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嘉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1 问题的提出

《述古堂书目》最早由伍崇曜于道光三十年(1850)收入《粤雅堂丛书》，始有刻本，在此之前皆以钞本的形态流传。目前被认为最早的钞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蓝格，版心有“述古堂”三字。此本曾经傅增湘收藏，傅氏在其《藏园群书题记》著录云：

此述古堂原稿本，凡十卷，竹纸，八行，绿丝阑，版心有“述古堂”三字。前有遵王自序，又后序一首。旧为江都汪氏所藏，有“汪”，朱文，圆。“喜孙”，白文，方。“周玉齐金汉石之馆”，朱文，长方。“扬州汪喜孙孟慈父印”，朱文，方。诸印记。……各类之中时有朱墨识语，其为手定初稿殆无疑矣[1]。

通过上文我们可知，此本有前序、后序，共分十卷，傅氏依据书中有识语以及印有“述古堂”字样的格纸，认为此本为钱曾《述古堂书目》的手定初稿。

此后各种书目基本采纳了傅氏的判断，如《四库存目标注》中罗列《述古堂书目》版本18种，将此本置于首位[2]1329-1330。《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均将此本影印收录。

然而，笔者通过将此本(以下简称“述古本”)与其他钞本在序文及分卷等方面加以比较，由此发现此书存在疑点，不足以证明其为钱氏“手定初稿”。而在比对的过程中，我们又可以发现这部书目在传钞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往刻本书籍中较为少见的现象，值得借鉴。

2 《述古堂书目》最初形态的特点

《述古堂书目》的最初形态与“述古本”在卷数、前序、后序上并不一致；另外，此书中序目之有无以及两种序目的差异，都共同反映出此书在最初形态上的一些特点。

2.1 卷数

“述古本”有前序、后序，均为钱曾撰写，其中钱氏在后序中明确说明此本分为十卷：

余归，遂发兴丛①书于堂，四部胪列，援毫次第，颇效焦氏体例，稍以己意参之，厘为十卷，浃辰始毕[3]426。

同时，《四库存目标注》又较《藏园群书经眼录》对“述古本”的产生年代作出进一步推断，认为其是清初钞本，主要依据是前序撰写的时间及书中的避讳字：

自序云：“己酉清和，蕙兰香中独坐，诠次家藏书目告蒇。”知是编成于康熙八年。卷内玄字不缺笔，知犹当时清本。[2]1329②

也就是说，“述古本”是清初手定清稿本，应该作于康熙八年(1669)左右。笔者据此以为，如果“述古本”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话，那么之后的钞本应该大部都是十卷本才符合逻辑，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首先，成书于乾隆时期的《四库提要》在存目中著录此书，为浙江巡抚采进本，不分卷。如果此书早在康熙初年便已经是十卷本，而乾隆时所征集之本为不分卷之本，这种情况较为可疑。

其次，笔者查阅了几种清代的《述古堂书目》钞本，发现卷数上存在差异，有不分卷、两卷以及十卷三种情况，这也与十卷本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的推论矛盾。特别是这些钞本中有两部较为有代表性，均是不分卷本，值得注意。

①乾隆五十五年(1790)朱邦衡钞本 不分卷 国家图书馆藏③(善本书号05707)

钤印：“莫友芝图书印”朱文、“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毕泷真赏图章”朱文、“字涧飞号竹痴”朱文。有前序、总目，无后序。

此本中有朱氏跋文一则，其中涉及了朱氏当时所据、所见到的《述古堂书目》都有哪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癸巳冬杪，从友人戴八小米处假得玉峰徐相国传世楼本，抄录成帙。今春，于钱听默案头获见曹秋岳家藏本补录序目一通，其中所载之书卷数多寡、人名异同，两本互有得失，即所编总目次序亦未允当，恐非述古主人手定，抑或后人传写错误，均不可知。他日课余，当重为编定门类，考正人名卷次，俾真好书者见之跃称快焉。

