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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6联合CA125、HE4在早期卵巢癌患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2019-02-14尹晶晶刘军辉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9年3期
关键词:预测值卵巢癌灵敏度

李 娜,尹晶晶,刘 懿,邓 凯,习 文,刘军辉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陕西西安 710061)

卵巢癌是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和子宫体癌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盆腔检查、经阴道超声(TVUS)和血清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检测是诊断卵巢癌的主要模式[1]。但是,由于卵巢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的临床症状和有效的检测手段,只有大约20%的卵巢癌患者可以在早期(Ⅰ~Ⅱ期)被发现[2],而对于大多数卵巢癌患者都是在晚期(Ⅲ~Ⅳ期)被诊断[3],致使Ⅲ期和Ⅳ期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36%和17%,相反,当卵巢癌在早期被诊断时,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显著提高,特别是当肿瘤局限于卵巢时,患者的5年生存率能提高到89%,10年生存率能到84%[4]。

鉴于早期诊断的临床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有多个预测模型被开发应用于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中[5-6]。目前研究最多的是CA125,其次是人附睾蛋白4(HE4)。HE4和CA125联合检测用于卵巢癌的诊断,有利于提高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白细胞介素-6(IL-6)主要参与调节机体的免疫应答,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炎性因子,后来在恶性肿瘤生物学功能的研究中发现,IL-6和许多恶性肿瘤的癌变过程相关,IL-6的高表达可以促进肿瘤的发展,并和多种恶性肿瘤的预后相关。

为了实现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有必要对多种生物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以提高对疾病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更好地区分恶性和良性肿瘤。本研究中,笔者通过对早、晚期卵巢癌组,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进行IL-6、CA125和HE4的相关检测,分析这几个指标与卵巢癌临床分期和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进而评估IL-6联合CA125、HE4作为新的缔合物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拟行手术治疗的盆腔肿物患者137例;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卵巢癌组,其中卵巢良性疾病组40例,平均年龄(60.6±13.6)岁;卵巢癌分期采用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2014年标准予以分期,其中早期卵巢癌(Ⅰ~Ⅱ期)组21例,平均年龄(63.6±11.2)岁,晚期卵巢癌(Ⅲ~Ⅳ期)组36例,平均年龄(61.8±10.5)岁;另选本院40例体检合格的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56.5±10.3)岁。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其他原发性恶性肿瘤,卵巢良性疾病组排除严重内科器质性疾病。3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检测方法 标本采集:住院拟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前)、体检者,均在早晨空腹状态下进行静脉采血,3~4 mL,室温静置30 min,3 5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血清检测。

1.2.2仪器与试剂 采用为罗氏公司cobas e602全自动免疫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检测血清中CA125、HE4和IL-6的表达水平。检测过程严格按照仪器和试剂操作说明书进行,每日检测前执行配套质控,确认质控结果在允许范围内后开始常规标本检测。

1.2.3判定方法 血清IL-6、CA125 和HE4的参考范围分别为0~6 pg/mL、0~35 U/mL和0~150 pmol/L,检测结果大于参考范围作为阳性判定标准,联合检测以任一指标升高判定为阳性。以病理结果作为诊断的金标准。

2 结 果

2.1卵巢病变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IL-6、CA125和HE4的表达水平 晚期卵巢癌组(Ⅲ~Ⅳ)、早期卵巢癌组(Ⅰ~Ⅱ)、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四组间IL-6、CA125和HE4的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卵巢癌组(早期、晚期)的IL-6、CA125和HE4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卵巢良性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IL-6、CA125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HE4水平则无显著变化(P>0.05)。结果见表1。

表1 卵巢病变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IL-6、CA125和HE4的表达水平

2.2血清IL-6、CA125和HE4及联合检测在早期、晚期卵巢癌中的诊断价值评价 单独使用IL-6、CA125和HE4诊断早期卵巢癌(Ⅰ~Ⅱ),CA125表现出较高的灵敏度(61.9%),HE4则表现出较高的特异度(82.5%)和阳性预测值(63.2%),多指标联合测定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等相比单独测定均有所提升,IL-6+CA125+HE4联合测定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5.7%、90.0%、81.8%、92.3%;晚期卵巢癌(Ⅲ~Ⅳ)的诊断中各生物标志物单独检测和联合测定均表现出较优异的诊断价值,联合测定表现更佳。见表2。

表2 血清IL-6、CA125和HE4水平及联合检测在早期、晚期卵巢癌中的诊断价值评价(%)

表3 血清IL-6、CA125和HE4及联合检测的ROC曲线分析

2.3血清IL-6、CA125和HE4及联合检测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的ROC曲线分析 以卵巢良性疾病组+健康对照组为参照绘制ROC曲线并计算AUC,CA125+HE4+IL-6诊断早期卵巢癌(Ⅰ~Ⅱ期)和卵巢癌(Ⅰ~Ⅳ期)的AUC分别为0.955 4、0.974 0,结果见表3、图1。

