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各类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个体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身体也前所未有地承载了更多的涵意，成为重要的社会关切之物。作为个体解放的重要载体和象征，身体甚至在意识形态功能领域取代灵魂，成为救赎对象本身[1]138。与此同时，在高度现代性的状况下，消费主义不断冲击原有的身体观和等级制，并制造新的社会阶序体系。商品化世界里的个体以身体展演和自我呈现的方式展现自己独特的内涵，以维持理想的自我形象。因此，除了疾病、卫生和健康问题之外，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极为关心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与外表，更加注重面子工夫和印象管理，也就是说，在社会空间中如何表征自我、管理和形塑身体成为重要的议题。

关于微观的人际互动和身体展演，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颇具开创性意义，他的很多著述都涉及身体化知识，尤其是关于身体化技术、身体间性的精湛论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不断地从戈夫曼的作品里挖掘出新的社会学主题，诸如自我与身份、情感和社会互动与不平等、性与性别以及地位结构等。本文则主要关注戈夫曼的身体社会学思想，不同于布迪厄的身体资本[2]、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身体[3]，戈夫曼探讨的是情境化身体。若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解读戈夫曼的拟剧论，它实则论述了一整套身体化的沟通技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都擅长于操控、展演这些身体管理技术。日常身体的展演和管理亦构成了戈夫曼所说的“互动秩序”之微观基础。

一、面对面互动中的身体

戈夫曼将“互动”宽泛地定义为当共同处于即时性的身体在场时，个体对彼此行动的交互影响[4]15。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有关个人特征的信息及其传达出来的标记是身体化的，姿势语言也是身体化的，感官接收能力和身体化的信息传达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沟通条件。戈夫曼研究的行为材料包括人们在情境中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扫视、姿势、身体位置变动和言语陈述等，它们是定向与参与卷入的外在标志，这些心灵与身体状态的组织形式成为他的主要关切对象。

个体的表意性行为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符号活动，戈夫曼称之为“给予”(gives)与“流露”(gives off)[4]8。前者是个体明确地使用特定的言语符号及其替代物，以传达附着于这些符号的信息；后者是被他人视为行动者之征兆表现的各种行动，并假设行动的真正动机不同于以这种方式传达出来的信息。行动者容易操控给予式信息，而通常无暇顾及或难以控制流露式信息，因此，共同在场的他人会利用无法管控的表意行为检视和验证可管控行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然而，尽管不由自主的信息流露被认为是真实情态之表现，但是它们亦可以被行动者利用，从而出其不意地达到印象管理之目的。无论是个体主动发送的还是自然流露的信息，它们都是身体化的，通过在场的身体行为得以完成，如皱眉蹙额、张嘴说话和体表出汗等。面对面互动的另一项重要条件是每位信息给予者同时又是接收者，个体从他人那里接收身体化的信息时，他自身亦是他人获取信息的身体化信息源。在不加掩饰地直接使用肉身感官时，作为自身行动之施动者的我们通常无法否认已施展的行动。每个个体以某种方式经历着、并根据感知到的身份状态及其初始反应来指导相应的行动，他亦能被他人感知到，他已经觉察到自己正在被观察，从而构成一条不断迭代的行动—感知—行动链。这种感知上的交互性使个体行动获得了反身性。

面对面互动具有心理生物学的特质[5]6，它受个体的情感、感官以及身体行动能力的制约。互动参与者首先是生物性和心理性的存在，他们具有生理性的感官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并且受其限制而只能在彼此可感知的范围内进行互动。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注度、适当的情感投入、身体姿势以及个人领地(生理和心理)等因素都会对微观互动产生影响。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沟通内容是以非言语的形式完成的，包括身体外观和个人行为，诸如衣着打扮、举手投足、姿态神情、嗓音与音质、面部修饰和情绪表达等。这些沟通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制度化的，也被赋予惯例化的意义，使身体化的信息在不同的文化间具有不同的含义。身体表达亦具有情境性的特征，当开始形成并明确某种情境时，在场者可以相互获取彼此的身体表达符号。情境性个体的这种基本特征一方面促成了面对面互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个体面临各种潜在的风险，即他可能被搭讪、攀谈，成为命令、请求或辱骂的对象，甚至遭受身体攻击等。因此，个体会设法通过身体化的符号表明自己是可信任的，当这些信息被接收、确证之后，他才会放下警惕的姿态投入情境性互动。一旦人际交往的规则被破坏或崩溃，每一个情境中的个体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

