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策

（泉州师范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局内人和局外人是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老生常谈的一组概念。“局内人与局外人产生于语言学，后在人类学中被广泛应用，两个概念强调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两种身份。”[1]45沈洽、张伯瑜、杨民康等学界前辈，对这组概念及相关理论都有过很详细的论述，似乎已再无讨论的必要。然而，以往人类学家或民族音乐学家作异文化（他者）的研究时，局内人（被研究者）和局外人（研究者）的身份界线十分清晰。但是，近年来随着“双重音乐能力型学者”的成长，以及“本土文化研究者”的出现，两者的身份变得不易区分。在此情形下，探究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又有些许必要，也有现实和理论意义，这关乎研究者能否在实地调查中收集有用可靠的信息，以及能否作深层的文化阐释和相对客观的论述。

本文所论源于笔者在音乐实地调查中的感悟，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两个“音乐实地调查”案例

（一）案例一

2008—2014年间，笔者因撰写硕士和博士论文①笔者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是有关道教斋醮科仪音乐方面的研究。之需，经常去温州地区的一些道教宫观和民间道班做调查。期间，温州大学音乐学院正在开展“浙南音乐文化数据库”建设，其中本地道教音乐是该数据库所要收集的对象之一，于是，业师陈克秀让笔者协助参与相关工作。

2012年1月4日，温州市瓯海区白云观举行“大罗宝殿落成典礼道场”。笔者与温州大学音乐学院的陈克秀和刘青松两位老师，以及舞蹈和音乐理论专业的两名学生，全程记录了当天的活动。在调查过程中，当我们面对同一场“斋醮科仪”时，不同学科专业的人所关注的对象或者说切入点是不一样的。笔者更关注音乐本体，及它与科仪行为之间的关系；刘青松老师是摄影专业，更关注仪式过程中各种画面的不同呈现，及画面在空间上的意义；舞蹈专业的学生更关注舞蹈（如道教禹步和手印）的肢体语言及其象征内涵。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者面对同一文化现象时，其切入点及所选的局内人对象可能会存在差异。

笔者有做道士的经历，又长期调查研究科仪音乐，对科仪相关内容相对比较熟悉。因此，在调查过程中，老师和同学们遇到一些不懂的科仪行为及其内涵都会来询问我，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已具有了道教“局内人”的性质。

对于永嘉正一道的法事，笔者如其他道友一样直接参与做道场没有太大问题。有时参与做道场会有信众询问：“这位‘先生（即笔者）’是哪里来的？平时并不多见。”此时，道友们介绍说：“他可不是真正的道士先生，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专门来作道教音乐研究的。”可见，即使我的参与在信众眼里与其他道士无异，但在道友眼里，我与他们又有所区别，毕竟我不是以做道士为正业。

（二）案例二

2014年9初，笔者到泉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工作，学院领导将我分配在南音系，希望我能参与南音的调查与研究。

2014年11月7日晚，本院硕士三年级研究生陈振梅带笔者去泉州文庙听南音。文庙古色古香，原为祭祀孔子的场所，现被私人承包来做茶馆，每天晚上都有南音表演，供当地百姓或外来游客欣赏。当晚，观众中有一位德国游客，我问她：“对南音的感觉如何？”她说：“非常好听！我喜欢这种优美舒缓的旋律，但是听不懂。如果像你们一样能听懂那就更好了。”一对从湖北来此旅游的年轻夫妻对同样问题的回答也是“听不懂”。另外，我还特意询问了一些当地人，让我意外的是，来此听南音的一些当地人也“听不懂”南音。

若以地域文化来区分，相对于泉州当地人，湖北与德国的游客都是泉州文化的局外人，泉州当地人为局内人；但若以南音技艺所属而论， 南音艺人才是南音文化的局内人。可见，对于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划分，又存在着对象选择和划分标准的差异。

陈振梅从小是在南音圈子里长大的，对南音文化了如指掌，技艺很娴熟，对当天茶馆表演的曲目也是如数家珍。当晚李建瑜先生邀请她上台“玩南音”，可她婉言谢绝，并说明自己是来做调查的。在我眼里，陈振梅俨然已是南音文化的局内人，但当晚她因陪同我做调查，把自己当作了局外人。

二、研究者的“中间人”角色

对上文两则案例，笔者有两点思考：首先，笔者和陈振梅都是从小成长于本土文化之中，而后走上学术道路并研究该文化的人，在做田野调查时，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其次，不同学科选择局内人的依据或标准是什么。

欲弄清这些问题，先来看看学界关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定义。

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有类似的生活经历，对事物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之外的人，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局外人通常与局内人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观察和倾听来了解局内人的行为和想法。[2]81

前文已述，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划分是为了区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差异。因此，只要明确了研究者（局外人）的身份，自然也就明确被研究者（局内人）的身份。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研究者是否能完全融入成为局内人，或将自身完全置于研究对象之外？

在实地调查中，当研究者带着一定的理论与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时，他们已不可能完全跳出该文化群体而成为纯粹的局外人。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强调研究者（局外人）参与观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有“参与”就不再是纯粹的“外部观察和倾听”，研究者就要与局内人以及他们所属的文化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文化，并尽可能地站在他们的文化立场（如“双重音乐能力”）来参与、思考、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和解读，否则就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测。虽说绝对客观的研究不存在，但所有的研究还是要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因此，研究者实际上也就具有了部分局内人的特征，而不是纯粹的局外人。

