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翔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37002）

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相如的文学地位主要由其赋作奠定。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可知，司马相如至少有赋29 篇，今存《美人赋》《子虚赋》《上林赋》《哀秦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6 篇。此外，由史书记载可知，《谏猎书》《报卓文君书》《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为司马相如的文作。但除此之外，《汉书》和《乐府诗集》中所收的汉代《郊祀歌》，在文献的记载中表现出与司马相如有若干联系，那么司马相如究竟与《郊祀歌》有何关联？是否参与了《郊祀歌》的创作？就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司马相如的研究以其人其赋为主，对《郊祀歌》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司马相如参与过《郊祀歌》的创作，其诗人身份是赋与文之外的又一特征，司马相如的诗体创作以《郊祀歌》为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著。

一、汉《郊祀歌》作者考

汉《郊祀歌》共19 章，最早被收录于《汉书·礼乐志》，宋人郭茂倩将其编入《乐府诗集·郊庙歌辞》，是西汉武帝时期以郊庙祭祀为目的所作的一组乐歌。《郊祀歌》想象丰富、气势恢宏，艺术水准较高，是汉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往学者研究《郊祀歌》，在考证《郊祀歌》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上有所分歧。但不可忽略的是，对《郊祀歌》作者的讨论，皆涉及到司马相如。就当下看，学界关于《郊祀歌》的作者有三种看法：观点一认为《郊祀歌》绝大多数是司马相如所作；观点二认为《郊祀歌》的作者非司马相如而是另有其人；观点三认为司马相如参与了《郊祀歌》的创作。以下就此三个观点进行分析，对《郊祀歌》的作者作一分析考论。

就观点一而言，其文献来源主要是《汉书》。作为继《史记》之后地位重要的一部史书，《汉书》的记载自然不能忽视。《汉书》中关于《郊祀歌》作者相关的资料有以下几条。

《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P1045)

《汉书·佞幸传》云：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1](P3725)

这些材料言及西汉时期，由于武帝“方兴天地诸祠”“定郊祀之礼”，故令人作诗赋。就以上材料的共同点来讲，汉武帝下令作诗赋，作者都包含有司马相如，但若以此认为司马相如为《郊祀歌》的主要创作者，却不可信。因为上述材料明言造诗赋者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故以《郊祀歌》共19 首视之，司马相如不会是《郊祀歌》的主要创作者。

观点二的代表性文章是吴朝义的《郊祀歌的作者非司马相如辨》[2]。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郊祀制度、司马相如生卒年等角度入手，认为西汉开始行郊祀礼、作郊祀歌之时，司马相如已经离世，故司马相如不可能是《郊祀歌》的作者。此外，作者引用清人观点认为《郊祀歌》的作者为汉武帝本人。就汉武帝与《郊祀歌》之间的关系，《史记》中有相关记载。《史记·乐书》云：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3](P1400)

另，《史记·佞幸列传》载：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3](P3881)

《佞幸列传》言“欲造乐诗”、《乐书》说汉武帝“作十九章”。以此材料看，李延年“序声”的19 章与汉武帝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会是汉武帝。但《史记》说汉武帝欲造乐诗，并未有记载乐诗皆为汉武帝作，而今上“作十九篇”，也可能是对数十人所作诗文的删选与集合。由于没有确切文献记载《郊祀歌》中哪些篇目是汉武帝所作，故将汉武帝定为《郊祀歌》的作者这一观点也值得商榷。此外，《史记》于司马迁之后便遭删削，三国张晏认为《史记》残缺十篇，《乐书》正是其中之一，故今传之《乐书》言武帝作19 章，当不可信。

观点三认为司马相如参与了《郊祀歌》的创作。从上述引文及分析看，这一观点最为合理。除去《汉书》中记载汉武帝兴郊祀之礼，令司马相如等人作诗赋之外，《文心雕龙·乐府》中说：“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4](P67)也是对此事的记载，说明司马相如不仅制作了汉代乐府，而且是以骚体制歌。李程在文章《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中用此观点对《郊祀歌》进行考论，认为《朝陇首》和《天马》可能为司马相如所作。《乐府诗集·郊庙歌辞》中说：“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5](P1)明言《郊祀歌》为武帝下诏命司马相如等人所作。此外，《诗源辨体》也说：“汉之《房中》《郊祀》，乃相如之徒所为。”[6](P55)郑文先生在《汉诗研究》中认为司马相如作《郊祀歌》四首，即《帝临》《练时日》《赤蛟》《朝陇首》[7](P34)。李昊的文章《司马相如作品考辨》从内容及音韵的角度认为“《郊祀歌》之《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天地》《五神》八章，为相如所作的可能性比较大。”[8]