庚戌长夏录于静怡小筑 秋厓居士朱邦衡记

此跋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依据跋文，我们可知朱氏最初先是抄录了徐乾学(世称徐相国)藏本，这一钞本是没有“序目”的，后来朱氏又依据了曹溶(字秋岳)藏本补充了“序目”。虽然朱氏在这篇跋文中并未提及两本在卷数上是否相同，但如果两本存在卷数上的差异，其应当在此跋中作为差异而提出。

②清代钞本 有蒋凤藻题跋 不分卷 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号 02798)

钤印：“曾在忍庐案头”朱文、“鉴湖迁客”白文、“群玉山房”白文、“秦亭山馆”白文、“张元琳印”白文等。

书中蒋氏题跋并未涉及版本的问题，故不赘述。此钞本正文卷端有“檇李曹溶躬校录”，因此可知此本保留有曹溶钞本的一些特点，而此本恰是不分卷的。

再次，笔者还在清代藏书家莫棠书于《也是园书目》上的题跋中发现了关于《述古堂藏书目》不分卷的线索：

《述古堂书目》传本皆无卷数，部居杂厕，舛谬百出，《四库存目提要》深诋之，《粤雅》所刊是也。[4]

莫棠作为清代后期的著名藏书家，对古籍多有经眼，其对于《述古堂书目》分卷的种类判断在今天看来虽不全面，但至少说明不分卷本应该在当时较为普遍。

以上从钞本流传过程中实际卷数的角度，来说明十卷本并非是钱曾在撰写之初便以确定并流传的。也就是说，《述古堂书目》的最初形态应该是不分卷的，而十卷本是晚于不分卷本出现的。

2.2 前序

《述古堂书目》的各种版本中都载有前序，但这篇序文在不同版本中又存在异同，经过比对可知，这种差异并非是由同一源头在传钞过程中产生的，也说明了“述古本”并非是手定初稿，其只是在《述古堂书目》最初形态确立之后产生的一个修订本。

为方便说明各版本前序的差异，特将“述古本”前序抄录如下：

述古堂藏书自序

己酉清和，蕙兰香中独坐，诠次家藏书目告蒇，放笔而叹。盖叹乎聚之艰而散之易也。竭余二十年之心力，食少兼味，衣少重裘，摒当家资，悉藏典籍中。如虫之负版，鼠之搬姜，甲乙部居，粗有条理。忆予年甫驱鸟时，从先生长者游，得闻其绪论，经经史纬，颇知读书法。逮壮，有志藏弆，乃次第访求，问津知途，幸免于冥行摘植，然生平者所酷嗜者宋刻为最，友人冯定远每戏予曰：“昔人佞佛，子乃佞宋乎？”相与一笑而终不能已于佞也。丙午、丁未之交，胸中茫茫然，意中惘惘然，举家藏宋刻之重复者折阅售之泰兴季氏。殆将塞聪蔽明，仍为七日以前之混沌欤？亦抑天公怜予佞宋之癖，假手苍苇以破予之惑欤？穆伯长卖书肆中，逢人辄曰：“有能句读《汉书》者，当悉举诸书相赠。”用是为士子所哗，大困而罢。余之卖书，不及伯长之高而聊以解嘲者，在夫何氏之豕肉喻也。夫何氏曰：“知味者谓擗龙脯不能果脯，不如豕肉足口，放箸得以一饱。今子所去之宋刻，龙脯也；所藏之善本，豕肉也。老饕差足自慰，又何用过屠门而大嚼乎？”余听然应之曰：“子言固矣，更有进焉者。椎埋洗削之夫，盘列市中肫蹄，操刀而割，甘其味，以为太羹弗若也。易牙过而笑其失饪矣。今予虽爱豕肉，不正不食，凛然有圣训存焉。又何龙脯之足以荒其志乎？”嗟嗟，好书者易而真好者难，真知者尤难，是必知之真而后好之始真，然好之既真而不造于真知者，吾未之见也。癸卯冬，余过云上轩，见架上列张以宁《春王正月考》一书，援据详洽，牧翁叹其绝佳。少间走札往借，已混乱帙中，老人懒于检觅而止，耿耿挂胸臆间者五六年。去秋初度日，有人插标以数册败书来售而此书俨然在焉。得之如获拱璧，因叹予于斯文之缘善如此，然世间聚散何常，百六飚回，绛云一烬，图史之厄等于秦灰。今吾家所藏不过一毛片羽，焉知他年不为有力者捆载而去；抑或散于麺肆麯坊，论秤而尽，俱未可料。总之，不满达人之一矧耳。江湖散人云：“所藏皆正定可传。”今余之书咸手自点勘疑讹，后有识者，细心审阅，始知余之苦志。若谓藏书多缮写本子，未足援据，此乃假好书之名而无真好之乐者，竟谓之不知书，不足与言可也。佛日前七日篯后人钱曾遵王述。[3]425-426

