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雲鑫

1929年，美国爆发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随即进入全面大萧条。1935年，为了解决日益加剧的知识分子(如历史学家、律师、教师或图书管理员等)失业问题，联邦政府开始推进“联邦作者项目”，以期为这一群体提供更合适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建筑项目中的蓝领工作。项目招募来自24个州的300多名知识分子，把他们派往美国各地、深入社区乡村，了解并记录20世纪初美国底层百姓的人生经历和所思所想。至1939年，因国防开支增加，联邦政府大规模削减拨款，项目逐渐停止。在项目进行期间，知识分子们搜集整理了约30万件原始档案，包括信件、备忘录、实地报告、说明、图表、论文初稿、口头证词、民间文学艺术和其他杂项材料。这些档案经过汇编和转录，形成了大约2900份正式文件，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后世学人研究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社会状况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记载。

就在这些宝贵资料中，有147份口述记录涉及中国。除了一带而过提及中国的文献之外，仍有一部分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性，真实而又细致地反映了当时底层美国社会看待中国和华人的态度。然而，学术界在研究“联邦作者项目”时，完全忽略了中国主题的存在，只是探究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曲折和保护美国民俗的成就等。具体可参见杰尔·曼乔恩(Jerre Mangione)的《梦想与新政：1939-1943年的联邦作者项目》(The Dream and the Deal: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5-1943, 1996)和伯特·范塔奇(Burt Feintuch)的《文化保护：民俗学家与公共部门》(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e: Folklorists and the Public Sector, 1988)。[1]

而关于美国中国形象的研究，虽然数量众多，仍然有着无法忽视的局限性。他们都聚焦具有很强表达能力、能够留下大量文字和作品记录的社会阶层。但这只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甚至更多的——美国人没有机会或者能力写下和创作能够反映自身观点的文字或作品，他们同样有着明确的中国观。现有成果显然忽略了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学术界目前所展示的，多是美国人缺乏理性的中国观。虽然这在很大程度毋容置疑，但在极端化的主流之下，是否还存在理性的、更加生活化的中国形象，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分析“联邦作者项目”中的这部分口述材料，不仅能够展现这批文献的价值，更能丰富我们对于美国人对中国形象的理解，披露美国人在极端社会条件下并不极端的中国观，有助于我们纠正学界在研究中国在美形象时的偏差。此处所谓的中国形象或中国观，并不单指美国社会对待中国国家的态度，而是包括了他们看待华人的心态。

一、肯定华工品质

华人移民始于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潮。当时，中国正在经历连年战争，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一传到中国南部，许多底层民众为了家人和生计，远渡重洋，加入到淘金大潮中。他们以男性为主，勤奋、耐劳，缺乏英语技能，不在乎较低的报酬。除了参与淘金，他们还进入其他行业，例如餐饮、洗衣，后来又加入到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之中。

“联邦作者项目”的受访者们谈及中国劳工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industrious”(勤勉的)和“honest”(可靠的)。他们愿意去做其他种族认为“肮脏”的工作，也愿意在白人抛弃的矿上耐心地淘洗碎金，即使所获微薄。受访者们也许没有亲眼目睹华人劳工的奋斗经历，却肯定有所耳闻，才在受访时频繁提及华人的这一品质。

