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文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大多数流动儿童来自农村，全国0-17周岁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达到2877万。[1]流动青少年同时具有流动人口群体和青少年群体的双重特征。一方面青少年群体正处于身心发展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所经历的事件和所处的环境直接形塑着他们的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作为流动人口的流动青少年社会资本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弱能，使得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流动青少年的探讨集中于该群体的犯罪问题、污名感知、社会融入、就业保护、支持系统等方面。研究方式上侧重于将流动青少年视为一个同质性极强的特定群体，针对该群体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讨论。而事实上，社会资本的匮乏和身份认同的污名化已经使得流动青少年群体与城市主流群体形成了多个层面的区隔，流动青少年的不同流动方式和流动经历也会塑造不同的个体认知。因此本文采用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让个案发出自己的声音，发掘隐藏在表面样态背后的真实感受和认知，了解那些与个人经验有关的被忽视的生活范畴。试图通过对一个流动青少年生命历程的叙述，深入探查流动青少年个体在不同阶段对于区隔的感知以及由此形成的认知转向。

二、生命历程叙述

所谓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阐述人类生活，体现在以下四个原则：一是生命的时空性原则，认为个人的生命历程植根于和受限于历史时间和地方背景；二是生活的时序性原则，认为人生是由转变、转折点、持续组成的连续轨迹，强调了生活转折或者事件对于个人的影响程度以及与时间的关系；三是相互联系的生命原则，认为社会和历史通过社会网络对个人产生影响；四是能动性原则，认为个人可以在历史和社会环境提供的机会和制约下通过选择和行动来构建其生命历程。[2]

本次研究中的受访者小健(化名)17周岁，在其生命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新生代农民工三重身份。作为“研究化”了的对象，流动青少年的基本特征在小健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同时留守、流动、务工三种不同经历，也塑造了小健独特的社会认知和内心世界。(文中楷体字均为受访者亲述)

(一)从留守儿童到流动儿童

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是在老家上的学，那时候我爸我妈都在郑州一个工厂里面打工，爷爷奶奶每天忙着下地干活也不怎么照顾我，吃的穿的都很差。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学习就不好，感觉自己脑子不太好，上课背不会课文还被老师留堂，然后一年级还留了一级。但比较幸运的是那时候有我堂弟堂妹陪着我一起上学，因为他们的爸妈也就是我小叔也在外面打工。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小学六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妈回来照顾了我一年。等到上了初中我就被送到我小姨那里(信阳市)去上初中，周一到周五住校，周末去小姨那里住，小姨的儿子比我大三岁我们互动的比较多。

“吃穿差”、“成绩差”、“留级”，反映出小健在幼年阶段身上带有显著的留守儿童群体特征。由“成绩差”引发的对自身学习能力和智力的质疑，也体现出小健倾向于对教育失败进行自我归因而相对忽视留守环境的影响。流动青少年的父母在常年的城市流动经验中感受到了教育改变个体命运的巨大作用，教育作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方式得到流动青少年父母的清楚认知，这体现在小健的母亲在小健六年级即将升入初中时放弃打工回到老家照顾小健的学习生活，并在初中阶段将小健送到小姨家(城市里)上学，都是希望小健能够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此外，留守阶段获得来自堂弟堂妹的同辈陪伴，流动阶段获得来自小姨和表哥的关心，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健在留守和流动中的孤独感。

(二)从流动青少年到新生代农民工

初中我只上了两年，八年级上完我就辍学开始打工了。我的班主任跟我们说过上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因为我在信阳市上的初中也是一个不太好的学校，同学里面有很多也是没升高中就辍学了，老师也鼓励我们这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辍学打工。加上我们家在信阳市买了一套房子，欠了我小姨家20万，也需要我尽早出来工作帮家里还债。我也想着反正以我的智力水平也考不上名牌大学，还不如早点出来掌握一些实用的技能，积累一些社会经验，起码以后还能混口饭吃。从学校出来以后，我就一直在做学徒工学厨师，前前后后也在很多酒店工作过。我一直都觉得上学这条路并不太适合我，我觉得我通过其他方式也能获得很好的生活，只不过要比上学辛苦一些。因为上了大学呆在学校里面会比较轻松而且可以学习电脑之类的技术。

