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對古罗马社会的城市女庇护人进行考察，并以此为基础对罗马帝国时期公共生活中的性别关系和罗马上层女性的社会地位加以分析探讨。共和时期，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与其他地区城市建立了庇护关系，有权势的罗马贵族成为城市庇护人。进入帝国后，除男性权贵外，上层女性也被选为城市庇护人。女性当选城市庇护人可看作罗马社会对上层女性的认可。然而，对城市女庇护人及其家庭情况的考察表明，城市女庇护人较高的社会地位离不开其家族男性权力的支撑，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在上层社会的两性关系中更加隐蔽，藏于上层女性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象之后。

关键词：罗马帝国；公共生活；城市庇护人；性别关系；女性地位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1.003

在古罗马社会中，女性虽然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方面处于弱势，却并非毫无作为。近年来，公共生活领域中的罗马女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表明女性在古罗马社会公共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1然而，对女性的考察离不开对两性关系的关照，对罗马女性的研究也不应局限于考察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那些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女性，该如何认识她们在古罗马男权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简单地用“她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来概括不免失之于片面。当选城市庇护人是罗马女性能够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因此，本文以古罗马社会的城市庇护制为切入点，1在梳理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城市女庇护人进行重点考察，2

并分析其与男性权力的关系，以期加深对古罗马两性关系的认识及对罗马女性社会地位状况的理解。

一、古罗马社会的城市庇护制

庇护制在古罗马社会中的存在由来已久，据说由罗慕路斯（Romulus）确立。3在庇护关系中，庇护方与被庇护方的地位不平等，弱势的一方寻求强势一方的保护并对其表示敬意，双方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上形成互惠关系。4庇护关系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学者们通常将庇护制分为不同情况来讨论，包括自由个体间、前主人与其获得自由的奴隶之间、辩护人与其委托人之间以及个体与集体（行省、城市或社团）之间的庇护关系。5作为本文考察重点的城市庇护制，是个体庇护人（patronus/patrona）与城市之间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形成的庇护关系（patrocinium publicum）。6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个人与城市之间的庇护关系表现并不明显。在罗马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以及罗马城的政治斗争中，城市庇护制发展起来。通过战争得胜、7行政手段、8外邦求助9等方式，罗马人在与其他地区接触的过程中开始成为其庇护人。这种庇护关系的基础在于罗马人的力量在双方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即罗马人对被庇护方提供保护和帮助。10共和时期，对被庇护的城市来说，其庇护人多为罗马元老。这些庇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促进罗马与其庇护地区之间的关系。例如，庇护人会在罗马招待受其庇护地区的使节并将其介绍给元老们。在被庇护地区利益受到损害时，庇护人会提供帮助，使其免受不公正对待。公元前171年，西班牙行省派使节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与元老院交涉，他们的庇护人帮助其获得公正处理。1凯撒在希斯帕利斯（Hispalis）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他作为庇护人的贡献——作为庇护人，他将许多从西班牙来的特使介绍给元老们；在维护西班牙的利益时，招致许多敌意。2共和时期，为城市提供庇护对庇护人来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贵族的政治斗争中，可以获得被庇护城市的支持；在选举中可以获得被庇护城市的投票；征战时可以从被庇护地区获得兵力等。3同时，当选城市庇护人还有利于提高政客的名望。如西塞罗所说，一个政客的成功不只依赖于事实真相，而且还与他的名声有关。4被庇护的城市对于其庇护人的名望可以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5西塞罗被卡普亚（Capua）选为唯一的庇护人，他将这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荣誉。6

