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泉

从二十出头参加工作开始，单位里从上到下就都叫我“老马”；如今，进了耳顺之年，我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马。跟我一样，黄越峰从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到进入中央歌剧院工作，再到调入国家交响乐团，无论是面对歌唱家黄越峰，还是团领导黄越峰，抑或是哥们儿黄越峰，大家都习惯亲切地叫他“老黄”，老黄自己也觉得这样很亲切。我认识老黄还是在他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们曾一块儿组过演出小分队，深入地方演出，后来大家把这种演出叫“走穴”。从一起“走穴”到今天，我们已经相识四十余年。四十余年中，我没有跟老黄常常“黏”在一块儿。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央民族乐团唱歌，他进了中央歌剧院“唱戏”，其间，我又出国十年。等我学习归来，老黄已经是中国声乐界举足轻重的男高音歌唱家，实可谓飞黄腾达；而我却要流汗又流泪地接受海归人员的“再本土化”教育，这让我遇到了很多想不到的事情，也令我不知所措。每每遇到困难，老黄就成了我重要的倾诉对象。他对朋友很热情，更有耐心，特别是时不时地挥毫写上几笔大字让我眼前一亮，再煮一碗炸酱面、泡一盆羊肉馍，常常让我心里感到十分温暖。虽然老黄仅年长我一岁，但却时时处处像个大哥一样关心、关照着我的事业和生活。说实话，人们很少见到老黄因为什么事而不思茶饭，也很少见他为了名和利四处奔走，他以他的轻松自然、随遇而安换得“无心插柳柳荫无限”的潇洒人生，让我等刮目、赞叹！正值暑假，送走了留学国外的女儿，让我蓦地生起去会会老黄之念。于是便电话约老黄，并邀他为我做一次他亲手炸酱、擀面的“黄氏手擀面”，电话那边的老黄欣然接受了我的预约。

国人热情，往往说“哪天请你吃饭”基本上是客套，尽可能不要当真。但是，黄越峰却是“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在他身上那是绝对的承诺—筋道的手擀面升腾着热气，大碗炸酱里透着油光，四周的盘子里摆好了切成细丝的黄瓜、心里美萝卜等菜码；两斤多的清蒸多宝鱼上刺刺啦啦地响着滚油泼葱姜的声响、酱红了的鸡翅、Q弹的肉皮冻、白里抹着一丝淡绿的蒜蓉西葫芦……面对这阵势，我想好了：必须让老黄把他的“踏歌”之路，细细地跟我聊一把（下文，黄越峰简称“黄”，访谈者简称“马”）。

演出歌剧《卡门》

马：你小时候有没有学音乐、学唱歌的念头？

黄：没有，小时候从没想过学唱歌，倒是学了画画，是国画，主攻山水、花鸟。我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国画院的画师，叫沈兰溪。小时候我去他家玩儿，看到沈老师在家画画，他画的主要是工笔，也有写意，我特别喜欢看。他见我看得那么认真，就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他又问我，想学吗？我说，想学！之后，我就开始跟沈老师学习，但是学了没多久，我们家就搬家了。新家离老师家远了，不方便去上课，我就自己画着玩儿。记得那时我除了画画外，还特别愿意写毛笔字，小学、中学的时候都是看着字帖写的。

按照过去的算法，我属于71届初中毕业生。那年的毕业生有3%要上山下乡、3%上高中，剩下的就分配工作了。我原来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当时有工人宣传队参与学校管理，“工宣队”的人来自北京带钢厂。中学毕业时，我的身高已经是1米83了，“工宣队”领导说我个子高、力气大，适合在带钢厂干这种体力劳动，我就被分到了北京带钢厂，一干就是六年。当时车间的室内的温度常常在四五十、五六十度，我们要把材料钢带压轧成不同型号的钢板，有民用的，也有军用的。钢带是一卷一卷的，有50公斤的、25公斤的，最轻的也有10公斤。我们干的是技术含量低且拼体力的工作，但要把钢坯很稳、很准地送进炉膛，除了体力好外，还需要不断实践才能熟练。那些年提倡“干部下放劳动”，他们到我们车间没干几分钟就吃不消了，除了体力不支，车间的高温会让他们瞬间虚脱。看似很简单的工作，但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虽然这个工作很艰苦，但是工作时间短，早晨六点上班，中午一点钟就结束了。这样，我就有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到工厂没多久，我结识了一位“下放”到我们厂的工程师李学春，跟他学书法、学古文。下了班，我就去找李师傅，在他那不大的桌子上铺开旧报纸习字、坐在凳子上有滋有味地听他讲《古文观止》等国学篇章。

