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昭峰 李佳欣

关于珍珠门文化，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将之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土著文化因素为主，含有少量商文化或周文化因素；另一类土著文化不占主导地位，但既有单纯的夷人文化遗存，又有商、周文化遗存。学者还将珍珠门文化分为五期，时代始于殷墟文化一、二期，止于西周的早、中期。根据其差异性，将之分为四个类型，关于其族属，认为会泉庄类型应该是莱夷创造的，而珍珠门类型应该是嵎夷创造的[1]。也有学者对该类遗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芝水二期遗存、珍珠门文化和南黄庄文化的三种文化遗存说[2]。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对晚商时期的珍珠门文化族属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晚商时期东夷族文化存在的形式

（一）考古反映的晚商时期东夷文化的分布区

有学者认为，晚商时期鲁北地区有两种趋向性的文化因素构成：其一，遗址分布越靠西，商文化因素越多，夷文化因素越少，即地域因素的倾向；其二，遗址的等级越高，商文化因素越浓厚，即遗址规格、等级因素的趋向[3]。从中商开始，鲁北地区始终存在着商文化与土著的东夷文化两种文化并存的现象。在鲁北地区的商文化分布区内，始终是以商文化为主体，包含少量的东夷族文化。但在晚商后期，东夷族文化所占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文献记载，晚商时期，由于商王朝国力衰败，无力延续中商以来持续的对东夷的东征，东夷族势力有所回升，回过头来与商王朝争夺领土。从考古发现来看，晚商晚期的珍珠门文化会泉庄类型在潍河以西有所发现。东夷族此时主要缩居于潍河和沂河一线以东的鲁东并且主要位于胶东半岛一带，双方的力量也仅在潍河流域互有进退。

从中商开始直至商末，商人在鲁北地区持续东渐，表明鲁北向东一线有一支威胁力量[4]。我们倾向于人方位于鲁北地区。那么，鲁北向东一线的这支威胁力量当正是《后汉书·东夷列传》所谓的东夷，其主要代表就是人（夷）方，或者还有莱夷、淮夷和嵎夷等。它们所对应的文化应是珍珠门文化。这里要说明的是，与商王朝为敌的东夷诸族如人方等所在的区域不是一成不变的，晚商早期东夷的一部可能活动于鲁北的潍河以西地区，与商文化相对峙，其余大部活动于潍河和沂河一线以东、苏北地区；武乙时期双方的力量在潍河流域互有进退；晚商晚期的乙辛时期，由于持续的战争，东夷诸族缩居于潍河和沂河一线以东的鲁东并且主要位于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一带及苏北地区。

（二）晚商时期东夷文化存在的形式

夏商时期岳石文化之后的东夷族文化大致有两种存在形式。

1.商王朝统治下的东夷族文化。主要指商人东渐后，商文化取代了原岳石文化，成为以商文化为主体、包含部分夷族文化因素的混合型遗存。这类东夷族文化继承了岳石文化的部分特征，同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例如，陶器以素面夹砂褐陶为主，无论是陶质、陶色、制法，还是器形，均继承了岳石文化；同时，器类中出现了较多的商文化常见器或其变体如鬲、簋、大口尊、深腹盆等。从中商开始直至晚商时期的原岳石文化分布区内的商文化遗址大多表现为该形式，如济南大辛庄[5]、滕州前掌大[6]、邹县南关[7]、寿光古城[8]等。典型遗址如大辛庄，中商时期的大辛庄遗址存在较多的第二类文化遗存，即岳石文化。但到晚商时期，这种局面大为改观，商文化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鲜见岳石文化的因素。如在第四期、第五期不见第二类遗存，第六期、第七期则仅见极少量的岳石文化因素，是商文化统治区内的岳石文化孑遗因素，而商文化则与殷墟晚商文化几乎没有区别[5]a。反映的是晚商时期山东地区商王朝统治区内的夷族几乎完全商化的事实。（图1）

不仅如此，在晚商时期商王朝的都城安阳殷墟也存在着一些岳石文化典型器的孑遗，如苗圃子母口器盖SH326：223、SH326：20、KBT6⑤：6、GT402③A：4等，以及半月形石刀如KH9：4等；小屯南地子母口器盖H26：3、T55（3c）：96、H64：7[9]等。（图2）