区别于流动青少年父母对教育作为阶层流动助推器的功能认知，流动青少年在进入城市之前长期生活于传统农村社会，受到乡土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学习成绩并不被作为评价个体价值的重要标准，读书也不是一件具有神圣价值的事情。在小健的观念中，个体社会声望的获取在于“能挣钱”，而不在于“能上学”，“不上学也能获得很好的生活”。在认识到阶层流动渠道的多样性的同时，由于社会资本的匮乏，流动青少年所能看到的发展路径仅限于辍学打工。“轻松”、“电脑技术”是小健对大学生活的全部想象，可见小健对教育的功能认知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忽视了教育在个体社会化和个体发展等方面的其他功能。对教育功能的片面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小健在流动进入城市以后所获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作为流动青少年，小健无法进入城市中聚集了优秀文化资源的重点中学，只能选择那些师资和生源都相对较差的中学。文化资本的弱势对于流动青少年在教育功能、职业选择、社会阶层等方面认知的重要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家里需要还债”是小健认为自己辍学的关键原因。事实上，小健辍学开始打工时尚未满16岁，尚未成为合法劳动力。流动青少年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使得流动青少年不得不过早转变为劳动力，承担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

三、区隔感知

区隔的存在与感知在流动人口研究中经常出现，其中大多将农民工作为探讨主体，但聚焦于流动青少年群体的区隔研究尚还较少。[3]对于“区隔”的定义和类型划分最早见于布迪厄在其代表作《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的有关论述。本文使用布迪厄的“区隔”一词在制度、职业、文化心理、空间等方面的含义，用来描述流动青少年个案在成长过程中与城市其他同龄群体间互动关系的生成状态，分析流动青少年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区隔感知和对于城乡社会以及自身发展的认知转向。

本研究中结合其他学者对于农民工子女、流动青少年“区隔”的相关研究[4]以及个案分析的实际情况，认为流动青少年的个体区隔主要可划分为先赋性区隔和后致性区隔：先赋性区隔主要指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地域分割而带来的区隔感知，后致性区隔主要指流动青少年跨越城乡边界进入城市以后，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所形成的区隔感知，具体表现为职业场域的区隔、文化心理区隔和社会空间区隔。以下详述个案对于区隔的具体感知。

(一)先赋性区隔的不完全跨越

在已有的关于流动人口的研究中，大多将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域的分立等先赋性因素视为导致流动儿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产生区隔的主导性因素，其中户籍因素是学者最常提及的一种将流动青少年与城市居民区隔开来的结构壁垒，并且认为这种制度障碍具有刚性特征，不易逾越。而事实上城乡在物理空间上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已经不是边界清晰的绝对二元分立，流动青少年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行为也未受到制度性的限制。

我没觉得农村户口有什么不好，在父母那个年代或许城市户口很值钱，但是到现在国家政策变了，我觉得农村户口反倒更好些。我姨以前也是农村户口，她年轻的时候还特地花钱托人把她的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市，她现在还经常后悔，因为农村户口现在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比如医疗报销的比例要高些，我哥说他们中招考试农村户口还可以加两分。但也不全是好的，比如我到信阳市上学因为不是当地户口要交借读费。但总体来说，我没有想过自己因为是农村户口就低人一等，进入城市别人也不可能因为我是农村户口就看不起我。而且我从老家出来很多年了，其实也很难说我究竟是光山(老家)人还是信阳(流入地)人，反正户籍又不会限制不让我在哪里生活，要我说我认为我是一个信阳人。

相较于完全被迫长期生活于农村的留守儿童而言，流动青少年成功跨越了先赋性的地理空间区隔，在由乡入城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制度性限制，在城市独立空间获得了“无障碍准入”。户籍制度在小健的眼中已经远没有对于父辈而言那么强的制约作用，也从未因为自己的农村户籍而产生较低的自我评价，户籍也并不是小健城市社会融入的阻碍性因素，甚至农村户籍在小健看来具有一些改革福利，因此他拒绝落户于所生活的城市。小健流入城市已经四年了，四年中他只有过年时才会回老家一趟，而且与老家亲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老家”于小健而言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存在，他也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流入地的居民。所以地理空间和户籍制度本身已经不是流动青少年获得区隔感知的主要来源，流动青少年已然开始逐步跨越先赋性因素带来的区隔。

