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华

（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有利于第三世界。西方国家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既得成果，维护“长期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另一方面，采用原有的赤裸裸的政治殖民又难以为继，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把前殖民地国家作为自身繁荣发展的物质支撑，所以改而继续在文化领域保持殖民攻势，从政治殖民转向文化殖民，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从思想文化上控制后殖民国家。

文化殖民这一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行动逻辑归根结底是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逻辑支配的，西方的政治殖民始终伴随着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早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就已存在，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尤为看重。文化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是帝国主义逻辑在文化领域的呈现。西方国家推行把西方中心主义等理念嵌入非西方国家的文化结构之中，瓦解后殖民国家的本土学术研究，戕害其本土学术思想，瓦解其文化身份。

一、历史书写权争夺的由来

在旧有的殖民体系中，后殖民国家被置于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就的不平等的权力支配体系之中，处处受制于宗主国。殖民主义将权力领域的斗争转引到了知识领域，将经济和政治干预发展到了文化干预，在“压迫性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外建立了非对称的话语压制系统，建构了“帝国主义认识论暴力”及“支配性的东方主义话语图景”，发展出与理性相关联的“连续性的历史进步论和总体化叙事”。“白人神话”遮蔽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苦难史、屈辱史与抗争史。“斯皮瓦克告诉我们，殖民话语分析表明：历史不只是简单无味的事实生产，而是一种‘知识暴力’的过程，一种对于客体的特定表现的有趣建构。这种建构，可能像东方主义一样，在表现之外完全没有事实根据。”[1](P224)就此而言，殖民者在历史书写方面充当了殖民地国家的代言人。这种扩张既符合扩张范围逐步扩大的自然本性，更凸显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为了确保其能够始终增值，夯筑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知识系统、话语系统等）的坚强堡垒，在殖民地国家的文化领域野蛮生长出帝国主义霸权之果。“《东方主义》分析迫使我们承认，所有的知识，即使在其非常正式或‘客观’的结构中，都可能被污染了。”[1](P182)有关东方主义的理论知识成为帝国主义殖民行径的辩护工具。

后殖民国家在取得政权独立以后，却依然面临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而一旦文化殖民成为主要的殖民方式，则意味着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的转换。“殖民主义的阐释方式”由传统的赤裸裸的暴力血腥转变成潜移默化的文化殖民，其貌似要确立文化领域宗主国的主导地位，实质是要维持旧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西方国家不但要从经济上整合世界，促进经济的全球化，推动全球商品的互通有无，而且要通过全方位的精神文化渗透机制同化和整合世界，人为地建构出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支配∕从属、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等关系范畴的文化秩序，并使前者对后者形成支配性的文化结构关系。“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旨在反对‘西方’与‘东方’的等级制的二元论，那么其他的二元论却不停地从他的文本中产生出来：例如，作为表现或真实的东方主义，或作为想象或叙述的东方主义，或在萨义德本人的方法论中，通过众多不同形式重复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1](P200)

后殖民国家虽然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但是在经济发展上依然不尽如人意，也未能建立起与西方相抗衡的话语系统。“现在，全世界的运作主要都是在西方所发展、控制的经济系统之下。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而言，西方此一经济上的持续宰制赋予这段历史持续衍生的意义。政治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经济解放——而没有经济的解放就不会有政治的解放。”[2](P6)而后殖民国家如果没有获得以历史书写权为特征的话语解放，则势必使得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解放变得不够彻底。“后殖民主义的操作是透过时间的面向（或者说历史的面向），以及空间的面向（地理的空间和文化观念重整的他者的第三空间），也就是以长期纠结在高压的权力关系下所建立的知识形式来重整世界秩序。后殖民主义为各种新的活动定名，籍此，从属国家的新历史、新认同、新地理、新的世界概念——跨国家的，而不是西方的——渐渐形成、展演，并且透过这一切重新调整现在的权力和资源不均衡，寻求更公平正义的社会”[2](P67)西方国家发达的政治和经济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策略提供了强大的实力支撑，发达的媒介工业更强化了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使其牢牢掌控全球历史书写的话语权。