进入帝国后，在新的统治秩序下，城市庇护制也有所发展。中央政府将大部分地方管理权交给地方贵族，依靠他们维持地方秩序，帝国的统治基础得以扩大。7除了集中在统治中心的元老贵族和骑士阶层外，意大利和行省中的骑士、地方城市上层阶级及富有者也成为帝国统治的维护者。在此背景下，城市庇护人这一群体的构成开始出现变化，意大利和各行省城市越来越多地选择本地精英作为庇护人。罗伯特·杜斯伊（Robert Duthoy）在对罗马帝国城市男性庇护人的身份进行考察后指出，城市男性庇护人包括元老、在帝国统治中心任职的骑士、地方城市的骑士、不属于骑士阶层的地方贵族以及皇室被释奴。8同时，女性开始被选为城市庇护人。与共和时期相比，帝国时期的城市庇护人虽然整体仍来自社会上层，但内部已出现分化，尤其是城市在选择庇护人时对权力阶层标准的下移以及目光开始投向本地精英和女性群体，表明城市庇护制进入新的阶段。在此时期，城市庇护人不仅为被庇护城市提供支援、保护，而且开始提供实物捐助。9普林尼在给他的岳祖父卡尔普尼乌斯·法巴图斯（Calpurnius Fabatus）的信中说道，他和妻子卡尔普尼亚（Calpurnia）会迟些拜访，因为他为他的庇护城市提弗努（Tifernum）出资建造的一座神庙近日竣工，他要去出席落成仪式。10一则出自西努埃萨（Sinuessa）的铭文提到该城的庇护人塞克斯都·凯奇利乌斯·比若尼安努斯（Sextus Caecilius Birronianus）为西努埃萨的居民出资修建了竞技场的平台。11另一则铭文记录了小福尔诺斯（Furnos Minus）的庇护人鲁奇乌斯·奥克塔维乌斯·菲利克斯·奥克塔维阿努斯（Lucius OctaviusFelix Octavianus）在获得一座民众集资为他修建的雕像后，出资举办了戏剧表演，提供了一场公共盛宴并分发了橄榄油。12城市庇护内涵的扩展不仅有助于改善城市生活，而且适应了新时期城市化运动和社会平稳发展的需要。此外，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共和时期庇护城市为罗马贵族政客带来的政治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价值，当选城市庇护人更多意味着收获一系列荣誉，如当选者的名字 加入庇护人列表并排在城市议员登记簿（album decurionum）的首要位置，享有荣誉坐席，得到公共雕像和附有个人事迹的铭文，私人事务得到公共庆祝或公众悼念等。1这一时期，为城市提供庇护的真正好处在于提高个人的声望和名誉。2

共和时期，城市庇护制伴随着罗马的对外扩张而得以确立，在罗马贵族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元首制确立后，城市庇护制随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庇护人不再由男性独占，女性也加入其中。女庇护人的出现是城市庇护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成为考察帝国时期公共生活领域中性别关系和女性地位的窗口。

二、帝国时期的城市女庇护人

与男性庇护人留下的较多记录相比，我们只从铭文材料中发现城市女庇护人的身影。公元3世纪中期，一则出自北非阿维奥卡拉（Avioccala， Africa Proconsularis）的铭文有如下记录：

（献给）奥斯基娅·摩戴斯塔[---]·[---]娅·科妮莉娅·帕特鲁伊娜·普布利阿娜，出身元老家庭的女子、公民和庇护人，她为家乡增色生辉做出了杰出贡献，鉴于此，经市议会批准，阿维奥卡拉市民用公费（为她修建这座雕像）。3

约在同一时期，一则来自意大利城市特雷布拉·穆图埃斯卡（Trebula Mutuesca， Italy）的铭文提到另一位女庇护人：

（献给）奥雷莉娅·克莱斯肯提娅，最值得尊敬、最纯洁善良的女子，庇护人，奥雷利尤斯·菲利奇斯姆斯·普罗克西姆斯（？）的妻子，（菲利奇斯姆斯是）骑士以及特雷布拉·穆图埃斯卡的庇护人，由于她的好意和经常性的慷慨之举，特雷布拉·穆图埃斯卡市和一个欢宴者团体决定为她建造一座雕像，在她生日即在距2月1日还有17天的时候献上（这座雕像）。在阿里安努斯和帕普斯任执政官时（公元243年），该地点由市议会法令批准授予。4

从以上两则铭文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主要信息包括：女性拥有城市庇护人的头衔；她们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情况；她们为城市做出过贡献，并得到官方批准授予的荣誉（公共雕像）。关于城市女庇护人的记录多保留在此类荣誉性质的铭文中，相关信息也以这些方面为主，因此下文对女庇护人的考察将以此为基础。

