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星

一、世界史与近代中国危机

19世纪中后期欧洲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向中国的深入延伸，扩大了所谓“东方问题”的地理范围①“东方问题”在学理上包含有三层构成：狭义上的“东方问题”指欧洲列强围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争夺所引生的问题，第二层包括从奥斯曼延伸到波斯、印度一圈；第三层则涵摄东亚在内。俄国借调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掠走清帝国大片领土，这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密切相关，恩格斯称之为克里米亚战争的亚洲意义。这可看作“东方问题”绵延至远东问题的一个例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迫使清廷开放东南沿海一带城市为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到俄国借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掠夺清帝国大片内陆领土和获取喀什噶尔的贸易特权，乃至1888年英国侵略西藏并于五年后开辟亚东为商埠，帝国主义势力对晚清中国的介入不仅通过沿海，也通过内陆，从而形成对中国沿海边疆与内陆边疆的双重入侵。中国的近代危机虽自海疆地带发端，却逐渐扩展到内陆边疆地带，造成围绕海、陆边疆向内地蔓延的地缘危机结构。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扩张通过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展开广泛的占据与掠夺，构建起全球殖民体系，中国的陆海边疆相继被纳入这一殖民体系之中，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被连接到帝国主义所构筑起来的普遍世界联系里。17世纪初英国开始建立对印度的征服，并成立东印度公司管理东方殖民经贸，18世纪后期则开始插手印度的鸦片种植、贩卖，后通过沿海销往中国，进行对华鸦片贸易，“鸦片之路”从南亚连接至东亚，这可以看作西方殖民体制下全球联系的一个局部例子。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构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转折的大事件，在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看来，这也预示着全球政治地理空间上的一场大转捩：奥斯曼帝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崛起，截断了沿大陆丝绸之路的东西间贸易，迫使西欧转向海洋探索海上商贸路线，并由此带来一场伴随“空间革命”的历史革命，即开启了“哥伦布时代”，使西欧得以从亚洲陆上强国的压迫和地处欧亚大陆空间边缘的局限中解放出来，通过占有和控制海洋空间而重新“出现在世界上”①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65页。。西方海洋时代的兴起离不开对欧亚大陆地缘权力结构变动的反应。而在马克思的历史解释里，寻求满足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是推动西欧向海洋拓展的根本动力，其所构成的全球后果就是在地理大发现后的16世纪，人类开始被逐渐纳入一个共同的世界联系之中，组织这一世界联系的内在历史逻辑就来源于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经济体系。“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在这一历史变迁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通过向全世界范围扩展，而建构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在这一重组世界内在关系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种世界关联，使各民族或地区在其中普遍地相互依存，并以利益集中于少数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方式构建统一的、不平等的等级关系，建立起在霸权殖民的压迫与剥削支配下的权力从属。这种统一状态形成一种世界体系（world-system），它与其后列宁所描述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形态的“帝国主义”实质存在于同一脉络上。近现代西方帝国殖民的全球展开正是通过将非西方卷入这一世界体系中，而使非西方与西方产生了普遍连接，首次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与此相应，西方国际法思想的起源也伴随这一“世界史”的诞生时刻而形成，早期国际法话语的理论基石就建立在为欧洲的近现代世界殖民霸权建构正当性依据的基础之上③佩里·安德森：《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9～80页。。国际法从而成了帝国推行全球殖民统治的“武库”（repertoires）之一④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11页。。它的本质是帝国权力。

