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红 张海钟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改革开放近40 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渐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根据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内地流动人口总数为2.6 亿，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了81.03%。[1]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通过进城务工、求学、购房居住等方式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新市民”。当他们在城市立足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也随着子女迁移到了城市。

一、伴随城市化进程随迁老人问题的凸显

根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 年户籍不在原地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接近1800 万。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城市社会、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离开农村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这些老人群体被社会学界称为“随迁老人”。他们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在一个彼此熟悉的“熟人社会”，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村落文化，忽然进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场域，难免会产生“文化震惊”和诸多不适，例如语言交流的障碍、生活方式的差异、家庭代际关系问题、社会交往问题、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这种极大的反差使得随迁老人在融入城市生活中面临诸多困难。[2]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笔者的社会观察发现，大多数随迁老人主要是为了帮助子女照看孙辈、料理家务，一部分随迁老人是为了跟家人团聚，颐养天年。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很明显看到，学术界一般将人口迁移的焦点放在了青壮年身上，更多关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迁移和社会适应问题，对于随迁老人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事实上，随迁老人能否更好融入城市、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对城市化的深入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随迁老人的研究对象样本选择和方法描述

笔者的研究以甘肃省通渭县Y 村为调查地，利用春节时间对村里几位返乡的随迁老人进行深入访谈，通过主观判断和分析需要选取了8 位随迁老人，并做了大量笔记。为了充实访谈资料，确保资料的准确真实性，笔者后期又通过电话访谈形式对8 位随迁老人进行了访问，详细了解随迁老人的真实感受。同时，还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对随迁老人的子女进行了访谈，为佐证、填补资料提供了可靠保障。

调查发现，随迁老人的子女大多是Y 村的“精英”，他们通过进城务工、求学、当兵等方式在城市立足。然而城市生活竞争日趋激烈，子女的工作压力、抚育成本、房贷车贷使得从农村迁移城市的年轻一代面临巨大的压力，许多随迁老人为了减轻子女生活成本和负担，将不得不选择随子女进入城市，以家庭整体利益为取向是老人随迁的主要动机。调查还发现低龄随迁老人较多，且大多数处于未上学至初中水平，文化程度均不高，同时多数老人跨省流动，迁移距离较长。在性别方面，女性随迁者较多，男性大多处于留守农村的状态，而夫妻一同随迁者很少，对比已有的研究可以证实，女性在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方面更加擅长。笔者在访谈中发现部分随迁老人有腰间盘突出、风湿病、关节炎、颈椎病等，身体状况并不佳，当他们随子女进入城市之后大多处于无业或料理家务状态，访谈中仅少数个别随迁老人进城后会找一份工作。

三、随迁老人城市社会适应的困境访谈分析

（一）生理适应

从农村到城市，随迁老人面临的是与农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新环境，生理上必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气候环境、饮食习惯和居住结构等多个方面，其中因为老人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出现了许多问题。

1.气候环境：随迁老人在来城市之前长期在农村生活，早已习惯了当地的气候，同时，农村生活环境相对较好，空气污染较少，而一般城市有空气质量较差、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问题较多，当来到子女生活的城市时对陌生的环境和气候表现出许多不适，尤其跨省迁移的老人感受更加强烈。

研究发现，多数随迁老人已经习惯夏不过热冬不过冷的气候，而子女所在城市夏季天气炎热，加上城市的热岛效应让老人受不了，虽然城市环境普遍较差，但老人还是对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高，适应能力相对较强。

2.饮食习惯：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往往感觉饮食的不习惯，口味的适应。

饮食方面的不适应主要基于两个因素：一方面老人长期在农村生活，习惯吃一些在自己种的杂粮，做饭的口味也是符合自己的喜好；而在城市的子女家很少能吃到杂粮，且子女偏好辛辣刺激味道较重的菜，而老人更倾向于清淡的饭菜，子女跟老人的口味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受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大量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老人们对城市中食品安全有诸多顾虑。化肥农药严重超标、食品加工不卫生，加之老人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低，让一些老人对城市食用的食品不放心。

3.居住结构：一般农村的住宅面积大，房屋空间结构相对宽敞，而城市居住空间相当有限，不同于传统农村庭院可以容纳一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当随迁老人从农村宽敞的房屋来到封闭狭隘的城市楼房，往往感觉到压抑或不自在。