2.独立的东夷族土著文化。主要指位于商文化分布区东部的胶东半岛、鲁东南地区及苏北地区等，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即珍珠门文化。该文化主要承袭了岳石文化，陶器以夹砂素面褐陶为主，器类主要有鬲、甗、罐、簋、豆、器盖等，流行圆唇、卷沿作风，炮弹形甗、卷沿深腹罐、瓮、卷沿鼓腹盆、圈足器等较多，而且占主导地位。[1]（图3）

图1 大辛庄遗址中的夷族文化因素

但同时，珍珠门文化也受到了邻近的商文化的强烈冲击，如炊器组合为鬲、甗；盛器多见簋，除素面大敞口簋可能继承岳石文化的盂变体而来外，还有一种腹饰绳纹和三角划纹、深腹斜收、高圈足的簋几同于商文化的同类器；器盖不再是岳石文化的子母口，而是商文化常见的覆钵形；豆也几近于商文化的豆（图4）。墓葬有腰坑。在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海阳尚都村出土过一些商式铜器，被认为是输入品或掳掠品[11]。

二、珍珠门文化的族属

晚商时期，商王朝延续了自仲丁以来对东夷的政策，即持续对东夷的征伐战争。晚商时期东夷在诸族中实力最强，能与商王朝抗衡的主要是夷方，也就是尸方。尸方即人方，也即夷方。董作宾[12]、郭沫若[13]569均认为人方即是东夷。这一说法当与《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和《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文献记载相呼应。笔者认为，尸方（人方）即夷方的说法是可取的，是东夷的一支，但并不是所谓的东夷，东夷这种称呼当是对主要分布于商东土的夷族的通称。除夷方外，尚有方方（夷）、盂方（于夷）、白（夷）、黄（夷）等均见于甲骨卜辞。

（一）甲骨、金文所见的商王朝与东夷诸国的关系

图2 殷墟遗址中的岳石文化因素

甲骨文有武丁时期伐东土的记载：

东土当指商王朝的东土方国，主要是今山东地区的原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方国。

1.对人方的征伐。甲骨文所见对人方的征伐：甲骨文保留了大量的从武丁至帝辛时期征尸方的记载。

武丁时期：

……寅卜王今来……辰出征尸……月。（《合集》6458）

贞王惟侯告比伐尸，六月。（《合集》6460）

丙子卜……其伐尸……于……（《合集》6462）

勿呼敦尸。（《合集》6463）

令载王勿旋尸。（《合集》6465）

贞王令妇好比侯告伐尸……（《合集》6480）

侯告征尸？（《合集》6457）

廪辛、康丁时期：

王旅其敦人方邑。（《屯南》2074）

图3 珍珠门文化中的夷人文化因素

王族其敦尸方邑旧？右左其击？（《屯南》2064）

武乙、文丁时期：

……王其征人方。（《屯南》2038）

侯告伐尸方？（《合集》33039）

帝乙、帝辛时期：

该期中大规模的征伐人方的战争发生在帝辛时期。

十祀征人方，虽然有帝乙、帝辛两种认识，但一般认为是帝辛时期。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此次征人方的卜辞，有几十条之多。如：

甲午王卜贞……比侯喜征人方……告于大邑商……（《合集》36482）

癸亥王卜贞……王征人方，在雇。（《合集》36485）

癸卯王卜贞……王征人方，在商。（《英藏》2524）

癸丑王卜贞……王征人方，在亳。（《英藏》2524）

图4 珍珠门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

癸巳卜贞……王来征人方。（《合集》36493）

等等。

此不一一列举。有多位学者据此考证此次征人方的行程、日谱、所涉及的地名或方国的地望等诸问题[13]475-480，[15]。此次征人方大约持续了十个月的时间，涉及的重要地方近50处。

关于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原因，多认为是人方不断侵扰商王朝[15]d.356-357。

另外，据郭沫若的考证，在帝辛（郭老认为是帝乙）二十年，又一次征人方[13]475-480。此次征人方历时也较长，同样涉及了众多方国。

金文所见对人方的征伐：

丁巳……惟王来征夷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三代》13.42.3，小臣艅牺尊）

由以上甲骨文结合金文可知，在帝辛时期征伐人方最少有三次大的战争，分别发生于帝辛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

武丁时期商王朝与人方交好的一面：

如为尸方祈祷的记载：

惟尸方受佑。（《合集》20618）

还有加爵命于人方的[16]。如：

……寅卜……令人方？（《合集》20249）

正是武丁时期尸方时叛时服的反映。

2.对方夷的征伐。武丁时期的方方（夷）也是商王朝东土的一个劲敌，当是文献所谓东夷的一支——方夷。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与方作战的卜辞：