歌剧谢幕

马：你是什么时候跟音乐，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唱歌结缘的呢？

黄：嘿，我学声乐应该是跟学吉他有关。我的一个好朋友是华侨，他的大哥是弹吉他的，我就跟这位大哥开始学吉他。弹吉他需要一边弹一边唱啊，我们那时唱的是《外国歌曲200首》，当时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外国歌曲200首》被称为“黄色歌曲200首”。后来，我的吉他弹得越来越好，书法练习也没断。我经常聚一帮朋友，在家里弹琴、唱歌。有一天，朋友跟我说，她的姑姑家有一把西班牙吉他，f孔的，琴面上的孔不是圆的而是f形，这让我感到很新奇。带着好奇心，我就去了朋友的姑姑家，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6年的12月31日。

我在他们家一边弹琴一边唱，突然就来了一个人，大家叫他陈老师，是北京工业学院研究弹道方面的专家。后来才知道，陈老师的真名叫陈以一，虽然不是音乐院校的专业声乐教师，但是他带领着一个“红旗合唱团”，自己也唱男高音。陈老师听我在里屋弹吉他唱歌，打听了一下，随后把我叫出来问：“你的嗓音条件很好，想不想学唱歌？”我说：“我现在不就唱着呢吗？”陈老师说：“你那不叫唱歌，叫‘哼小曲’。”陈老师说完就让我用吉他给他伴奏，唱了一首意大利语歌曲《我的太阳》。陈老师的歌声立马让我傻了眼！我当时真不知道陈老师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朋友的姑姑说，陈老师从不轻易收学生，让我第二天（也就是1977年1月1日），到他家正式拜师。第二天，我就跟着朋友的姑姑到陈老师家拜师了。陈老师家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客厅，每天五六十个孩子聚在那里，他给孩子们补习英语、化学、物理等，分文不取。

参加歌剧《图兰朵》 的中国首演，前排右为黄越峰

当年陈老师五十几岁，他让我从嗓音机能和歌唱技能训练开始，体会声带的闭合，让气息冲击声带，把声带“弹开”。另外一个就是要求我把气放下来，用小腹的反复弹跳唱“a”母音。我坚持这两个练习，一个星期上一次课。

我家住在和平门，有个小院。有一天弟弟跟我说，他的同学问他，我们家里是不是养了一只老鸹？那只老鸹每天下午三点来钟就开始叫……哈哈哈，我听了开怀大笑，那是我在练声，哪里是老鸹叫？！后来，我琢磨着我可能不是唱歌那块料，就一个多月没去老师家上课。有一天，陈老师居然跟着朋友的姑姑到家里找我来了，从下午等我到晚上。见了我，陈老师劈头就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我说，我没自信……陈老师却说我嗓子好、理解力强，还质问我：“你想一辈子当工人啊？”我当时不服气，心里想着工厂工资高，工时短……还不错啊！但，陈老师非常坚定地认为我可以在歌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让我一定要继续学，无奈，我又硬着头皮继续去陈老师家上课。

不久以后，陈老师告诉我，中央音乐学院在招生。我说我行吗？陈老师却认为，不行也没关系，让我去见见世面。这次考不上，下次再考……在陈老师严厉的“威逼”下，我练了两首当时盛行的男高音歌曲，一首是《我为伟大祖国站岗》（魏宝贵作词，钊邦、铁源作曲），还有一首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石祥作词，刘福祥作曲）。陈老师不但抓紧对我进行歌唱技术的训练，还帮我在朋友那里找到了琴房合伴奏，从音乐上加强对我的要求。陈老师特别强调歌唱时喉头的稳定，他曾告诫我，喉头要稳定在一个地方，不能上下乱动！现在看来，陈老师帮我选的两首考试作品，即使是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非常有难度的，他还特地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升高了小三度，高音直达小字二组的降b！两首歌准备妥当，我去照了张一寸照，花了5毛钱报名费，算是完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报名。