二、后殖民国家对历史书写主动权的争夺要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后殖民国家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立。“文化往往是反殖民和后殖民理论最核心的关切点，反殖民理论强调文化议题其实也是因为反殖民主义有某些未竟事宜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反殖民运动的成功并没有完全重新建立去殖民国家相等价值的文化。为达到这一点，斗争必需直捣那些帝国列强的核心地带，因为它们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仍旧保有宰制的地位。唯有这样才能击溃某些西方的意识形态，用非西方所发展的价值和知识对抗它们。”[2](P66)在后殖民国家的历史书写方面，存在着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与体现民族主义的文化自主权的博弈。“萨义德有关于知识话语条件的最有意义的观点是，东方主义‘不但创造了知识，而且创造了他们所描绘的现实’。与此同时，他最为重要的政治论述是，作为一个有关东方的知识系统，东方主义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能看到，它预先为殖民主义辩护，同时又促进它的成功运作。”[1](P185)后殖民国家依然要与文化殖民作斗争，要树立自我正名式的文化自信，确保历史书写中的主体在场，首先就要在本国政治权力的许可框架下，把控历史书写的话语权，在历史书写方面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谱系传统。这是以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一致共识。“如果非欧洲化的过程自19 世纪就开始了，那么20世纪非殖民化带来了对于西方文化的更加激进的修正。”[1](P245)批判后殖民主义精心构建的文化帝国主义，以非主流文化置换东方主义这一主流文化，成为后殖民国家突破历史书写困境、重获历史书写话语权的重要出路。显然，后殖民研究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后殖民研究让这股力量有学术研究的焦点，凸显出它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在一个和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中所描述者相反的行动中，西方学术机构所掌握的权力被用来对抗西方。这是第一次，在西方学术界，后殖民的主体变成了知识的主体而非客体。这也是第一次，三大洲的知识、文化和政治实践在机制上，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争取到多少算是平等的地位。”[2](P64-65)如果把后殖民主义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洞察到后殖民主义所具有的解构特质，即从边缘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话语。后殖民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视域融合，一方面强化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质，另一方面也为自身进行批判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依赖。“后殖民主义采用三大洲理论的观点，这些理论分析‘后殖民情境’的物质和认知状况，并且对抗帝国主义系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化明为暗，但持续存在的宰制。”[2](P60)后殖民理论家试图通过一种变幻莫测的蒙太奇手法来扭转乾坤，对体现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文本进行“殖民话语分析”，并通过话语混杂、“模拟人”、“杂交”等实现对帝国文本的“书写差异”，开创出从外围解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的颠覆模式，颠覆潜隐于帝国文本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后殖民理论家进行了斗争中心的转移，其所呈现出的话语景观完全迥异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

后殖民理论是在批判东方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理论对东方主义理论的剖析，有利于透过文化殖民的知识考古学，考察文化殖民语境下的知识生产状况，展示文化殖民的知识谱系；对殖民知识的解构有利于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关系，从而自觉地防范“压迫阶级排斥性地控制知识形式”。后殖民理论研究使得后殖民国家认识到，在政治独立后还要继续地反对文化殖民。但后殖民理论对文化殖民的批判主要停留在文化领域、驻留在文化逻辑，缺乏政治-经济的逻辑。然而遗憾的是，后殖民主义虽然对文化殖民的批判有利于消解前殖民主体的话语霸权，对“文化帝国主义”中的趋同论策略的驳斥有利于捍卫民族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但由于脱离具体的历史实践，其提倡的反文化殖民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在文化博弈中的媾和能力。“‘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P154)实际上，西方国家与后殖民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结构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后殖民国家的历史书写处在西方国家的权力操纵之下。后殖民国家的这种文化边缘地位是由其经济和政治状况决定的。后殖民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只是为其提供了自我书写历史的机会，不改变不平等的国际格局，就不可能改变东西方之间的话语势差。故而，后殖民国家要想从根本上争夺文化自主权，形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的颠覆性态势，就必须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来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推动国际政治多元化的发展，从而为民族叙事的话语合法性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后殖民国家对历史书写主动权的争夺要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殖民话语体现出“自我”对“他者”的压制。“殖民话语并不仅仅是表现他者，毋宁说它同时在设计和否定其差异，一种按照拜物教的无法协调的逻辑所制造出来的矛盾结构。”[1](P203)知识与权力的合谋扭曲了真的表现形式，即殖民时期的历史书写受到权力的污染。要想维持“自我”对“他者”的压制，殖民话语的生产机制就需要持续不断地运行下去，“重新生产帝国主义设想”。在日积月累的殖民话语生产情境下，“他者”被覆盖上层层遮蔽物而日益成为陌生的存在。“自我”对“他者”甚至实行“排除或灭绝的逻辑”，也即萨义德所谓的“占有性的排他主义”。“自我”对“他者”的压制源于“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认识论上容易产生本质主义的认同趋向，在写作风格上容易产生理性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在政治上容易产生自大自狂自封的思想，在权力行使上容易滋生极权主义。“在东方社会，一些人出于对殖民历史的警惕，惯于对抗性思维；另一些人则只注意到西方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惯于趋同性思维，把西方的价值作为普适性标准。这两种态度实际上都潜在地接受了二元思维，只不过前者把东西方看做同一空间中的对立面，后者把东西方看做同一时间序列中的先后阶段。”[4](P143)罗伯特·扬认为，西方/非西方的话语分析范式过于简化。“这样的简化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叙述中尤其明显，有时似乎就是认定所有的欧洲人事实上就是帝国主义者，而所有的非欧洲人都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2](P9)这在遮蔽非西方国家阶级状况的复杂性时，也将西方国家的人民与“帝国阶级”混为一谈，更导致殖民地国家无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手。这种双重遮蔽既不利于殖民地国家进行反殖民化斗争，也不利于团结西方帝国内部的进步力量。“殖民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东西方的关系，现在批判殖民主义，就必须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多维度地、动态地看待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4](P123-124)后殖民国家无形中延续了殖民斗争时期的这种思维方式。