身体的认识论包括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认为，身体是一种先天性的生理机制，其物质属性表现为体热、局促不安、紧张等生理性反应。身体构成行动的基础，作为可感知、可表达的外表，个体的四肢、五官以及由它们所表达出来的各类姿势、表情等是面对面互动的基本沟通工具。总之，身体是维持日常互动、身份角色、社会关系以及自我认同的重要基础。建构主义则认为，身体承载着各种符号价值，反映社会系统及其文化意义，传递某种形象，表明行动者的物理在场、身份角色以及权威地位等。身体是文化的首要分类系统和重要承载者，同时政治规划、经济力量、文化过程、社会关系等能够以各种方式形塑身体。身体构成了符号竞争、意义生成和价值呈现的场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体能够被化约，为某种社会力量表达。概而言之，身体既是意义的接收器，也是生成器[6]82；既具有物质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行动的基础，又形塑着行动；既是行动的要素、手段和资源，同时也约束、限制着行动。

戈夫曼的互动研究是基于社会心理学关于面对面互动中人类表意性本质的一般性假定，但是他的独特之处在于试图通过共同在场的思想阐释互动秩序的基本结构。戈夫曼探讨了以身体为基础的互动类型，任何进入面对面互动的个体都带有自身独特的生命历程和人格特征。与结构主义者的立场不同，戈夫曼关于公共场所互动行为的研究强调的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正是共同在场的观念使戈夫曼关注互动实践中的身体及其部署和展现，“身体并非简单地被看作共同在场的情境中沟通的‘附属物’，而是沟通技能的支撑物，它能够转换成非身体化的信息类型”[7]257。身体特质是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限制，这在戈夫曼的《性别设置》(1977)和《性别广告》(1979)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身体是实在的，作为行动的要素和载体，它构成互动之基础；同时，身体又受社会形塑，社会角色、互动情境、参与者属性等因素决定着身体的呈现。身体不仅是互动的基础，也是互动的产物。戈夫曼的身体观既具有物质性和生物性，又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身体既影响行动、社会关系，又受社会、文化的形塑。由此，戈夫曼避免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我们不妨认为，在戈夫曼那里，身体是一种过程性的实体，它兼具生物性和社会性。

二、身体的修饰与反身性

身体的展演与管理涉及一整套复杂的人际互动技术，具体表现为身体的阅读、解码以及应对能力。作为一种人人皆可利用的资格与能力，身体阅读技术的贯彻实现了一个肉身化的社会，即身体化的日常生活现实[8]11。戈夫曼认为，公共生活组织化的两个重要过程包括“外部化”和“扫描”[9]11。外部化是指个体有针对性地使用整体性的身体姿态(通过“意图展示”)，使那些无法获得的关于其情境的事实变得可以获得，他人则据此进行信息解读和行为预判。行动者的情境感知(通过“身体查核”)有着特定的扫描、审视对象和范围。戈夫曼具体阐述了身体修饰和身体在框架分析中的位置，后者涉及反身性问题。

(一)身体修饰

在《公共场所的关系》里，戈夫曼提出“身体修饰”(body gloss)这一概念。它是指个体用整个身体展演出来的一种相对具有自我意识的姿势，其目的是针对某些转瞬即逝的问题给予明确的证据，处于该情境中的任何个体都能够获得这种证据[9]128。身体修饰是处于相对固定的装束与不断流动的话语之间的状态。这种身体展演类似于哑剧表演，使行动者内心的感受外显化，并澄清和阐明其具有合法性的特征，以避免被误判，对身体的表意性使用是处理反应与情境之间关系的一种紧急努力。在通常情况下，展现某种反应的方式与对象之间存在自然的联系，因此，行为展演能够与持久性条件或事件的表达相一致。行为修饰是行动者努力设法达成某种印象，个体使用相对稳定的行为(如保持微笑)传达正在迅速变化的事件特征，包括行动的过程、节奏和方向等。身体修饰是个体摆脱他试图避免的角色暗示的一种方式，它是个体在焦点式聚集场合向关注他的在场他人提供的标准化展示形式。它采用的“装备”是整个身体，通过身体姿态的展示，其目的是为了当产生关于个体的不恰当的理解时，确立行动者的表里如一。