但这种跨越也并非是完全的，隐藏在这些先赋性因素背后的种种后致性区隔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流动青少年完全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例如城市的划片入学制度使得小健无法就读于高质量的学校，地理空间区隔的跨越并不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完全融合。尤其是转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后，小健在职业场域内所建立的社交网络主要集中于其他进城务工者，所居住的地区也是工作提供的职工宿舍，并未获得充分与城市其他同龄群体交往的机会。所以可以认为，流动青少年对于先赋性区隔的跨越是不完全的。

(二)后致性区隔的型构与累积

后致性区隔主要指流动青少年在跨越城乡边界进入城市以后，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所形成的区隔感知，具体表现为职业场域的区隔、文化心理区隔和社会空间区隔。

1.文化心理区隔

城乡因多方面的差异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行走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流动青少年在文化心理方面会形成何种感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小健初中开始进入城市并长期生活于此，虽然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外地人，但是在文化心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隔感知。例如小健的日常行为多是与其他打工人员一同进行，在学校和职业场域内建构的人际关系也以同类流动青少年为主，这种不自觉的“我群”和“他群”的划分和归类，正是文化心理区隔的体现。

一说农民工，就感觉好像低人一等，但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是农民工。虽然说我辍学以后一直在打工，但我更倾向于说自己是一个打工者，自己付出劳动获得报酬没什么丢人的，给别人打工也是工作的一种。但是农民工这个词往往带有负面的含义，我不觉得我自己是和那些工地上搬砖的农民工是一类人。因为我很早就辍学了，确实没法像城市上过学的人一样找到办公室里的好工作，素质没有他们高，但我也不至于沦落到去搬砖，搞得脏兮兮的。

农民工给城市居民的印象往往是脏的、穷的、土的、素质低的，小健虽然不愿意承认自己带有这些特征，但认为自己的确在某些方面与城市同龄群体“没法比”。小健的话语体系中对自己职业的认知是“打工”，“打工”意味着对自己出卖劳动力的轻视和较低职业身份的认同。但“打工者”相较于“农民工”在小健看来是一个更中性的词汇，“农民工”是被城市市民赋予负面评价的身份，小健明显拒斥这种强加的负面评价。

上初中的时候，我在学校交的比较好的朋友有三个，一个和我一样是县里到城市里来上学的，还有两个是本地的。那个时候其实没想过什么本地人外地人，就是跟谁投缘就能一起玩，都是小孩谁也不会考虑这些。反倒是从学校出来以后，开始打工了，原来城市里的那些朋友升了高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少了，现在还有联系的都是一些和我一样出来打工的。小时候在我小姨家住的时候，她们小区里的阿姨有时候会笑我的口音，因为刚来信阳的时候说话还带有家乡的口音，但她们也就是觉得有意思，并不是嘲笑和歧视。

未成年的青少年，容易基于个人特质进行交往，但成人之间的交往开始逐渐承载社会经济地位，个体之间的互动也难以脱离阶层的限制。在上学阶段，个案并未感受到明显的区隔，社区阿姨会开玩笑称他为“南蛮子”，但在个案看来更多是轻松的调侃并未上升至区隔和歧视，学校场域内也并未觉察到明显的排斥。但离开学校后这种区隔感开始明显，个案形成自主意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打工者身份和城市本地人的不同。当前的社交圈子中也几乎没有城市本地人，居于个人特质形成的学校社交关系也在辍学打工后出现断裂。

2.社会空间区隔

流动青少年的社会空间区隔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和其他公共空间的区隔两个方面。所谓居住空间区隔是指因某种原因而导致的某一属性的人口群体集中居住于某一地理区域，从而影响这一人口群体与其他人口群体建立正常社会交往关系的状态。

