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平，李荣菊

一、文统概念界定

所谓“统”，《说文解字》言：“统，纪也。从糸，充声。”段玉裁注：“凡纲纪之称。”[1]所谓“文统”，钱仲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定义为：“文论术语。唐宋古文家所标榜的合于儒家道统、以明道为指归的文章传统。与六朝以来骈体文华而不实的文风相对立。”[2]目前，学界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文统阐释方式。广义的文统其内涵不仅包含对宋人原始文统观念的阐释，更多是站在当代人对文学理解的基础上，对包括文学传统在内的诸多文学的“统”的因素展开的研究，其中文学的样式不仅仅限于散文，也包括了诗、词、曲、赋等。广义的文统，就关涉文体而言，不仅仅就古文或者散文而言，也包含了诗歌、词赋等文学样式；就内容而言，不仅包括了文学的正统、正宗和谱系，还涵盖了文学样式的因革流变规律，以及文学主张、批评观念的传承，创作思想倾向、表现方法和风格特征的沿袭，以及文学家族、师门的传承等。正如以“学案”的体例来研究宋代学术发展状况一样，也可以“文案”的形式来研究宋代文学的传承谱系。不过，若从广义的视角研究文统，就会造成文统的泛化，其不良后果必然是仿佛什么都是文统，而什么都仿佛不是文统。而狭义的文统概念，“文”指古文、散文，特指散体古文，不包括带有骈体色彩的辞赋、四六文等文体。狭义的文统概念包含正统、统续、正宗3个方面的内涵，这3者的核心是“古文正统”的观念，文统序列和文章正宗都是围绕“正统”观念生发出来的。研究狭义的文统应着眼于古文的正统、谱系和正宗等。

二、宋代文统的研究现状

关注文统与政统、道统、学统、史统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相比较文学的外部因素，文统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目前，许多专家如郭绍虞、王水照、祝尚书等的研究领域都涉及到宋代文统。郭绍虞在研究宋人“统”的观念时认为，这是“韩愈精神之复现”，而宋初文统与道统观念是混在一起的。“宋人文统道统之说……其关键盖全在韩愈。”[3]333而“后来文统道统之说，实以受宋初诸人之影响为多。”[3]337郭绍虞认为，对“文”或者“道”的重视是文学家和道学家的分水岭，“正因‘统’的观念之深入于人心，同时，又正因‘文’与‘道’毕竟是两个事物，所以古文家自有其文统的观念，而道学家也自有其道统的观念。人皆知道学家好言道统，而不知古文家也建立其文统”[3]354。王水照指出，宋代许多文化领域“几乎都发生过关于‘统’的大论战：史学领域中的‘正统’之争，政治哲学领域中的‘道统’之争，散文领域中的‘文统’之争，佛学领域中的‘佛统’之争，乃至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朋党之争，趋群化和集团性的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宋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成为他们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4]当前，宋代文统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表现。

其一，关注文统与道统的关系，从学术史、文学史的角度，揭示宋代文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系统探究宋代文统发展的前后脉络，尤其重视文统与道统、政统的关系。例如，郭英德、谢思炜等人认为：“由于文统说是从道统说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始终具有浓厚的道德意味，即始终认为文学和文学家负载有一种近乎神圣的道德使命，始终要建立和维持一种文学中的正统，排斥各种不纯正的文学意识和趣味。当然，苏轼所标榜的文统含有与程门道统抗礼的意味，在当时条件下似乎具有维护文学独立地位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宋人的这种文统意识是适应封建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而形成的。封建政治的正统、思想上的道统、文学中的文统，是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这种观念对维护封建意识形态的纯正，显然是有利的。”[5]张毅关注了北宋古文家的文统建构作用，他在论述“道统、文统的重建”时指出，宋初一些作家“想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主张‘文’由‘道’出，以矫舍本逐末之弊。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在重建‘道统’与‘文统’的过程中形成两种不同的走向”[6]。这些研究属于狭义的文统概念研究，也有研究者关注到道学家的文统消极作用。例如，马茂军在论述文统与诗统关系时认为：“道学家的文统观是为政治、道德服务的，是道统的附属，文与道是体用关系，没有自身独立性，实际上是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对文学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使文学成为单调刻板的政治文学和道德文学。”[7]

