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江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家庭制造》是麦克尤恩短篇小说中备受关注的一篇。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这一形象的分析与定位上，并通过对“我”的探究来阐释小说的主旨。然而，对于小说所要表达的内涵一直存在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重在剖析潜藏于文本深处的道德图旨，“一位成人叙述者讲述了他14岁时，如何通过与妹妹性交来实现性启蒙”[1]13，“在更宽泛意义上折射了青少年群体在青春期的困惑、烦恼与迷惘以及他们可能潜在的道德滑坡和伦理缺失”。[2]85另一种观点，将意识形态之维与文本的审美之维有机结合起来，使文化文本成为文学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出“我”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颠覆，并重构男性气质。“作者以男性少年的成长故事的形式，描绘了他对霸权男性气质从认同到抵制的故事，大胆挑战传统男性气质和逻各斯中心主义”。[3]15这些观点有力地推动了麦克尤恩小说研究向前发展，但仍然没能完全解释清楚发生在小说人物身上的种种矛盾性症候。

……雷蒙德却在往自己身上藏集注版七卷本《爱德蒙·斯宾塞文集》。换了其他任何人，这种大胆举动也许也能换来一些成功的机会，但雷蒙德的大胆具有一种不靠谱的天性，几乎完全游离了现实情境。[4]34

命运女神会跟雷蒙德开玩笑，她也许会往他的眼睛里扬沙子，但从来不会唾弃他的脸，或者刻意踩踏他的生存之本——雷蒙德的错误、损失、背叛和伤痛，最终看来，都是喜剧而非悲剧。[4]43

以往的研究始终忽视了雷蒙德这位重要的次要人物，未能理清作者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关于雷蒙德的故事”。在文本之中，雷蒙德似乎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他引导“我”学会了一些不良行为，而这些不良行为又来自对成人世界的崇拜。因此，我们自然就会得出雷蒙德是“霸权性的男性气质的代言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小说想要通过“我”在言行方面对雷蒙德的超越，来达到颠覆“霸权性男性气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那么，将“霸权男性”的头衔压在15岁的雷蒙德身上是否过于沉重呢？虽然雷蒙德是“我”的靡菲斯特，教会了“我”抽烟、酗酒和手淫，但如上面引文中第一段所示，雷蒙德在施行这些“罪恶”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盗窃的惯犯，而是有着笨拙可笑行为的孩子。因此，有着如此微弱的“霸权”威力的雷蒙德又能对谁起到规训的作用呢？如果将雷蒙德的不良行为动因归之于青少年道德维度的缺失，那么，我们将要如何理解幸运之神对他的眷顾呢？这样的眷顾使他一次又一次免遭惩罚，使他的人生成为喜剧而非悲剧。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麦克尤恩成长起来的时代背景，他在27岁(1975年)时完成《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部短篇小说集。麦克尤恩成长于战后，深受20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浪潮的影响，创造的人物也都是离经叛道的青少年。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成长于那个时代的青年，面对的是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崩塌与理想的破灭，这些使他们陷入焦虑、迷惘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作为时代的一分子，麦克尤恩自然也不例外，从而将自己对时代的困惑体现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在困惑、迷惘中寻求出路是每一个时代文学作品中惯常出现的主题，而探寻的方式、手段却各不相同。在《家庭制造》中，“我”与雷蒙德认为步入成人世界便是步入意义世界，但我们想要步入的是怎样的成人世界呢？“我”看到作为工人的父亲，一生中的每一天都在机械地从事着同样的劳动，这样的命运在“我”看来是荒诞的，而父辈处于荒诞而不自知。因此，“我”是痛苦的，“我”拥有意识，意识到所在世界的荒诞，想要摆脱这种徒劳无益的生活。老麦在小说中设置了大量的游戏因素，通过一个个游戏环节来展示雷蒙德和“我”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虽然在与雷蒙德一次又一次的竞争中，“我”取得了胜利，然而，“我”是悲壮的，恰恰是清醒的意识阻碍了“我”对生活终极意义的追寻，使“我”仍旧生活在徒劳的生活状态中。相反，处处失败的雷蒙德成了与注定失败的命运相抗争的“西绪福斯”，“西绪福斯，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他知道他的悲惨状况有多么深广：他下山时想的正是这种状况。”[5]109成功地找到摆脱徒劳生活的良方——不畏失败，努力拼搏。“他没有怨恨，没有犹豫，不存任何希望。他明明知道劳而无功，却仍然‘朝平原走下去’，准备再一次把石头推上山顶”[5]4。这也是人类灵魂终获拯救的唯一出路。