我们家一直到我辍学那年才在信阳市买了自己的房子，但买了以后也一直没有去住。从到信阳来我一直住在我小姨家，上初中的时候平时住学校周末回小姨家，出来打工以后就住职工宿舍。小时候在我小姨家住的时候，还能认识一些她们小区里的小伙伴，但是因为毕竟不是自己家以后也不是长期住在这里，出来打工以后认识的就主要是一起住的打工的人。我觉得住在哪里和交哪些朋友之间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平时住在一起才能多交流多认识。

小健在流动期间的居住地，小姨家对她来说始终是别人家，难以获取长期稳定的社交关系。虽然工作后住在酒店宿舍，与业缘群体密切接触，但隔绝于职业活动的小区域，社交对象仅限于同质性极强的打工者群体，他只能被动地与其他社会成员区隔。而且由于社会互动、交往、活动空间局限于厨房和宿舍，小健的社会化明显受阻，在很多人情世故社会交往方面缺少知识累积，例如小健在访谈中提及自己两次更换工作场所均是由于自己与厨师长之间产生矛盾，这不仅仅是其性格特征所致，更是由于处于心智发展关键阶段的小健所接受的社会化不足，社交技巧和社会认知的匮乏使得他的社会行动存在诸多问题。

我平时主要是呆在厨房里，买衣服我都是从网上买，只有我妈或者小姨一定要带我去商店里买我才会去，感觉自己很胖腿也很粗，去商店里试衣服很难看。平时也接触不到什么公共娱乐活动，我没钱也没精力去参与什么高级的娱乐活动，最多也就是去去网吧和以前打工的人去打打游戏。

逛街购物小健不愿意自己去实体店，倾向于使用淘宝，对于自己身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展示表示抗拒。限于经济条件和自身害羞等多种因素，对公共空间的参与也很少，日常活动限于职业场所，休闲活动限于网吧等容易产生负向诱导的场所。居住空间区隔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流动青少年与市民建立亲密的、私人性社交关系的机会。

3.职业区隔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处于底层，所从事的大多是市民不愿干的职业，如保洁员、保安员、餐馆服务员、搬运工、建筑等，职业岗位收入低、不稳定、没保障。这一集中就业的职业与地位的对应现象反映了流动青少年与城市市民的职业区隔。

初中就辍学出来打工，肯定只能做一些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又不至于到工地去搬砖，结合我爸妈和小姨的意见，我觉得学个手艺是比较合适的，所以我辍学开始就在学厨师。学徒工资也不高，天天窝在厨房里，但是也没办法谁让自己没文化，只能好好把这门手艺学好，才能混口饭吃。我从学校出来这三年里就换了三个地方工作了，也不签合同，反正哪里需要人我就去哪里。

流动青少年在城市中的工作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同一职业不同工作场所的流动，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职业类型之间的流动。一般而言，两种流动在流动青少年群体中都很常见。流动青少年所能获得的职业类型本身就具有“短工化”的特点，例如厨师、保洁、建筑工等。小健表示，他身边的其他流动青少年也都从事过多种工作类型，换过多次工作场所。长期在城市中处于不稳定的、非正式的、短期的就业状态，使得流动青少年难以获得技能提升，同时无法在城市中实现稳定的发展。

我现在交到的朋友大多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因为除了工作我也认识不了别的人，之前上学认识的那些人现在联系也很少了。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都认识了一些人，现在逢年过节还会打电话问候一下，但是因为经常换地方，没有哪些人是长期稳定联系的。

职业区隔与社会空间区隔也交织在一起，职业区隔的限制所带来的社交能力和社交机会不足，无法跳出自己的朋友圈获得更多人脉成为小健社会融入的主要问题。职业的流动性给予了小健在多个职业类型和职业场所中获得社交网络的机会，但同时也削弱了其社交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小健在多个职业场所中所建构的社交关系都仅限于“认识”，而由于持续性交往的不足无法达到“熟识”和“亲密”，社交网络也因此容易出现断裂。

四、认知转向

小健在成长过程中，由乡入城，经历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新生代农民工三重身份的转变，在其生命历程中实现了户籍制度和地理分割等先赋性区隔的不完全跨越，也在教育场域、职业场域、心理文化和社会空间等方面产生了区隔感知，在感知区隔的同时小健也在多个方面的认知上有所转变，主要体现在职业评价、支持获取和自我发展三个方面的转向。