身体修饰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定向性修饰”(orientation gloss)。与他人共同在场的个体通常会感到有必要进行某种可辨识的活动，这种活动明显是由于那些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被定义为正式的目标所引起的。当个体的行动导致他人对当下的情境承诺产生怀疑时，他会采取具体的措施提供适当的证据。定向修饰使提供者能够自我定位以适应情境，同时使情境系统中的他人也能够进行定位从而适应他，这种哑剧表演能使他人察觉和领会所期望的意图。定位的发出与接收是互动的重要构成，例如，参与者对谈话进程进行定位的证据部分来自于他的陈述与之前谈话过程的关联性以及倾听姿态与谈话联结点之间的共时性[9]132。第二种是“审慎性修饰”(circumspection gloss)。当个体发现他的行为被理解为一种侵犯或威胁时，他会展示“姿态证据”以表明正当的意图。第三种是“夸张性修饰”(overplay gloss)。个体在他人面前进行自我展演，以彰显其行为并非处于严重的束缚、局促窘迫或不自然的状态，从而得以掌控自身。与不动声色、故作镇定等以表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情况相反，当情境压制过于强大时，个体会以非严肃性的方式将自身放入所遭遇的情境，从而以放大的、非严肃性的姿态掩盖和替代真正约制性的证据。在此类身体修饰里，个体表现出与情境的限制性因素相分离，使其严肃的自我避免受制于这种困境。

(二)身体及其反身性

“框架分析”是戈夫曼提出的社会学分析范式，它旨在研究个体的经验组织。戈夫曼认为，除了前后台区域外，个体自身也会影响行动感知和框架外行为[10]216。一方面，个体的思维和感受来自他身体的内在状态，它们通过有意无意的身体表意(尤其是表情和话语)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他能接收来自台前幕后的秘密信号而不被他人察觉。身体还起着物理屏障的功能，阻止他人在身体的一侧看到另一侧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避免背后的人看到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们可以在背后秘密地进行联合、共谋，戈夫曼称之为“隐蔽性信道”。因此，身体既是用来遮挡不必要的信息流露之“盾牌”，也是可供他人阅读信息的“屏幕”。

初级框架和次级框架是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戈夫曼探讨了与初级框架相关的五个基本问题，其中涉及身体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失误(muffings)，第二个是紧张与玩笑之间的分离[10]28-36。日常互动中会出现各种“失误”的情形，此时身体或其他原本应处于确定性指导下的客体出乎意料地冲出藩篱，脱离常规和控制，变得完全受制于自然力，最终扰乱和打断有序的生活。这就是常说的“弄糟”“搞砸”“出错”和“失态”等。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仍保留着作为一种自然的、原因性的力量，但它已不是意图性的、社会性的。对失控行为的研究反过来可以将行为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些行为是单独由肢体直接完成的，如揉眼睛、点火柴、系鞋带等；有些动作的完成涉及肢体的延伸，如开汽车、修草坪等；还有些行为始于身体或身体的延伸而终止于与最初控制的分离，如打出的高尔夫球、发射的导弹等。早期的社会化使个体能够胜任第一种行为，而后两种行为类型则需要社会化，尤其是通过职业训练来实现。社会化的其中一个结果是将整个生活世界转变成受社会框架支配并能够以社会框架加以理解的场域。

另一个与身体及其行为密切相关的是“紧张”与玩笑的分离问题。在戈夫曼的世界里，现实生活远非“眼见为实”。个体根据正式运用的框架来建构他们的所见所闻，然而，这种能力有其局限性。某种视角的转换可能彻底改变原先正式运用的框架。身体常呈现为根据某种初级框架进行管控的资源，但是身体及其接触过程有时会出现框架维持的问题。个体的阐释能力能够区分向车辆挥动手臂和向朋友挥手致意之间的不同意义，而这两种动作又与挥手驱赶苍蝇或加强血液循环的动作相区别。与这种识别相关的是这样的事实，即“每一种类型的事件仅仅是整个事件习语(idiom)的一种要素，而每个习语都是独特框架的组成部分”[10]37。如果说戈夫曼的拟剧论探讨了身体符号的关联和表达能力，那么框架分析则是透过身体展演、体化技术以及主体间性强调意义和现实的偶然性、多重性。