马：你还记得当年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考试的情景吗？

连贯组患者对护理措施的满意度为97.33%(73/75)、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7.33%(58/75),相比统计学意义显著(P<0.05)。详细数据见表1。

黄：当然记得。初试一进考场，我就看到了蒋英老师，还有钢琴伴奏张慧琴老师。那时，一个考场就一个主考老师，有些老师到外地招生去了。唱完一首歌，蒋老师问了我一些问题，例如年龄多大？跟谁学的？学了多久？就这样结束了初试。我以为没戏了，谁承想，几天后通知我参加复试，复试是边唱边录音。复试的考场上，声乐系的全体老师都到了，那阵势非常“可怕”！喻宜萱、沈湘、黎信昌、郭淑珍、王秉锐、叶佩英、陈琳……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沈老师当年留着胡子，坐在中间。我吓坏了，因为我从来没上过台，腿肚子真的转筋呀！唱到一半，歌词忘了，我两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把老师们乐坏了。黎信昌老师说，小伙子过来坐会儿，然后就跟我聊天，其他老师也都亲切地跟我说着、笑着。我忽然觉得老师们非常亲切、和蔼，完成了考试，就回家等消息。后来我才知道，那年陈老师有三个学生同时被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录取，还有一个女高音考入中央歌舞团。也就是说，陈老师那一年让四个学生走上了声乐专业之路。

“77级”是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那一年，作曲系招收的郭文景、谭盾、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刘索拉、周龙、陈怡等，早已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都叫得很响的作曲家，而声乐系“77级”的学生同样出类拔萃。黄越峰的同班，就有黑海峰、马洪海、孔德成、王海民、孙毅等男高音，女中音杨洁、张晓玲，女高音叶英、温燕青等，足以令人目眩。与上述同学相比，老黄在本科前两年的成绩不算是优秀的，因为这些同学，特别是同为男高音声部的同学都有着相对较厚实的歌唱基础，抑或是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一如王秉锐老师当年叮嘱黄越峰的那番话：“你的基础差，一定要用功学习，一定要记住‘笨鸟先飞早入林’。”

牢记导师“笨鸟先飞”教诲的老黄从本科三年级开始起飞，一直飞到国家专业院团，叱咤在国家级院团歌剧、音乐会的演唱和管理的风云之中！

进入本科三年级后，一向“不着急”的黄越峰开始发力，音乐基础的逐步扎实，歌唱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让他的演唱水平一跃成为班级乃至声乐系最好的、最靠谱的男高音之一。老黄由过去羡慕别人演唱的曲目，开始转向自己也能驾驭那些中外经典声乐作品，并展示出一种“不施脂粉”“不矫揉造作”的特点，以声乐艺术三个阶段（原始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不自然阶段后的自然阶段）的最后阶段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力图向人们展示声乐艺术的最高诠释手段。

老黄演唱的艺术歌曲，特别是中国艺术歌曲，处处显露着淳朴、自然，很少有“人工处理”的痕迹；老黄的歌剧及其咏叹调的演唱，抒情的音色中不乏戏剧张力。在本科毕业大戏《艺术家的生涯》中，老黄对男主角鲁道夫的诠释也力图真实、自然，他以“不经意”的演与唱，给了人们对真实主义歌剧人物角色最大的可信度。从老黄毕业时演绎的鲁道夫，到之后进入中央歌剧院演唱过的《图兰朵》《卡门》《蝴蝶夫人》《弄臣》《马可波罗》，以及他在欧洲的歌剧院演出《安德烈·谢尼埃》《托斯卡》《艺术家的生涯》《茶花女》《丑角》等，都让我记忆犹新。1994年，黄越峰应邀赴德国演出《艺术家的生涯》中的鲁道夫大获成功，当年曾在萨尔布吕肯歌剧院工作、并与黄越峰同台演出的男中音歌唱家刘克清二十余年后依然感慨：“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就有世界一流的歌唱家了！他，就是黄越峰！”