海洋时代背后所开辟的就是一个将全球各地编织进资本主义权力体系之中的历史进程，这一体系展开其广泛渗透与蔓延的运动路线也同时伴随着海洋时代其余丰富历史内容的传播，“伴随着下列概念的频繁出现：贸易、条约、边界、主权、殖民、工业、金融、城市化、民族—国家”①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三联书店，2004年，第610页。，它涉及现代性一系列基本的历史范畴与命题。而在中国的陆海边疆陆续涌现的各对外通商口岸、商埠与殖民地，便是中国被卷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卷入“海洋时代”的重要标志。海洋权力对中国的冲击自东南海疆发轫，它重塑了传统中华帝国的边患政治结构，李鸿章称此为“变局”：“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靡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②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奏议六》第6册，顾廷龙、戴逸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这导致了关于陆海边疆的传统帝国经略面对近现代西方权力支配下的海洋化时代的威胁，而被迫置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与世界秩序变动的历史视野之中。这一历史变局不但挑战了中国原本基于帝国朝贡文明体系的世界治理观念与构造，也逼迫中国士人在如何回应和抵抗海洋秩序威胁的难题面前，思考重构中国传统的帝国边疆经略知识和帝国朝贡体系的内部复杂联系。

二、对19世纪海洋时代的回应：龚自珍及魏源

早在英国对华鸦片贸易持续攀升的19世纪初期，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少数有识之士就已对西北内陆边疆面临周边与世界地理政治局势变动的背景下所突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投以重视。龚自珍的西北筹划之异于旧有的边疆经略论，根本在于其所回应的是海洋时代的问题，即如汪晖所说，“它是面临海疆、背靠西北的构想”“它的出现与新的历史变动、特别是沿海的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③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第605、606页。，这就是远方的“海”何以从一开始就型塑着龚自珍西北论述的基本视域的原因④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64页，第165页，第164页。。在海洋时代环绕下近代中国所遭逢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地理问题意识。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书于1821年（道光元年），但在撰写该议期间，龚自珍同时撰写了《东南罢番舶议》（已佚）⑤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3～604页，第622页。，后又投书于林则徐，为其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极言战守之策”⑥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03～604页，第622页。。龚自珍经略西北的视界表现出与沿海边防的联系，内陆边疆和沿海边疆被置于一种相互勾连起来的问题视野之中，所共同回应的仍是来自于海洋所提出的权力挑战。同是出于应对海上压力，龚自珍西北规划却与退却派观点相反，主张向西北扩张进取，其出发点可与多年后梁启超面对沿海边患、提出开发西北腹地的丰富资源以济国力的筹划相对照：“今日东南诸省，盖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竞噬，一有兵事，则江浙闽粤，首当其冲，不及五载，悉为台湾……惟西北腹地，远距海岸，彝迹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迟，而矿脉之盛，物产之饶，随举一省，皆可自立。……他日中国一旅之兴，必在是矣。”⑦梁启超：《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所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一个例证。

根据龚自珍的设想，帝国通过在西域置行省，将实施于中原汉地的郡县制施加于治理西部边疆，同时移民实边、开发西部①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64页，第165页，第164页。，借此加强对西北地域的管治，加强对西北内陆的财税、资源、民力等的控制与汲取，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帝国实力（“损西益中”），支撑其对沿海压力的抵御，另一方面也利于遏制俄罗斯人对新疆的觊觎，以防将来东、西边腹背受敌的局面。面对后来英俄干涉内陆边疆日剧之势，晚清更生“将满蒙藏一律改为行省，以杜外人之觊觎”的筹边之议②《西藏改建行省议》，《民生日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日，第3页。。这些强化帝国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驭和明确边疆归属的谋划，与其时在传统的多族群帝国框架内寻求“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寻求向支配性、整合性的统一主权和内外结构确切的现代国家体制之转型相叠合。在跟西方19世纪现代国家体系发生的历史碰撞中，内陆边疆也被置于一个不同于传统帝国藩属制度下的位置来加以重整，并呈现出新的地理政治轮廓。传统的帝国治理秩序跟海洋秩序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历史质询的张力规定了晚清的经世论背景。

内在于龚自珍的西北内陆筹划与海洋视野之间的互动，龚自珍也进一步提及通过西部边疆连接“西海”的可能性③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定庵全集类编》，夏田蓝编，中国书店，1991年，第164页，第165页，第164页。。这一从远距东南沿海的另一面的内陆重新绕回和接通海洋的地缘政治想法实际在龚自珍的挚友魏源那里得到了深入的拓展，他以向西联系亚洲陆地作为连接与印度洋（即“西海”）关系的基础，并进而利用大陆腹地的复杂纵深寻求牵制印度洋、转而对海洋施加迂回反制的路径，“大陆是抗拒海洋压力的腹地，也是迂回包抄海洋势力的通道”④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2部），第649页。。魏源进而着手规划一幅重新组织陆地内在多种地缘战略力量的图景。

