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吉合加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人开始崛起于漠北地区。乞颜部首领铁木真以鄂嫩河流域为中心，兼并蒙古诸部落，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汗国，尊为“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高原的统一。成吉思汗在位23年，其继承者依次为窝阔台在位6年，贵由皇帝在位6个月，蒙哥皇帝在位9年。蒙哥皇帝去世后，据于北方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与南方汉蒙交界地的忽必烈之间发生了大蒙古汗位之争。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改为“大元”，迁都燕京，称大都。因汗位之争，蒙古四大汗国先后脱离了大汗忽必烈的管辖，直到元成祖铁穆耳时，才承认大元皇帝为蒙古大汗。忽必烈从1260年即位到1294年去世，共执政35年。

雪域吐蕃，经历了朗达玛灭佛、王位纷争、平民起义等一系列事件后，处于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政治上，各自为政；经济上，庄园经济兴起；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藏传佛教的各种教派。这些教派中出现的一些著名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西藏政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萨迦派。在萨迦派大学者贡噶坚赞和八思巴罗追坚赞等的作用下，萨迦昆氏家族与新兴的蒙古政权建立了施主与福田关系，从而使西藏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此，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频繁，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一、《汉藏史集》的简介

《汉藏史集》全名为《汉藏史记·贤者喜乐赡部洲明鉴》(以下简称《汉藏史集》)，藏文原名是Rgya bod yig tshang mkhas pavi dgav byed chen mo vdzam gling gsal bavi me long，别称为Rgyal rabs mang povi legs bshad rnam grangs yid vdzin nor buvi phreng ba。作者是达仓宗巴·班觉桑布，其事迹在史书中的记载甚少。但是，近年来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汉藏史集》第一次出版时序言中的“关于其作者的事迹迄今未见史书记载”到陈庆英的“《汉藏史集》的作者”，再到伦珠坚参的“《汉藏史集》作者与大译师嘉贝桑之关系探微”关于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论述中，伦珠坚参对其生平事迹做了可靠而准确的探究。

通过《汉藏史集》中的一些记述，也能知道作者的一些信息。如 “再者，叶如达仓·班觉桑布所著之《汉藏史集》”[1]，全名写着“叶如达仓·班觉桑布”。“叶如”是吐蕃时期四大如之一，现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一带；“达仓”，也是具体的地方名称。“桑哥丞相率领十万蒙古军队，进军到达仓珑巴”[1]和“温波管俄色与管却仁钦去世后，果波仁钦到达仓宗投靠了萨迦的喇钦索南罗追兄弟”[1]中，“达仓”指的就是一地名。当代藏族学者康噶·楚臣格桑研究认为，达仓是今天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的土布加乡。还有，“为第巴达仓宗巴降服外敌，在所有的将军当中他是对达仓宗巴功劳最大的一个”[1]中，能看到“达仓”不仅是指地名，还指人名。因此，“达仓”一词，先是地名，然后在该地区出现的大人物，地名用在人名前。从而，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名称，也是如此。著作尾处的“叶如达仓巴，于阳木虎年在达那东孜写成” 表明，本著作是在公元1434年写作完成。

另外，在著作前言部分，“出于对教法的诚信及看到学者们的写法获得收益，唯恐忘记，故将《佛陀降世记》《松赞干布遗教》，各种《王统记》《大臣遗教》《巴协》，雅隆觉卧、蔡巴、布顿大师等人所著的各种教法史等文书善为收集，为便于查找，增长见识，由本人将它们的要义编写成册”[1]中，说明了所用的参考文献和作者写这篇著作的缘由。

《汉藏史集》，分为上下两篇，其中上篇为赡部洲之地域、吐蕃氏族发展、早期印度和吐蕃王统，释迦牟尼十二功业、佛法分期、佛法三次集结，尼泊尔、于阗、汉地、西夏、吐蕃等王统，茶、碗、刀在吐蕃出现和鉴别，吐蕃医学历史，佛教前后弘期，大蒙古王统、吐蕃十三万户和驿站建立等主要内容；下篇为萨迦世系、各部弟子历史，萨迦历任本钦和朗钦，夏鲁万户、江孜法王、达那宗巴、南杰林巴家族等的历史，佛教后弘期的大德和寺院，下部戒律、噶当派、讲经院和时论教法的传布，班钦、达波、希帕竹噶举等的传承，帕竹万户的历任万户，拉巴、襄巴教法的传承，业果简论与《章所知论》上卷摘要主要内容组成。