(一)职业评价的转向

小健对职业的认知起始于从学校场域的脱离，起初认为自己是由于家庭原因被迫辍学，到评估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需求认为辍学是正确选择，意识到尽早出来务工可以相对减少在学校浪费时间。

刚辍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应该学一个手艺，俗话说一技在手吃穿不穷。和我一起上初中的一个朋友和我一起辍学然后去了工厂里做一线工人，虽然他一开始工资就很高，而我学厨师学徒阶段工资很低。但是我师傅跟我说过，学手艺就是这样前期辛苦一些学成了就好了，还有机会自己开饭店做老板，但是进工厂做工人就只能一辈子都给别人打工。

小健对职业类型的认知转向首先是产生于与同样初中辍学进入工厂打工的同学相对比，认为手艺人优于一线工人，学一门手艺虽然前期经济收入较低、投入周期较长，但手艺学成后未来发展相较于一线工人更具前景。

学手艺是我刚辍学的时候的选择，但是学了厨师三年到现在，目前我觉得厨师这个职业也不是很适合我，一个男人不能一辈子窝在厨房里，需要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至于什么是有面子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工作，我觉得做生意可能是我将来发展的方向。

在厨师行业学徒三年后，基于对厨师行业的认知和前景评估，小健目前的职业认知是希望从手艺人职业身份中脱离出来，试图开始学习做生意，认为做生意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业，是具有面子的职业。

从小健职业认知的转向可以看出，他始终未能脱离既定的职业区隔，所能想到和接触到的职业类型已经定型，手艺人、一线工人、生意人，这些职业身份都未能跳脱出其父辈初代农民工的职业身份选择。

(二)支持获取的转向

随着心智的成熟以及学习、工作和生活经历的累积，小健在遇到问题时的求助对象以及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获取来源也在发生变化。

小时候肯定都是依赖父母的，但我因为小时候就留守在农村，后来到城市上学也是跟着我小姨，其实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近，遇到问题也很少会向父母求助。因为我的学习、工作起初都是我小姨和姨夫帮忙找的，到城市里以后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比较多，所以需要帮忙和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找他们帮忙。像最开始我辍学第一份工作就是姨夫托他的朋友帮忙找的，但后来我在那里工作认识了我师傅，我师傅教会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我的第二份工作也是跟着我师傅去找的。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小健的各方面支持资源获取从完全依赖亲缘，逐渐转向亲缘为主业缘为辅，进而转向自我意识渐强并开始积极自主寻求外部资源。例如在职业机会的获取方面，起初工作都是由强有力的亲戚小姨基于其人际网络来获取，在小健自己进入职业场域后，他开始建立自己的业缘互动网络，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职业机会获取中，其基于业缘形成的人际网络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我和我父母主要是在一些工作生活上的大方向上进行沟通，比如我要换工作了会和她们说，每个月工资会交一大部分给他们因为买房子还欠债。但自己的一些心思和考虑很少会和她们说，因为父母本身能力也有限，并不能帮上什么忙。自己能解决就自己寻求一切条件解决，实在无法解决就只能放弃，没想过跟父母说，说也没用还让他们操心。我会选择和一起工作的小伙伴聊这些，毕竟年龄经历都相仿也能互相理解。遇到一些问题，我会咨询我师傅的建议，因为他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很多年了，有丰富的经验。

随着进入社会，小健从亲缘和业缘关系中寻求的资源内容也开始出现分化，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他更倾向于向同伴群体那里获得建议，与亲缘关系的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例如每个月工资的上缴)，对于小姨和父母平时的训诫已经有了抵触情绪，认为他们已经不了解他的日常生活而无法给出合理建议，社会化知识的获取明显转向在工作中遇到的权威个人和同伴群体。对父母的能力已经有了明确认知，不再奢求他们给自己创造任何条件，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三)自我发展的转向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好好学一门手艺，所以重心一直都放在厨艺上，但是随着工作时间变长我发现技术精进只是一方面，为人处事这些情商方面的提高也非常重要，甚至说这些能力比掌握一门烹饪技术更加重要。而且我师傅曾经跟我说过我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拓宽自己的朋友圈子，所以我现在很注意维护自己的人际圈子，多交朋友，一些原来结交现在不常见面的也经常联系。因为这种能力是无论我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需的。我现在闲暇时间还在学英语，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因为出了学校进入社会学习就只能靠自己了，也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只能自己摸索着学习。