与龚自珍一样，海洋也框定了魏源大陆经略的基本视线，“海国”（大海中之国）成为其重新整理世界政治关系与历史地理运动的出发点。魏源对加强西域治理的强调联系于西域通向亚洲内陆诸战略要地的地理枢纽意义，透过帝国西北部而向亚洲大陆中部、南部、西部乃至欧洲等延伸，魏源主张在广阔大陆的基地上跨越多个不同国家、文明而将它们组建到彼此联结、牵绊的战略关系结构中，以联络陆权而牵住印度洋、进而掣肘海权（“志西南洋，实所以志西洋也”），这是魏源何以将西域新疆放在与印度洋的地理联系中进行看待的原因。魏源对古代东西方帝国史的重述以及对展开于传统帝国朝贡体系内部的欧亚军事、贸易、文化、地理等复杂历史联系的重新解释⑤如对古罗马帝国史的重述，参见魏源：《大西洋各国总沿革》，《海国图志》卷三十七，陈华、常绍温、黄庆云、张廷茂、陈文源校释，岳麓书社，1998年，第1112页；又如基于联合廓尔喀（今尼泊尔）对抗英人的战略意图而重建与廓尔喀宗藩关系史，可参见魏源：《五印度总述上》，《海国图志》卷十九，第671～672页。魏源还著有95卷的《元史新编》，重构元帝国史叙述。其《圣武记》对清帝国征服内陆远疆的颂扬，背后也基于对帝国地理版图的战略再运用。，都服务于他在大陆上及陆海间施展合纵连横的战略考量。不同于传统古代帝国的西北和内亚经略所回应的是草原游牧民族力量的侵袭，魏源聚焦于内亚的地理政治空间，意图却指向印度洋等，开始介入的是新的全球海权格局和列国体系，传统经营内亚的帝国历史经验以此被置换到新的战略运用视野中。在魏源开拓陆地秩序纵深的构想里，他实际在更大的地理连贯范围内看待陆地，其《国地总论·释五大洲》一篇借佛典的四大洲论述和《说文》“水中可居曰洲”，视亚洲、欧洲、非洲为连为一体的一洲，这一对欧亚非大陆结构的整体性把握联系于对陆权的战略布局，一旦从亚洲、欧洲连绵至非洲，陆地也就自然形成对海洋的反向包围之势，首先是包围扼住了印度洋。

如果说，哥伦布航海事业的开始是以亚欧陆上土耳其帝国力量的强劲崛起为历史地理前因，那么，伴随前者所开启的全球海洋权力的发展则反过来构成在亚欧陆地上重新进行战略筹划的背景，对于晚清的帝国经略来说，这一立足于亚欧大陆的重新规划，凸出了“西域”（新疆）和“西海”（印度洋）两端的地缘重要性。就此而论，魏源的经世构想与哥伦布远航之间的确可以说仍存在着历史的相连续，其对陆地权力关系的重构是处于由海洋与陆地的世界历史互动而形成的视域之中的。海洋时代开拓的经济侵略与殖民剥削事业，使西方资本主义驶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并于19世纪中期全面到达帝国主义阶段，继而展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围绕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以此，欧洲赢得了凌驾于亚洲的优势，“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政治效果是把欧洲与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①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64～65页。。如果说15、16世纪时期凸显的土耳其帝国是隔开西方与东方的陆上屏障，那么19世纪的土耳其帝国则已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强烈冲击东方秩序的前沿，从而产生所谓“东方问题”。作为被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所宰割的“西亚病夫”，土耳其帝国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解，中东地区陷入帝国瓦解后的“权力真空”以及政治版图的碎片化，这为西方大国围绕该地区展开霸权干涉、控制、争夺提供了条件。中东地缘政治的破碎与混乱延续至今，像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说，自土耳其帝国解体后始终缺乏一个政治上的“凝聚核心”，是致使该地区无法重建区域秩序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在陆地与海洋的复杂历史互动与冲突的背景中，一个昔日地跨欧亚非的大陆帝国版图走向碎裂与海洋时代下资本主义西方的全球霸权扩张具有历史上的连带关系，这就从反面衬托魏源谋求牵连大陆地理政治权力以制海权的战略依据。