分析以上各种说法可知，《郊祀歌》为司马相如所作有失偏颇，言司马相如没有创作《郊祀歌》于史无证，故司马相如参与汉《郊祀歌》的创作这一说法较为中肯。所以说无论如何，在汉代《郊祀歌》的创作中，司马相如功勋卓著，体现出他的诗歌创作才能，这也是司马相如诗人身份的显现。以下就司马相如的创作风格以及其传世作品中的诗歌进行分析，进一步对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进行考定。

二、传世司马相如作品中的诗体元素

《玉台新咏》言司马相如有《琴歌》二首，可见司马相如有诗歌作品当非虚言。由《史》《汉》二书的记载可知，司马相如与汉《郊祀歌》的创作紧密相关，笔者从存世司马相如作品的写作风格入手，来搜寻与《郊祀歌》中司马相如诗歌创作风格相似的因素，以期对司马相如参与《郊祀歌》创作和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进行再证。

首先，在司马相如的存世作品中，以四字句和方位词进行写作的现象普遍。四字句的写法是对先秦《诗经》写作的继承，方位词的写作则是司马相如作品的重要风格。在其文《喻巴蜀檄》中有记载如下：

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供职。[3](P3690)

此段写汉朝君威，使用“东西南北中”等方位词布局文段结构，表现力极强。查司马相如其他作品可知，使用方位词进行写作是其惯用的手法。如《子虚赋》说：“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东则有蕙圃，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西则有涌泉清池，其北则有阴林。”[9](P121)“齐东陼钜海，南有琅邪，邪以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9](P135)《上林赋》言：“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东西南北，驰骛往来。”[9](P142)“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9](P149)“青龙蚴蟉于东厢，象舆婉僤于西清；灵圄燕于闲馆，偓佺之伦暴于南荣。”[9](P150)《哀二世赋》云：“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9](P169)《大人赋》载：“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9](P175)由此可见司马相如利用方位布局进行写作的娴熟。而《郊祀歌》中，除《练时日》中说“延四方”之外，《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诗，其本身就是一组利用五方布局进行创作的诗歌，具有系统性。司马相如之赋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而《郊祀歌》五首的写作与结构分篇亦非一般诗人可作。这种对方位的熟练把握，与司马相如的写作技巧如出一辙。这种以四言为主的诗歌创作模式，也与司马相如时代的现状相吻合。

其次，分析上文《郊祀歌》为武帝所作的说法，笔者认为这与司马相如“代天子言”的手法有关。司马相如写《封禅文》，其末记载如下：

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自我填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3](P3718)

就上引内容看，《封禅文》为司马相如所作，故其中之颂诗，亦为司马相如无疑，不可能因其中写天子作颂之事，就认定此颂为天子所作。言天子作，仅为一种写作手法。反观司马相如其他作品，亦有所见。如《美人赋》中的“王曰”，《上林赋》中的天子命有司曰：“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9](P163)这也是司马相如所写之语，并非天子之言。以此观之，补入《史记》中的《乐书》言武帝作《郊祀歌》，更不可信。《郊祀歌》应是由武帝下令，司马相如等文人进行的创作。

再次，就个人思想看，《郊祀歌》反映的思想与司马相如推崇祭祀的思想具有一致性。观司马相如生平可知，其于去世前仍留有《封禅文》以求天子进行祭祀，更以历代君王进行封禅邦国方得以昌盛为由，来建议武帝封禅。故而武帝令司马相如作《郊祀歌》，司马相如自然不会推辞，且《郊祀歌》内容本身就含有扩大祭祀之意。如《朱明》言“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5](P3)《天地》言“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繍周张，承神至尊。”[5](P4)这种扩大祭祀的思想以及对待神灵的恭敬态度，与司马相如《封禅文》中的思想一致。