Ⅰ与清乾隆五十年(1785)吴翌凤钞本④(以下简称“吴本”)的差异：

该本与“述古本”只有一处不同，作“江湖散人之所藏，皆正定可传”。说明此本与述古堂本应当是来源自同一个钞本，在抄录过程中“云”“之”二字因形近而产生了讹误。

Ⅱ与乾隆五十五年(1790)朱邦衡钞本(以下简称“朱本”)的差异：

①“朱本”题名为“述古堂书目序”；

②穆修(穆修字伯长)卖书的场所不同，“朱本”为“卖书相国寺中”；

③穆修卖书时的话语不同，“朱本”为“有能读韩柳文成句者，便以一部相赠。”；

④人们对穆修卖书时的反映不同，“朱本”为“人知其为穆伯长，皆引去。”；

⑤将钱曾佞宋之嗜好比喻为龙脯者的人不同，“朱本”为“己氏”⑤；

⑥钱曾重新得见《春王正月考》一书时所发感慨不同，“朱本”为“因感墨汁因缘艰于荣名利禄”；

以上几处差异中，②③④是对穆修卖书这一故事的不同表述，内容上存在的差别并不能直接说明此本与“述古本”之间为直接的前后承接关系，更像是另有源头。

另外，结合上文中提到的朱邦衡跋文，我们通过“朱本”中一些增改之处，亦可大体窥得其所谓徐乾学钞本的概貌。如序中署时间作“佛日前七日篯后人曾遵王述”，其中加粗划线处为钞本后补入字，有添入符号，似乎并非是徐乾学藏本所有。后来有的钞本此处则恰恰缺少这几个字，也说明当时应该有这样一个版本的存在。

Ⅲ与稽瑞楼陈揆藏本(国家图书馆藏，有“稽瑞楼”白文印，当为陈揆(1780-1825)旧藏，善本书号02799，以下简称“陈本”)的差异：

所举江湖散人的例子不同，变江湖散人所言为“江湖散人之所藏者”。

Ⅳ与蒋凤藻题跋本(以下简称“蒋本”)的差异：

此本除前序所署时间不同，作“佛日钱曾述”，其余与“述古本”的差异与“朱本”相同。

Ⅴ与清嘉庆间吴门赵光照辑钞《千墨斋丛书》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钤有“阮庵”朱文印、“茂苑厚斋汪氏家藏珍玩”朱文印、“汪士钟”白文印等藏书印。以下简称“赵本”)的差异：

该本与“述古本”只有一处不同，作“江湖散人之所藏，皆正定可传”，与“吴本”同。

Ⅵ与清道光间《粤雅堂丛书》刻本的差异：

此本前序内容，除“江湖散人出所藏皆正定可传”外，与“蒋本”同。

Ⅶ与日本藏清萃古斋钞本(日本内阁文库藏，钤印：“享和癸亥”朱文印、“日本政府图书”朱文印、“浅草文库”朱文印，全书未见其他藏印。以下简称“萃古本”)的差异：

此本除前序所署时间不同，作“佛日钱曾述”，其余与“述古本”的差异与“朱本”“蒋本”相同。

至此，我们通过对以上诸本与“述古本”在前序上的比较，可以依据文字异同差别的远近，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版本体系：一类是“述古本”“吴本”“赵本”“陈本”；一类是“朱本”“蒋本”“粤雅堂本”“萃古本”。这说明《述古堂书目》在清代是有两个源头的，如果“述古本”在清初即已定稿，是不会在后世传钞的过程中出现两个源头的。

