。

三、结语

相较于其他媒介，纪录片对于民族文化传播有着更大的优势。因此，额尔德尼选择用摄影机进行民族文化传播，已经是迈出了很好的一步。而在他的主题框架、情感框架、仪式框架等拍摄框架下，更是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20世纪末的北方民族形象，让世界更加了解这个曾经称霸过欧亚大陆的民族。

尽管他的纪录片中的情感框架、仪式框架、主题框架很丰富地塑造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但仍有不足。首先，主观情感过于浓烈。额尔德尼作为局内人，把纪录片中的人物、故事塑造得过于完美，导致人物扁平化，缺乏一些更加真实的感情。其次，介入过多。纪录片的目的是客观地记录现实生活，因此摄影师不宜干涉太多。但额尔德尼为了保证拍摄内容符合他的拍摄框架，多次对拍摄主体进行干预，使纪录片不够客观。最后，缺少对现代化草原的展现。额尔德尼的纪录片更多的是选择草原上的传统生活习俗进行拍摄，虽然也提到了“古老的草原早已不再古老”，但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体现。这显得过于死板和不客观，尤其是在今天的时代，甚至有些落后了。面对外界对于内蒙古“是否是骑马上学”的疑问，这样的纪录片可能会更加加深他们的误解。

民族文化传播是很重要的议题，这之中如何塑造民族形象则是重中之重。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少数民族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改变。死守传统文化还是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如何在不落后的情况下保护好传统文化，怎样用纪录片表现这些，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索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