小健在初期的工作阶段中将自身发展聚焦于厨艺技能的提升，寻求一门手艺，认为“有一门好手艺，吃遍天下都不愁”。但个体是处于社会和关系中的个体，在多次矛盾事件中小健意识到社会化的重要性，情商(为人处事，说话做事)的能力是相较于厨艺更为重要的提升点，因为这些是在任何职业和任何人生阶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知识的开门人(第一个师傅)曾强调过社交圈子的重要性，对小健影响颇深，所以他在工作生活中开始尝试有意维持自己的社交圈。

从小健的叙述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对于知识储备和技能发展的强烈诉求，知识和技能学习也开始摆脱明显的功利性目的。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中缺少正向引导和方法教授，其各方面学习都缺少正确方向和系统规划。例如在访谈中小健不止一次地提到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和在英语学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虽然英语学习在目前工作中完全不起作用，但作为其知识和技能储备的重要方面得到重视。但对于如何科学学习一门语言，小健只能利用网络资源自主摸索，学习效果有限且难以坚持。

五、讨论

(一)流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功能的替代性补偿

家庭弱化通常早及流动青少年婴幼时期、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期、及至成年后的整个生命阶段。[5]在个案眼中父母的作用集中于陪伴和教育功能，这显然是对于亲子互动功能的片面认知。成长过程中父亲的持续性不在场和母亲的间断性在场，使得个案从家庭教育中获取的社会化知识十分有限，但在个案生命历程中“小姨”作为重要个人对个案产生重要影响。在打工生活中遇到的“师傅”、“阿姨”、“同伴”都相对代替了父母在个案社会化中的教育者作用。

在陪伴需求的满足上，个案在留守阶段虽然与爷爷奶奶的互动不多，但是和弟弟妹妹一起留守，来自同龄群体的陪伴使得个案在留守阶段并不孤单。流动阶段又获得了小姨、表哥的陪伴，这是个案认为自己与其他流动儿童最大的区别，也是个案认为自己在流动、打工生涯中并未走上歧途的重要原因。个案在看到同伴群体中其他人的家庭关系后，逐渐转变了对自己家庭关系的病态认知。但是在访谈中能够感受到个案对于家庭功能的认知存在偏差，将陪伴和教育视为家庭教育的全部组成部分，明显有失偏颇，这主要是由于父母的长期不在场使个案对合理的家庭组成和互动方式缺乏清楚的认知。

(二)流动青少年个体流动策略的失效

流动策略理论认为群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个体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亲属关系进入支配群体。流动青少年进入城市往往是希望自己能够突破父辈的身份和职业阶层，进入城市中上层职业身份当中。但迫于现实情况，流动青少年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难以继续在城市高中就读，一方面由于流动青少年难以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也与其家庭教育观念、家庭经济状况等密切相关。

因此流动青少年往往只能选择回原籍读或放弃学业，最终的结果也往往是在初中后选择就读职业学校或者像父辈那样打工和做生意，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职业身份都未能跳脱出其父辈初代农民工的职业身份选择。因此，流动青少年很难有机会通过个体流动策略实现社会身份的变迁。

(三)流动青少年区隔感知的个体化

在自我认同上，个案不曾将自己严格归属为任一群体，虽然在职业、户籍身份等方面被赋予特定群体身份，也因其后赋的群体身份而感受到群体区隔，但个案始终将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对区隔的感知也更倾向于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区隔，而非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区隔。进入农民工身份场域内，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带有农民工标签而被其他群体区隔，而是由于工作性质本身所致。例如自己身材不好被嫌弃，城市人一样会有。对于排斥和区隔的感知并不是来自于身份群体的区隔，不是由于社会其他群体对于农民工、流动儿童的排斥，而是由于打工者工作和生活环境将其置于与社会分离的情景中。是职业类型限制了社会交往，而非因自身带有任何群体身份而被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