笔者调查的农村，村居院落基本是传统四合院的形式，客厅厨房都兼具卧室的功能，住宅周围都有些空地可以种菜。而城市的居住结构非常拥挤，不足一百平米的房屋被分割成多个功能区域，当老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时，就必须面对在这有限的空间和子女及其孙子三代人共同生活的局面。当随迁老人从一个宽敞的生活空间进入城市中封闭狭窄的生活空间时难免会出现不适，而对身患疾病、上下楼梯不方便老人来说，他们对城市居住结构更有抵触情绪。

（二）心理适应

心理适应是随迁老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生活中逐渐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接纳，只有从心理上的认同才能顺利实现城市适应的再社会化过程。认同感、归属感均源于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在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简单，社会成员之间同质性较强，社会整合程度高，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浓厚，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而城市人口密集，社会结构复杂，社会成员之间异质性强，社会关系更加趋于理性化。随迁老人刚进入城市时，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很难在心理上一下子认可和接纳自己所要生活的城市，常常表现出消极孤独、价值感的失落。

1.消极孤独：随迁老人在农村有很多可以交往的邻里、亲戚和朋友，彼此之间可以分享许多资源，社会支持网络比较牢固，村民之间可以互相帮助积极应对困难，并可获得心灵的慰藉，而老人进入城市生活后原先的社会网络功能将失去效能，使随迁老人表现的消极孤独。

相对于本地的城市居民而言，随迁老人属于典型的城市“边缘人”。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大多文化程度低，自己原有的生活经验在城市难以奏效，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更使他们与当地人交流和沟通充满障碍，而家庭内部子女工作繁忙，往往忽视了对老人的情感关怀，长期的自我封闭和压抑让他们产生消极孤独的情绪，老人在子女家居住都有寄人篱下的感觉。

2.价值感的失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母在整个家庭中具有至高的权威，他们的生活阅历和经验是子女生活的重要法宝，纵向的代际关系也远远重于横向的夫妻关系。而进入城市之后，子女是家庭中权威，老人以往的生活经验常常被子女视为毫无价值的“老调重弹”， 他们在照顾孙子、料理家务之外还需要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技能，而伴随老人年龄的增加，老人在听力、记忆力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使得随迁老人产生自己无用的感觉。

调查中发现，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因为知识水平、劳动能力的限制，他们很难再找工作赚钱，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照看小孩、料理家务变成他们的主要任务。同时，若子女未能表达对老人照看小孩的肯定，经常嫌弃老人照看时出现疏漏会使老人对自我价值感产生怀疑，变得更加自卑。

（三）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个体从一种熟悉的文化环境进入到另一种全新的文化场域后，对两种文化在认知和心理上做出的调整过程。[3]随迁老人，这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特殊流动群体，当他们进入新的生活环境，面对车水马龙的城市生活，难免会出现“文化震惊”的现象，为了能够更好融入城市生活，这些老人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去适应城市文化。

1.语言交流：语言作为人际交流、沟通的媒介，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方言是带有地域特色的语言交流符号，如果在异地能够遇到使用同一方言的人，彼此都可以领会用方言所传达的思想必然会增进感情。如果随迁老人不会说普通话或者自己说的方言其他人无法理解，将使老人不愿意与其他人交流互动，在社会交往中更加被动。

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必须面对语言沟通的问题，本研究中8 位老人都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程度并不高，他们仅仅掌握当地的说话方式和语境，很多老人不会说普通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得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过程中面临诸多不便，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放弃业已熟悉的方言，重新学习和使用普通话。

2.价值观念：随迁老人的文化程度和生活经历相对有限，他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比较单一，普遍具有保守的心态。随迁老人在价值观念上跟年轻一代相比有较大差异，他们往往难以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尤其在消费观念上，年轻人更加随意，更加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兴趣进行消费。老人消费时常精打细算，能省则省，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养成的勤俭节约的品质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老人看不惯子女大手大脚、随意浪费的消费方式，常常因此与子女发生严重的分歧。

尽管随迁老人在价值观念上与年轻子女相异，难以接受子女大手大脚的消费方式，然而随迁老人在城市中基本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花销大多来自随迁子女的供给，有时为了避免矛盾的升级他们选择不再继续干预。