二、萨迦派与蒙古的简介

《汉藏史集》下篇的第一节是萨迦世系简述，其后是萨迦派各部弟子的历史和萨迦历任本钦和朗钦等。在此，引用一些论据，简述昆氏家族和其教法萨迦派。

“昆氏先祖由光净天神下降人世之情形。天神玉仁娶穆氏女穆萨典布为妻，生有七子，被称为玛桑七兄弟。一起用穆绳和江绳上升天界，幼弟娶托拉沃钦之女邬玛为妻，生子托察巴达沃。托察巴沃娶龙族女鲁姜札玛为妻，生子鲁察达索沃钦。鲁察达索沃钦娶门萨措莫杰为妻，生有一子，因出生于石山于草甸之间，起名为雅邦吉。雅邦吉因森·甲仁擦麦之妻本司丽玛十分漂亮，故杀了森·甲仁擦麦，夺占雅本司丽玛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因此子是与森氏结仇中出生的，故起名为昆巴吉，由此，家族之姓被称为昆。”[1]这一段中，说明了萨迦派昆氏人的最早的祖先来历和其族名的由来。其后，在吐蕃时期，“长期担任吐蕃国王之内大相的昆·官巴吉贡达赞，昆·贝沃且，七试人中的昆·鲁意旺布松，昆·多吉仁钦，昆·楚臣杰波，昆·格嘉，昆若·喜饶楚臣”[1]等是在11世纪以前出现的昆氏家族的著名人物。

昆·贡却杰波，是萨迦派的奠基人，“于1034年出生，青年时修习和精通了父祖先辈们的教法，又喜爱新译密法。其后，拜卓弥·释迦意希为师，依次向卓弥译师学习了教法，另外还听受和修习了新译的大部分教法，因而成为教法之主。贡却杰波四十岁之时，于1073年，为萨迦寺奠基，在夏尔拉章所在地方修建了一座拉章，并修建了围墙。执掌法座三十年，广作利益佛法之事业。”[1]在萨迦寺法座执掌30年期间，贡却杰波为萨迦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的萨迦五祖，萨钦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札巴坚赞、贡噶坚赞、罗追坚赞五位更是将萨迦派在吐蕃的传承和发展之外，还将传播至广大的蒙古地区。萨迦派的其他高僧大德，也在学习完成本教派的教义外，兼修其他教派的教法教义，对佛法在雪域高原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354年，帕木竹巴的首领绛曲坚赞领兵包围萨迦寺，擒获萨迦本钦旺尊，收缴了元朝赐予萨迦世代管理乌斯藏的封敕。从此，萨迦派在政治上失势后，却仍然偏安一隅，成为萨迦一带的小土司，被称为萨迦贡玛或萨迦达钦。但是，在宗教上，萨迦派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明朝时所封的大乘法王、赞善王、辅教王都是萨迦教派的人。

关于蒙古的记述，在《汉藏史集》中，“索波猿臂之国；蒙古之人源自非天，故将阿速支达非天之语言；内部四族为系是格囊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蒙古人又分为两系，即森擦和拉擦”[1]等记载，能看到关于蒙古的语言和族系发展等一些基本情况。还有，“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1]这一句中表明，汉、吐蕃、蒙古三个是同一个父亲的三个儿子，即三兄弟。

《汉藏史集》的大蒙古王统之综述中，对蒙古王统的脉络，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比如，“大蒙古的王统，最先是天的儿子孛儿帖赤那，其儿子巴塔赤罕，依次为塔马察，察儿蔑儿干，阿兀站孛罗温勒，也客你敦，挦锁赤，扎出儿朵本蔑儿干，孛端察儿蒙合黑，合必赤，不合，蔑年海都汗，伯升豁儿多黑申，屯必乃汗，合不勒汗，把儿坛把阿秃儿，也速该把阿秃儿。以上为蒙古王统在蒙古地方传十九代”[1]，说明了蒙古王统在蒙古地方时期的相传情况。蒙元王朝在汉地的统治，有“成吉思汗本人在位23年，窝阔台在位6年，贵由皇帝在位6个月，蒙哥皇帝在位9年，薛禅皇帝忽必烈执掌国政35年，完泽笃皇帝在位13年，曲律皇帝在位5年，普颜笃皇帝在位9年，格坚皇帝在位3年，也孙铁木儿皇帝在位5年，阿速吉八皇帝在位40天，和世皇帝在位1年，扎牙笃皇帝在位5年，懿璘质班皇帝在位1个月，脱欢帖睦尔皇帝于土猴年(1368)弃都逃亡蒙古地方” 的记载。 1368年，由于元末农民起义，攻占了大元首都，大元最后一位皇帝脱欢铁睦尔弃大都北上。从此，大元王朝在中国汉地的统治结束。