对于如何确定女性的城市庇护人身份，约翰·尼克斯（John Nicols）和埃米莉·海莫莱克（Emily

A. Hemelrijk）提出了判定标准。尼克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女庇护人的头衔在铭文记录中被明确地用于某位女性，二是包含该信息的銘文被市议会批准认可。5海莫莱克在此基础上认为除市议会认可外，如果包含女庇护人信息的碑铭是由城市、公民集体或大多数公民树立，这位女性也可被看作是城市庇护人。1上文中的奥斯基娅·摩戴斯塔和奥雷莉娅·克莱斯肯提娅在铭文中被称为patrona，而附载铭文的雕像是经市议会批准修建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两位女性是城市庇护人。依据这些标准判断，在有记录的约1200名城市庇护人中，大概有18位女性可以确定是城市庇护人。2这些包含城市女庇护人信息的铭文全部来自意大利和北非行省，集中出现于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庇护制（patrocinium publicum）在希腊语中没有精确的对应词。3希腊城市女庇护人更多与捐助行为（euergeteia）联系在一起，而非借由城市庇护关系（patrocinium）得到认可。4因此，严格用拉丁文的女庇护人一词筛选，我们发现相关证据均来自帝国西部意大利和北非地区。总体来说，共和至帝国早期，女性庇护城市的现象并不多见，但公元3世纪前后，女性作为城市庇护人的数量有所增加。

如果我们不把城市女庇护人的出现完全归为受铭文留存及发掘中随机偶然因素的影响，那么这一群体在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的集中出现，可能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首先，塞维鲁王朝的皇室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认可。5以尤利娅·多姆娜（Julia Domna）为代表的皇家女性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及获得的卓越声望可能对其他阶层和地区的女性起到示范作用，并影响地方城市的判断与选择。6城市女庇护人在铭文中出现的时间与塞维鲁王朝开始的时间一致，也许并非巧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相关证据多出自意大利和北非行省。其次，特定官职的增加和城市庇护制的发展为女性当选庇护人创造了条件。拥有财务检查权的城市事务官（curator rei publicae）在这一时期大量增加，该官职所涉及的部分职能可能取代了原来属于城市庇护人的某些职责，潜在的男性庇护人候选者获得这一官职为女性当选留出了空间。7同时，城市女庇护人集中出现的时期，也是城市男性庇护人群体组成发生变化的时期。以北非行省为例，公元1世纪时，城市庇护人主要为担任行省总督（proconsul）或将官（legatus）的罗马元老；到公元2世纪时，富有的本地骑士和精英开始成为城市庇护人。8城市男性庇护人身份发生变化的时期与铭文中出现女性庇护人的时间大体一致，说明那时“城市庇护人”头衔的内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9到公元3世纪时，地方城市似乎开始看重庇护人对城市的感情（amor）并开始使用“永久庇护人”（patronus perpetuus）这一头衔。10前者与女性特质吻合，后者强调为城市提供庇护的连续性，城市庇护因此可能成为家庭事务，这些变化为女性当选庇护人留出了余地。此外，城市女庇护人的出现还可能与当时地方城市的状况有关。从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来自北非的元老在元老院中的数量占优，11表明这一时期北非地区并不缺少富有且有势力的贵族。然而从地方城市的角度来看，3世纪时经济状况恶化、本地贵族（如市议会成员）面临沉重的财政负担及职务责任，1寻求贵族（尤其是与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女性的支持是符合利益考量的。城市女庇护人在这一时期的集中出现可以看作是城市间为寻求庇护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2换言之，女性当选城市庇护人不仅是地方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也是城市庇护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这些有记录的女庇护人的确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除1位不能确定身份外，13位来自元老阶层、2位来自骑士阶层、1位是城市议员阶层、1位出自皇室。3由此可见，城市女庇护人的选择范围有很大局限，限定在社会地位极高的女性。与之相比，城市男性庇护人的选择范围更广，除元老、骑士外，地方精英也成为候选人，甚至偶有被释奴当选。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市女庇护人的当选条件更为严格，地方城市似乎认为只有等级极高的女性才有资格成为其庇护人。但在被选为庇护人后，从任命流程到公布方式，女性庇护人与男性庇护人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地方城市法令中包含有关任命庇护人

的正式条款，西班牙行省马拉卡（Malaca）在颁布的市政宪章中对任命庇护人作出如下规定：“除非大多数市议员通过法令决定任命，否则没有人可以为马拉卡的市民指派庇护人或赋予任何人庇护的权力。”5城市议会在任命庇护人时，会发布正式的法令，选出的市议员代表还会将记录有此次任命的一块牌板（tabula patronatus）授予庇护人，6庇护关系也会记录在铭文中以彰显庇护人的荣耀。没有证据表明任命程序因庇护人的性别而存在差异，7在铭文中对男女庇护人进行描述的语言也没有差别。8