其二，把“文”的范畴扩大到包括诗歌、骈文等在内的文学，这种广义的文统可理解为“文学的正统”。例如，曹胜高在论述“诗缘政”与唐宋诗学的文统意识时指出：“宋初诗文理论要求政统和文统能按照道统方向运作，达到道统、政统和文统的统一。”“当宋人把诗歌提升到文统的高度，诗歌必然被视为道统的表现形式、政统的维护力量。”[8]当前的研究也关注到了作家的身份、职业等因素对于文统形成的影响。例如，许浩然认为，南宋周必大《初寮先生前后集序》所确立的文统反映了从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词臣以苏轼的馆阁文学作为准式，以及文统与道统、词学之臣与理学之士之间的文化张力。该词臣文统“彰显朝廷馆阁的辞章之学，其内涵展现出与理学‘道统’异趣的文化观念”[9]。

其三，关于宋代文统嬗变历程的专门研究。例如，罗立刚在对文统和史统关系进行梳理时认为，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经历了“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时期在‘文统’影响下的文学观念”[10]。他的文统研究关注了文道关系，但疏于对具体流派、作家的文统研究。关于宋人文统观的研究多分散于对宋代具体作家的研究中，大多关注文道关系，研究对象最多的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朱熹等人。祝尚书认为，朱熹等人创建的新文统不像韩愈文统那样以有杰出文学成就的作家为纲，而是以“义理”为纲。“这个‘统’所统的不是文学词章，而是文学形式化了的义理”[11]，并分析了新文统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及其最终坍塌的历史命运。

可见，当前的宋代文统研究把握了道统与文学关系这条线索，对宋代文统的发展状况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相关研究也存在着文统概念过于宽泛等问题，如“文”是指古文、散文，还是文章、文学等，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而“统”又包含了道统和文学传统等多方面的内容。这种没有具体边际的研究很难深入，容易出现研究者“自言自语”的现象。例如，朱汉民比较了历史文献中的文统概念，认为其是一个多义的概念。一是文统是指文章的整体布局；二是文统强调政治意义上的文治；三是从文学传统意义上使用文统，或指地域性文学传统，或有“文学正统”之义[12]。他罗列的这几种文统涵义，只有“文学正统”的说法呼应了文学史上如宋代文学观念中存在的“文章正统”等理念。梅向东、李波认为：“文统观念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文道的角度，植‘道’于文，建立古文与儒家文化之间的本质性联系；二是从文史的角度，梳理古文的产生与流变，建立古文的历史谱系；三是从文法文辞的角度，彰显古文的文学性特质，建立关于古文形式的话语系统。”[13]比较他们对文统内涵的界定，可见其不仅规划了文统的版图，明确了文统观念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为文统研究提供了可按图索骥且切实可行的路径。有宋一代，散文是文学的中心和主力军，其他文体均与散文有相通之处，而古文又是散文的核心，可以被视为沟通和贯穿各种文体的桥梁和纽带。故以“古文文统”为具体对象称得上是把握住了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心。

三、宋代文统的具体内涵

宋代古文运动以儒学复兴为时代背景，其内在理路和驱动力在于古文文统的传承和创新。宋代文统研究的对象应为文统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生成机制，以及文统与道统、学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宋代文统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正统论”，作为文统理论的核心，其研究的切入点是“文道观”；二是“统续论”，作为文统理论的支柱，其研究的切入点是“谱系观”；三是“正宗论”，作为文统理论的外化，其研究的切入点是“文法观”。古文正统指占主导地位的古文文统，文道关系是文统研究的核心；古文统续是指古文文脉，包括古文传承的谱系、作家流派的分门别户等；古文正宗指关于古文文体、文法等方面的正变、因革、本色与破体等观念，占主导、强势地位的古文正宗观会影响正统观。

