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若昭

引 言

本文的“边地”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内地来说，位于祖国边疆且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的地区可称之为边地。边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也应运而生，即描写边地生活状态或由边地作家书写的文学。近年来，边地文学随着关注度的提高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边地书写也慢慢进入作家和读者思考的范畴。这种边缘化的书写通常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地理学视域里的边地书写，从地理的角度出发，探讨边地因为远离“中心”而受到的种种限制；二是文化学视域里的边地书写，主要涵盖这一地区自身的文化发展，它与主流文化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带来什么影响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当然，这两个视域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内涵上的多义性恰恰是其独具魅力的地方。

阿来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不得不提的一位作家，一是因为蜚声文坛的《尘埃落定》，二是由于阿来的作家身份，生活在祖国边地藏区并且有着一半藏族血统，他笔下的那个世界给了广大读者一个抵达边地的途径，一个想象的空间。因此，研究阿来的小说会给我们一个接近边地的入口，研究他笔下的边地书写也会加深我们对藏地真实状况的了解。从1988年阿来小说受关注至今近30年来，阿来小说的接受研究主要体现在“诗般气质”“历史-现实”和“民族-文化”三个向度[1]，从他过往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等作品中的确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三个向度。

2016年阿来推出一系列中篇小说，分别是《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合称“山珍三部”。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今年突然起意，要写几篇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2]“写作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2]从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系列的小说相较于之前的作品已经有了一些转型，从对历史的关注，转向于对当下的关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截止目前关于这个系列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笔者仍试从边地书写的角度切入，浅析“山珍三部”中的边地世界以及当下生活对边地的冲击。

一、“山珍三部”中边地书写的具体表现

地理位置的偏远带来诸多影响。青藏高原位于祖国西部，“山珍”里的三个故事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偏远的地理位置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与内地人民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和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现恶劣的生存环境

青藏高原气候总体特点是冬季干冷漫长，多风，夏季温凉多雨，冰雹多。因此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生存，条件十分艰苦。在《蘑菇圈》里有这样的描述：“春天、夏天和秋天，溪水温和，洗东西并不费事，但到了冬天，斯炯的手在冰窟窿里冰得通红，人们见她不断把双手举到嘴边，用呵出的热气取暖。”[2]在《三只虫草》里也有这类描写：“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鼻子里只有冰冻的味道，风中尘土的味道。”[3]“说不上大，但很有劲道的风，把雪霰横吹过来，打在人脸上，像一只只口器冰凉的飞虫在撞击，在叮咬。”[3]从这些鲜活的语言当中，我们完全可以勾勒出这样一个画面：在那样一片天寒地冻的土地上，藏族人民顶着风霜雨雪进行着生产生活，灾荒的时候，食物不够吃；挖虫草的季节，双腿匍匐在冻土上很快就被打湿。这种种体验与内地人民的生存经验差别太大，这首先是一个较为显著的青藏高原生活特征。

(二)叙述地理位置偏远导致的落后生活

青藏高原远离内地，现代文明进入这块地域时间也比较晚，且道路艰辛。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人民在物质生活上明显落后于“中心”的人民，如《蘑菇圈》里就写到及至1954年，因为来了工作组，村里人民才知道什么是猪肉罐头，才知道用猪肉罐头烹煮长在草坡上的蘑菇格外美味，知道了小孩子们的零嘴覆盆子，蓝莓、沙棘果也可以封装成罐头。女主人公阿妈斯炯去干部学校学习穿上了干部服都舍不得脱下来，工作组的女干部把包着彩色玻璃糖纸的糖果给了斯炯儿子时，小孩脸上满是幸福。在其他两部小说里，读者也不难发现，常常出现在藏族贫苦人民饭桌上的就是面片汤，冷烧饼，浓茶，肉也有，但绝不是每天都能吃上，居住在风雪天需要移动的帐篷里，睡在围着火塘铺开的被褥上。而在《三只虫草》中，桑吉一个十岁的孩子，本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但为了补贴家用，这个好学生逃课去虫草山挖虫草，只为给姐姐买穿戴，给奶奶治病，并且自己会因为一套没有得到百科全书而痛哭流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落后的经济条件对当地人民生活的制约。