城市法律虽然对任命城市庇护人作出规定，却没有规定庇护人的具体职责。不论是在记录任命的牌板中还是彰显荣誉的铭文中，都没有有关庇护人职责的明确要求。9即便如此，我们仍可根据他们的实际行为和出身阶层略窥一二。为被庇护城市提供援助、代表其出面干预或介入调停，是城市对男性庇护人——尤其是元老和在统治中心任职的贵族——的主要期望。10这种期望同样适用于女庇护人。佩途伊努姆·维斯提努姆（Peltuinum Vestinum）在授予努米娅·瓦莉娅（Nummia Varia）的牌板上写道：“……请求她能屈尊保护我们——我们的城市和每一个个体，在合理且有需要的情况下，请求她能够用她所在等级的权力介入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安全。”11有能力为城市出面并维护城市利益需要庇护人享有极高的声誉名望、是位高权重的贵族、能够出入上流社会甚至有机会接近皇帝。对社会地位和出身等级的看重，使得普林尼在还是个少年时就被提弗努选为庇护人。用普林尼的话来说，“这个城市在我还几乎是个孩子时，出于极大的热情而非恰当的判断将我选为庇护人”。1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大比例的城市女庇护人出身于元老家庭，甚至还有一位有皇室背景。结合城市的主要诉求来看，只有地位极高的女性才有保护它们的能力，因此地方城市理论上只会在最上流的贵族圈中寻找女庇护人。2

跟男性庇护人一样，女庇护人也会为城市提供捐助。一则来自布拉·雷吉亚（Bulla Regia）的铭文提到尤利娅·梅米娅（Iulia Memmia）为她庇护的城市布拉·雷吉亚出资修建浴室，既美化了她的家乡又照顾到市民们的健康。3在为城市提供捐助方面，城市庇护人和城市的其他贵族、富人没有太大分别，但并非为城市提供捐助的人都会被选为城市庇护人。例如，可以证实的城市女捐助人的数量就数倍于城市女庇护人。4庇护人为城市提供捐助，可能是出于道德考慮。地方城市希望庇护人可以维护其利益，包括代表它们出面斡旋，提供捐助给城市和市民带来好处，但后者很可能是当选后的结果而非当选的原因。5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庇护人来说，他们为城市具体做过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描述他们行为的词语都比较笼统概括，例如merita，beneficia，benevolentia。这些词虽表明他们的功劳、对城市的情意，但我们对其行为的具体内容无从了解。6使用模糊的词语来称赞庇护人，或许是刻意为之。被庇护城市既不规定具体义务，也不明确记录庇护人有过何种贡献，意味着“城市庇护人”这个荣誉头衔不能用某个具体的行为或价格“买到”。7这个头衔既可以作为奖赏，也可以激励得到此殊荣的人做出更多贡献。8城市选择模糊化庇护人的职责和作为，也许是为了长久地获得尽可能多的福利，而这种需求并不因性别差异而有所不同。

对女性庇护人来说，她们的名字也可能与男性庇护人一起出现在城市议员名录上。9城市将其庇护人的名字写在城市议会成员名单中，意味着在它们看来，城市庇护人是个代表荣誉的头衔。10同时，女庇护人也会得到公共雕像以及记录她们事迹的铭文。11人生的重要时刻也会得到公共关注，包括庆祝生日和离世后加以纪念等。在奥雷莉娅·克莱斯肯提娅（Aurelia Crescentia）生日当天，她所庇护的城市特雷布拉·穆图埃斯卡为她捐献了一座雕像。12赫尔维迪娅·布伦妮娅（Helvidia Burrenia）去世后，印特拉姆纳（Interamna）城为这位庇护人修建了一座雕像。13值得注意的是，获得荣誉性质的公共雕像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男性的荣誉。14女性获得此荣誉或许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对庇护人的选择存在超越性别的考虑。公共雕像及附加的铭文不仅是城市对庇护人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城市与社会地位极高者建立联系从而彰显自己的一种宣传手段。