马：记得毕业时中央乐团就要过你……

马：魏启贤老师已经不在了，他可是中央乐团资深的歌唱家。

黄：是的。魏老师当年跟我说，你这个身高、形象还是到歌剧院唱歌剧比较好。后来，我找到中央歌剧院的领导，表达了我要到歌剧院工作的意愿……到了中央歌剧院，我一干就是22年。正如你知道的，那时，我在歌剧院几乎是每戏必唱，也就是说，我演唱了中央歌剧院制作、公演的十余部中外歌剧，而在音乐会上的独唱、领唱、重唱等就不计其数了。那时候，我在歌剧院和社会上的演出特别多，不但在国内，还有各类出访演出。1988年，中央歌剧院领导约我谈话，想让我出任歌剧团团长。说实话，搞专业出身的我真的不愿意去做行政工作，所以就没同意，但院方还是发了任命告示（那时还不叫“公示”）。任命告示贴出很久，我都没太上心，也因为那时我忙于原创中国歌剧《马可波罗》的排练演出。《马可波罗》是著名作曲家王世光担纲作曲和出品人的歌剧，1991年7月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

马：现在看来，《马可波罗》也是一部不错的中国歌剧，特别是对我们搞声乐的人来说，剧中的许多唱段是很能发挥声音表现力，当然也是很难唱的。

黄：没错。其实，那个时候是作曲家写一幕，我们排一幕，也就是说，演员不知道后面的唱段是什么样的。不像唱欧洲歌剧，是确定的剧本和音乐，还有多种版本的音像资料可以参考。当王世光老师的写出第四幕的时候，考验男高音的场面出现了：前面已经唱了三幕，进入第四幕，一大段辉煌的咏叹调里面出现四个小字二组的a和一个小字二组的b上的长音。本来男高音有三组演员，分成A、B、C角，等到公演前的两个星期，那两个男高音突然因故不唱了！也就是说，在连续公演的三天中，女主角每天换一个，而男主角就“耍”我一个人了，哈哈哈！好在那个时候是我歌唱状态最好的时候，唱得最“猛”的时候。因为演了《马可波罗》，我获得了中国专业舞台艺术最高奖项“文华奖”的单项奖—“文华表演奖”。

马：最后你还是服从安排，走马上任歌剧团团长。在任期间，你做了哪些实事？

黄：所谓实事，对上就是支持院领导的工作，对下就是力求做到一视同仁，多为演员们着想。对待刚刚从院校进入歌剧院的年轻演员，我的工作原则是，在事业上多给他们创造登台展示的机会，在生活上多为他们提供方便、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开动脑筋帮他们增加收入。我组织年轻演员唱重唱、对唱，搞些小节目，给他们配备了录音机、磁带（演出伴奏用，这样可以节省人力开支），让他们在积累舞台经验的同时也能提高收入。那个时候，文化部系统院团的人每个月只能拿到60%的工资，靠演出挣些外快是迫在眉睫的。因为收入太少，也有演员提出另谋发展，我就尊重他们的个人意见，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想。另外，我一向认为“管理”不是“管制”，歌剧院的演员再年轻也都是成年人，都是有思想、有相当自我约束力的人，不用我们去控制、摆布。其实，演员们非常好管理。所谓好管理，就是要尊重他们，与其说我是一个剧团的团长，不如说是大家的朋友。2005年我就调走了，现在再回到歌剧院，跟那些当年的年轻人现在的台柱子们见面，我们依然亲切无比！

赴美国参加歌剧演出

记得钢琴家张佳林教授的座右铭中有一句是，“努力而不奋斗”，而老黄更是一位对一切都举重若轻的、潇洒的艺术家，无论是歌唱、做领导，还是生活中的他都是如此。不要说看不到老黄一路走来有多少“奋斗”的样子，就是连“努力”的神情都不曾被人发觉的他，却收获了努力奋斗的人们也很难取得的收获！

2004年，在老黄的举荐下，我曾跟老黄一起并在他的领导下，与中央歌剧院的艺术家们排演意大利歌剧《丑角》。2005年，我们又一起为“中法文化年”闭幕式演出准备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在剧目上演期间，我和剧组的同人们突然听到老黄要调去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任团长的消息，这让我觉得瞬时空气凝固……大家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消息却是千真万确，老黄真的调走了。