另外，我们在比对诸版本前序异同的过程中，还有两点发现，值得注意：

其一，发现有的版本在序文上有混合两种版本体系的“渗透”现象。

天津图书馆所藏清咸丰间管庭芬钞本(此本为管庭芬《待清书屋杂钞补编》本，钤印：“墨林如意室书籤”白文、“庭芬涉笔”白文、“楟溪钓鱼师”白文。索书号：S3316。)，此本前序中记录钱曾重新得见《春王正月考》一书时所发感慨，作“因叹予于斯文之缘善如此”，这是“述古本”体系的特点。但在该本序落款处较“述古本”少“前七日”三字，这一差异却和“朱本”体系相同。类似此种情况尚有二三处，不赘述。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刻本书籍版本关系中较为少见。

其二，在版本调查中，发现了在制作方法上较为少见的影印本。

《述古堂书目》在民国间有一个七略庵本，实际上影印所据底本即是“述古本”，但在制作方法上改动了原文行款，所以容易使人误以为另一抄本[5]v17。然而仔细比对就可以发现，原书藏印未变，且影印本在首卷正文卷端天头处注有“蓝格黑纸，每半页八行，行十九字，版心下横线刻‘述古堂’三字”。此处的行款著录与影印本不符，所指乃是依据的“述古本”行款。这种改动原文行款的影印方式较为少见，值得相关研究者留意。

2.3 后序

因为钱曾在这篇后序中明确提及《述古堂藏书目》分为十卷，所以上述诸家版本中，凡是十卷本一律带有后序，而不分卷本及两卷本均无此序。结合上文中对卷数问题的阐述，可知此篇序文并非初稿所有，因此带有后序的“述古本”也不会是最早的“手定初稿”，只是后来的一个修订本。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篇“述古堂藏书后序”，还见诸于《粤雅堂丛书》本以及罗振玉《玉简斋丛书》本的《也是园书目》。笔者以为这并非是整理者的疏忽所致，因为题名《述古堂藏书后序》显然和书名《也是园书目》不同，应当是另有原因。通过对前代文献的梳理，笔者有如下发现：

第一，《也是园书目》问世的时间要晚于《述古堂书目》。《四库提要》在存目类收录了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和《述古堂书目》，但未收录《也是园书目》，在所收录的两书提要中亦未提及《也是园书目》⑥。而且在《述古堂书目》提要的开篇便称此书“乃其藏书总目”，对《也是园藏书目》似乎也并不熟悉。

第二，“述古堂”和“也是园”均是钱氏藏书所在，《述古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均为钱曾所编写的个人藏书目录，有些清代学者在书名上将二者互通。如上文中提到的莫棠题跋，即是如此：

此写本(按，指《也是园书目》)分十卷，不曰“述古”而曰“也是园”。……分类与行本迥异，《提要》所讥仅十余条相合。……未开《四库》以前，藏书家各以意分隶，其不能折衷至当不独此书矣。……[4]

以上引文中，莫氏将《也是园书目》和《述古堂书目》等量齐观，又把《四库提要》中对《述古堂书目》的指责在《也是园书目》中寻找。这种做法在当时应该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第三，以上所引莫氏题跋中，除书名问题之外，其所描述的十卷本《也是园书目》与一些十卷本的《述古堂书目》较为接近。之前提到的“陈本”“赵本”“吴本”，其序目分类上使用的四部后外加其他门类的做法与正文著录并不相同，距离较远，但却和《也是园书目》所用的分类法更为接近⑦。

由此，笔者推测，《述古堂书目》早于《也是园书目》成书，后者问世后，因为较前者有更为清晰的类目划分，所以这一部分又被人移录到前者中作为序目部分。另外，后者在问世之初可能在书名上与前者一样，加之当时传钞者亦未特意区别，将后来才出现的后序又“补钞”到先前的《述古堂书目》中，由此使得《述古堂书目》的各种钞本在卷数、分类等方面产生较大的差异。

2.4 序目

所谓“序目”，是指在前序之后，正文之前，专门附有一个汇总全书分类的简目。我们比对以上诸家版本的《述古堂书目》，发现该书在形成之初是没有序目的。虽然“述古本”无序目，符合早期版本的特征，但鉴于诸家版本序目之有无以及序目之差异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加以简要说明。