三、身体与自我

身体作为商品化世界里的重要表征形式与分类基础，它是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人们通过行为控制与情感流露表明自己是文明的、合格的社会成员，并以礼仪与风度实现对品位、区隔的追求。“文明化的进程越是将身体社会化，身体就越是成为人们发现难以抵抗的行为准则的场所。”[6]156与其他社会学家不同，戈夫曼主要从身体化的角度描述互动中的自我[11]156。身体与自我的关联主要体现在戈夫曼关于污名管理和全控机构的相关论述。

(一)污名

古希腊人最初用“污名”一词指身体上的标记，以揭露被标记者不寻常的和恶劣的道德状况。这些标记被剜刻或烙进身体里，由此说明该标记的持有者是奴隶、罪犯或叛徒。他们是有瑕疵和污点的人，受到了仪式性污染，因此，在公共场所尤其应当规避这类人。戈夫曼指出，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污名这个词又增添了两层隐喻：第一层隐喻是指圣恩的身体化标记，通常以皮肤发疹的形式显现；第二层隐喻则是这种宗教典故的医学暗示，指身体机能紊乱失调的身体化显现。如今，污名仍然在其原初的意义上被广泛使用，但它更多地用于指涉耻辱、不光彩和丢脸本身，而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性可见的标记[12]1-2。戈夫曼认为，以往有关污名的研究忽视了对污名的结构性前提条件的阐述，为此，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污名：生理残障或畸形，性格缺陷或污点(如成瘾、意志薄弱、撒谎等)以及种族、宗教、国籍等“族类污名”。根据污名特征能否被隐藏，还可以区分两类污名携带者，即遭贬者(Discredited)与潜在遭贬者(Discreditable)。前者是日常接触中“正常人”事先知道污名化的特征或当场能够辨认的特征，被污名化者假定他们的污名是显现的、无法回避的和隐瞒的；后者是其他人不知道或无法直接感知的污名特征，这种污名在现场无法被直接观察到。

戈夫曼主要探讨“混合型接触”，即污名化个体与“正常人”身处同样的社会情境。无论是类似于谈话的日常接触或者仅仅是非焦点式聚集的共同在场，它们都处于即时性的身体在场[12]12。身体上的缺陷产生的社会污名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归属以及相应的身体管理。身体的归类、标签和隔离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污名承受者为了隐藏他的缺陷，经常将自己伪装成普通人。戈夫曼由此探讨了社会身份、个人身份与自我身份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以及它们与污名、信息控制和群体调适之间的关系，并花大量篇幅论述了各种具体的污名与“受损身份”在日常人际互动中的情境遭遇和管理策略。除了探讨特定的身份与自我的关系之外，戈夫曼还有普遍性的理论诉求，即对社会越轨现象的解构，这是《污名》一书的最终落脚点。

《污名》体现了戈夫曼的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它阐明了自我、身体意义与社会力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戈夫曼重视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通过对身体的管理也表明个体的所有权和支配权[13]27，这些形塑身体的属性与实践显示出行动者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身体本身的生物学特征也会影响个体的行动、认知和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戈夫曼摆脱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局限。

(二)全控机构中的身体

戈夫曼探讨的全控机构以他曾经进行实地调查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为原型，但全控机构并非某种具体的现实存在物，而是一种理想类型。全控机构对自我的羞辱是与身体的压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控机构具有高度概括性，它通过物理设置最大限度地隔绝与外部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全控机构的特征包括与外部世界隔离、高度编制化、复杂的权限系统、被收容者与机构人员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关系以及剥离和羞辱公民身份的各种手段等。一旦进入全控机构，个体立即被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脱离家庭生活的各种稳定支持，并开始经历一系列对自我进行贬抑、羞辱、降级和亵渎的过程。在公民社会里，一些被视为羞辱性的、有损人格尊严的表意性习语通常被严格禁止或要求克制；而在全控机构里，此类侮辱与轻蔑无处不在。全控机构施行强制顺从模式，迫使被收容者的身体保持羞辱性的姿势，被收容者与机构人员进行基本的社会交往时，必须表现出恭敬的言语和行为。机构人员则可以对被收容者进行语言或行动上的亵渎，诸如咒骂、揭短、嘲讽、挖苦、取猥亵性的绰号等。无论侮辱的形式来源怎样，全控机构中的个体必须参与那些其象征意义与自我观念极不相容的活动，被迫扮演“反认同”(dis-identifying)的角色[14]23。