就担任城市庇护人而言，罗马女性参与并在城市生活中发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从总体上看，罗马妇女仍处于弱势地位，但在帝国时期，上层女性的确得到了在公共舞台展示自己的机会，她们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认可。城市对所选庇护人的期望并不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分，最看重的都是庇护人拥有为城市提供保护与支持的能力。同时，城市在授予公共雕像这一城市庇护人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上，1也一视同仁，城市庇护人头衔给男女两性带来的荣誉分量是相同的。

三、城市女庇护人与男性权力

从当选城市庇护人，到与城市之间形成与男性庇护人并无本质差异的庇护关系，这些当选的女性似乎确实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在古罗马男权社会中，得到认可的也许只是她们背后的男性权力，女性被选为城市庇护人的根本原因或许在于她们拥有显赫的家庭背景。

在有关18位城市女庇护人的记录中，对其中15位的描述都提及其至少一位男性亲属，这表明城市在表彰它们的女性庇护人时，认为也应该提到她们的男性亲属，尤其是那些地位显赫的。2塔尔奎尼（Tarquinii）的庇护人多米提娅·麦尔皮斯（Domitia Melpis）的丈夫属于执政官等级（vir consularis）。3

佩萨罗（Pisaurum）的庇护人阿贝伊娜·巴尔比娜（Abeiena Balbina）的丈夫是监察官（quinquennalis）。4

作为出身元老家庭的女性（clarissima femina），尤利娅·梅米娅的父亲（Caius Memmius Iulius Albus）位处执政官等级。5布拉·雷吉亚（Bulla Regia）的庇护人阿拉狄亚·罗斯基亚（Aradia Roscia）是元老等级的女孩（clarissima puella），这意味着她的父亲是元老阶层的，铭文中也提到她父亲的名字（Publius Aradius Roscius Rufinus Saturninus Tiberianicus）。6维比亚·奥里里亚·萨宾那（Vibia Aurelia Sabina）是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的女儿。7塞亚·波提提娅·康索尔提娅娜（Seia Potitia Consortiana）的儿子（Roscius Potitius Memmianus）是元老（clarissimus vir）。8

有些女庇护人的男性亲属本身也是城市庇护人。尤利娅·梅米娅的亲缘关系显示她的执政官等级的父亲也是一位城市庇护人。9加洛尼娅·屋大维娅·玛凯拉（Gallonia Octavia Marcella）的丈夫（Lucius Accius Iulianus Asclepianus）是元老执政官（clarissimus vir consul），这对夫妇与两个女儿（Accia Heuresis Venantium，Accia Asclepianilla Castorea）一起成为乌提卡（Utica）的庇护人。10法比亚·维多利亚·尤维娜（Fabia Victoria Iovina）的丈夫（Lucius Lucceius Hadrianus）是骑士阶层（vir perfectissimus），他们夫妻两人都是锡尔塔（Cirta）的庇护人。11虽然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男性亲属都是城市庇护人，但重点在于这些女庇护人的男性亲属本身处于极高的社会阶层。城市在授予女性庇护人的荣誉铭文中，提到她们同是庇护人的男性亲属，除了宣扬庇护人头衔所具有的荣誉性质，更可能的是强调当选女性与权势阶层的联系。

作为在史料中独立出现的女庇护人努米娅·瓦莉娅和奥斯基娅·摩戴斯塔（Oscia Modesta），虽然铭文中没有出现有关其男性亲属的信息，但实际上努米娅·瓦莉娅的父亲是执政官，1奥斯基娅·摩戴斯塔的丈夫也是执政官。2

从这些女庇护人的男性亲属的地位来看，他们都属于社会上流阶层。尽管有学者提出这些显赫家族的女性成员享有的权力是以她们的社会地位、财富、名声、广阔的社交网络为基础，3但这一切不仅是以其家族为依托，更是与其家族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紧密相关。因而上层女性的影响力其实是其家族实力的写照。以小图布尔波（Thuburbo Minus）的庇护人艾丽娅·凯尔西尼拉（Aelia Celsinilla）为例，她本人是执政官等级的女性（consularis femina），社会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她作为母亲的角色也得到强调，因为她的儿子（Celsinianus）也是执政官等级。4嫁入或者出身世家大族可以增加女性被选为城市庇护人的几率。城市将元老的女儿或妻子作为主要候选人，与其说是为了取悦其父亲或丈夫，不如说是看重其家族所拥有的权势与影响力。然而，在有关男性庇护人的记录中，通常不会有其女性亲属的信息出现。5