古文正统是古文文统研究的核心问题，正统是指在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古文文统。古文正统主要涵盖对古文概念的界定、对“文”与“道”关系的认识，以及在儒家文论主导下对文章思想和艺术的所谓正统抑或异端的判断等问题。古文正统论的核心话题就是文道关系论，在宋代无论是经学家、文学家和理学家，他们对“文”“道”的内涵和二者在文道关系框架中的地位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支撑了他们的古文正统理论，而且儒家思想体系对文道观的影响尤其显著。儒家的文学正统观常和道统联系在一起，以“道”为文学之根本。基于此，根据宋代古文创作的典型特征，以及宋人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和对“道”之内涵的理解，宋代古文文统可以分为柳开、石介等复古派经学家的“雅颂文统”和欧阳修、苏轼等革新派古文家的“风骚文统”，以及程朱理学家的“道理文统”，同时具有3种相应的文统观。

古文统续亦可谓之古文文脉，主要指涉古文传承的序列、作家流派的分门别户、风格的沿袭、文学理念的因革等诸多问题。文章统续是文统的有力支撑，正是通过对文章统续的梳理，才建构起了文统的高楼大厦。由于宋代学统四起的缘故，学术和文学关系密切，文学统续的传承和宋学流派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辨析宋代古文发展统续，必须关注它和宋代学术发展脉络之间的离合关系。对文学正宗和谱系的建构和确认，实质上是要把文学同历史、哲学分门别户，也就是对文统与史统、道统进行分割，从更为狭窄的视角来审视文学，从而开始了对文学和文章内部结构和规律的研究，这也是南宋以来文章学发达的一个原因所在。围绕着正统和正宗，就会建构起以作家、作品为代表的谱系和统续，这就构成了古代散文发展的脉络，即文脉、文统。这些谱系既有宏观、长时段的各朝代之间的传承，如宋人对韩柳古文文统的传承，更有宋代无限丰富的微观文章谱系，根据不同的地域、学派、师门、党派、官职以及文学主张等，形成了如江河水系一样既有分支又有交叉的脉络和谱系。

所谓古文正宗，主要指关于古文文体、文法等方面的正变、因革、本色与破体等观念和问题。它关涉什么样内容和形式的文章可以视为正宗，而背离了正宗的文章就要进入别统或者邪统。应该说每一种文体的传承和发展中都会有文体正变的辨析问题，也会涉及到具体文法的应用和变化，而且常常是文法的变革带来文体上的本色与破体之间的纠纷。经过不同文法和文体的竞争和发展，最终胜出的便会取代原来的所谓正宗文体，从而成为新的正宗文体和主流文章模式。一定时期占主导地位、强势的古文正宗观会影响甚至成为该时期的正统观。宋代文坛存在着古文本色与破体等围绕古文正宗地位的争辩，而何谓“文章正宗”也就成为了重要的辩论命题。考察古文正宗的主要视角是对文体和文法的流变进行研究，宋代以散体古文为中心产生了诸多文体交互融合现象，如以文为诗、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等文体互相参合的特征明显，必须关注以古文为中心的文体、文法问题。就古文领域而言，以记为论、以记为策等文体的灵活变化现象也比较明显。宋代古文、时文、四六三足鼎立，但又有以古文为时文的倾向。基于此，文法范围内的变体问题也非常重要，对古文文体正变的关注促进了古文的长足健康发展。

有鉴于此，宋代古文文统研究应着眼于古文文道论、古文谱系论和古文文法论3个方面。三者之间，文道关系是研究的核心和基础，在学术高度繁荣的宋代，不同学派和身份的文人对“文”与“道”有着千差万别的理解，甚至于一个人的观点和表述也会因时因地而变化，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宋代文道观及其演变过程。宋人关于文统谱系的看法、对文统顺序的排列，以及他们在文统中的位置和作用，是宋代文统最为直观的表现。这种谱系背后常常有着深厚的学术和文学观点的差异，而谱系排列又和道统、政统、学统等因素相关，有时候还需要从政治、哲学等层面进行阐释，可见，文统谱系是和文道关系相辅相成的。就古文文体而言，它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法和文格，它自身的变化规律如何，而哪一种文法才是古文应有的样式和发展方向，这些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何为“正宗”的问题。宋人对文章正宗的探究很多，在古文正宗观的背后，依然有着文道关系的影子。