(三)描绘诗意的自然风光

青藏高原虽然气候恶劣，居住条件艰苦简陋，但是自然风光却引人入胜，吸引着游客前往。前面提到过，阿来的作品具有诗意的气质，读他的作品能明显感受到民族歌谣式的质感，而这种特质恰恰脱胎于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这种诗意在“山珍三部”里表现地尤为明显。正如阿来自己曾在某访谈节目中谈到，之前有关历史与文化的创作越写越沉重，他觉得自己该写几部轻盈透明的作品。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三个中篇，透过当中对于边地自然景色的描写，能帮助读者建立关于边地的想象，走进异于自己生长环境的地域。《蘑菇圈》里就有这样的描述：“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着，明净，悠远，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宽广了。”[2]“那时禾草科和豆科的草们叶片正在柔嫩多汁的时节。”[2]“草地上星散着团团灌丛，高山柳，绣线菊，鲜卑花。”[2]通过语言的描述，一幅鸟语花香，草原上各种色彩交错复杂的美好画面就深深印在读者脑海中，这种独特的感受会形成一种诗歌般美好轻盈的体验，加固了边地和诗意的内在联系。

(四)以青藏高原特产作为小说印记

青藏高原由于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大量内地没有的特别物产。阿来正是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边地如果不是作为旅游景区，那么被人记起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地特产，遂有了创作意图。《三只虫草》里竖立在残雪边缘的虫草芽；《河上柏影》里身姿挺拔的岷江柏：“风拂动这些碎片时，如果恰巧与阳光相撞，它们就无声地闪闪发光。就像是它们之间在断断续续，不明所以地窃窃私语。”[4]《蘑菇圈》里长在森林黑土地里的松茸、羊肚菌、鹅蛋菌、珊瑚菌、马耳朵等都是极好的菌子。这些特产就像是一个个打在青藏高原上的标签，使人们在读到时立马就能与这块边疆的黑土地联系起来，并且产生关于这些物产与青藏高原的共同想象，它们是同一的，不管是这块地域还是这些物产，都有着特殊少见的印记，而这就是边地的印记。

二、“山珍三部”中边地书写的精神内蕴

(一)虔诚的宗教信仰

这里主要指藏传佛教的信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可取代，作为一个生长在藏区的作家，阿来的生活经验里不乏宗教信仰的烙印，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渗透于字里行间的藏族人民对于佛教的虔诚。《三只虫草》中，虫草季开启前，“喇嘛坐在上首，击鼓诵经。男人们在祭台上点燃了柏枝，芬芳的青烟直上蓝天。”[3]在家里，藏族人民也都有例行的仪式。比如桑吉的父亲劳作一天回到家里，“父亲净了手，把小佛龛中佛前的灯油添满，把灯芯拨亮。”[3]在《河上柏影》里，三轮车夫问王泽周，藏民是否把死人喂鹰，王泽周说那不是喂鹰，是天葬。而天葬是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一种传统丧葬方式，人死后把尸体拿到指定的地点让鹰 (或者其他的鸟类、兽类等)吞食，天葬核心是灵魂不灭和轮回往复，藏族人民推崇天葬，认为拿“皮囊”来喂食秃鹫，是最尊贵的布施，是大乘佛教波罗蜜的最高境界的体现。这一切书写无不渗透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对信仰的坚守，对神灵的敬畏，是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内心的真实反映，这种体验非至当地不可体会。因此，这也是边地在文化学视域下一个不可不提的重要部分。

(二)生命与自然的关联

1.自然与自我的同一

阿来曾在某访谈中说自己从小生活的村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户外非常开阔，很多时间人不是与人呆在一起，而是和自然呆在一起。依据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见，在那样一种辽阔但是孤寂的环境里静默生长的人与自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和关照，就像《河上柏影》跋语里把《中国植物志》里关于岷江柏树的记录以及动物界里关于人的记录进行对比，于是才有了这句话：“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从说树起头，最终要讲的还是人的故事。”[4]包括在这部小说中，王泽周的成长和工作经历都在述说着人对于自然的深厚感情。王泽州通过学习考察家乡那五棵柏树的来源，工作之后一直为了保护这五棵柏树做努力与领导交换意见，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改变领导的决定，王泽周眼看五棵柏树被砍掉，内心产生深重的绝望和痛苦。《三只虫草》中，桑吉在草坡上挖虫草，“他把它捧在手心里，细细地看，看那卧着的虫体头端生出一棵褐色的草芽。这是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3]其实桑吉何尝又不是这样一个小生命呢？他小小的身躯趴在冻土上寻找，如同小小的虫草从覆盖了残雪的冻土里奋力寻找光明，在他们身上能看见一种坚韧的品质，正是这种共同的属性，形成了人的自我与周边自然的同一，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隐形联系。