最后，通过文献记载以及司马相如作品中的内容可知，司马相如完全有能力创作《郊祀歌》，这也是司马相如诗人身份的体现。其一，汉武帝读《子虚赋》后言“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3](P3640)陈皇后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9](P180)，《汉书》记载武帝令司马相如等作《郊祀歌》，皆表明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水准为时人所认可。其二，观司马相如作品可知，他于诗乐通达，修养非常。《上林赋》言：“建翠华之旗，树灵鼋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合群雅；悲《伐檀》，乐乐胥。”[9](P160-174)这种对《诗经》以及乐舞的信手拈来，表明司马相如超高的文学造诣。另外，除前文所引《封禅文》之末尾司马相如借天子言作颂诗一首之外，其《报卓文君书》亦类似诗歌，其文曰：“五味虽甘，宁先稻黍。五色有烂，而不掩韦布。惟此绿衣，将执子之釜。锦水有鸳，汉宫有木。诵子嘉吟，而回予故步。”[10]而《美人赋》中司马相如借女子之口所作之歌：“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有美人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敢托身兮长自私”[9](P113)，更是汉初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对司马相如存世作品与《郊祀歌》所进行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郊祀歌》为司马相如等人所作无疑。言武帝作《郊祀歌》，不可信。史书所载武帝令司马相如作《郊祀歌》，既显示出汉武帝对司马相如诗歌创作能力的认同，又说明在当时司马相如的诗歌创作水准是一流的。《郊祀歌》作为司马相如的诗作，体现出司马相如在汉诗的创作与形成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这也说明，司马相如不仅是汉代的赋作、文作名家，亦是诗作名家。

三、司马相如的诗人身份及《郊祀歌》的独特地位

汉《郊祀歌》在《乐府诗集》中分属于《郊庙歌辞》，表明其为祭祀所用。在中国古代，郊祀制度在国家祭祀体系中地位重要。《春秋繁露·郊事对》言：“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11](P414)说明郊祀礼是诸礼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之时需有诗歌相配，这种现象在《诗经》中即有体现，而司马相如对《郊祀歌》的创作，体现出仪式制度下对《诗经》传统的继承。同时，《郊祀歌》对汉代文学体裁的拓宽以及汉后诗歌的创作有推进作用。可以说，司马相如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处于节点，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郊祀歌》与先秦颂诗渊源探究

《颂》是《诗经》的组成部分之一。《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2](P463)意即用乐语赞颂功德，以让神明所知，其功能与祭祀礼紧密联系。就《诗经》来看，《商颂》首篇为《那》，《毛诗序》说：“祀成汤也。”[12](P509)《烈祖》《玄鸟》等亦为歌颂殷商先祖之乐；《周颂·清庙》是祀太庙之乐歌，《维清》是祭祀文王的诗歌；《鲁颂》则多为祭祀之时歌颂鲁僖公的作品。整体来讲，颂诗即是祭祀时所用的诗歌，是对天地、祖先、神灵等进行祭祀的记载。先秦诗歌在颂诗之后，作品渐少。西汉武帝时定郊祀之礼，令司马相如等作《郊祀歌》，其与颂诗间关系便不可不查。

首先，《郊祀歌》在内容性质上是祭祀天地、太庙、明堂等时所用的诗歌，其祭祀对象亦多指向神灵。其首章《练时日》与末章《赤蛟》即为迎神和送神之曲，《练时日》之后的《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则是分别祭祀五方之神的诗歌。此外，《惟泰元》用以祭祀太一，《天地》则是祭祀天地的作品。由此观之，尽管与颂诗相比，《郊祀歌》对祖先的描述减少，但汉代毫无疑问已经将一套整体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完善。而就《郊祀歌》的实际功用来看，很明显它继承了颂诗的祭祀功能。