一

游戏首先具有竞争性，“我”对雷蒙德比赛的胜出，意味着“我”在同龄人中展示了自己的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的标志很容易赋予获胜者一种各方面都很优越的假象。……赢得尊敬，获得荣誉……”[6]53-54因此，与其说“我”是胜利者，不如说“我”获得的是胜利的假象。

雷蒙德被看作“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代言人”，主要原因在于其作为“引导者”的身份，引导“我”学会了成人世界中的种种恶习。但细思之，与其说“我”从雷蒙德那里所学会的抽烟、酗酒、手淫、偷盗等行为是“背德”行为，不如说是14岁与15岁孩子之间的游戏行为。更多的是处于青春期间的男孩子互相攀比的较量，是一种“吹牛游戏”，并非雷蒙德有意为之，这种较量恰是一种非功利性的游戏，“它为之服务的目标是超出当下物质利益或个人生物需要的满足的。”[6]11他们想要争夺的无非是“少年性交专家”的头衔，使“成群结队的男生——也荣幸地包括女生——都前来咨询。这美名一直伴随我进入艺术学院，点亮了我在那里的人生”[4]40。对于选取青少年作为故事的主角，麦克尤恩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那是因为，青少年是一类与众不同且特殊的群体，他们几乎还是儿童，然而他们不断受到加入另一世界——阴暗界限的迷惑和困扰”。[7]20青少年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仍然是一种半社会化的生物，因此他们的道德约束能力极为薄弱，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将他们的粗俗行为简单地判定为道德败坏呢？由此看来，儿童因素和成人因素在“我”和雷蒙德身上是共同存在的。作为儿童“他们所有的游戏都是受到一种愿望的影响，这种愿望始终支配着他们，那就是快快长成大人，以便能做大人所做的事情”[8]15。儿童的“我”和雷蒙德拥有成人的欲望，但是缺少将其付诸实践的行为能力。因此，作为儿童的我们，想出的解决之道便是通过游戏来模仿成人世界，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使游戏成为欲望的替代品。这些“罪恶”行为只是我们模仿成人世界所做的竞争性游戏，以此来宣泄我们的欲望。

游戏所替代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呢？这就与我们的成人因素部分相关，弗洛伊德认为成人的愿望有两类：“或者是富有野心的愿望，它们用来抬高主体的地位；或者是性的愿望。”[9]96“我”和雷蒙德在努力模仿成年人生活的同时，也继承了成年人的愿望。对于“性”的探求成为“我”和雷蒙德进入成人世界所需要跨越的最后障碍，之前的粗俗游戏都是为享受“性奖品”所做的准备，这个“奖品”便是祖鲁的露露。由于在之前竞争中的“出色”表现，“我”获得了享有这个奖品的机会。然而，在整个故事中，露露始终是传说中的人物：

我们讲犹太笑话，大象笑话，还讲露露的笑话，这些主要都归功于那些夸张的传说。……传说她的裙下已拜倒伦敦北区一整列躺着口水的痴汉，一长串凄凉破碎的心，从牧羊丛林到荷洛围，从昂加到伊斯灵顿，那排列着的一条条鸡巴。露露！她颤动的胸脯和迷离的笑靥，香艳的大腿和指节的肉涡，这团娇喘不息、热力散发、双腿之上的少女肉身，在言之凿凿的传说中，搞过一头长颈鹿、一只蜂鸟、一个装铁肺的男人(他随后因此丧命)，一头牦牛，卡斯·克莱，一只狨猴、一根玛尔斯条和她爷爷的莫里斯车的换挡手柄(随后对象切换成了一名交通指挥员)。[4]37-38