相关例子在项目档案中较为常见。例如，来自俄勒冈州峡谷城(Canyon City, Oregon)的尼尔·尼文(Neil Niven)夫人，是一名普通教师。在讲述她所生活的格拉尼特(Granite)小镇上的职业和社会状况时，她提到在这里采矿的中国劳工。她说，华工“最多的时候有3000人，通常他们只能向白人买入分拣后准备弃置的矿渣或尾矿，但经过加工后仍然能够以此谋生，”这种“罕见的吃苦精神和商业化头脑”使她尤为惊讶。[2]同样来自峡谷城的家庭主妇福特(Ford)，持相同的看法。其父在“淘金潮”时期曾负责给金子过秤，她得以观察并接触中国劳工。她认为，中国人是最“踏实可靠、吃苦耐劳”的种族，即便只能“淘洗白人丢弃的碎石沙砾来获取金子”，也能“赚上一笔”。[3]由此可见，早期华工在工作上体现出的耐心勤勉与无惧辛劳，获得了部分美国普通民众的好感。其中的某些小聪明也无损这一印象。另外，尼尔·尼文还对中国劳工恶劣的居住条件表示震惊：“十五将近二十人吃睡都在一间小屋子里，拥挤与异味令人窒息。[2]”无疑，华工们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是无法想象的。纵然如此，他们还是一路忍耐，努力工作。尼尔·尼文的震惊不仅显示出她同情华工遭遇，更是欣赏他们身处逆境时的坚韧品格。

除了认可中国人的工作态度和谋生之道，普通民众也在相处之中认识到华人的友善和真诚。俄勒冈州的维希(Veazie)是一名律师，同时精通本州历史，熟知华人在这一地区的生活轨迹。在“早期华人回忆录”中，他一方面同情在白人监工手下受到残酷对待的“中国苦力”(Chinese coolies)，另一方面也提及家庭生活中，白人与华人劳工之间和睦相处的场景。许多白人家庭都有华人佣人，他们“总是很守规矩、忠诚可靠、勤劳能干，而且十分喜欢小孩子”，因此与雇主的关系都很融洽。[4]同在俄勒冈的玛丽·艾格尼丝·凯莉(Mary Agnes Kelly)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有着类似的感受。她表示，“我清楚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华人清洁工和园艺工对我们几个小孩都特别友好，经常给我们捎带礼物，做事十分勤快”。[5]

可见，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华工身上吃苦耐劳和真诚友善的特质都在美国底层民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虽然身处大萧条，他们没有把对于现实的不满迁怒于中国人，而是依旧客观平和地看待他们。这种肯定的评价平衡了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对于中国劳工的负面印象。

二、感恩在华遭遇

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深入，许多美国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中主要有船员、旅行者、传教士和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联邦作者项目”的受访者。从其口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美国人与当地中国人相处较为融洽，久居者还对自己在华的生活待遇十分满意。

很多人忆起他们在中国的惬意生活和受到的尊重。来自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的亚历克斯·塞缪尔斯(Alex Samuels)是一位中学教师，曾在1920年左右来亚洲旅行。在回忆旅程见闻时，他尤其谈及在华传教士轻松富足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与居于东南亚或是日本的美国传教士相比，在华传教士更受人尊重，“他们几乎都在学校任教”，工作非常轻松。其中一个传教士还告诉他，自己“想要两个以上孩子，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补贴……”如此富足的生活令塞缪尔斯十分羡慕。[6]南卡罗来纳州的凯特(Kate)也是一名传教士，在二战初期完成了护理专业学习。此后，她以医学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在访谈中，她的妹妹卡丽·B·R·邓拉普(Carrie B. R. Dunlap)讲述了姐姐在中国的经历。据称，凯特先是在南京学习中文，之后去了一家教会医院实习，然后进入一所“中国护士培训学校”，为中国年轻女性讲授救助与护理技能。后来，凯特成为一名战地医护人员，虽然战火纷飞，但她“从不畏惧危险，因为她知道自己一直都被周围的战士保护着，她知道所在之处的中国人是爱她的，遭遇任何危险大家都会不顾一切挺身相助。[7]”可以看到，身处危机四伏的战争前线，凯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表现笃定，因为她相信中国军民的能力和友善。