……亥卜扶：方征商？（《合集》20440）

己亥卜：令虎追方？（《合集》20463反）

丁巳卜：方其亦征？（《合集》20424）

庚申卜：方其征，今日？不征。（《合集》20413）

戊戌卜扶：步今日征方？三月。（《合集》20460）

贞：方不亦征？（《合集》6683）

贞：方其灾我史？

贞：方弗其灾我史？

贞：我史其灾方？我史弗其灾方？（《合集》6771）

……亥卜，争贞：王遁伐方……（《合集》6733）

经过征伐，方夷曾在一个时期归顺商王朝：

辛未卜，贞：惟翌癸酉令方归。（《合集》8659）

贞：勿令方归？八月。（《合集》6702）

关于方方的地望，首先肯定他是商王朝的东土方国。卜辞云：

……令共东土人。

……方不大出。（《合集》7308）

辛酉卜，方其荡于东？（《合集》11467）

其他与盂（于）夷的关系，据甲骨文记载，盂方在武丁时期曾归附于商王朝，后来盂方叛商，在商朝末年多次受到商王朝的征伐。关于盂方地望，卜辞（《合集》36518）言其为东土方国。郭沫若先生考其在豫东的睢县[13]第581片甲骨释文。

商王朝与白夷、黄夷等的关系，与上述诸夷不同，白夷、黄夷在晚商时期是一直归附于商王朝的。白夷、黄夷其地均当在山东。

（二）相关方国的地望及其族属

人方的地望有东方说、南方说和西方说等几种，其中东方说有狭义东方说和广义东方说之分[19]。以上诸说中，以狭义东方说最有说服力。明义士认为人方即齐地之夷方[20]；李学勤先生也放弃尸方“西方说”，认为商末的尸方应读作夷方，也就是东夷，分布于鲁北地区[21]。纯粹以甲骨文资料来判定帝辛十年征人方所涉及的地名或方国尚存争议，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加以印证。在晚商早期，商文化主要在鲁北地区扩张，鲁北地区在中商文化遗址分布的基础上，该地区晚商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和遗址的分布密集度均有所扩大。特别是晚商早期，商文化越过淄河进入河流域。在晚商晚期，鲁北地区的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分布密集度持续扩大，商文化在鲁北地区继续东扩，分布范围已到达潍河流域。晚商在鲁东南地区商文化的分布突破了中商至晚商早期枣庄一带徘徊不前的局面，向东进入临沂的沂水西部一带。蓝野先生结合考古资料认为乙辛时代的夷方在今鲁北地区，但征人方所经地点包括今鲁西南地区[22]。这一认识正与考古发现的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山东地区的扩张相符合。方辉先生具体考证的帝辛十年、十五年征夷方所涉及的商东土国族和地名均分布于鲁北地区；二十年征夷方进军路线由鲁北开始，然后沿涑河南下，到达鲁东南的莒县一带[19]。李学勤先生也从甲骨资料入手，考证夷方都邑位于淄、潍之间[23]。

《尚书·禹贡》记载：“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莱夷作牧，厥篚奚丝。”薛季宣《书·古文训》：“嵎夷，海嵎诸夷，在登州，今蓬莱一带。”蔡沈《禹贡注》同样认为“嵎夷”在“登州之地”。元代于钦《齐乘》载：“宁海州为嵎夷。”宁海即今烟台市牟平区。夏至早商时期胶东半岛一带的东夷文化是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主要分布于胶莱平原以东的胶东半岛及沿海的一些岛屿。经过发掘的遗址有牟平照格庄[24]、海阳司马台[25]、乳山小管村[26]、烟台芝水[27]96-150、栖霞北城子[28]、长岛北庄[29]、长岛大口[30]、龙口楼子庄[31]等。岳石文化之后的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主要遗址有长岛王沟、店子、珍珠门、北城西、大口和大钦北村[32]、烟台芝水[27]96-150，其中的珍珠门遗址在1982—1983年又进行了两次发掘[33]。上述岳石文化照格庄类型和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均为前后承袭的夏至商周之际的东夷文化，分布于海岛和海边，又与文献所述“嵎夷”文化分布区相合，其族属当即夏至商周之际的嵎夷。