对城市女庇护人社会地位的了解，基本是通过其男性亲属所处的社会阶层来判断。方式之一是根据铭文中使用的专门称呼来判断。约在公元2世纪时，“clarissima femina”、“clarissima puella”开始用于称呼元老的妻子和女儿。乌尔比安（Ulpian）提出“最尊贵的人”（元老等级）包括那些嫁给最尊贵的人（clarissimus vir）为妻的女性（clarissima persona），元老等级的丈夫们给自己的妻子带来最尊贵的身份。对元老的女儿来说，嫁给最尊贵者可以保留自己原有的最尊贵身份，但如果嫁给低等级的人，如平民，她将不再享有最尊贵的身份。6由此可见，女性的社会等级源自与她们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未婚嫁前从父，婚嫁后从夫。对那些没有专门称谓的女性，她们通常被描述为某等级男子的妻子，如法比亚·维多利亚·尤维娜是鲁奇乌斯·路切伊乌斯·哈德良（Lucius Lucceius Hadrianus）的妻子，她的丈夫是骑士，她也同属骑士阶层。7正如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所言，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源自她们男性亲属的等级地位。8需要借由男性来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男性与女性庇护人一起出现在铭文中的主要原因。9女庇护人的男性亲属成为女性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城市在授予女性荣誉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视与标榜，实质是将自己与更高的权力与地位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的核心和根本均以男性为主导。

同属元老阶层的男性和女性等级是否有差异？元老阶层的女性等级是否高于其他阶层的男性？乌尔比安这样回答：“一个属于执政官级别的男性总是优先于一个同属执政官等级的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个行政长官级别的男性是否优先于一个属于执政官等级的女性，这还有待考虑。我想他是有优先权的，因为男性性别天然地意味着更加高贵。”1可见，即便嫁给等级极高的执政官为妻，也不能成为女性获得同等社会地位的绝对保障。上层女性虽然享有其所在阶层的名望，但是地位仍低于同等级甚至低等级的男性。对于社会地位很高的男性和女性，他们的权力与其出身的等级、家庭背景、名望和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区别在于男性的权力可以通过从政经历得到正式认可，而女性的权力是通过其男性亲属所有的权力得到确认的。

出身望族是城市女庇护人的一个重要群体特征。城市授予女性荣誉，与其说是为了肯定她们的贡献，不如说是确认女性是某个显赫家族的一份子。家庭的声望通过所有家庭成员都获得荣誉来提升，因此作为家庭成员的女性获得荣誉意味着家族势力的整体提升。2女性当选庇护人后，其行为的出发點未见得都是以家族的利益为先、为重，但是能够当选、得到认可本身离不开其男性亲属拥有的地位与权势的支撑。

结 语

城市庇护制是古罗马女性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平台。从共和时期到帝国早期，城市庇护人的主要扮演者是男性贵族；但到公元2、3世纪时，女性庇护人的数量有所增加。地方城市不仅将她们选为庇护人，而且在对待与女性建立的庇护关系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性别偏见，这表明罗马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古罗马女性的内部分层——城市女庇护人代表的是罗马上层女性，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属于元老阶层。处于较低等级的妇女，即使再富有，也几乎不可能成为城市庇护人。城市女庇护人本身处于罗马妇女群体的顶端，因此不能将她们得到的社会认可与广大中下层罗马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混为一谈。在男性主宰一切的古罗马社会中，允许上层女性成为城市庇护人，既加强了罗马女性群体内部的阶层差异，同时也起到了强化社会等级制度的作用。

城市女庇护人的“成功”离不开其背后男性权力的支撑。女性的家庭出身、阶层等级是城市是否选择她们作为庇护人的依据。但即便是顶层家族的女性所拥有的权力，从根本上来看依然源于其男性亲属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城市庇护制虽为罗马妇女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机会，但城市女庇护人的出现既不意味着罗马女性地位的绝对提升，也不是古罗马社会对女性的真正认可。当选城市庇护人并非罗马妇女独立自主取得的成果，她们不能也无法切断与男性家族的关系；相反，男性家族的权威势力恰成为女性当选庇护人的保障。罗马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在上层社会的两性关系中更加隐蔽，藏于上层妇女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表象之后。

[作者温珊珊（1987年—），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上海，200234]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日]

（责任编辑：阴元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