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剑

(北京师范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问题的提出

审前羁押，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司法裁判认定有罪，在审判阶段之前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从传统刑事司法的角度来看，羁押被作为诉讼保障措施，因保障被告人参与诉讼、避免其危害社会而具有其合理性。[1]少年司法与传统刑事司法迥异，在审前羁押中同样有所体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之规定，对未成年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对被拘留、逮捕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可见，相较于成年人羁押，针对未成年人羁押的要求主要有二，分别为限制适用与区分对待。

规范层面的制度愿景与实践层面的运行生态存有落差，未成年人羁押的制度初衷难以得到贯彻。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状况与成年人并无二致，[2]部分地区未成年人羁押率逼近成年人，长年维持80%以上。[3]针对未成年人羁押率高企的态势，学者们可谓见仁见智：大力呼吁非羁押措施的有之，①审慎支持羁押措施的亦有之。②针对这一论争，笔者不予置评，而是视其为审前羁押的实践生态。在高羁押率短时间难以消解的背景下，如何完善羁押执行应当成为制度改革的合理选择。可见，在“限制适用”进入瓶颈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区分对待”已然成为制度完善的有力抓手。教育维度是“区分对待”的关键一环，也是少年司法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教育维度如何发挥相应作用，以及如何从教育维度完善羁押措施，便是本文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6 内在机制——进化的实质 第(5)小题： 水稻种植区的Mp是由不同基因型组成的群体。大面积连续种植某个含单一抗病基因的水稻品种，将会引起Mp种群____________，使该品种抗病性逐渐减弱直至丧失，无法在生产中继续使用。

二、比较考察：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教育需求

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教育取向与惩戒取向不断调和的过程。[4]在现今少年司法中，教育维度占据重要地位，在对未成年人的干预措施中尤其如此。审前羁押，不仅作为诉讼保障措施，更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干预措施。因此，未成年人审前羁押自始便与教育需求紧密相连，并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得到贯彻。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4.1条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需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而针对审前羁押，未成年人也应获得“社会、教育、职业、心理、医疗和物质方面的个人援助”。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8(b)条指出，未成年人应当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或培训”。少年司法的国际准则是对各国有关制度提出的底限要求，教育需求在其中举足轻重。可见，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少年司法(抑或审前羁押)的目的不仅是惩戒、报应，而应是教育、矫治。

再考察西方法治诸国，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教育需求同样显著。在美国，全美少年拘留协会曾专门作出规定，强调审前羁押是对未成年人的暂时、保护性安置，一方面需要限制适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教育性干预。[5]而在德国，教育性思想贯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所有阶段，是诉讼参与者的共同目的。[6]在审前羁押中，教育性帮助由少年法院援助(Jugendgerichtshilfe)具体执行，通过多种帮教措施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帮助。[7]而在日本，对未成年人的羁押，也是对其进行干预的一种方式。未成年人被羁押于“少年鉴别所”，[8]并接受相应的教育性“观护措施”。我国台湾地区也将未成年人审前羁押视为教育保护的手段之一。在羁押过程中，司法调查官具有保护少年的教育性色彩，会对未成年人进行适当的辅导。[9]

经过上述梳理，比较法的视野印证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教育需求，这一点同样体现于我国相关规范之中。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7条规定，羁押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刑事诉讼法》第269条也规定，对被羁押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综合来看，世界各国与我国的制度规范均指出，未成年人的教育需求是审前羁押需要强调的重要维度。

三、本土问题：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教育困境

在我国，审前羁押并未被视为保障诉讼进程、预防社会危险的例外性措施，而是作为便于侦查、打击犯罪的常态化手段。这是因为，我国司法实务人员长期信奉“构罪即捕”的观念，将审前羁押视为获取口供的侦查手段、定罪的预演和打击犯罪的一种手段。[11]司法理念的长期固化，致使羁押被人为赋予惩罚、威慑犯罪、安抚社会的功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在少年司法领域积重难返，成为合理适用审前羁押的首要障碍。不仅如此，未成年人在身心、心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时常会多次轻微犯罪。对此，有实务人员坦言，大量非羁押、缓刑的适用致使保护功能过度、惩戒功能落空。为防止“养肥再打”困境，[12]实务人员时常会将羁押视为对未成年人的威慑手段。惩戒与威慑思想，作为贯穿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主要理念，极大地挤压教育维度的生长空间。