从考古发现来看，珍珠门文化会泉庄类型遗址见有潍坊会泉庄[34]、姚官庄[35]、狮子行[36]45-58、昌乐李家庄[11]、河西、宇家[37]、邹家庄[38]，临朐西朱封[36]45-58，寿光火山埠、呙宋台、达字刘、前曹庄[37]，青州凤凰台、赵铺[39]，临淄后李[40]、东古[41]，蒙阴西长明[1]，淄川北沈马[42]等，其分布的地域集中于淄河至潍河流域。而这一区域也正是晚商时期商文化进入的地区，同时也是商夷文化交汇地区，更具体地说就是晚商时期商夷文化争夺的核心区域。《后汉书·东夷列传》云：“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其中的“淮”应即“潍”，所谓淮、岱应该就是潍、岱，所指应就是淄河至潍河流域。因此，晚商时期居于淄潍河流域的珍珠门文化会泉庄类型的族属应该主要是上文论述的人方。

莱夷，《尚书·禹贡》和《释文》中皆与嵎夷连用，说明两者不仅时代相同，而且应该相邻。《左传·襄公六年》杜预注：“棠，莱邑也。北海即墨县有棠乡。”古即墨在今平度东南30公里的北城子一带，俗称朱毛城，亦名康王城，棠地亦应在此附近[43]。《正义》引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为夷安县，属高密国。”《汉书·地理志下》高密国“夷安”县下注曰：“故莱夷维邑。”据此，今天山东高密一带在当时应属于莱国地。莱夷，晋杜预《春秋·宣公七年》注曰：“今山东黄县。”《禹贡椎指》引唐颜师古注曰：“莱夷，莱山之夷……即今莱州之地。”西晋的山东黄县及唐代的莱山，位于今龙口市。有学者考证莱国在公元前567年被齐灭国后，被东迁至黄县（即龙口市）的归城[44]。这应是文献记载莱夷位于山东黄县的原因，此一区域根据我们前文的论述，晚商时期应为嵎夷分布区。而潍河以西区域的会泉庄类型主要为人方，居于两者之间的胶莱河流域的当为莱夷，正与文献记载的地域相吻合。《说文》曰：“莱者，蔓华也。”说明当时莱夷人生活在草木繁茂、禽兽遍野的地区。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在商代晚期的珍珠门文化会泉庄类型和珍珠门类型之间的广阔地域发现的该时期的文化遗存甚少，正与莱夷人的生存状态相吻合。《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营丘有临淄、昌乐二说，但不管是临淄还是昌乐，西周初年的莱夷已西进至淄河一带原会泉庄类型人方的分布区。这应是人方经商王朝多年征伐、最后在商周之际分化迁居别处后，莱夷趁机占据了淄河至潍河流域这一广阔区域，于是出现了“营丘边莱”，并发生了莱侯与齐“争营丘”之事。

三、夷商战争客观上支援了周灭商

珍珠门文化是岳石文化之后东夷族的考古学文化，珍珠门文化的存在正是商代晚期商夷战争和商夷对峙的反映。商末特别是帝辛时期发动的几次大规模的对东夷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客观上为以周族为核心的集团取代商王朝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帝辛时期发动了三次对以人方为代表的东夷战争。

周族西兴。在商末帝辛时期征伐东夷的同时，周族在商王朝西境勃然兴起。周族的兴起以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为转折点，文献说古公亶父“实始翦商”。季历之时周族大力拓展，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主要征伐临近的诸戎，如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结果导致“文丁杀季历”。周文王即位后，“周人伐商”，说明周人已具有与强大的商王朝正面冲突的实力。周文王行仁政，贤士及诸侯多归之，后在取得“得征伐”的权力后，开始了倾力翦灭商王朝的军事行动。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先后伐犬戎、密须，败耆国，后又伐邘、崇侯虎。其中文王伐邘、崇侯虎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李学勤先生[15]C所言：“周文王伐邘一事是商周势力对比转换的标志，因为邘即沁阳的盂，文王伐此地，可以直驱而至商郊。”伐崇侯虎之役，规模较大，《诗·大雅·皇矣》有记，伐崇之后，文王便以崇地作丰邑，并迁都于此，为武王最后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王之后的武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最后东伐商纣，牧野一战取得伐商伟业的最后胜利。此事史书多有记载，如《古本竹书纪年》《尚书·泰誓书序》《尚书·牧誓》《史记·周本纪》等，周初《利簋》金文也载有此事，正相印证。

夷商战争。商被周所灭当无疑问，但《左传·昭公十一年》又言：“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正说明商王朝的灭亡与商末的夷商战争有极大的关系。《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叛商之后的东夷族受到了帝辛的数次大规模征伐，正是这几次劳民伤财的大规模远征，大大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周人抓住了这样一个良机，加速扩张，最终牧野一战灭掉了商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