首先，《述古堂书目》最初在分类上是较为随意的，与四部分类法相差甚远，《四库提要》中便指其“所列门类琐碎冗杂，全不师古，其分隶诸书尤舛谬颠倒，不可名状，较《读书敏求记》更无条理。[6]”

其次，有的版本中带有“序目”。笔者以为，《述古堂书目》所附的序目并非是钱曾最初所作，而是后人在传钞的过程中有意加入的，理由如下：

①各本对序目的命名不一致

比如，“陈本”将序目称为“新增述古堂书目题纲”，“蒋本”称“述古堂书目总目”，“吴本”“赵本”称“述古堂书目门类”。由“陈本”中“新增”二字可知，此类序目并非是最初《述古堂书目》所有的。

②各本序目分类不一致

附有序目的《述古堂书目》，在分类上也有不同，主要有两种情况：

其一，所作的分类是依照正文的实际情况而设。

因为《述古堂书目》并非按四部分类法编排，所以此种序目在形式上表现出分类混乱的特点。如“朱本”中所附序目，共分为两级，第一级是经、史、子、文集的四部分类法，文集下的第二级则有诸如星命、相法、农家、数术之类。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钱氏《述古堂书目》本身就没有按经、史、子、集分类，而是随意收录，无规律可言。这就使后人在抄录此书，附加四部分类法的序目时，导致了据实著录与分类出现矛盾。

其二，所作的分类与正文的实际并不一致。

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第一种情况产生的矛盾，但也因此造成了序目与实际著录的正文没有任何联系，毫无关联。比如“陈本”“赵本”“吴本”采用的都是这种做法，使用四分法为主、外加他类的分类法，设立了二级类目，因为不受正文著录的影响，所以单就部类划分上，给人一种眉目清楚的感觉。

3 结语

通过以上将“述古本”在卷数、前序、后序三个方面与诸家版本进行比较，可知前人认为“述古本”是钱曾“手定初稿”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此本或许是《述古堂书目》中存世较早的版本之一，属于后来修订过程中产生的版本，但应该不是成于最初阶段。而所有存世版本的《述古堂书目》在分类上体现出较为复杂的差异，又体现出其与《也是园书目》在成书过程中的紧密联系，对研究两部书目的成书过程，有一定的借鉴。

另外，这些版本上的差异，反映出了钞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会被不同时期的传钞者出于种种原因而有意加以改编，而这些改编往往未被传钞者说明。这些不同源头、不同时期、被改编的版本又会在后续的流传过程中产生彼此间的渗透融合，更加大了对此类版本的研究难度。这一现象较之刻本更为复杂，值得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

注释

①按，“丛”字有“聚”之意，二字同义。故所见诸本中除天津图书馆藏管庭芬钞本作“聚”外，其他均作“丛”。版本差异详下文。

②按，《四库存目标注》依据钞本中“玄”字不作缺笔讳来推测其为清初钞本，也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此本出现在康熙以后，“玄”字原本缺笔，后经人补全，以造成作于清初的假象。

③按，此书多被著录为乾隆三十八年抄本，但笔者据书中钞录者朱邦衡所作跋文时间为乾隆庚戌，断为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

④按，此本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有吴骞跋，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朱文印、“古欢堂”朱文印、“简庄艺文”朱文印等藏书印。书中吴骞题跋并未涉及述古堂藏书目钞本的问题，故不赘述。

⑤按，笔者查阅钱曾存世诗文集及相关资料，疑此处对话者当是何云。何云，字士龙，为藏书世家，多善本，与钱谦益、钱曾多有往来。钱谦益诗集中亦多有提及。《海虞诗苑·卷三》中有对何云的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⑥按，检《四库提要》，惟《天禄琳琅书目》提要中提及《也是园书目》，仅此一次。

⑦按，“吴本”“陈本”“赵本”均是经、史、子、集四部后外加疏谏、类书、诗话、诗文评、四六、词；《也是园书目》是在经、史、子、集后外加释藏、道藏、戏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