龚自珍和魏源所处的历史时刻，正是传统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海洋格局冲击的开始，一系列新的历史问题和任务的提出，迫使传统中国建立新的框架来理解和重塑自身及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历史时刻的内部既涉及中国的近代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观念的诞生，也涉及对新的近现代性历史概念与命题的接受，乃至于整个中国现代转换的起始。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始于19世纪的历史转型直至20世纪中期伴随一个“新中国”的创生方才初定大局，但在此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起初由龚自珍、魏源那一代传统中国士人初启的现代性问题意识，早已伴随19～20世纪不断更新的中国观和世界观视野而变得更加复杂。

三、20世纪新政治视野下的陆海边疆

置身于19世纪初以来海洋化时代的历史氛围下，陆地被相应勾勒出新的世界政治地理面向，这一转变内在于陆海权力互动与博弈的世界运动过程；与此同时，伴随历史的复杂发展脉络，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权力逻辑支配下的海洋霸权，世界也逐步涌动起另一股更强烈的回应与抵抗的潮流，后者产生了超越海洋时代的全球权力构造、重组世界陆海关系结构的历史运动。这一股历史运动是在“革命”这一新的政治视域下指向不同的世界秩序想象的。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英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对东亚、对晚清中国的殖民权力联系，那么，在英国的大炮和鸦片输入的沉重打击下所激发起来的中国革命，不但将会搅动一个旧中国，而且还将冲撞全球的殖民体系，并最终形成从中国的革命波及欧洲的革命、世界的革命的历史传导效应：“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所汇合成的“一个强大的革命”在马克思眼中就是倒逼未来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外部激发点。由于革命中国的冲击性率先将旧世界的欧洲全球秩序打开一个关键的危机性缺口、引发和加速欧洲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并反映到欧洲自身内部而激起欧洲的革命，因而欧洲革命的爆发将“取决于”中国的革命事件①佩里·安德森：《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9～80页。。然而，事实上，欧洲作为全球殖民体系的中心，其致力于维护旧秩序的压迫者们的力量也更为集中和巩固，革命最后实际在全球体系的薄弱环节得到了有力突破和发展。在欧亚地缘竞争的格局中，“薄弱环节”的产生源于各帝国霸权在冲突中的此消彼长（如俄国），或由于霸权彼此牵制而无法加以全面征服的半殖民地（如中国），而在革命的逻辑下，“薄弱环节”却意味着被压迫者反抗旧秩序体系的突破点，并在其后持续不断的、作为“漫长的革命”的反抗运动中，被压迫者们的斗争也被自觉推上进一步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的历史进程，驱向打破旧世界法权、并建造新世界法权的政治时刻。

在此历史政治逻辑下，我们得以重新把握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世界历史位置。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拉美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判了帝国主义者关于“文明与野蛮的问题”的不合理划分：“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②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11页。毛泽东要求“翻过来”的实际是一种典型以西方为中心、以广大非西方为附庸的文明等级论，文明等级论作为19世纪西方全球殖民权力的国际法理支撑，其产生与西方帝国主义的霸权殖民史密不可分。③参见佩里·安德森：《国际法：它是国际的吗？它是法吗？》，第81～82页。毛泽东提出颠倒这种关于文明和野蛮划分的等级序列，并重新界定何为文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就像“中世纪家庭的父亲”“封建家庭里的家长”一般，“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然而广大的受压迫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与人民则反对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并主张“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④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51页。，从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行为恰恰是“中世纪的”和前现代的，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所追求和争取的国际主义目标才更符合并推进了平等、民主、博爱、自由等现代文明的启蒙价值。这实际引出了一种重新倒置边缘与中心法权关系的世界运动，挑战了西方帝国主义法权意识形态体系下关于中心—边缘的本质化划分。奴隶以此“翻身”超越了主人。这与在列宁笔下处于20世纪初民主革命风潮方兴未艾的亚洲世界之能从“中世纪停滞状态”中“觉醒”进而翻转为“先进的亚洲”，而欧洲则由于拥抱反动的“中世纪的东西”转而堕落为“落后的欧洲”处于同一脉络中①列宁：《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316、317～319页。。

