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在对荷泽市4个县（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该文总结了菏泽地区精准扶贫的现状，分析了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实现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一是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的基础上谋发展;二是大力推动产业扶贫，发挥实力公司的带动作用;三是扶贫先扶志，加大精神扶贫力度;四是扶贫必扶智，重视教育扶贫。

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车间;教育扶贫;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3.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19）01-0010-03

当前，精准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脱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解当前精准扶贫的实施情况，课题组成员用近半年时间到菏泽市牡丹区、东明县、鄄城县、巨野县4个县（区）进行调查研究，对菏泽市精准扶贫的现状，包括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项目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现将菏泽市精准扶贫的实施情况，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针对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1 精准扶贫的实施现状

菏泽市各县区在国家和山东省关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扶贫方式。

1.1 黄河滩区启动脱贫迁建工程 黄河滩区地理位置特殊，群众的居住、饮水、灌溉等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等都受到影响。2016年，省市领导在多次调查、考察之后，最终确定采用就地筑村台和外迁2种模式一次性解决菏泽市滩区群众的安居问题。2016年11月30日，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作正式启动。

菏泽市黄河滩区脱贫迁建涉及东明县、鄄城县、牡丹区3个县（区），8个乡镇、182个自然村，41001户，146953人，贫困户7830户、25667人;共淤筑28个村台（新建27个、扩建1个），外迁6个社区。脱贫迁建工程计划于2020年全部完工。菏泽市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及撤退道路总投资为124.47亿元，其中居民迁建项目总投资122.13亿元（就近筑村台迁建项目投资116.9亿元，滩区居民外迁项目投资2.23亿元），撤退道路项目总投资2.34亿元。根据山东省《总体规划》方案，资金筹措通过争取国家补助、省级筹集、土地置换、群众自筹4种渠道进行。截至2017年8月，到位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3000万元，分配东明县2600万元，分配鄄城县400万元。脱贫迁建工程中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方案已通过菏泽市技术评审，其中基本农田全部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进行调整。东明县、鄄城县和牡丹区筑村台及新建外迁社区安置居民项目占地1333hm2，其中基本农田1100hm2。截止目前，菏泽市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正按照计划有序进行。

1.2 鄄城县探索出以“扶贫车间”为载体的扶贫模式 近年来，鄄城县探索出一条以扶贫车间为载体、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为核心，“送岗上门、就近就地就业”的扶贫模式。“扶贫车间”模式在国内属于首创，把工作岗位送到贫困户村头，走出了产业扶贫的有效途径，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扶贫开发的一举多赢。这种模式来源于群众的实践，到目前经历了1.0、2.0、3.0、4.0四个版本。

最初的1.0版本，是由部分群众从企业领来原料，在自己家里或搭建的“小窝棚”里进行加工。经过当地群众不断的实践再加上省市领导的考察指导，扶贫车间的建设更加标准、更加科学。目前的4.0版本是鄄城县相关部门按照山东省里提出的“产业化带动、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高效化利用”的“四化”要求，使扶贫车间的管理利用更加规范，并于2017年底开展了扶贫车间提档升级活动。目前，全县扶贫车间“提档升级”验收92个。车间内产业项目主要涉及发制品加工、服饰加工、电子产品加工、户外家具加工等，共有19个门类，79种产品。

1.3 因地制宜，多种扶貧政策并举 精准扶贫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工程，情况复杂，需要多种措施并举，才能最终实现脱贫攻坚的任务。菏泽高新区万福办事处根据实际情况，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实施了多种扶贫政策，主要包括：教育扶贫政策;健康扶贫政策、危房改造政策、助残扶贫政策、低户五保户扶贫政策等。牡丹区立足特色资源，壮大扶贫产业。根据每个村的资源禀赋和种养习惯，围绕特色种植、传统养殖、特色加工，因地制宜推进“一村一品”产业扶贫，如发展牡丹产业扶贫。牡丹产业是牡丹区特色优势产业，目前全区牡丹种植面积1.13万hm2。该区结合牡丹产业发展，积极探索牡丹产业扶贫路子，多渠道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牡丹区立足资源、区位优势，重点发展大棚蔬菜、大蒜、山药、胡萝卜、辣椒、草莓及苹果、秋霜梨、葡萄等优势经济作物，发展果蔬产业扶贫。

2 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菏泽市精准扶贫取得明显的成效，很多贫困户经过精准扶贫实现了脱贫，但是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

2.1 扶贫开发创新能力弱 调研发现，扶贫开发缺乏创新机制是精准扶贫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地区的精准扶贫做法因循守旧，照本宣科，创新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现在已到了脱贫攻坚阶段，可许多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进展缓慢，仍停留的在片面追求脱贫数量的阶段。机制创新不够深入，扶贫开发缺少活力，表现为扶贫资金的整合缺乏力度，扶贫资金投入没有活力。一些机制创新项目在扶贫审计上不能过关，基层干部为了个人安全规避风险，不敢开拓创新。在加大审计组对扶贫资金的监管后，扶贫干部思想包袱更重，再加上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过分看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1]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的难度。