事实上，“自我”与“他者”互为镜像。“自我”确定了“他者”的空间位置，同时“他者”成为“自我”定位的坐标。“众所周知，对于‘主体问题’的关注，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类主体不是单一本质，而是冲突精神和政治经济的产物。处理这种困难的一个方法，是通过不同语法位置的模式重新定义自我，这不得不诉诸语言，不允许人道主义所假定的‘我’的中心性和单一性。”[1](P178-179)“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不平等、不平衡的结构，所谓的“他者”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预设。即使是“他者”不是“自我”的“他者”，“他者”就是“他者”，“他者”是有别于“自我”的异质性存在。

后殖民国家开显出独立的话语空间是其文化解殖民策略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哈贝马斯提倡的是包容他者的对话，那么，列维纳斯提倡的则是面向他者的对话。“对话，面对面的对话，保持着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一种通过言说的分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打破任何整体性，包括历史……因为当历史学家将个别的存在和时刻吸收进普遍的历史秩序的时候（这种时间秩序据说‘勾勒了与自然相类的存在自身的演进’），‘整体化只有在历史之中才能完成’。”[1](P20-21)西方文化自我标榜为理性文化。照此逻辑，后殖民国家要重构历史，意味着要突破理性主义的藩篱，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媾和。但如果后殖民国家以一种非理性的躁狂来颠覆西方的霸权文化，那就是陷入了西方的文化陷阱。“在任何将他者转换成自我的企图中，反帝国主义思想事实上与帝国主义工程达成了协议，将‘绝对的他者折射进了巩固帝国主义自身的驯服的他者’。”[1](P233)故而，即使反帝国主义思想也要拒绝“自我”对“他者”的压制性和同一性思维。“对于巴巴来说，模仿自身变成了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一种产生效应的表现形式，一种滑向他者的同一性，但它仍然与任何‘他者’无关。”[1](P209)

四、后殖民国家对历史书写主动权的争夺要超越解构主义的斗争策略

在西方国家文化殖民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文化去殖民化”的努力。“卡布拉尔认为，对被殖民者而言，心理的重建和对自己文化的肯定，这两者不是互不相干的不同活动，而是和民族解放这个大格局的斗争相辅相成的过程，互为因果。”[2](P294)但后殖民国家的“文化去殖民化”的努力效果却受制于对西方国家存有的依附性关联。彻底斩断这种依附性关联就目前而言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使得后殖民主义者普遍犯了政治冷漠的通病，也使得后殖民国家的斗争形式发展转变，即从实体性斗争向符号化斗争转变，推崇解构主义的斗争策略。“解构本身是一种文化与知识去殖民化的形式，就是要把理性方法从真理区分出来的两面手法式意图揭露出来。”[2](P429)解构主义一跃成为后殖民国家进行解殖民的重要理论工具，以及争夺历史书写权的重要理论基础。解构主义致力于梳正后殖民国家的话语逻辑。“解构主义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观点，不仅仅是对于一般知识基础的批判，而且是对于西方知识基础的特别批判。将知识等同于‘所谓的西方思想，西方的疆域虽在缩小，思想的范围却在扩大’，这正是德里达所质疑的西方特定假设，而且这正是德里达不断强调这是西方知识的理由；同样，福柯也强调他所讨论的只是‘西方认识论’。”[1](P25)罗伯特·扬深知暴力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危险，故而另辟蹊径。“如果以我们现在称之为解构的模式来进行，并挑战游戏规则，难道不会更好吗——玩另一种游戏规则来搞乱殖民政权所建立的权力结构？最为聪明并且有效的步骤也许是采取不同的规则，以智取胜殖民者，以不同的方式玩殖民者的游戏来搞乱他们。”[1](P353)通过拆解殖民话语的方式破除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似乎走不通。正如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的斗争结果遭到质疑一样，罗伯特·扬的斗争方式同样并不会撼动西方的文化霸权。

对殖民知识的解构有利于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关系。“但这些‘学术书写’对于试图通过‘西方学术反思’真正重新建构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超越‘非西方’或者所有‘地方’知识体系的‘新范式’来说，仍然是举步维艰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文化表述’与‘历史撰写’的碎片化趋向也许是通向‘新范式’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5]文化之间的抗争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后殖民学者抗争的理想形式。“后殖民主义的显著特征在于从文化角度解读殖民现象，希望通过文本批判的方式消解西方的文化霸权，因而强调话语和语言的作用。”[4](P143-144)