(一)羁押理念的困惑

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总结制度和实践的运行规律。[10]教育维度虽在我国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规范层面得以体现，但在实践中却不尽如人意。从实践层面加以考察，未成年人审前羁押存在如下教育困境。

(二)逮捕条件的异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逮捕条件一般被概括为证据条件、刑罚条件与社会危险性条件。其中，社会危险性条件体现了羁押作为程序性保障措施的本质，直接决定着最终羁押与否，无疑是羁押审查的中心。少年司法与成年人司法予以区分，在逮捕条件的侧重上应有所体现。但在实践中，二者不仅适用同一套标准，甚至在审查的侧重上也如出一辙。检察人员在审查未成年人逮捕时，往往将案件性质作为其考虑的主要因素，社会危险性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与教育相关的考察更是难觅踪迹。究其根本，检察机关的考核，也即捕后轻刑率，③是这一异化的主要肇因。检察机关在审查未成年人逮捕时，势必要考虑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13]也即着重考察案件性质。以案件性质为主的标准异化，与羁押作为刑罚的预演暗合，虚置教育维度可能发挥的作用空间。

(三)风险评估的忽略

台州市1954—2017年百日咳流行特征的变化，说明疫苗的应用使百日咳得到有效控制，改变了自然流行状态下的流行特征，但鉴于百日咳的高传染性和百日咳疫苗效果的限制，百日咳有可能卷土重来，尤其是2017年发病率创2000年以来新高，百日咳再现值得关注和警惕。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强监测，特别是提高对成人病例的监测敏感性，加快高效疫苗的研制和免疫策略的研究，以更充分应对可能出现的百日咳再现。

(四)教育支持的缺失

教育目的虽然体现于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规范层面，但在实践层面远远未得重视。由此，实践中针对被羁押未成年人的教育支持机制更是令人堪忧。基于看守所封闭性、秘密性的特点，外界人员难以介入羁押过程。相比于非羁押措施，审前羁押几乎切断未成年人与社会的联系。监管民警虽与未成年人直接接触，但由于其能力有限、工作繁忙，难以担负教育的功能。而在管理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也差异不大，其身心特点、教育需求均未得到应有照顾。[17]为实现羁押过程中的教育目的，实践中诸多地区尝试将未成年人与职务、经济犯罪成年人一并关押，由后者发挥相应的教育引导功能。此举措一方面反映司法机关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也足见教育支持的缺失窘境。

5.在党员管理方面，实施《党员目标管理量化考核办法》。年初，由党支部按照目标管理量化考核项目与每名党员签订责任目标，年终进行考核，采取组织考核与群众考评相结合的方式。量化考核主要对党员平时表现情况进行考核，实行百分制量化办法，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考评，促进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四、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教育保障

实践的困境与教育的需求相对比，可以发现，我国审前羁押在教育维度尚有极大的完善空间。少年司法具有作为司法改革试验田的特殊作用，[18]在审前羁押中也具备极大的可塑造性。因此，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保障，需要从如下几个角度加以着手。

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对涉及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职业防护知识知晓率和清洗灭菌合格率采用百分率(%)进行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P<0.05说明组间出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思路：惩戒与教育有机结合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从个体因素来看，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认识能力与控制能力较弱；从外部因素而言，未成年人对环境的抵御功能较弱，往往会受到多种外界不良因素、家庭背景、恶劣环境等的交互影响。可见，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犯罪行为的问题，更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作用下的综合体。因此，对未成年人绝不能一味予以惩戒，而应该从其身心层面进行疏导。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要与成年人相区分，必须首先从理念层面加以改变。少年司法的教育维度决定与传统刑事司法的区别，而惩戒维度又使其不混同于民事体系。[19]惩戒与教育相结合，成为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的基本理念。这一思路与少年司法的发展历程相契合，惩戒与教育可以在少年司法的框架中协调一致。[20]如上所述，实践中的办案人员片面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威慑与惩戒，忽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这一传统观念与羁押的延伸功能相悖，无法应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满足其教育需求。对此，办案人员应当转变观念，加大对教育维度的重视程度，重视审前羁押的教育功能。在惩戒维度中，对未成年人的处遇遵循刑事司法的固有模式；但在教育维度中，诉讼各方需要采取各方参与、同一目标与多方合力的机制。