正是伴随反压迫的斗争史进程及其所推动的这种重构文野格局的历史自觉，“第三世界”被推向了颠覆和超越帝国主义的普遍压迫法权，以及相应构建起自身反帝国主义的普遍法权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展开重塑整个世界秩序的历史努力。19世纪海洋时代本就包含着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霸权与殖民和平等、民主等启蒙价值观的传播在其中相互纠缠，20世纪法权创造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吸收并发展了平等民主的启蒙诉求，并以此扬弃霸权与殖民，这是对海洋历史内涵的重构。如果说海洋时代正式开启了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整体，那么20世纪则在此基础上诉诸平等民主秩序的原则重造这一世界整体。从而，国际主义作为从20世纪历史创造中涌现的新政治，它并非与海洋时代无关，而恰恰是对其重新回应、吸取、扬弃和塑造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伴随此新的政治创造，20世纪不但以平等和民主代替帝国主义霸权关系，也以友好和互助团结代替分断化和敌对化的全球冷战两极体制乃至“互相损害”的旧的民族国家间竞争体制，因此，20世纪对海洋权力的应对，才真正形成一种与上文所述的19世纪的反抗形式相区别的反抗实践，即20世纪的反抗包含着对围绕民族—国家的领土及政治主权、国力较量和地缘政治层面展开的世界竞争与联合等全球史实践的超越，而展开一种以克服霸权和实现普遍平等与团结为目标的国际主义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以延续自19世纪应对海洋复杂冲击的历史范式解释20世纪的反抗与创造是完全不足够的。