“解释意义不在场是符号过程的前提，意义不在场才会有符号过程: 符号表意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意义缺场。符号的目的是把意义携带给接受者，因此，符号文本等待着解释。”[10]3上面这段引文便是小说中对露露的全部描写，露露是一个不在场的人物形象，我们对她的所有了解都是基于传说。露露这个人是否存在？样貌到底如何？露露这个能指符号是否与它的所指对应？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无从知晓，恐怕“我”与雷蒙德对他们所描述的“露露”也是模糊不清。因此，“露露”只是一个符号。然而，这个符号的所指和其所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琳达·布劳顿将“我”看作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传奇英雄”形象，“其追求的是成人认知中对‘肉欲圣杯’的探求，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探求是女性的身体。”[1]17露露这一想象中的形象只是肉欲的承载物，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旦意义在场，符号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我”与妹妹乱伦之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揭开了“性”的神秘面纱，也似乎完成了儿童向成人的过渡。从此，“女性的身体不再被渴求，10岁的妹妹被留在浴缸的边缘哭泣，而我这个14岁的英雄，独自庆祝在壮丽的热忱中所进行的探求的胜利”[1]17。意义的完成使“我”放弃了与露露约会的幻想。

我们可以看到对露露性能力的描述是不切实际的、过分夸张的。那么，为什么要夸大露露的性能力呢？其一，“每场游戏都有赌注，它可以具有物质的价值或者象征的价值，但是都带有理念化色彩”[6]54。通过对“奖品”价值的夸大，来提高主体自身的地位。由此，对露露的征服表现了男性气质的提升，使得“我”可以摆脱青少年中的儿童部分。其二，这种夸张的描述恰好掩饰了青少年中成人部分的真实欲望。露露的形象完全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这些话语的来源正是“我”与雷蒙德从成人世界那里听来的。成人世界中的夸张表述，体现了他们对露露这样的女性的渴慕与幻想。“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幸福的人从不幻想，只有未得到满足的人才这样做。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单一的幻想都是愿望的满足，都是对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9]96然而，成人耻于将引起幻想的愿望通过游戏的方式展现出来，由于受到道德的规约，他们将幻想通过合理的方式表现出来，宣泄心中潜藏的焦虑。由此，这些夸张的描述便成为成人性幻想的满足，以及彰显他们的男子气概。然而，这些“白日梦”恰是对儿童游戏的继续和替代，表现出他们的真实欲求。

“我”似乎赢得了与雷蒙德之间的较量，也似乎比雷蒙德更早地走入成人世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然而，“我”的成功只是一种假象，“性”成为“我”的终极追求，而追求的目标“露露”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我”只能借助于对妹妹施加暴力的手段，来完成进入成人世界的仪式。此外，雷蒙德能够对游戏结局坦然接受，接受自己的失败，而“我”却永远都不会承认失败，而是要想方设法掩盖失败。由此看来，在与雷蒙德的较量中，“我”只是徒劳一场。

二

如果将雷蒙德看作“霸权性的男性气质的代言人”，那么雷蒙德的失败以及“我”的胜利都被看作对权威的颠覆和反叛。与此同时，我们不禁会问雷蒙德和“我”反抗的动力来自哪里呢？咖啡馆主题的出现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疑问。