《齐》有601见，《周》有282见，可见在二书中“不”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否定副词，“不”的词义单纯且指向单一，功能全面，可以修饰谓语，也可以位于句末，构成反复问句。如：

(二)框架：逮捕条件的重心转移

其二，中期的细化风险评估，调整教育干预方案。实践中未成年人的羁押期限一般较长，据调查，上海某区平均羁押期限更是高达151天。[23]在长时间的羁押过程中，未成年人在教育力量的有效介入下，也会发生相应的身心转变。对此，司法社工需要持续跟进，对未成年人做到每月定期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一方面是考察教育效果，调整教育方案；另一方面判断羁押必要性，为司法机关提供变更参考。只有通过专业且充分的风险评估，方可使惩戒与教育得以有机结合。

目前来看，办案机关着重审查案件性质，甚至将案件性质严重视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充分条件。然而，案件性质严重，并不意味着羁押的必要，更不意味存在着教育的需求。因此，为消解“一捕了之”观念的沉疴，[21]强化教育介入的空间，需要将羁押条件的重心定位至社会危险性条件。具体而言，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如何把村部的资源供给与村民的服务需求联结起来？笔者认为，关键在于管理者要改进村部管理方式，跳出把村部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惯性思维。不妨“敞开门”服务，从满足村民需求的角度开展工作，努力让村民有需求能想着村部、想办事能进得了村部、事不办结能依靠住村部。

其二，强化诉讼各方参与，精准教育保护。规范层面的细化为办案机关的操作提供指引，但实施关键仍在于诉讼各方的参与。对此，侦查机关在提捕之前，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调查，尤其是对人身情况的评估。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之时与之后，需要考察前述评估结果，链接相应的教育资源。诉讼各方通过对未成年人教育需求的关注，方可使教育保护落于实处。

其一，细化社会危险性条件，注入教育因素。原有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之所以难以把握、流于主观，关键在于规范层面的粗放。对此，需要将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分，从人身危险条件、社会危害条件与诉讼可控条件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其中尤以人身危险条件最为关键。评估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主要在于对其心理因素、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等个人因素的了解，尤其是注重对矫治需求的考察，评估其通过羁押得到教育的必要性。

(三)运作：羁押适用的有效评估

教育维度推动下的审前羁押，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难免会产生过度干预的风险。基于惩戒、教育相结合的理念，审前羁押应当保证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了解，以增加干预的有效性。上述对逮捕、拘留条件的把握只能兼顾受教育主体的筛选，具体的判断仍需要结合专业的风险评估。

实践中，出于种种原因，对部分未成年人进行羁押是更优的选择，例如原生家庭难以监护或是父母监护方式有误。这类未成年人，大多存在着种种不同类型的问题，亟需针对性的教育帮扶。专业的风险评估实际上正是为有效的教育保护打基础，具体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切入。

其一，前期的全面风险评估，确定教育干预方向。考虑到实践中的办案压力与专业需求，司法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并不现实，必须引入专业的司法社工。司法社工除具备相应的社会学知识外，需要了解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专业知识。[22]在未成年人被羁押之后，社工应当及时介入，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教育方面的考察，确定教育需求。在完成风险评估之后，司法社工制定大的教育方向，如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与司法机关沟通后，链接相应的教育资源。

考察审查逮捕的三项条件，即根据刑诉法第79条的表述，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均是对犯罪行为所作的要求，而“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则是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可见，刑罚条件与证据条件关涉犯罪行为，而社会危险性条件则与行为人个体相关。相比于对前两项条件的考察，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评估更为未成年人所必需。针对特定的未成年人，只有存在不得不捕的情况，方有教育介入的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危险性条件是少年司法特殊性的关键所在，理应成为未成年人逮捕审查的核心要件。