注:A为5种不同的生物标志物及组合在早期卵巢癌(Ⅰ~Ⅱ)诊断中的ROC曲线;B为5种不同的生物标志物及组合在卵巢癌(Ⅰ~Ⅳ)诊断中的ROC曲线

图1血清IL-6、CA125和HE4及联合检测的ROC曲线分析

3 讨 论

近年来,卵巢癌的发病率迅速上升,GLOBOCAN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新增卵巢癌病例238 719例,死亡151 917例[7];在中国,2012年约有34 575名妇女被新诊断为卵巢癌,有近14 676名妇女死于这种疾病[8]。面对这种情况,卵巢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就显得极为迫切与重要,卵巢癌早期诊断并获得最佳肿瘤细胞减灭术是影响卵巢癌患者预后和提高生存率的2个主要因素,这突出了敏感和可靠的策略对早期发现卵巢癌的关键性,以及尽早进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重要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诸多研究已经制定出相关策略,以通过早期检测来区分良性盆腔肿块和卵巢癌,并开发可应用的术前因素来预测原发性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效果,而其中,血清生物标志物一直是这些研究的重点。多年来,CA125一直被用作诊断卵巢癌的生物标志物,并将其作为预测肿瘤细胞减灭术效果的潜在工具。但是,多个研究已证实其灵敏度和特异度不足以对卵巢癌进行早期的诊断和监测,主要原因是CA125在许多常见的良性妇科疾病和非妇科疾病中也会升高,而且,只有约50%的早期卵巢癌患者表现为CA125升高,其余的并不升高[9]。另一项研究发现,HE4(基因名称WFDC2)被认为是卵巢癌最有希望的新血清标志物之一,HE4是最初发现于人附睾上皮细胞中的糖蛋白,在许多良性妇科肿瘤和内科疾病中并不升高,却在不表达CA125的卵巢癌中有升高;尽管HE4在评估盆腔肿块的恶性潜能方面看起来很有前景,但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生物标志物,事实上,影响HE4血清水平的因素很多,诸如年龄、吸烟、肾功能和非妇科癌症等[10-11]。而相比CA125用于检测卵巢恶性肿瘤,HE4具有同等的灵敏度和较高的特异度,并且两个标记的组合可以互补,以提高卵巢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12-13];徐小娜[14]的研究结果显示单用CA125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为75.6%、特异度为86.2%,单用HE4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为59.8%,特异度达到96.5%。另有研究发现CA125在早期卵巢癌(Ⅰ~Ⅱ期)诊断中的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分别为64.29%和53.57%,HE4的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分别46.4%和43.3%[15],陈燕等[16]的研究结果显示CA125在Ⅰ期卵巢癌中的阳性率仅为36.36%,而HE4的阳性率为60.61%,这些研究结果也说明,单独使用CA125或者HE4在卵巢癌的诊断中的价值,可能的主要贡献来源于晚期卵巢癌患者(Ⅲ~Ⅳ期),而在早期卵巢癌(Ⅰ~Ⅱ期)诊断中的价值表现往往不佳。这也和本研究的结果相近,本研究结果显示单独使用CA125在早期卵巢癌(Ⅰ~Ⅱ期)诊断中,其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1.9%、75.0%、56.5%、79.0%,而在晚期卵巢癌(Ⅲ~Ⅳ期)诊断中,其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明显提高,分别达到88.9%、87.5%、86.5%、89.1%;若单独使用HE4,其早期卵巢癌(Ⅰ~Ⅱ期)和晚期卵巢癌(Ⅲ~Ⅳ期)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7.1%、82.5%、63.2%、78.6%和86.1%、92.5%、91.2%、88.1%。近年来,使用多种生物标志物的几种新算法已经被验证可用于区分良性卵巢肿块和卵巢癌,ROMA就是一种利用CA125、HE4和绝经状态的生物标志物算法[17],目前已在临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这些不是真正的诊断测试,虽然可以使诊断灵敏度得到改善,但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仍然具有一定的挑战。IL-6是一种与多种病理状态相关的细胞因子,相关研究表明IL-6能增强卵巢癌肿瘤细胞的存活,调节肿瘤组织和腹水中的免疫细胞浸润,并增加对化疗的抵抗[18];另有报道,IL-6可以对内皮细胞增殖、迁移和血管生成产生直接影响,这是癌症发生、发展初期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19],这些结果均支持了本研究结果,即IL-6作为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可能存在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单独使用IL-6作为生物标志物诊断卵巢癌时,其所表现出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较低,但当IL-6联合CA125、HE4作为一种新的缔合物诊断卵巢癌时,无论是在早期(Ⅰ~Ⅱ期)还是晚期(Ⅲ~Ⅳ期),其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都大大提高,分别达到85.7%、90.0%、81.8%、92.3%和94.4%、97.5%、97.1%、95.1%。

本研究以卵巢良性疾病组+健康对照组为参照绘制ROC曲线并计算AUC,CA125、HE4、IL-6单独诊断卵巢癌(Ⅰ~Ⅳ期)的AUC较低,特别是在早期卵巢癌(Ⅰ~Ⅱ期)中,但是当CA125+HE4+IL-6联合检测用于诊断早期卵巢癌(Ⅰ~Ⅱ期)和卵巢癌(Ⅰ~Ⅳ期)时,其AUC显著升高,分别为0.955 4和0.974 0,两者也较为接近,说明CA125+HE4+IL-6联合检测在早期卵巢癌(Ⅰ~Ⅱ期)和卵巢癌(Ⅰ~Ⅳ期)中的诊断效能相当。

4 结 论

IL-6联合CA125、HE4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和ROC曲线下面积,是诊断早期卵巢癌(Ⅰ~Ⅱ期)较为理想的生物标志物组合,可提高对早期卵巢癌的诊断效率,有助于卵巢恶性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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