历史叙述依赖于一定的话语系统。后殖民理论家主张通过话语的含混性来消解历史的统一性，以便为历史叙述打开无限的异质性空间。后殖民国家幻想通过演练来重构民族话语，逐步掌握历史书写权，通过话语位移实现地位位移。“我们知道，萨义德最终拒绝了福柯，因为福柯的分析没有提供反抗策略。不过，萨义德恢复个体范畴的效果，仅仅在于寻找这样一种个体批评家意识形式的抵抗，这一点很难说有什么大的进步。”[1](P205)后殖民知识分子借助于“想象和表达”来对抗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使得抗争仅仅局限在话语操作技巧和策略上，在此基础上制造出的不同文化的混杂状态。“模仿”、“杂交性”等理论范畴广为流传。“模仿”和“杂交化”被视为抵抗殖民话语的有效形式，因为它们能消解殖民话语的确定性。“模仿——如果不是完全颠覆的话——破坏了被表现的身份及权力关系，确定性开始动摇了。”[1](P208)“对于巴巴来说，模仿自身变成了一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一种产生效应的表现形式，一种滑向他者的同一性，但它仍然与任何‘他者’无关。”[1](P209)“模仿”终究不能达到置换的效果。斯皮瓦克试图通过模糊真理与虚构的合理界分，达到与殖民者历史书写相向而行的反历史叙述的目的。“与描绘了认同与否定过程的矛盾性相比，模仿意味着一种殖民者控制上的更大损失，一种由模仿统治行为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反控制过程所带来的更大损失，其结果是殖民者与被殖民的身份奇特地互相遮蔽。”[1](P209)霍米·巴巴揭示出殖民权威的矛盾性。霍米·巴巴认为，无论是模仿，还是“杂交化”，都是对殖民权威的破坏。“一方面，巴巴认为可以利用殖民话语的矛盾性，进一步破坏其权威；另一方面，这里似乎同样又暗示，这种滑动并不常常发生于殖民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而是由批评家所带来的。换句话来说，巴巴主动运用心理分析，因为它可以成就巴巴在殖民权威运作过程中的矛盾阅读。”[1](P219)后殖民理论家的斗争策略从阶级斗争退回到话语斗争，显然不能从根本上撼动寓于历史书写之中的西方霸权，更奢谈对不平等的历史书写权的矫正。后殖民理论家把承担“后殖民主义的政治主体”这一斗争重任寄托在庶民、流浪者等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之上，认为庶民对殖民主体的逆反首先表现在颠覆主导性的知识结构。斯皮瓦克注重“边缘位置的颠覆潜力”，寄希望于庶民取得与殖民主体等量齐观的地位。“庶民历史学家不仅寻找这种反叛的历史情境，而且他或她与这些庶民结盟，以此作为‘给霸权历史编纂学带来危机’的策略——这也是对于斯皮瓦克自己工作的策略方向的一个很恰当的描述。”[1](P226)斯皮瓦克虽然认识到西方列强与后殖民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主张通过文本解构来对抗资本的统治逻辑，但斯皮瓦克却刻意回避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转向温和的文本解构。后殖民理论的这些主张进一步削弱了其革命色彩。作为承担着批判资本主义职责的后殖民理论家，却在进行着调和阶级矛盾的尝试性引导，其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一般。

后殖民书写主张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开展国际性政治对话，使“他者”话语从边缘话语一跃成为主流话语，唤询后民族伦理，使后殖民国家从压迫文化模式中解放出来，以期塑造独立自主的民族叙事的秉性。“这种去脉络、非语境化的强调‘差异’‘混杂’的后殖民话语抽空了具体的历史内涵，忽略了经济、阶级和权力支配等建构性维度，而成为漂移于历史结构之上的话语飞地，除了可以充当第三世界中上层阶级的跨国‘自由’旅行的幻象式的文化表征之外，甚至可能在不及物的能指漂移中，沦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一波话语商品。”[6]在西方国家的话语强势背景下，后殖民国家只能籍由西方国家的话语系统构建与表征自身。但殊不知，对强者话语系统的挪用只会加剧话语权的旁落，使得后殖民国家发挥的仅是受限的能动性，同时也使得后殖民国家的文化叙事沦落为虚假的文化想象物。这种可以预见的悲剧性结局萌芽于其错误的始发性前提。“事实上，所谓的文化‘混杂’，往往是西方国家实施霸权主义的一项重要策略，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非西方社会的渗透。单凭文化的‘混杂’无法消除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甚至还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使它进一步普遍化。”[4](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