2.生命价值的崇拜

人类虽为万物灵长，但在大自然面前还是显得渺小，青藏高原的人民因为环境恶劣，需要稳固的心理动力才能更好地与环境相融，更好地生活下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从他们非常熟悉的自然来寻找支撑自己的神秘力量，在《蘑菇圈》里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叙述。阿妈斯炯在成长经历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艰难困苦，她也会迷茫和绝望，但她最后还是靠着自己一点一滴去面对并且改善了很多现状，这种静默的力量就来自于偶然间发现的蘑菇圈，蘑菇圈是蘑菇的祖宗，它们不会移动位置，生生不息，斯炯老是念念有词说它们是“可怜见的”，这几个字何尝又不是在对自己说呢？但即使认为自己是“可怜见的”，斯炯依然时不时照顾蘑菇圈，自己也如同破土而出的蘑菇，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救活了一大家子人，到最后，斯炯也放心不下自己的蘑菇圈，因为那是自己学习的对象，是自己困顿时期的导师，也是自己孤单时的陪伴。强大的生命价值通过蘑菇体现出来，而斯炯的态度则完全说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生发的生命所保持的崇拜之情。

(三)克服困难的人性光辉

青藏高原地处祖国边疆，自然条件恶劣，很多人民还生活在艰苦和拮据的环境里，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文化都相对落后，从某个层面讲，算得上是底层。既是底层就会面临非底层所不能接触到的困难，这些困难有物质上的短缺，也有心灵上的迷茫，但与困难应运而生的是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才有了《三只虫草》里小学生桑吉对知识的渴求，《蘑菇圈》里阿妈斯炯为了照料蘑菇圈不惜成为村里的笑柄给水桶加盖子，《河上柏影》里王泽周的母亲在自己最困顿的时候收留了比自己还潦倒无助的外地男子，最后和他一起生儿育女。对于边地的书写，除了呈现出这些随处可见的困难，也伴随着温暖坚实的力量。

三、“山珍三部”中边地书写的价值意义

首先，是呈现了另外一种生活。藏族作为一个生活在边地的群体，有着他们独特的民俗，阿来对于藏族的衣食住行、丧葬祭祀、节日盛典等的描述可谓丰富多彩。高高的雪山，一望无垠的草原，散落的帐篷，飘香的青稞酒，姑娘口里动人的歌谣，阿来用自己或诗意或细腻的笔端，传达出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形态，彰显了民族精神，刻画了民族心理，为外界了解祖国边地藏区提供了一种参考，加深了我们的理解。

其次，是反思盛行的消费主义对当地的影响。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青藏高原出土的一些物产渐渐走进大家的视野成为热捧的商品。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之下，人们的贪欲开始膨胀，膨胀的结果就是直接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蘑菇圈》中丹雅要做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名义上是保护蘑菇，其实是赚钱，是在伤害蘑菇；《三只虫草》里的官员为了自己能得到提拔，大量收购虫草，需求量激增，使得桑吉的那“三只虫草”都分开旅行；《河上柏影》里面，为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岷江柏树的根部被覆盖上混凝土，导致柏树死亡。凡此种种的描写，无一不表达出作者对于生态自然的担忧，欲望使得人心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别人和自然，这是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其三，是对人性温暖的向往。阿来在序言里写到：“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4]的确，如他所言，纵观“山珍三部”，里面的确表达了对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之下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的担忧，但也不乏温暖的向往。这种向往体现在作者塑造的一系列人物身上，《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是一个充满母性并且善良的女人，看见工作组的女组长生病会默默流下眼泪；《三只虫草》中小桑吉早早当家，挖虫草帮家里减轻负担；《河上柏影》里王泽周的父亲虽然话很少，但对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充满深情厚谊。到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在表达人与自然和解的希望，毕竟，人与自然已经密不可分了，而青藏高原又是藏族人民赖以生存的那块土地。

结 语

阿来作为一名富有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透过“山珍三部”对边地的书写，呈现了边地生活的真实状态，体现了藏族人民的民族意志和精神内质，同时也让读者深思，在当下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如何节制欲望以维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