在小说中，咖啡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典型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历史源于18世纪的咖啡屋文化，“咖啡馆建立在对所有来宾讨论的公开性上。没有人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任何人都不可以因为自身的某些条件比如身份、财富、权力或是蛮力来获得优先权。所有发言者都是平等的，在咖啡馆虚构的集体空间里，等级制度被消除了”[11]69。也就是说，在咖啡馆中，中产阶级暂时放下了对日常的关注，转而与他人交换意见和信息。因此，咖啡馆可以说是体现“平等”原则的绝佳之地。此外，哈贝马斯还对“公共领域”进行过一番界定，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张力场中发展起来，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12]170。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介于公共权力机构和私人领域之间，依靠讨论和辩论等方式形成的具有约束力和影响力的批判空间。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功能不在于直接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公众舆论的理性批判和自由交流而将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并通过对政治系统形成一种批判和监督作用而促使其去合理解决由公共领域所反映的那些问题”[13]24。在理论上，咖啡馆应该是超然于物质性约束之外的理性空间，并且是一个酝酿和形成公共意见的地方。然而，老麦笔下的咖啡馆却不再具有这些批判功能，成了污言秽语和黄色笑话的聚集地。

在这样杂乱的环境中，我们很难寻觅到咖啡馆曾经的优雅，很难想象咖啡馆中曾爆发出来的慷慨激昂的道德说教。“都市生活，特别是咖啡馆里的生活，把不同的人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通过相互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磨平棱角，使粗糙的行为方式变得细腻而有修养。”[11]218咖啡馆中这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已经不复存在。在小说中，参与进咖啡馆社交圈子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在欧洲，咖啡馆为‘高雅人群’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11]245“高雅人群”也就是社会中的精英阶级，大多是中产阶级，他们自然有钱有闲去关注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也有能力通过话语交往来形成公众舆论，从而影响政治权力机构的判断。然而此时的布尔乔亚已经不能在本质上真正占领“公共领域”，其他样式的“平民公共领域”[注]对“平民公共领域”的提出请见《对于缺失的意识——一场与哈贝马斯的讨论》，对于各种“平民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否，还有待分析和理解。可能已悄然崛起。在老麦笔下常聚集于咖啡馆的主要群体是下层工人阶级，他们每天面对的是生活的重担，“他们每天早上从自家的门前台阶上涌出，去往磨坊、工厂、木料厂和伦敦的码头，辛苦劳累一星期，星期天才得休息，星期一又得奔赴苦役。每晚回家时都变得更老、更累，却没有更富。”[4]41在咖啡馆中的社交便成为了他们排遣劳累、宣泄苦闷的途径，并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融合。他们在咖啡馆中的交流话题大多聚焦在八卦绯闻和性行为等私人生活范围，互相攀比、夸大，借此消除无意义的忙碌工作所带来的焦虑。从而压缩了公共领域，使其丧失批判职能。

20世纪的语言论哲学所关注的内容不同于认识论或本体论哲学，语言论哲学更关注说的形式，而不是说的内容。咖啡馆里的工人阶级更在意的是“说”这一行为，以及其所带来的宣泄的快感，说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咖啡馆内充斥着噪音和无聊的废话，交谈变成了消磨时间的重要方式。咖啡馆这个社会的缩影，不仅体现出了现代社会极度混乱的状态，而且表现了战后文化的匮乏、道德的虚无，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与肤浅。尽管这种交谈缺乏意义，但也不可能只是形式的存在。虽然他们并不在意所说的内容，而无意间的表达已体现出他们接受了传统中男性对女性的观点——占有和暴力，“他们都深受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行为无意间强化了其统治”[3]16。这样，就使咖啡馆中的“激烈争论”恰似一场闹剧，亦即一场游戏，“我”和雷蒙德便是这场游戏的观赏者，“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14]101。“我”和雷蒙德不仅认真听讲，而且努力对咖啡馆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模仿，“模仿的认识意义就是再认识。”[14]168希望通过对“性”的掌握来更好地认识神秘的成人世界。由此看来，“我”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反抗来源于“我”对咖啡馆所学的模仿，因此“我”对“逻各斯中心”的解构是失败的，“‘解构’所要消解的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暴力性所带来的危险。”[15]257而“我”恰恰成为“霸权男性”的同谋者。

