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山在20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生涯中，历时8年主持参与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最终获得成功；坚持了20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地方公祭，2014年目睹其成为国家公祭；还接待过多位国家元首……

2018年12月13日，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当天，《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规定的内容即时生效。

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朱成山在20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称纪念馆）馆长生涯中，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扩建，见证纪念馆从小馆到大馆的转变；历时八年主持参与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最终获得成功；坚持了20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地方公祭，2014年目睹其成为国家公祭；还接待过多位国家元首……

有着多年馆长经历的朱成山，对公祭和纪念馆的存在有一个深切的理解，他认为“国家公祭是个仪式，仪式是能教育感染人的，虽然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但悲剧是有力量的”

“去了，就想干点事”

朱成山是在1992年从南京市级机关被调任纪念馆当副馆长，次年被任命为馆长。“去了，就想干点事。”朱成山是个闲不住的人。

在纪念馆的日子里，他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纪念馆从一开始才二十多名员工，到现在的近千名，文物也从当初不到一百件，到现在的十七万件，原本88平方米的展厅扩展到当前的1.8万平方米。这当中离不开朱成山的努力。

1994年8月，他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应日本一个民间组织之邀，赴日本东京、广岛等城市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这是战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登上日本国土。访问期间，朱成山了解到广岛每年一度都会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几乎每次，日本的首相、议会的领导人等人都会参加。

朱成山在现场感受到纪念日集会规模之大、公祭活动之隆重，“非常震撼”。他说，日本作为加害国却如此长期大规模、高规格地公祭广岛长崎的原爆受害者，而中国作为被侵略对象，南京大屠杀在二战史上同奥斯维辛屠杀、广岛原爆齐名，应该为这些遇难同胞做更多的事。因此，回到南京后，朱成山着手举办地方纪念活动。

朱成山回忆，第一次纪念活动才600人，规模很小，最大的官就是市宣传部长。他和团队想出了三个点子：一个是敬献花圈，“当时想，普通人不行，得武警来，就找了我的战友帮忙”；其次是鸣放防空警报，“当时我也找到一个战友，战友说一要给政府打报告，二要在媒体上告诉老百姓，否则怕老百姓乱”；第三件是放飞和平鸽，最终那些鸽子是到老百姓家里收的，解决了鸽子稀少的问题。

1995年2月的某天，朱成山接待了一位国家某部委的副部长，被告知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中央一位领导点名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那位领导说，我在新闻联播上看，你们南京举办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不错嘛，又拉警报又放鸽子的，就是人数太少了，能不能把人数搞起来。”朱成山回忆。

这成了一个转折点，此后江苏省与南京市很重视，悼念活动成为每年必备的项目，20多年来从未中断。

“曾有人不理解”

不过，一路走来，也遇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拿申报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来说，当时有老百姓认为，“头脑又热了，明城墙申遗那么多年都没成功，大屠杀怎么成功呢”。

然而，2008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委员会主席卡门·帕拉迪女士参观了纪念馆，说道：“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如今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均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我认为贵馆也应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随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三家单位按照国际标准对馆藏的历史档案进行了筛选。朱成山介绍，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众多，选什么好，报什么好一时难以定夺。当时经过研究明确了一个原则，凡不是原件史料一律不报。经过紧张严谨的工作，2014年3月30日，中国记忆遗产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正式提出了申报，直至2015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为什么一名外国人会发出这种感叹，而中国人却无人提出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恐怕是国人习惯于张扬成绩而羞于谈论国耻。”朱成山写道，“‘知耻而后勇’，如果我们不敢正视耻辱，民族兴旺必然会缺少一份勇气。”

好在，事物在发展。多年来，朱成山明显察觉到国内风向的变化。“尤其是国家公祭日设立后，总书记来了，国内不同声音明显一下就没了。”

1994年12月13日开始，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属代表参加活动，他们多次提出请求，国家应当重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活动。

海外华侨、国内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纪念活动应当提升到国家层级。为使纪念活动获得国家层面支持，不少人呼喊奔走。

最终，经过相关领导多次在全国人大上提案、新华社为此发了内参，“公祭日”法案在2014年喜获通过。

“悲剧是有力量的”

朱成山在《从城祭到国祭》一书中详细写了法案通过的前后。

有一个细节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几个字确定下来的过程，几经周折。

比如，对于用“遇难”还是“受难”还是“死难”，是“遇难同胞”还是“遇难者”，亦或是“死难者”，立法前夕，多方就此都有过很细致的探讨。

“南京大屠杀30多万人是指死难者而言，同胞意味着统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人民，但是对于今后要来参加纪念活动的外国人士来说，让他们说‘祭奠同胞’显然不对，因此建议将‘同胞’改为‘者’，用‘死难者’，对内对外都可称谓。”书中写道。

在朱成山看来，“悲剧是有力量的”。他说，不轻视和矮化悲剧文化，要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这或许会永远促进我们的文化自省和自觉。

“举办公祭活动以来，改变了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年纪念安慰了民心，尤其是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朱成山说，死难者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是当时国家积弱状态下的牺牲者，应该给他们以安慰。而铭记这段历史，就是为了坚定地捍卫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

他认为历史价值，“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不忘死者，可以激励生者；不忘苦难，正是为了避免苦难；不忘悲剧，正是为了不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和平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和平的基础是一个参与者的认知基础，是一个人性需要的基础，它建立在人类生活中普遍需要的心理诉求之上，它需要理念、制度和行动来体现，国家公祭就是一种对捍卫和平行动的丰富和范式的升级。”朱成山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