3.休闲娱乐：休闲娱乐使人们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解脱出来，按照个人的喜好采取一些活动。随迁老人在进入城市之前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如果不刮风下雨基本没有休闲的时间，一旦进入农闲时期，串门、拉家常、看电视是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了。虽然城市娱乐设施更加齐备，随迁老人可支配的时间较多，限于语言交流、文化水平等往往休闲方式比较单一。

研究发现，随迁老人进入城市之后，生活变得越发单调，城市居民相互串门的很少见，拉家常也因语言交流的障碍变得困难。再者，随迁老人知识水平有限，思想比较保守，很难跟城市居民一样下棋、跳广场舞等，他们在空闲时间大多宅在家里睡觉、看电视和小区散步，很少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方式。

4.社会交往：人的基本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人在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满足自身需要，推动社会进步。随迁老人大多来自农村，他们习惯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社会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交往和互动更加频繁，一个有邻里、朋友、亲属的熟人社会。而城市社区是开放型的，人口密度大，且个体间的异质性更明显，属于陌生人或半熟人社会，社会交往更加趋于理性化。

笔者访谈后发现，随迁老人的社会交往都相对保守，除了家人以外，很少跟邻里有亲密的交往，更多的是见面打声招呼、点点头而已，同时发现随迁至北方的老人要比随子女迁至南方的老人有更多的交往对象，这主要是因为北方生活方式、文化大致相似，更容易增进交流。随迁老人交往对象大多不是长期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城市居民，随迁老人的主要交往对象和朋友是具有相似经历的农村随迁老人或来自同一地方的老乡，他们频繁交往的对象往往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呈现出同质群体社交圈层的内卷化倾向。

（四）角色适应

角色适应是随迁老人跟子女进入城市生活后，与城市居民进行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角色认同。由于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来自亲戚、朋友、邻里的社会支持网络式微，容易产生角色认同危机。

随迁老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对新的城市社区生活的感情依赖，是作为外来者进入城市新市民身份的认同。心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随迁老人正真适应新环境、融入城市生活的最终标志。虽然其他维度都可以作为衡量社会适应的指标，但是这些维度并不一定会导致身份认同，他们依然保持着“边缘人”的心态，把自己当成旅居城市的过客，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市民。[4]

调查显示，虽然许多随迁老人认为城市生活更加便捷，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资源十分丰富，丰富多彩的城市社区生活也慢慢影响着随迁老人们。然而，他们依然具有较强的过客心态，他们始终认为农村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才是他们的根，一旦帮助子女抚育孙辈的任务完成，他们将选择返回农村生活，并没有继续生活在城市的居留意愿。因此，本研究的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的心理认同感、归属感都比较低。

四、影响随迁老人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深入发展、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未来老年人口迁移将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随迁老人进入城市生活，这必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访谈中发现，随迁老人们时常感到孤独沮丧，生活不自在，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度很低，没有将自己作为儿子家中的“主人”，常认为自己是寄人篱下，抱有“过客”的心态。[5]他们城市的适应大都是被动接受，很难做到积极主动去应对城市生活。因此，需要社会和每个个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随迁老人实现从“外群体”到“内群体”的转变，使人口迁移浪潮中这一特殊群体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度过安详的晚年。提高随迁老人城市适应能力，增强老人对城市的归属感就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思考，逐步达到适应城市生活的目的。

（一）个体层面

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不仅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影响，而且还受到老人自身能动性的影响。随迁老人进入城市不仅需要学习说普通话、使用微波炉之外，还需要学习如何乘车出行。然而老人已经进入生命轨迹的末段，他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开始衰退，记忆和学习能力也不断下降，这给他们再社会化过程带来了许多障碍，因此，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将某种程度上弥合在身体方面的衰退。主动适应才能从“边缘人”走向“中心人”，实现由“外群体”到“内群体”顺利转变。