而且，我模仿的对象也是具有选择性的，“我”模仿咖啡馆里的工人快乐的生活，而蔑视父亲的生活。“我”对父亲的赠予行为一共笑了7次。

这些“笑”有着嘲笑的意味，“我”在嘲笑父辈，嘲笑他们的兢兢业业、安分守己，父辈成为被我们嘲笑的对象，“对被笑的对象来说，笑多少总有点羞辱的意味，它的确是一种社会制裁的手段。”[16]83那么，我们在制裁他们什么？使我们感到绝望的是他们这种徒劳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没有找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位置，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而在家中，他们想树立自己的权威，“我”却只将父辈的赠予行为看作一场游戏，陪他们“玩玩”而已。父辈们将赠予行为仪式化，定期举行。在这一过程中父辈们获得了一种受人尊敬的虚假的满足感，他们只是想借此来树立自己在家庭中的威信，而“我”的笑彻底否定了他们的这一努力，“我”想要摆脱父辈们这种徒劳无益的生活状态。因此，“我”选择了参加咖啡馆“游戏”，想要模仿他们的生活，却殊不知，咖啡馆里的工人阶级与家中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我”只看到了这一状态的一个方面，并非全貌。咖啡馆里的生活只是工人生活的一角，因此，“我”抵抗徒劳的努力仍是失败的。

此外，嘲笑源于“我”自认为在与父辈的对抗游戏中取得了胜利，那么“我”的笑便是胜利的狂笑。而且这种胜利还带有一种攻击性，攻击父辈们的生活状态。但是，“我”的狂笑具有多少合理性呢？“我”对父辈的胜利是以金钱作为衡量的尺度，“我”偷书所得要优于父亲的赠予，然而，“我”却不敢在父辈的面前流露“我”的笑，还需要小心配合父辈们的表演，这体现出一种畏惧。这种畏惧的根源就在于“我”所获得的金钱的非法性和不稳定性。勤劳无怨的父辈是道德的化身，维系着道德秩序的运转，因此“我”在他们面前对金钱的来源一直讳莫如深。偷盗带来的金钱收入亦是不稳定的，“我”仍无法完全脱离父辈的供养。因此，“我”胜利的狂笑底气不足，迟早要被笑声中的无可奈何所吞没。无可奈何的笑便意味着“我”与父辈的对抗彻底失败了，“我”仍然没能找到生活的意义。

在这场模仿游戏中，其实我们所模仿的咖啡馆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并非工人阶级生活的原貌，但它却限定和影响了我们认识现实世界，展现出了一个我们想要信以为真的“现实世界”。“我”将咖啡馆作为认识和观察现实世界的一种参照，而这种虚构的参照注定“我”的追求是无意义的。

三

游戏具有虚而非伪的特征[注]游戏具有“虚而非伪”的特征，这一说法借用了宗争《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中对游戏定义的概括。他认为游戏应具有四个特征：规则、竞争、不确定的结局、虚而非伪。，我们用规则来区隔游戏与现实。如果打破规则，将游戏与现实混同起来，游戏就带有欺骗性。“我”便一再打破游戏规则，成为“扫兴的人”，借以哄骗妹妹“自愿”游戏，来完成自己步入成人世界的最后仪式。如此这样，“我”就真的进入了成人世界，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吗？