2.2 扶贫产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 扶贫产业项目少、链条短，对扶贫攻坚的持续发力不足。扶贫车间类的小作坊多为劳动密集型手工业，工作环境较差、管理不完善，缺乏整体和长期规划。这些扶贫车间从建筑结构来看，大多为临时搭建，属于村委管理，缺乏真正的创业人才。现有扶贫车间是比较初级的代加工项目，稍有市场波动，就有关门倒闭的风险，抗风险能力较低。

2.3 部分貧困户脱贫主体意识不强 在农村精准扶贫行动中，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农民，才是真正的参与主体;扶贫决策过程、扶贫实施过程以及扶贫评估过程等是村民参与的客体;主动和被动式参与是村民参与的主要途径[2]。因此，扶贫管理过程及扶贫评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才是脱贫的主体，但是部分贫困户扶贫开发主体意识不强，“等靠要”等依赖思想比较严重，贫困户自身脱贫能力低，总希望上级部门能拨些资金，给点实物，脱贫内生力不足，自己懒于动手劳动，不善动脑找门路。而且，由于菏泽许多地区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经济总量小，地区财政收入低，有限的财力无法满足扶贫开发需求，导致精准扶贫的效果不佳，动力不足，可持续性不强。

2.4 教育扶贫投入不足 虽然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的目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城乡教育差距还是很明显。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上，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质量的差距，优秀的教师教育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这导致在农村上学的学生与在城区学校上学的学生相比，难以获得同等质量的教育，许多农村子女在升学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情况在贫困地区表现更为严重。由于贫困地区的环境差、工资待遇低等原因，很多大学生考取编制之后，就会想尽办法离开农村学校，调入城市。农村学校教师流动频繁，留不住教育人才，给当地的教育造成了较大危害和损失。

2.5 返贫问题凸显 由于致贫原因复杂，因此返贫原因也有多种。贫困人口老弱病残居多的地区，返贫机率高，稳定脱贫难度大。残疾、疾病、灾害、多子女、无劳动力等原因造成大部分贫困人口负担重、经济较为贫困，其中因残疾、疾病等身体原因致贫的比例较高;不少贫困家庭因教育、医疗问题而致贫，有的贫困户生病无钱治，处在“越贫越病，越病越贫”的状况。据调查，因年老而缺劳动力致贫、因病因学返贫、因缺技能致贫的现象在全处贫困群体中均占较大比重，返贫现象严重。

3 实现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主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的基础上谋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既是对过去提出的重要农村战略的系统总结和升华，又可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升级，是党在新时代为农村发展设定的新目标提出的更高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实现乡村发展、兴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底线要求。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必须要主动融入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抓住这个契机，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脱贫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贫困地区在脱贫的基础上，要积极主动谋发展，践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最终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

3.2 大力推动产业扶贫，发挥实力公司的带动作用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的主要依托。由于地区差异，产业扶贫实践模式在各地不尽相同。有学者将我国产业扶贫的实践模式解析为3种基本分类：“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和“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过综合分析，提出“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效用明显[3]。这说明，农民知识、管理能力、资金、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如果完全依靠个体农民创业来实现产业扶贫、发展经济，在短期内还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当前必须首先依托一些有实力的公司，通过公司带动产业扶贫，但公司的市场主体性质使其不可避免的具有较强的自我逐利性，因此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和监督，增强其扶贫意识和扶贫责任。

3.3 扶贫先扶志，加大精神扶贫力度 加大对贫困户的正面宣传教育，实施“扶志工程”，引导贫困户树立“崇尚致富、脱贫光荣”的理念，让贫困户真心想脱贫、真心想致富，激发自身发展动力，增强自我求变、自我发展的志气和信心。引导贫困户转变就业、择业观念，实时开展技术培训和技能培训，增强贫困户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加快“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3.4 扶贫必扶智，重视教育扶贫 教育精准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属于“造血式”扶贫，它能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对贫困程度有显著影响。2015年9月9日，习近平在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师的回信中指出：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约翰·梅尔[4]认为：“教育在激起农民思想变化方面作用显著，因为它不仅能够拓展农民自身和子女的视野，还能引起其消费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它会为农民及其未来提供实行变革的方式，进而激起他们积极主动地开始变革。”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处于重要地位，是精准扶贫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张梅.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及绩效提升机制研究[J].菏泽学院学报，2017，66.

[2]吴妍妍.精准扶贫中的村民参与问题探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7，17.

[3]李荣梅.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的实践模式及经验探索[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

[4]约翰·梅尔.人格智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5.

（责编：王慧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