正是伴随这样一种新世界政治框架，20世纪范畴中的新中国重新展开了改变世界东/西、南/北关系的可能性，也重新展开着世界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相互关联方式。以1949年建国为标志，革命中国在实现民族民主解放的斗争中大体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同时翻转了自身在全球殖民体系的位置，继而为改造全球体系本身不断提供能量。在经历短暂的“一边倒”外交阶段后，新中国于50年代中期开始创造性运用国际统一战线的方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包括对资本主义阵营的不同国家采取灵活的外交态度。首先，面对西欧和日本等绕过冷战分断寻求发展对华贸易联系的诉求，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密切开展了与西欧、日本等半官方的或民间的经贸往来，这些交往最终在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臻于成熟②参见张丽雅：《官僚机构、商业事务和冒险行为：冷战初期的中欧贸易关系（1952～1957）》；罗勃特·皮卢兹（Roberto Peruzzi）：《英国与中国的金融关系（1949～1974）》，姚远梅译；安吉拉·罗曼诺（Angelo Romano）：《承认之前：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陈波译。以上分别载于《冷战国际史研究19/20》，李丹慧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47～69页；第71～93页；第95～118页。法国与新中国在贸易、文化、政治往来上最为深广，并促成中法1964年建交。关于中法关系，参见毛泽东：《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年1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0～371页；关于中法贸易的发展程度，参见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76页。。这一历史因素决定了中共在解放全国背景下何以要保留香港原状，“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③毛泽东：《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963年8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6页。。然而，此时与世界建立的贸易关系已不同于旧中国，它是在一种新提出的以促进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为原则的国际关系中加以推进的，这就意味着改变了香港这一海疆殖民地在世界东西方关系中的历史地理意义，即从19世纪海洋时代的全球殖民贸易体系在东亚布置的一个据点，转化为沟通东西方新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联系的沿海枢纽之一。这带动了对海洋贸易关系的一种重造。相比于商业上的交往连带，与欧洲、日本等共同面对着同一霸权压力这一政治处境，则构成了与之共建联合的统一战线关系的更重要基础。通过与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不满于美国霸权的其他国家组成联盟以制衡美国，这延续了《海国图志》“以夷制夷”的方略，但与此同时，将日本、欧洲试图纳入到一个具有国际主义“兄弟关系”性质的团结政治中，更构成为这种统一联合的进步意义：“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①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内部文献，第139～140页。。对于广大的亚非地区，新中国也于50年代中期鼓励确立相互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的政策，并明确主张经济贸易应以促进各国的独立发展、平等互助为准则，“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②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主要发言及补充发言），1955年4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而在支援第三世界解放和自主发展的国际主义义务推动下，新中国无私帮助亚非国家与人民修建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也具有了新的世界秩序指向。如果说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秩序中，铁路的跨国铺展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千丝万缕的密网”，是“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③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那么，兴建并完工于70年代的坦赞铁路却完全转变了铁路的世界史意义，铁路的筑造所连接起来的不再是一种等级差序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与霸权主义相反对的、基于平等互助团结的国际主义关系。同样，始建于1968年的中巴公路作为中国支援亚洲国家的援建公路，也具有与坦赞铁路相同的世界政治意义④1965年，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并在这一年中国宣布无条件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建设连接两国的铁路；也是在同一年，巴基斯坦方面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建中巴公路，并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应允。。中巴公路起始于新疆喀什而到达巴基斯坦，是一条把中国传统的“西域”地带与亚洲内陆腹地相连接的线路，但也同时是一条将中国的内陆边疆枢纽引入新的世界关联框架中的线路，使边疆成为一种连通与周边、与亚洲、与世界的新的国际主义秩序与道义关系的地带。事实上，伴随20世纪新中国革命政治图景的打开，内陆边疆在被组织到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也被组织到一种有别于19世纪的国家结构与政治社会结构里，普遍的阶级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的锻造反映于民族关系上，即体现为诸少数民族和汉族被纳入于各民族平等与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内陆边疆从而也被接入于与内地的新的政治连带，而中巴公路将内陆边疆带向亚洲内部的延伸，则是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人民团结”的国际主义想象共同体下，将这种新的政治连带性推向跨越国界的向外延展。

国际主义的团结政治既关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运用，也指向新的世界秩序想象，透过这一新秩序的开展，新中国的沿海边疆（如香港）和内陆边疆（如喀什）也得以被重新置入于另一种世界普遍联系之内，即超越了作为19世纪全球体系下殖民与被殖民关系的连接点，或者是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上具有战略竞争意义的地理枢纽点，而成了互联互通世界内部关系的节点，它们分别联系和带动着海洋和陆地进入新的世界关联视域里，从而引出一幅重新勾联陆海政治地理关系的世界秩序构图。伴随在20世纪历史创造下被重塑了的海洋视野的展开，陆地和海洋的政治地理景观都相应发生了改变，并使得在趋向新的平等联合的世界关系内部重展陆海互动。

无疑，在以权力竞争为逻辑的世界地缘政治和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理念的全球连带政治的空间视野中，陆地和海洋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和特点，两种视野（及其张力）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地理经验的不同可能。从“以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为世界性特征的“新战国”体系出发，“所谓‘冷战’、‘后社会主义’、‘文明冲突’、‘全球化’不过是‘战国式竞赛’的具体表现”①王铭铭：《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三联书店，2012年，第8页。，这一逻辑反映到世界地理空间的运动上，则陆地与海洋均被置入于地缘政治战略竞争的视角下加以审察；然而，一种“战国式”秩序观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的内在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所有方式和可能性，借用马克·劳伦斯（Mark Lawrence）在评论皮埃罗·葛雷吉塞斯（Piero Gleijeses）精彩的新冷战史研究著作《冲突的使命》（Conflicting Missions）时所说的话，即“国际主义”仍然有它自己的生活②参见马克·劳伦斯：《非洲冷战中的热战—评〈冲突的使命〉》，邓峰译，《冷战国际史研究》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中巴公路将中国西北边疆向亚洲内陆连接，坦赞铁路也为赞比亚的内陆地区打通了出海通道，使其向海洋接通，如果中国与亚非的联合让我们联想起魏源沟通亚洲、非洲大陆以“迂回包抄”海洋势力的战略路径，那么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世界的陆海关系也同时伴随20世纪新世界政治的实践与探索而被纳入一场深刻的地理秩序重构之中。