三、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

(一)忽必烈执政以前的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

薛禅皇帝忽必烈即位之前，《汉藏史集》中，“上师一行在路上行走了三年，于马年(午年，公元1246年)达到凉州，此时汗王已去参加贵由汗即位的典礼。到阴火羊年(丁未，公元1247年)，施主与福田双方会见，上师成为汗王祭天的首席长老。萨迦班志达成为汗王的上师，在蒙古地方弘扬佛法，这是蒙古与萨迦派最早建立的关系。”[1]这一句中，1247年萨班与阔端汗王会见后，萨班成为汗王祭天的首席长老，也成为了汗王的上师。这一师徒关系，作者也称为是萨迦派与蒙古建立关系的开端。

“拖雷与其妃赛因额诃唆鲁禾帖尼之长子为蒙古汗(原注：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在位九年。第二子额沁哈丹(原注：与萨迦派结为施主与福田)。”[1]这一句说明在大蒙古汗国时，拖雷的第二子额沁哈丹跟萨迦派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当萨迦班志达伯侄到达凉州之后，蒙古薛禅王传令说：‘听说有殊胜的萨迦喇嘛到了凉州，他应该当我供养的上师。’萨迦班志达因年老未去，上师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一起，前去汉地，与住在六盘山的薛禅王忽必烈会见。薛禅王大喜，给了凉州一百名蒙古骑兵，留下了八思巴，结成施主与福田关系。”[1]这时，忽必烈还是个汗王，即薛禅汗王。听说萨迦派高僧在凉州后，传令邀请，并在会见后结为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是，萨迦派与忽必烈第一次结为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以上记述中，忽必烈即位之前，萨迦派主要与驻守凉州的汗王阔端和额沁哈丹、薛禅王忽必烈等三个蒙古上层之间结为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当时，他们三个都不是大蒙古汗国的最高权力者，而是蒙古皇帝的族人，其施政也并不能代替大蒙古汗国。因此，这一时期，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主要是在宗教上的上师与信徒、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而已。

(二)忽必烈执政时期的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及具体情况

1260年，忽必烈执政之时，萨迦派的主要人物为八思巴和恰那多吉，还有一些其他的昆氏人。“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3年，忽必烈封驸马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金印，令其回乌斯藏总管军民事务。1280年，恰那多吉的遗腹子达玛巴拉到达大都，受封为帝师。1284年，忽必烈任命贡噶宣努为第六任本钦兼宣慰使。同年，忽必烈任命益西仁钦为帝师。1291年，皇帝任命札巴俄色为帝师”[2]，看到了这时的萨迦派与薛禅皇帝忽必烈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深化，萨迦与大都之间的交往更加的密切。具体情况为如下：

派金字使臣，设立驿站。 “薛禅皇帝又下令说：汝等如能使朕听到强悍之吐蕃已纳入治下之赞颂即可。路上所需各种物品，俱由御库官员拨给。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依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使上师八思巴前往吐蕃之时，一路顺利。另一方面，你受任宣政院之职，如能详细了解吐蕃地方之趋势，对所掌握之大事及众人又利益，汝其前往。”[1]这一句中，皇帝说明了设立驿站的缘由和对派金字使臣答失蛮去吐蕃的好处。第一个缘由是皇帝要听到吐蕃已在他的治下；第二个缘由是上师八思巴的前往吐蕃之时道路顺利；第三个缘由是此项事务的副作用，让答失蛮有收获，继而能胜任宣政院使的职位。

“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由多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驿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十一个大站。”[1]答失蛮金子使臣按皇帝的旨意和吐蕃地方的情形，设立了27个驿站。并建议派去了一名能使其安之人管辖的大臣。“从而使吐蕃二十七个驿站保持安宁，使得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使吐蕃强悍百姓得享幸福”[2]，这一句就是设立其驿站的最实际的作用。

封官授位，昆氏治藏。 “朝见薛禅皇帝时后，薛禅皇帝封他(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金印，并为他设置了左右衙署，委派他治理整个吐蕃地区。在整个吐蕃和萨迦派中，他是最早得到王的封号和职位的人。”[1]上师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薛禅皇帝忽必烈受封为王，并委派到萨迦，治理吐蕃地区。但是，薛禅皇帝的这一计划，因为恰那多吉的早逝而泡汤，因而另想办法。