“我”和妹妹首先玩的游戏是捉迷藏，“我”玩这个游戏的目的是讨好妹妹，获得信任。“竞争性”是大多游戏所共有的特征，在这个游戏中，“我”和妹妹的竞争在于谁先找到对方。“混乱而又错综复杂的生活规律被固定的空间和规定的时间所取代，而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中，通过精确的、任意的、不可抗拒的规则支配着游戏的正确运行，这些规则必须被接受。”[17]7游戏规则在竞争中起到制衡的作用，确保游戏公平进行。而在游戏伊始，“我”与妹妹之间就不存在公平可言，年长的“我”在游戏之先便已获悉妹妹的藏身之所，能够轻松获得游戏的胜利。因此，在游戏的进程中，“我”始终在破坏游戏的公平竞争性，成为“扫兴的人”。在寻找妹妹的过程中，“我”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妹妹作为“同戏者”需要将自己隐藏起来，“我需要所有的能量来对付心头的执念”[4]48。对象的隐藏曾使我放弃施暴的想法。然而，随着寻找的推进，“等我到楼梯顶时，血已从大脑流到了腹股沟，说得文气点，就是从理性流到了感性”[4]48。此时的“我”已经完全被欲望控制。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并未能在预期的场所找到“同戏者”，作为破坏游戏规则的惩罚，“我”遭到了妹妹的袭击，这让我对妹妹施暴的欲望又暂时得到了压制。与此同时，新游戏的开启帮助“我”释放了压抑的欲望。

“我”选择与妹妹玩的第二个游戏是过家家，这个游戏也使小说的情节达到了高潮。尽管妹妹之前不断地骚扰“我”，希望“我”能陪她玩这个游戏，但都被“我”断然拒绝了，而今天，这个游戏却成为“我”实施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家家这个游戏很好地体现了游戏的“虚而非伪”的特性，“游戏框架构造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中却镶嵌着一个可信任的正解表意模式”[18]45。也就是说，尽管游戏是虚构的，但游戏的世界是真实的。“我”便利用游戏的这一特性欺骗妹妹参与进“我”的计划之中。

“爸爸妈妈过家家？”她顿时焕发光彩，变了个人似的，欣喜若狂，满怀热忱，一阵风似的从自己的房间搬来了童车、布娃娃、炉子、冰箱、小摇床、茶杯、洗衣机和狗窝，把它们摆在我周围。[4]50

上面引文中所提到的各种物体，都在儿童游戏世界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些符号通常是由游戏参与者自我构建出来的，也仅仅在他们自己那里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18]56。这些符号的组合形成了特定的游戏规则，那么，“我”和妹妹之间便达成了“共识”，我们要尽力模仿成人世界，达到“拟真”的效果。在游戏之初妹妹是规则的制定者，她摆出自己的娃娃与玩具，将整个游戏世界限定在家庭伦理范围内，“我”作为游戏的参与者要遵守游戏的规则，不能打破禁忌。游戏的虚构性使“游戏本身不具有道德功能，优缺点的评估在此也不适用”[6]8。“我”和妹妹对游戏的虚构性都有着自觉意识，因此，在这个虚构世界中“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用“这只是一场游戏”为借口，来搪塞过去，我不必负担任何的道德责任。这也就是我选择“过家家”游戏的真实意图，即通过游戏的方式来掩盖自己施暴的动机。然而，除了虚构性之外，游戏还具有真实性。首先，游戏的内容是真实的。“我”与妹妹一起参与的“过家家”游戏的过程是真实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洗、涮、上班、下班的动作是我们真正施行的。因此，“我”再一次借用游戏“假戏真做”，努力混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然而，作为参与者的“我”是能够明确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与差距的，此时的“我”已经从顺从游戏规则的人变成“扫兴的人”，甚至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目的就是既要欺骗妹妹也欺骗自己。其次，游戏的真实性体现在对现实世界的“拟真”性模仿上。“游戏具有制造一个完备的虚拟世界的能力。”[18]45妹妹努力模仿的对象是作为主妇的母亲，妹妹的模仿是不具有目的性的，整个过程只是在一种无意识中进行的，妹妹是通过游戏在不知不觉中向成人世界学习。而“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出于无奈勉强附和妹妹，只是象征性地陪妹妹游戏。虽然“我”与妹妹处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但“我”怀揣着强暴妹妹的目的进行游戏，“我”的游戏充满了强烈的目的性。“我们有非凡的能力把冗余无味的任务变成有组织游戏，也有不为称道的本领通过给游戏强加外部动机(这些外部动机从单纯地保持本质到为了赢得奖金将对手打残之间变化)破坏纯粹的游戏。”[18]15“我”通过强暴妹妹完成向成人世界的跨越，再一次成为“扫兴的人”，冲破了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搭建的桥梁，破坏了游戏世界的独立与完整。