研究者虽然知晓研究对象，但还是不能真正如局内人一样完全理解其所属的文化。因为思维是独立的个体活动，也是长期习得的结果，个体与个体之间无法进行思维转移，所以，研究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对该文化有所理解。“极少数人类学家试图‘变成当地人’，但仍然被当地人当作外人。”[3]278“无论彼此如何熟悉，在当地人眼中，调查者难以成为真正的‘局内人’。”[4]24

对于那些成长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者”，他们又是否还是纯粹的局内人？

“作为一名局内人，当他转变自己的身份，开始对自身文化进行研究时，他为了研究所进行的学术训练必将完成了或部分完成了他作为局外人的塑造过程，当他自认为带着局内人的眼光来看到自己的音乐文化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站到了局外人的位置。”[1]47“当一个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研究时，他就已经与自己的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已经（而且必须）站到一个与自己同胞不同的观察视角上，才有可能看清楚自己的文化和人民（包括他自己）。……所有的科学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必然地带有自己的理论框架，代表的是某个特定的科学家群体的研究范式。”[2]86

一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那么，即使是本土文化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也不再是纯粹的局内人了。上文两则案例中，笔者和陈振梅虽然都成长于自己所属的文化，我们与乐人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还“享有共同的（或者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但我们的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以及看法已经不完全一致了，该文化群体也不会把我们视为其成员，因此，我们再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局内人了。

研究者所扮演的这种既不是局外人（Outsider）又不是局内人（Insider）的中间人（Inter-sider）角色，无论与主位研究（Emic）还是与客位研究（Etic）相比较，都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是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也不是从调查对象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保持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出发。在调查中，研究者若发现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太近，就主动疏远；若发现太远，就主动靠近。总之，研究者要始终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5]51

综上所述，局内人—局外人显然已经无法作为对应被研究者—研究者身份划分的依据。研究者的身份其实非常特殊，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局内人，也不是纯粹的局外人，而是游离在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而自然兼备“双视角观照”[6]20的研究方法。因此，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已不是用来说明研究者的身份问题，而是强调研究者所持研究视角的问题。

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动态关系”

研究者作为中间人的角色明确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关系，仍需作进一步讨论。研究者做研究以获得有用的资料和信息为首要，对研究者而言，能否找到真正的局内人，是有效开展研究的关键。局内人是文化持有者，也是该文化最有力的解释者。研究者找到了真正的局内人，也就等于找到了解读该文化内涵的一把钥匙；反之，研究者没有找对人，其研究成果也将会大打折扣，不能使人信服。那么，以身份差异来划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也仍有意义，只是局内人不再简单对应于研究者（局外人），而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他所持的研究视角。那么，谁是真正的局内人，谁又是局外人？

第一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不同学科的人来研究同一个文化事项时，因不同学科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他们对局内人的选择会存在差异。不仅如此，同一学科的研究者也会因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对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有所不同。

第二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者若以地域文化来划分局内人和局外人，那么，会建立起千万种局内人—局外人关系。比如，对于德国人而言，我们都是所属中国大文化的局内人；对于湖北来的游客来说，泉州当地人都是南音文化（小文化）的局内人；对于南音馆阁而言，馆阁乐人才是其文化的局内人。这如同几何图形，一个“大圈”包含几个“中圈”，一个“中圈”又包含许多“小圈”。地域范围从大到小，被研究者群体对象不断减少，研究者对文化的认识则是从宏观到具体、从共性到差异性的不断深入。还有很多其他的划分标准，比如若以掌握南音技艺而言，所有南音乐人都是南音文化的局内人，它又包含了不同馆阁的群体。

局内人和局外人所对应的群体，仍是研究者人为划定的结果，一旦局内人的身份被划定，局外人也随之而定。只是“局内人与局外人之确定条件是研究者与（音乐）文化的‘距离’”[1]47。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既取决于研究者具体的研究意图，又由研究者所处学科的特性而定。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再选定具体的文化事项及其所涵盖的群体对象。因此，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关系。这由研究者游离于局内人—局外人关系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使然，体现了不同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多样性，必然也带来不同局内人对文化解释的不同。这也说明，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在一定范围内划定对象的有限认识，而不是某些文化的全部。

研究者的中间人角色，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动态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局内人域局外人的动态关系

小结

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以往用局内人和局外人这组概念来划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身份，显然有其局限性。研究者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既不是局内人，也不是局外人，而是在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其研究自然兼具“双视角”的观照。因此，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不是用来说明研究者的身份问题，而是来强调研究者所持研究视角的问题。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能否找到真正的局内人是有效展开调查和研究的前提，因为一定的文化内涵只有特定的局内人能解释。因此，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划分仍有意义，只是研究者游离于局内人—局外人之间，其研究意图和研究视角，决定了局内人—局外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关系的特征。局内人所选对象有所差异，对文化的解释就会有多个面向，那么，研究者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自然也会呈现出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