(四)辅助：教育支持的机制保障

审前羁押的教育维度不仅需要判断受教育主体，更需要引入待教育主体。在对受教育主体进行精准定位后，需要及时转介至相应的教育资源。流畅、有效的转介必然涉及到看守所管理方式的转变。目前来看，成年人看守所的管理十分严格，外界难以介入。分管分押是分别教育的基础，若是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混同，无疑加大了教育帮扶的难度。因此，针对实践中分管分押尚未落地的地区，[23]应当进一步强调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区分管理。其次，有必要制定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监所管理规则，创设教育资源介入的空间。实践中部分少管所对此已有有益的制度探索，值得加以借鉴。其三，理想状态下，推动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看守所，与普通看守所完全分离。

少年司法不同于传统刑事司法，其关注“行为人”(offender)而非“犯罪行为(offense)。[14]而要认识“行为人”，必须以问题解决为导向，全面收集信息。[15]审前羁押，作为一种处遇措施，需要关注未成年人本身，以加强干预的针对性。同时，教育维度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要判断、筛选出合适的教育对象。要解决羁押适用的这一维度，单凭司法程序尚不足够，必须借助社会调查。但在实践中，两大制度短板限制教育维度在羁押适用中的作用。首先，实践中普遍缺乏对未成年人风险评估。实务人员坦言：实践中案件压力大、办案时间紧迫，往往缺乏进行针对性的社会调查。纵有司法机关涉足，也大多草草了事。其次，专业的风险评估更是罕见。据考察，对涉罪未成年人的风险评估大多由办案人员进行，[16]评估效果极为有限。专业力量的缺失令被羁押未成年人的教育需求难以被发现，仅止于家庭背景、犯罪原因的考察。由于缺乏对合适教育对象的精准定位，对被羁押未成年人的教育手段极易流于形式。

羁押管理机制的松动为教育维度的作用提供可能。针对教育资源的问题，司法机关可以与当地教育部门、社会团体积极协商，引入有关教育主体。例如，就法制教育而言，可以由派驻看守所的值班律师进行，“一对一”进行会见、辅导；针对心理存在缺失的未成年人，可以委派心理咨询师通过面谈、讲座等方式进行；针对基础教育，可以采取网络课程、远程教育的方式等等。[24]当然，最理想的教育方式无疑是将未成年人直接置于相应的教育环境。域外制度经验已为先驱，有国家推行家中拘禁、周末拘禁、离所学习等方式，[25]弱化羁押的严厉色彩。对此，可以考虑引入这种半羁押方式，加强教育维度的可获得性。例如，可以尝试将审前羁押与工读教育有机结合，将部分被羁押未成年人安置于工读学校进行管教，充分保障其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

研究表明，DNA条形码的鉴定效率是判断条形码序列优劣的标准之一。本研究采用BLAST分析4个条形码序列的鉴定效率，结果显示(表5)，单一序列的鉴定成功率均未达到100%，其中psbK-psbI鉴定效率最高，其次是matK、rbcL和psbA-trnH。而组合条形码的鉴定效率明显优于单一序列，其中matK + (psbK-psbI)达100%，matK + rbcL、rbcL + (psbK-psbI)和(psbK-psbI)+(psbA-trnH)组合分别为91.2%、94.6%和97.9%。

五、结语

审前羁押是对未成年人的预防性保护措施，其中的教育维度时常为人所忽略。对于处在羁押中的未成年人，若是缺乏针对性的教育帮教，往往难以实现矫治目的。因此，针对部分“不得不捕”的未成年人，必须强化审前羁押教育维度的作用。对此，要应对现有的教育困境，审前羁押的理念更新是先导，事前筛选是基础，事中评估是关键，教育支持是保障。教育维度的强化，为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审前羁押需要遵循少年司法的先进思路，推动少年司法的深化改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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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此观点的论述，可参见宋英辉,上官春光,王贞会.涉罪未成年人审前非羁押支持体系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2014(01)。

②对此观点的论述，可参见张栋.未成年人案件羁押率高低的反思[J].中外法学，2015(03)。

③《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规定：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属于办案质量有缺陷。在检察系统考核中，如果存在捕后轻刑的情况，检察机关要承受“扣分”的消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