在对妹妹的施暴行为中，“我”自认为蜕变成长为理想成人世界中的一员。“我”不仅冲破了“性”的束缚，而且挑战了现实伦理秩序。然而，并非所有的挑战都是合理的，即使在文学的审判台上，现实的伦理秩序仍然具有不可动摇性。所以，“我”是邪恶的，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挑战的另一极力量是我自己，而非其他。因此，“我”又一次失败，熄灭了寻找真谛的最后火光。

四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我”的努力失败了，“我”最终淹没于徒劳的生活之中。那么，作者是要借此表达一个悲观的论调，嘲弄人类徒劳的努力吗？显然并非如此。在对雷蒙德着墨不多的描述中，作者已经给出了人类应如何摆脱自身的蒙昧无知，并寻找到有意义的生活的方法。

事实上，没有什么运动能像一次精彩的越野赛跑一样，让我看得如此热切，如此兴奋。我爱看选手们进入彩旗通道，跨越终点线时备受折磨的扭曲的脸。我觉得那些紧接在前五十名之后的选手的脸尤其有趣，跑得比任何人都吃力，着魔似的竞逐场上一百一十三名的位置。我看着他们跌跌撞撞跑进彩旗通道，扯着喉咙干呕，胳膊使劲乱摆，倒在草地上，使我确信眼前正是一幅表现人类徒劳性的图景。[4]44

上面这段引文描述的是雷蒙德参加赛跑比赛的情境，这段描述读来似乎有些突兀，与小说其他部分的连接并不紧密，然而，此处恰恰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所在。赛跑是典型的具有竞争特性的游戏形式，赛场上的雷蒙德不仅是失败者，而且是最后一名。既没有掌声，也没有奖品，甚至连观众也走得干干净净。即使如此，雷蒙德仍然坚持跑过终点。这样的雷蒙德不难让我们想到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这个形象，他与这一形象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两个形象的主要联系在于面对不幸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人生态度。西绪福斯所面对的是伫立于其前的巨石，加缪将其看作“荒诞的英雄”，“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5]108。西绪福斯勇敢的直视自己的命运，坚定地朝山下走去，重新开始推动巨石。雷蒙德与西绪福斯的命运一样带有悲剧性，雷蒙德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一事无成，但是雷蒙德却有着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与“我”的较量中一次次失败，却一次次开发新的领域。面对失败，雷蒙德勇于承担，从不遮掩。没有鲜花、没有掌声，雷蒙德也毅然参加比赛，努力完成目标，坚持到最后。其次，这两个形象都执着于人生，享受过程，而不注重结果。加缪感兴趣的是“返回中、停歇中的西绪福斯”[5]108。西绪福斯蔑视苦难，反抗命运，由此超越了自身的命运，实现了对人的价值的自我确证。雷蒙德的拼搏同样激发了“我”的钦佩，敬佩渺小的生命所带来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其实，命运之石不仅伫立在雷蒙德和西绪福斯面前，也同样伫立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加缪认为，完美的理想与残缺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是荒诞，这种荒诞是人类永远摆脱不了的宿命，成为人类永恒的缺憾。时代又将荒诞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现今时代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核武器威胁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永恒困扰，无力彻底解决。就个体而言，琐碎的生活中充满了没有终点的挑战。然而，人类仍在不懈奋斗，不惧失败。世界在人类的勇于拼搏中走向美好。雷蒙德和西绪福斯在将命运的困境推向极致的同时，也激励着人类奋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