“上师八思巴时之，依薛禅皇帝的圣旨，赐给他(释迦桑布)三路军民万户的名号和印章，任命他为乌斯藏的本钦。”[1]这是白兰王恰那多吉早逝后，产生的新官位。释迦桑布成为蒙古与萨迦时期的第一位本钦。从而，本钦制度在吐蕃形成。“由上师八思巴举荐任命的有尚尊，秀波岗噶哇，绛仁三位；由薛禅皇帝下诏任命的有绛仁，赐给了六棱的宣慰使印章、玉印等。此后，本钦贡宣(贡噶宣努)和本钦宣旺(宣努旺秋)为相继担任本钦。”[1]除此之外，“大蒙古与萨迦派结为施主与上师的期间，历任本钦中，还有强多(强巴多吉)，阿迦仑” 等。以上几位是由上师八思巴的举荐和薛禅皇帝的下诏任命，而成为乌斯藏的本钦。在薛禅皇帝执掌期间，乌斯藏本钦出现了9位。

封国师帝师，尊奉萨迦派。 “1260年，忽必烈在上都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其国师。“其后，八思巴到了大都宫殿，为薛禅皇帝及其皇后、皇子传授了三续大灌顶，受封为帝师。薛禅皇帝向他奉献了乌斯藏十三万户及难以计数的为接受灌顶而奉献的供养。”[1]八思巴第一次给薛禅皇帝灌顶，从而给他封了帝师称谓，而且也给了很多的供养。“此后，上师八思巴又前往朝廷，向皇帝传授了三次灌顶，作为灌顶的供养，皇帝奉献了吐蕃三个却喀、废除了在汉地以人填河渠的制度，八思巴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回向功德。”[1]以上是，薛禅王忽必烈即位后，与上师八思巴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深化，给八思巴封为国师和帝师，除此之外，把乌斯藏十三万户、吐蕃却喀三均奉献给上师八思巴作供养。八思巴也在对皇帝的健康长寿和国泰民安，做更盛大的回向功德。

“仁钦坚赞精通显密教法经咒，担任薛禅皇帝供养的上师。当上师八思巴返回乌斯藏之后，他主持梅朵热哇的法座，在皇宫附近建立了僧伽，努力利益教法和终生。”[1]这位萨迦派高僧曾在八思巴返回吐蕃后当过薛禅皇帝的上师。

“达玛巴拉十三岁时，八思巴去世，达玛巴拉为八思巴举行了盛大的追荐仪式，未学完的学业由夏而巴益西森巴传授。达玛巴拉到了十四岁时到了朝廷，他虽然只受了沙弥戒，但继承了上师八思巴的法座。”[1]这位恰那多吉的遗腹子——达玛巴拉继承了上师八思巴的法座，并且成为了新的帝师。这也薛禅皇帝的第二位帝师和第三位上师。

派遣军队，制止叛乱。 “由于上师八思巴不喜欢贡噶桑布，薛禅皇帝下诏，派桑哥丞相率领十万蒙古军队，进军到达仓珑巴，攻下康马土城，然后包围甲若仓，于阳铁龙年(公元1280年)，将本钦贡噶桑布处死。” 因为，上师与本钦贡噶桑布的不合，而薛禅皇帝派兵丞相桑哥，率领十万蒙古军队去摆平了。可以看出薛禅皇帝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薛禅皇帝之次妃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汉藏交界处。亦曾前来乌斯藏，多次镇压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铁木儿不花之子为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乌斯藏。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斯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处以死刑。” 表明，在蒙古与萨迦派时期，吐蕃地区时常有发生叛乱之类的事件，因而在汉藏交界处的镇西武多次进藏，解决事端，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止贡林洛”事件。

忽必烈执政时期的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除以上的几个具体情况外，还有一些细致方面的表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结 语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藏文历史文献，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尤其对研究蒙元时期的历史，更能凸显出本著作的特点。本文以《汉藏史集》为中心，把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时间界定在忽必烈执政时期，将其执政35年间的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做了分类研究。忽必烈即位前与萨迦喇嘛和八思巴在凉州会面后尊为宗教上的师徒关系；即位后，继续维持与八思巴的施主与福田关系，并封其为大元帝师。

因为忽必烈即位前的宗教上的师徒关系，忽必烈即位后，萨迦派在政治上的优势凸显。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封为白兰王，管理乌斯藏事务，而后建立本钦和朗钦制度，进一步管理乌斯藏。为了减轻上师在萨迦和大都间的舟车劳顿、保持道路顺畅，更为了便于统治乌斯藏，派答失蛮在乌斯藏设立驿站。还在知悉上师八思巴与本钦释迦桑布不和的消息后，直接派兵惩罚本钦释迦桑布。

因此，薛禅皇帝忽必烈执政时期的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首先是从宗教上的师徒关系中产生，中间也是因为与上师在宗教上的师徒关系而更加深化，从而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多种形式的交往关系。政治上的交往加强，又保障了萨迦派与蒙古的关系。最终，维持这种宗教上的施主与福田关系和政治上的多种交往，促进了世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