其次，《郊祀歌》作为诗歌，其形式也与颂诗紧密相关。《诗经》文句多用四言，就“三颂”来看，除个别文句使用五言、六言等形式，颂诗整体上皆是用四言写作，表明颂诗的形式以四言为主。通过统计《郊祀歌》诗句的数据来看，19 首诗歌共计115句，其中四言诗有38 句，占《郊祀歌》总体诗句的三分之一。就诗歌篇目来看，《郊祀歌》19 首，除《练时日》《天马》《天门》《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这8 首之外，其余11 首诗歌中多采用四言诗句，以此观之，《郊祀歌》采用四言写诗的倾向明显。所以说，就诗歌形式上讲，自《诗经》之后，《郊祀歌》是用四言成诗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可见这种写作方式上的继承性。

再次，就使用文字的表述上，《郊祀歌》与《诗经》亦有相同之处。考查颂诗可知，其中多有关乎“天”、“上帝”等祭祀对象的诗句。如《维天之命》写“维天之命，於穆不已。”[12](P464)《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12](P512)《长发》言“有娀方将，帝令子生商。”[12](P514)等等，皆是对“天”“上帝”等祭祀对象进行的描写，这一现象在《郊祀歌》中亦有所见。例如，汉《郊祀歌·帝临》中说“帝临中坛，四方承宇。”《惟泰元》中称“经纬天地，作成四时”、《天地》篇云“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华烨烨》言“神之游，过天门，车千乘，敦昆仑。神之出，排玉房，周流杂，拔兰堂。”、《五神》中说“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5](P3-9)等，皆对祭祀祈祷的对象进行了描述。此外，《郊祀歌》中还有丰富的文句用以描述祭祀迎神的场景，如《惟泰元》：“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招摇灵旗，九夷宾将。”《天地》：“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太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5](P4)由此可见，《郊祀歌》19 首与《诗经》中的颂诗一样，其用字中多采取“天”“帝”等，其内容多含有对神灵的描述，这是二者在祭祀内容以及诗句形式之后的又一相同之处。

最后，《郊祀歌》与《诗经》中的颂诗一样，内容中多含有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描述。《诗经·商颂》中的《长发》《殷武》对商王武丁伐楚之事进行了记载。《周颂》中的《天作》《武》等诗反映了周文王及武王的一些事迹。《鲁颂》中如《閟宫》的素材就是鲁僖公作閟宫之事，《泮水》则叙述了鲁僖公平定淮夷之事。可见颂诗除去具有祭祀的性质外，还有记录历史事件的作用，《郊祀歌》亦然。查《郊祀歌》可知，《天马》一诗反映的是汉武帝元鼎四年获得良马的事，《景星》则是对汉武帝元鼎四年得鼎于后土祠旁一事的记载，《朝陇首》的创作则与汉武帝元狩元年获白麟之事相关。故可以说，《郊祀歌》在具备祭祀性质的同时又对历史事件有着记载，这与《诗经》写作方式的深入人心也不无关系。

（二）汉代《郊祀歌》特点论述

以上所论，表明《郊祀歌》对先秦颂诗在一些方面有所继承，此外，《郊祀歌》中还体现出一定的创新。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郊祀歌》与《诗经》的形成方式不同。众所周知，《诗经》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先秦时期存在“采诗观风”的制度。《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13](P91)这种采诗观风的做法，促成了《诗经》的出现。《郊祀歌》不同，由史书记载可知，《郊祀歌》是由统治者下令，文人集体进行创作后的产物，尽管其对先秦的诗在某些方面有所模仿和继承，但其本身是由于汉代郊祀的需要而出现的，是郊祀制度对诗歌创作的推动。

其次，《郊祀歌》与《诗经》的诗歌体裁有异。在诗三百中，四言诗占据了很大的比重，《郊祀歌》不同。《郊祀歌》除了采用三言、四言进行创作外，还有七言诗句的出现。例如《天门》言“佻正嘉吉以弘昌，休嘉砰隐溢四方。”[5](P6)《景星》言“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鸣，河龙供鲤醇牺牲。”[5](P7)这些是《郊祀歌》中具有代表性的七言诗句。作为唐代才真正发展起来的诗歌体裁，《郊祀歌》中的七言诗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对七言诗创作的尝试与探索。

最后，与《诗经》重章叠句，一唱三叹的艺术特点不同，《郊祀歌》呈现出一定的赋化倾向。在《郊祀歌》中，除了《练时日》《天马》类似《诗经》的回环往复，其余各诗均如一气呵成，叙述性增强。这表明时隔数百年时间，诗歌本身也在前进与发展当中，但这并不影响《郊祀歌》对颂诗的某些性质进行继承。