笔者以随迁的动机为依据，将随迁老人分为“主动型”随迁和“被动型”随迁两种类型。主动型随迁是老人自主的抉择，他们进城完全是自愿的，并不会受到子女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家庭整体利益的考量；被动型随迁则正好相反，是出于无可奈何或不得不随迁的选择，老人在主观上并不乐意去城市生活，而是考虑到子女生活的压力才勉强来城市帮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老人随迁的动机大多属于被动型的。农村老人为了子女、家庭利益考虑，老人随子女进城照顾孙辈既可以减轻子女的生活负担，又可以降低请保姆照顾小孩的风险，而从熟悉的村落进入一个陌生的场域，承受着“边缘人”的身份压力，一旦完成他们所认为的照看孙辈的义务后，将选择返回农村生活。

受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老人内心深处并不乐意长期留在城市生活，即使帮忙照看孙子、料理家务也暂时的，他们并没有传统社会抚育养老的互惠隐喻，从某种程度上来获取未来子女对自己尽赡养义务的想法，相反，他们更多是为下一代或整个家庭所做的个人牺牲。

（二）家庭层面

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小的细胞，是一种对资源、照顾、责任和义务的共享。[6]一方面，随迁老人进入城市后，家庭往往成为其活动的主要场所，老人尽可能帮助子女带小孩、做家务，而子女整天忙碌，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下疏于跟老人交流沟通，对老人提及的生活琐事时常表现得不耐烦，老人难免产生沮丧的情绪，严重影响到老人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另一方面，随迁老人的配偶是否一同随迁同样会影响到老人对城市的适应，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夫妻两人经过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后，他们早已视对方为自己的依靠。当随迁老人一方进入城市生活时，他们在心里对留守农村的配偶常表现出挂念和担忧。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随迁老人配偶是否一同随迁将影响到老人对未来留居城市生活意愿的选择，同时，随迁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和代际关系对他们城市适应有直接影响。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与老人有巨大差异，老人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习惯勤俭持家，对生活的包容度大，容易满足，而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当前的快乐和满足，代际之间相异的观念容易造成家庭矛盾，影响随迁老人的顺利融入和居留意愿。同时，充裕的物质生活对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并不起到决定作用，子女尊重、关怀、情感慰藉才更为重要。子女是随迁老人在城市在最亲近、最值得依靠的对象，父母已经慢慢变老，他们还在为整个家庭无私付出。或许生活中难免出现代际冲突与隔阂，但作为子女需要给予老人更多的关怀和理解，加强沟通交流，让老人在陌生的城市有归属感、安全感。

（三）社会层面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缓慢的制度建设并不相称，仅户籍制度就使许多农村户籍的人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有限的社会资源之外。户籍制度犹如一道藩篱对公民进行了人为区隔，并贴上了城市居民或农村居民的标签，不同的户籍会享受到不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7]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这种制度带来的差距更加明显。随迁老人因为农村户口，无法享受跟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和政策，使得随迁老人无法感受到城市社会对自己的善意和接纳，这种制度背景对老人的城市适应造成巨大影响。当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积也逐步扩大，然而全国医疗保险统筹低，异地报销手续繁琐，城镇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

调查中发现，好多随迁老人头痛脑热都是就近去药店买些要吃，一般不会去医院就诊，城市医院看病贵、报销难等问题成为影响他们是否进医院治疗的重要因素，且逐渐形成了小病拖成大病的状况。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政府对城市的财政支持远远大于农村，随迁老人也无法享受到跟城市居民一样优越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需要履行好职责，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随迁老人提供必要帮助，使他们能够很好地在城市立足。

总之，对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需要老人自身主动接纳城市生活，家庭在老人城市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给予老人更多的情感支持和关怀，还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完善立法，健全养老、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从多个层次为老人顺利适应城市生活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随迁老人的出现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与城市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活压力的加剧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的农村老人随子女进入城市，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产生诸多不适应的现象，这一社会问题不仅关系到老人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因此，对随迁老人城市适应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重点放在随迁老人城市适应的状况上，并通过生理适应、心理适应、文化适应、角色适应多个指标来探讨随迁老人具体的适应困境，记录随迁老人城市生活的真实感受，分析促使随迁老人顺利适应城市生活的可能性策略。同时，研究随迁老人的城市适应研究对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修订相应政策措施提供一定参考，对倡导社会推动医疗保险跨地区报销、养老保险的异地续接、流动人口的公共福利等政策的建立健全提供一些思路，希望能够引起随迁老人子女及其他民众对随迁老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给予随迁老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增进随迁老人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随迁老人真正适应新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