另外一些受访者则强调中国物品和生活的吸引力。马萨诸塞州的亨利·惠勒(Henry Wheeler)在采访中发现，四处游历的水手最初通常不愿前往中国，因为他们总是习惯性以为，“中国没什么好的”。但当船即将靠岸，他们的态度又发生逆转，深深被中国的“美景、美酒、美女和音乐”所吸引，流连忘返。[8]来自俄勒冈州马里昂县(Marion County, Oregon)的弗朗西丝·康奈尔夫人(Mrs. Frances Cornell)是医院护工。她在回忆威拉梅特谷(Willamette Valley)的早期生活时，谈及当地水手出海到中国开展贸易的情形。她说，“他们载着一船的檀香木、鱼翅、珍珠母前往中国，与孔子的信徒们交易换取南京棉布、丝绸、茶叶和古董，再载着一船价值10万美元的货物安全回到纽约，好让船主们高兴。[9]”

上述材料表明，很多来华美国人在接受联邦作者采访时，对于中国充满好感。他们感激在华待遇，不论是生活无忧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同时，中国的美丽富饶也令不同时期来华的美国民众惊叹。这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排华以来美国社会对于中国以及华人的偏见和误解。

三、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元素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好奇和兴趣由来已久。早在殖民时期，人们就通过欧洲传来的书籍、中国商品以及中国植物，开始慢慢了解中国，一个乌托邦式的、极具异域特色的中国形象就这样在美国人心中勾勒显现。随着时代变迁，两国交往不断加深，力量对比也发生变化，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恶化。然而，中国元素却早已存在于受访者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这147份口述材料中，超过90%的受访者直接或间接地表示，他们喜爱中国商品。例如，他们称呼中国瓷器“易碎又华丽”(the fragile richness of the china),认为它们堪称“中国的珍宝”(treasures of China)。[10]受访者主要提及的商品包括：中国家具、画作、茶叶、丝绸和瓷器。这些物品已经成为美国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南卡罗来纳州的珍妮·史密斯(Janie Smith)在与姐妹聚会的时候，经常一边聊天，一边“端着精致的瓷杯，小口喝着清香四溢的中国茶”，度过整个下午。[11]中国琴棋书画也进入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佛罗里达州的希尔兹夫人(Mrs. Shields)就爱好“画中国画”。[12]很多采访记录则提到，不少人会在闲暇时与家人朋友“下几盘中国跳棋”。[13]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受访者还谈及中医中药在美国底层社会的应用。黑人萨格瓦(Sagwa)是纽约哈莱姆(Harlem)小有名气的“巫医”(conjure man)，他擅长利用中草药给人治病。访谈中，他多次强调中草药不仅疗效好，而且价格比西药低很多，自己在家也能治病。[14]出生于古巴哈瓦那、后定居美国佛罗里达的佩德罗·巴里奥斯先生(Mr. Pedro Barrios)也对中医赞不绝口。他在采访中提到一句源于古巴的谚语——“Ni el medico chino”，意思是没有中国医生医治不好的疾病，这句话在佛罗里达州伊波市(Ybor City)流传甚广。[15]很明显，中医学在美国社会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和传播。

瓷器、画作、中草药不仅是美国人前来中国时能够体验的中国文化，即便在美国，它们也广受喜爱，成为中国形象的载体。而从这些中国元素中，“联邦作者项目”的受访者们认识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具有神秘力量的遥远国度。这种印象与本文阐述的其他方面一道，构成了美国排斥华人背景之下的正面中国形象。

结 语

诚然，中国的负面形象也在“联邦作者项目”中有所体现，例如，有受访者声称，中国人是“异教徒”“举止粗鲁”“嗜毒麻木”。[4][7]然而，这类情形并不多见。在更多的受访者眼里，华人是勤劳善良的，而中国则是一个富饶且极具异域色彩的国度。放在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美国排华的语境中，这种正面态度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一方面证明，中美交往无论如何跌宕起伏，希望正视中国及其民众优点的美国声音总是存在的。另一方面，“联邦作者项目”开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受访者建构的正面中国形象将随着中美战时结盟上升为美国社会看待中国的主流态度。因此，研究这一项目所体现的中国形象，既可以丰富人们关于美国中国观的认识，又让人们看到了美国中国形象的复杂历史演变，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