总之，《郊祀歌》的出现，并非单如文献所记是武帝的淫祀，《汉书·礼乐志》言：“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1](P1038)作为配套祭祀礼仪而出现的诗歌，《郊祀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古代，祭祀天地先祖与否，与邦国命运、宗庙社稷紧密相关。秦国重法，自焚书坑儒之后，其他各类制度渐趋消亡。班固《两都赋序》言：“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9](P484)表明汉初都未能恢复完整的礼仪制度。武帝时期，儒学复兴，各类礼仪制度才渐趋完善，诗歌作品的创作也因此增加。由于文化废绝多年，故与《诗经》相比，《郊祀歌》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

（三）《郊祀歌》对中国诗作的影响

首先，《郊祀歌》应郊祀礼而生，对延续礼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意义重大。《礼记·乐记》中说：“乐施于金石，越于音声，用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14](P991)，说明祭礼的施行，往往皆伴有相关文学作品的产生，作为《郊祀歌》的源头之一，上文已言及《诗经》中有诸多篇目与祭祀之礼相关，汉代《郊祀歌》的功能，亦与颂诗相当。表现出司马相如创作《郊祀歌》时对礼制的看重，这对先秦礼制的保留意义重大，奠定了礼制与诗歌创作传统的延续。

其次，《郊祀歌》拓宽了汉诗的体裁，丰富了汉诗的类型。就现存汉代诗歌看，早期作品多为骚体诗，如刘邦的《大风歌》《楚歌》、项羽的《垓下歌》、赵王刘友的《幽歌》、汉武帝的《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西极天马歌》、淮南王刘安的《八公操》，甚至司马相如本人的《美人歌》《琴歌》，形式上皆为延续战国楚风而来的骚体诗，但《郊祀歌》不同。为了大一统的需要，汉武帝于元鼎五年重建乐府机构，据《汉书·佞幸传》可知，司马相如等所作诗颂皆为可歌的“新声”或“新声曲”，言其“新”，即表明其与汉初主流的骚体诗不同。尽管《郊祀歌》中如《练时日》等以三言为句，若连接以“兮”字，仍为楚骚，但《郊祀歌》对“兮”字的省略以及四言等诗句的大量写作，表明其在骚体诗基础上的前进。另外，汉初诗歌多为抒情言志之作，如戚夫人的《舂歌诗》，写自己哀怨之情；城阳王刘章的《耕田歌》，愤诸吕用事，刘氏不得职；汉武帝《李夫人歌》，言及相思之悲，《郊祀歌》亦不同。《郊祀歌》皆为郊祀所需之诗歌，表明其对汉诗类型的丰富。

最后，司马相如的《郊祀歌》开门立派，使郊庙诗发展成独立的诗歌体系，确定了“郊庙歌”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类型。自汉代《郊祀歌》之后，历代王朝为显示其顺天意承天命的合理性，皆对郊祀礼进行继承的同时创作出大量的《郊祀歌》。例如，晋代时有《郊祀歌》《天地郊明堂歌》等、隋有《五郊歌》《方丘歌》《社稷歌》等、唐有《祀圆丘乐》《郊天乐章》《祀昊天乐章》等，皆为因祭祀而作的诗歌，自汉而后，郊庙歌辞成为一种诗歌类型，汉《郊祀歌》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司马相如作为《郊祀歌》的作者，《郊祀歌》对后世的影响也就是司马相如对中国诗歌史的贡献。

四、结语

综合以上对《郊祀歌》一些问题的考论，笔者认为，制度对文学创作有推动作用。作为汉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郊祀歌》的形成与西汉推行郊祀制度密不可分。作为《郊祀歌》的作者之一，学界以往研究司马相如多有不足。因为忽略《郊祀歌》即等于忽略司马相如对诗歌的创作。《郊祀歌》无论在对先秦礼制的继承与奠定、汉诗体裁的拓宽与丰富、郊庙歌辞体系的产生与建构中都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视角的地位。司马相如是汉代文学家，其所参与创作的《郊祀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重要，表现出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家，还是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