全控机构还有另一种形式的自我羞辱，即“污染性暴露”[12]23。在公民社会里，个体能够使具有自我感受性的客体不接触异质性的和污染性的事物。但在全控机构里，他别无选择，自我的领地遭到严重侵犯，个体在其自身与环境之间设置的边界遭到自我的具身化(embodiment)形式污染。全控机构还建立具有社会身份的个人信息档案，强迫实行忏悔和告白机制，囚犯和精神病人甚至无法阻止他人在羞辱性的环境中窥视他们。污染性暴露不仅是身体性的，而且还是关系性的。身体外部的污染性暴露，其形式如集体宿舍制、没有门的厕所、可以窥视的禁闭室等；而身体内部的污染，比较典型的如被迫口服药物或静脉注射药物、强制喂食等。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亲密关系亦被污染，如私人通信遭拆阅和审查等。这种全天候式、污染性的暴露使自我无所依托，而强制性忏悔则玷污了与他人重要的亲密关系。通过身体的污染性暴露、强制性人际接触和社会关系的污染，全控机构达成羞辱和抑制自我之目的。另一种关系性的污染形式是个体被迫看着与自己有关联的人遭受攻击、伤害甚至死亡却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从而遭受强烈和持久的自我谴责、贬抑与痛苦。

戈夫曼关于污名和全控机构的研究体现了身体的监控与支配这一现代性主题。通过不同形式的控制手段，现代社会的各种设置成功地得以胁迫、规训人的身体。

四、身体与互动秩序

身体作为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的承载者，是实现人际沟通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手段。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反映了事物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1]139。身体的表达机制和管理技术深受社会形塑，它的符号意义折射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戈夫曼那里，身体管理是一项展演性工程，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逢场作戏，或移情入戏。戈夫曼探讨了面对面互动的身体管理技术，尤其是面子工夫作为一项重要的身体工夫。人们在公共场所适时地调整身体距离，以避免他人侵占自我的领地。例如，在狭小而无法规避的电梯间里，礼节性忽视(civilinattention)成为基本的互动共识。身体展演与体化技术展现了个体的能动性，同时，展演的脆弱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行动者必须如履薄冰、步步为营。总体而言，戈夫曼的身体观以互动秩序为导向，体现在身体习语、自我的领地和仪式化身体三个方面。

(一)身体习语

在日常互动中，个体持续不断地展示着信息，即使是沉默亦是一种沟通和表达形式[15]139。互动秩序的维持依赖于微观的运作共识，在规范化的生活世界里，关于行为的意义、特定情境展示的行为类型等都达成了一定共识。身体习语是关于个人外表和表情姿态的身体化表达符号，它能起到类似于话语的角色与功能。戈夫曼在探讨非聚焦式互动时指出，身体习语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非言语的沟通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规范性的话语，如同期待他人会以某种方式呈现自身一样，当与他人共同在场时，个体有传达特定的信息和避免产生与之相悖的印象的责任。通过身体习语进行的沟通是无法阻止和停歇的，并且对于情境中的所有人而言，身体习语都是可获得的。这些身体符号表达了行动者的社会属性以及他对自身、在场他人和情境的看法，它们共同构成了非聚焦式互动的基础。

通过身体习语，戈夫曼详细论述了人们如何进行身体的管理与控制。身体是涵化、承载的工具，它被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人的社会属性主要通过社会化的身体习语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戈夫曼的身体习语类似于保罗·康纳顿提出的一种社会记忆形式，它是一种“因循积习”逐渐形成的身体记忆[16]34。社会记忆经由身体操练而获得，并铭刻于身体之中。这种身体的操练是无意识的、前反思性的，它通过非意识的领域使秩序进入身体、内化于心，以习惯的形式在身体中沉淀下来，并以这样的方式代代相传。社会秩序通过这种体化记忆的形式嵌入个体的身体。

(二)自我的领地

戈夫曼认为社会组织的核心是“声索”或“宣称”，也就是拥有、控制、使用或者处置所欲求的对象或状态的权利[9]28。而自我是重要的声索对象。戈夫曼探讨了八种关于自我的领地，其中隐喻性地将第五种称之为“护鞘”，它是指覆盖在身体上的皮肤以及覆盖在皮肤上的衣物等。身体护鞘可以起到类似个人空间的作用，其自身也具有禁区的功能，它维持着最纯粹的自我中心式领地。人们通常会对身体的不同部位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些不同的关注度显示出身体如何在观念上被分成不同的部分。