四、宋代文统的基本类型

宋代古文革新运动以儒学复兴为时代背景，其内在理路和驱动力就在于古文文统的传承和新创。古文文统主要包涵古文的正统观念、传承谱系和文法因革关系等问题。我国古代文统滥觞于“文本于经”观念，形成于“原道、宗经、征圣”的正统意识。宋代以前，在韩柳古文革新的先驱人物柳冕、李华、权德舆等人的言论中已有古文文统论调，至韩愈正式提出了文统观念。韩愈有道统与文统两说，并第一次将道统与文统相区别；其《原道》和《进学解》阐述了道统和文统思想，以及二者在传承的载体、包含的内涵和传承的序列等方面的差异。韩愈的古文文统分出奇崛和平易两条支脉，柳宗元分出著述和比兴两条文统支线，分别为“雅颂文统”和“风骚文统”之先声。应该说，宋代文统是韩柳文统的继承和发展。宋代“学统四起”，且学派渐变为门户，文统亦逐渐多元复杂化。根据文道关系、文统谱系和文法观念的区别，分出“雅颂文统”“风骚文统”和“道理文统”3种基本类型。

“雅颂文统”是宋初柳开、石介等经学家和北方、山东文人建构的推崇儒道但艰涩奇崛的文学传统；他们将“文”与“道”、文统与道统融合在一起，论文即论道，主张“文”“道”合一，削弱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这种重“道”轻“文”的“雅颂文统”推向极致就近乎道统，也疏远了文学。西昆体的兴起造成了文坛“古道衰”的后果，也极大地冲击了“雅颂文统”。随着柳开、石介等经学家的退出和“风骚文统”的兴起，“雅颂文统”在文坛上的声势渐趋平缓。

“风骚文统”是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继承了韩愈古文的平易自然风格，以抒情言志为主，回归文学审美本位的新文统。它逐步摆脱了道统的禁锢，推动古文运动走向了文学革新的新天地，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正统，不仅取得了古文运动的胜利，也从理论和实践上留下了古文文统的“唐宋八大家”典范。

“道理文统”是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基于重“道”轻“文”的观念，主张“道理最大”，并配合其创作实践确立的理学文统。它一方面继承了宋初经学家以儒道、古道为宗的文统理念，在对宋初经学家“雅颂文统”有所借鉴的基础上，并在结合宋代理学新发展的话语背景下，以学术为“文”，以理学为“文”，把文章视为道德性命之说的传声筒，以“道”和“理”作为文章圭臬，唯“道理”是从；同时，“道理文统”又摒弃了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所建构的“风骚文统”，在否定其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也无视了古文家对“道”之内涵和文道关系认识的巨大价值，逆古文革新和发展之大势，试图将文统再次与道统撮合，并与道理同归。

南宋以后，调和学术和文学矛盾的呼声越来越高，“合周程欧苏之裂”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随着理学与文学的媾和，“文”与“道”、文统与道统之间出现了融合趋势，“道”归程朱、“文”宗欧苏，道统和文统并行不悖，义理和辞章可以兼容。吕祖谦“调和朱陆”，魏了翁融合朱陆、会同洛蜀，提倡“程张之问学，而发以欧苏之体法”。南宋陈亮、叶适等社会事功派学人推崇欧苏文统，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和审美特色，把“道”与政治现实、社会民生联系在一起，主张积极有为、变革现实。

当前，采用传统的学术观念，回归宋代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古文创作的文化生态，追根溯源地探究宋代古文文统，可以了解宋代古文运动中的“文”“古文”“道”，以及文统与道统等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了解宋代不同身份的文人看待“文”与“道”、文统与道统的基本态度，从而为把握宋代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可以清晰地再现宋代文统的基本面貌，深刻认识宋代文学哲理化、议论化等发展倾向的内在机制，更深入把握宋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此外，还可以深入探析以儒学复兴为时代背景的唐宋古文运动发展的内在理路和驱动力，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古文运动的文化意义。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对宋代文统的研究，可以借助文、史、哲综合研究的交叉视野，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进行比较合理的文化阐释，这有助于拓展宋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深化对宋代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当前，传统学术研究很有必要回归传统，用中国式的学术理路开展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当前传统文化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因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学统焦虑感，并进一步克服学统迷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