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雅茜

全球化深度整合面临越来越多的摩擦，为了满足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稳定的需要，以单一币种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向多极化过度。

金融危机后，各国“各自为战，自我保护”的情绪上涨。美国在全面“退群”之余积极建立新一轮经贸规则，欧洲内部矛盾使其整合之路困难重重，中美关系成为影响全球大国关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冷战结束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定位和融合已进入尾声，全球经济总量在危机后增长受阻，深度整合面临重复摩擦。新兴国家作为全球制造中心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资源、人工等约束，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同时希望向高端制造业、金融等服务业转型，而发达国家原来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现在却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经济过度脱实向虚，也在寻求转型。发达国家在经济低迷时更容易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也增加了全球化融合的难度。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也阻碍了对外投资。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后工业社会，服务消费支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从1970年的53%上升至2014年的68%。而服务生产不像产品生产，对全球分工的依赖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性，生产关系面临新产业结构下的再调整。

过去一轮的经济、金融全球化中贫富差距更趋严重，更少人群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50-2000年50年间，全球收入前20%人口收入占比从70%上升至85%。例如香港四大家族和美国精英白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大部分底层民众并未从中受益，甚至因为进口劳动力流入、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等，状况进一步恶化。麦肯锡研究显示，2005-2014年十年间，25个发达国家共有超过5.4亿人的实际收入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收入分配恶化一方面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对全球化协作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也下降;另一方面导致收入对进口商品的弹性下降，从而降低对全球化的需求。另据IMF预测，全球劳动年龄人口2040年后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将进入负增长。老龄化不仅带来全球总需求和经济活性的下降，也将抑制对全球经贸联动的需求减少。

全球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因其巨大社会冲击，民众特别是受全球化分工冲击较大的制造业中反全球化的呼声高涨，而当前政府的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政府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更倾向于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应对，“去全球化”是政府安抚民心、转移国内矛盾的一种策略手段。此外，政府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政策短视性较为明显。

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1985-2008年的布林顿森林体系2.0版，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受到挑战。人们发现，以单一币种为核心的全球货币体系难以维持经济稳定发展，因此寻求更多币种共同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由于各国经济情况差别较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施行都不尽相同，因此多极联手的全球货币体系才有可能适应当前的情况。全球货币体系正处于第三次寻锚过程中。前两次货币寻锚，从大萧条到建立布雷頓森林体系经历了16年（1929-1945年），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演进到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也经历了16年（1971-1987年），当前全球化运行规则正在重塑，全球货币体系正在第三次寻锚过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心货币多极化，人民币纳入SDR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美、中、欧等多极联手，尤其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增强政策协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多元化，在通胀目标制基础上，增加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目标;三是浮动汇率普及化，更多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四是新兴国家对改革全球金融系统协调和治理结构的参与度提升。

作者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荣获2018年“远见杯”全球经济预测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