身体具有领地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侵犯的对象。作为领地的个人遏制他人，不让其接近；而作为侵犯施行者的个人则进行各种形式的侵犯。自我的侵犯形态包括若干形式：第一，与领地宣称相关的身体具有特定的生态位，不同等级的生态位之间存在安全距离，跨界接触会构成僭越与身份污染，比较典型的如印度不同种姓之间的接触；第二，通过身体接触玷污对方的护鞘或领地，如性骚扰；第三，以扫视、盯看等方式侵扰式地看；第四，声音干扰；第五，不恰当的言语表达；第六，身体排泄物/分泌物，包括气味、体热甚至身体留下的痕迹[9]44-47。这些自我的侵犯形态都是以生物性的身体为基础的。戈夫曼虽然强调社会结构对身体的塑造，但他没有脱离身体的物质属性来探讨互动系统及其秩序。

(三)仪式化身体

戈夫曼探讨了琐碎细微的互动技术和身体语言，与福柯、布尔迪厄和埃利亚斯不同，他涉及的身体语言不是直接指向地位、权力、阶级等，而是互动秩序。对戈夫曼而言，互动秩序的核心过程是“社会仪式化”，即身体与言语行为通过社会化过程而标准化，并在行为流中赋予这些行为以独特的沟通功能[17]3。人际仪式与互动秩序是戈夫曼身体观的重要内容，其中，关于尴尬的分析形象地展现了社会性的身体以及互动秩序的生成与维系机制。尴尬显示了虚拟的社会认同与实质的社会认同之间存在的断裂，作为自我之载体的身体被“安排”进日常互动，倘若未能恰当地实现这种安排，个体就可能产生窘迫或羞耻感[18]37。戈夫曼十分注重互动的道德和仪式维度，个体并非都利欲熏心、寡恩薄义，他们也具有道德性的一面。当身体一旦被靠近时，互动系统就触发了礼仪化机制[13]26。在互动仪式的展演过程中，个体成为具身性的主体，身体直接参与互动礼仪，并对行动做出特定的仪式调适。互动仪式还建立了一整套补救机制，采取各种措施避免因失误而导致伤害，冒犯他人，从而确保互动持续进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戈夫曼的社会学是一种关于身体秩序的社会理论。

在明辨互动秩序的规则和实践的过程中，戈夫曼发现了强有力的“社会学决定论”，即“社会的指尖”伸进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5]97。这也是戈夫曼社会学的一个普遍和核心的主题，即社会如何“锚定”个体。就本质而言，戈夫曼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回答了互动秩序是何以可能的，并尤为注重社会情境对身体行为的解释。在为1982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准备的主席演讲稿里，戈夫曼阐释了社会情境是研究互动秩序的基本单元，各种偶然性(能动性与风险)及其初始效应都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它也是一切身体性展示的自然剧场。

结语

随着个体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发展，个人对身体的管理也显得愈加重要。戈夫曼探讨了微观的身体管理学，尤其是身体在互动关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自我表达如何被身体化的诸种细节。身体的共同在场产生了情境互动的脆弱性、风险性和展演性，由此戈夫曼探讨了面子工夫、互动仪式和个人领地等[19]421。在戈夫曼那里，身体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表演之中，他的身体观兼具物质性和建构性，身体远不止是社会意义的容器或接收者，它既受社会关系的影响，也形塑着社会关系及其表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戈夫曼规避了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传统的内在张力。正因如此，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将戈夫曼视为激进的身体社会学家，认为他打破了笛卡尔式心灵与肉体二元对立的传统社会学[20]133。

戈夫曼通过有知觉的人和身体化的社会实践确立了新的社会分析模式，使实践的、身体化的行动与能动者的感知领域(如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交织在一起。他的著作对身体和具身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介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际互动的相互监控，也改变了情感投入密度(从而避免尴尬等)，并增加交流的私密性。但是，戈夫曼分析面对面互动的很多现实条件依然存在，即使是远距离的视频互动也会产生共同在场感。在身体的理论阐释方面，戈夫曼关于自然框架的含义与梅洛·庞蒂的“肉身间性”(inter-croporeality)存在相似之处，它是指我们主体间理解的身体呈现在互动的身体化特性之中[21]1722。这种肉身间性或“肉身的主体间性”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身体技术也为我们解读戈夫曼的身体社会学提供了另一条潜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