四、余论：在“一带一路”与“新冷战化”之间

1989～1991年，革命的“短20世纪”进入终结时刻，对现代中国而言，这一终结时间点位于更早的70年代末。但是，即便告别了“革命的年代”、开启改革开放的转型，中国也仍展现出国际主义的传统所延续下来的政治印记，以中国作为枢纽，其在全球化的世界经贸体系下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推动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国际新秩序，和40年后当代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全球互利合作方案仍是一脉相连的。

当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世界秩序所提出的构想与实践，同样是依托于联通陆地和海洋的世界流动与相互关联而开展的，它接续于19～20世纪中国对世界陆海关系及其变动的参与与多重回应的历史脉络。从其自我论述的话语中进行分析，“一带一路”框架叠加有多重的历史资源与基础。首先是对传统的天下观和古代海陆丝绸之路所建立的世界历史联系、历史记忆等的重新激活，这和魏源通过重构古典帝国史述和传统朝贡体系圈中的历史连带以支撑其陆海经略是相类似的。第二，它召唤着关于20世纪中国国际主义的记忆，进而召唤某种与未来的、新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秩序相连接的可能性。第三，“一带一路”以80年代以降中国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融入全球化网络中的经验与成果为前提，是在资本、商品、生产资料、人口等要素全球流通的既有空间与秩序中，对“新全球化”形式的探索。“一带一路”的秩序想象从而体现出一种“通三统”式的构造。

在当代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重组及世界后经济危机的复杂症候下，面临全球领导权衰退的美国正转向以“民族主义”利益为优先的单边主义霸权，其不但陆续退出全球多个多边协议与组织，更采取遏制中国、俄国等的“新冷战化”倾向，这是“全球战国体系”的表征，也是20世纪冷战霸权逻辑的延续。从世界霸权史的角度不难追溯冷战与西方海洋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存在着的历史牵连，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就指出，“在第三世界看来，冷战并非一个始自1945年或是1917年—而是1878年或者1415年—的连续性进程的一部分”①文安立：《全球冷战》，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年，第408页。。冷战的终结亦未改变这一基本的世界权力逻辑，某种意义上说，冷战终结仅仅是以冷战霸权结构中一极的瓦解作为另一极的持续化、“全球化”的条件，冷战结构的单方面解体无疑为当代的后冷战乃至所谓“再冷战化”准备了前提和背景。与之相反，“一带一路”展现的全球治理方式围绕的是构造全球平等、民主、团结、共治的共同体连带，在不断推动这些连带关系的具体建立的过程中，也许“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方案将是逐渐凝聚一股抗衡世界“战国化”乃至“再冷战化”走向的动力的途径②“一带一路”倡导世界各国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而自主加入，以促成众国独立平等、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关系，其世界视野容纳了人类各不同文明与国家，以及各种区域化、一体化的关系网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互通中打造“多元一体”的共同关系。而其强调“民心相通”作为社会根基的构建以及造福中国与世界人民的承诺，则内在联系着“世界人民团结”的国际主义和人民主体的20世纪中国传统，通过切实考虑并沟通、平衡沿线各国或各地区、各社群人民的需求，实现共建共享：“过往的许多教训都表明，中国在海外的一些重大合作项目过于依赖上层路线和政府关系，而忽视了在当地社会尤其是草根民众中的耕耘，使中国海外利益遭受威胁时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尽管民心相通的成效相对缓慢，却是真正的百年工程。唯有使沿线国家的普通民众参与‘一带一路’并从中得以获益，才有可能构筑最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邹磊：《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三联书店，2017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