“国交”合唱团历史上曾经无比辉煌，但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严肃音乐的传承和市场需求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为了保证和延续它的专业地位和生存空间，改革和创新又势在必行！“国交”合唱团历史上留下的诸多艺术观念、如何发展、人事关系等问题，很实际地摆在了黄越峰这位新的掌门人面前。

随中央歌剧院赴日本访问演出，与指挥家大町阳一郎合作

马：你调到“国交”合唱团之初，就已经决定到了新单位只做为大家服务的行政工作，不再登台歌唱，是什么原因？

黄：其实，我对中央歌剧院感情还是很深的，毕竟在那里工作了二十二年啊！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调入“国交”合唱团后，我决定为团里的发展放弃登台演唱，一心一意为大家服务。对于一个在舞台上唱了几十年而且还能唱的人来说，这个选择是需要相当大的决心和毅力的—不但要放弃专业，更要放弃很多获得名与利的机会。

与中央歌剧院不一样，“国交”合唱团的演员，特别是一部分老演员总有一种心理不平衡，毕竟合唱团昔日有着耀眼的辉煌。如今，这一切都随时光和历史的变迁逝去。从国家顶级专业合唱团一下子变成了“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合唱团”，同时因为艺术观念和演唱作品缺乏市场号召力，让这个合唱团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其间，有人拿上少许工资内退，有人调离去了其他院团，有人远离京城“下海”传艺……2005年我到“国交”，当“国交”的首席月薪一万多、末席小提琴手月薪近四千时，“国交”合唱团里居然有扣除各种费用后不但工资拿不到分文、反倒欠团里八块钱的演员！

面对如此“惨状”，我思绪万千，这个合唱团毕竟是国家级合唱团，演员队伍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学、有我合作过的艺术家、有我曾经的同事，还有那些我学生辈的年轻演员！经过市场调查，我认为合唱还是有出路的，因为在中国，合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于是，我就想办法开拓演出市场，只有演出多了，演员们的收入才能增加。我刚去的时候，在岗在编的合唱团团员大概是38人。我首先改变了合唱团站成“城墙式”的传统队形，改用歌剧表演的办法让演员们从合唱台上走下来。我到任的时候，正好赶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决定借着这个契机唱一次中国的抗战历史。新节目经受住了市场的检验，场场火爆！我们还排演了作曲家金巍编曲的《燃烧的岁月》《浪漫早春》等“情景动态合唱音乐会”，节目在艺术上得到了专业和非专业观众的高度认可，经济上我们团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在创作总结时，音乐会的导演王湖泉曾感言：“情景动态合唱音乐会是在一般传统合唱音乐会的基础上所作的探索与尝试，其创导的主旨是希望借助多种艺术形式的经验，为合唱艺术找到一条易于被大众接受的表演思路，让合唱‘动’起来，让音乐‘活’起来，让演员‘欢’起来，让观众‘乐’起来……”后来，我们又陆续排演了金巍编曲的《流行歌曲专场音乐会》《国庆六十年》等。

当然，作为国家级合唱团，我们的专业训练从未放松。每年的三四月份，我们都会聘请国外有声望的合唱指挥家到团里指导，选取国内外经典曲目进行排演，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和艺术表现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合唱团的品质。2008年，“国交”合唱团应邀出访奥地利维也纳，在金色大厅举办的音乐会反响巨大。对了，现在合唱团已经摘掉“附属”的帽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交”合唱团了。

从2005年到2015年，黄越峰在“国交”合唱团工作了整整十年。退休后，在京郊绿树环抱的山坳里，老黄盖了间闲居。那里有他修国学、习书法的幽静，也有朋友们登门造访的笑语。老黄说是放弃了登台演唱，实际上他根本放不下这份深厚的情结。酒过三巡，他拿出手机给我放了那段与幺红合作的、在全国有着极大影响力的名曲《为祖国干杯》。歌声飘荡，笑语飞扬，一瓶五百毫升的牛栏山经典二锅头让我俩喝得一干二净，真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赘” ！

回家的路上，耳边依然回荡着老黄爽朗的笑声，笑声中透着他无尽的潇洒和坦荡—这潇洒源于他举重若轻、源于他无欲而刚；这坦荡，源于他拿得起、放得下，让一切顺其自然的修行和一个成熟男人的侠骨柔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