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萍

1966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11月17日下午4时，我接到任务来到时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去世前被授予国家名誉主席称号）的住所（位于后海，现为“宋庆龄同志故居”），采访宋主席接见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宫崎世民和夫人以及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访华代表团一行的新闻。当时在小客厅里坐满了日本客人，我只能站在门口一边倾听一边记录宋主席和日本客人的谈话。因站得远，谈话内容有些听不清楚。外事报道政策性很强，不能有丝毫偏差，为保证报道宋主席谈话内容的准确性，接见结束后，宋主席把客人送出门外准备进屋时，我有礼貌地走上前去，向宋主席自我介绍了身份，说明为报道宋主席谈话内容的无误想要她握在手中的讲话稿。宋主席微笑着把讲话稿给了我，然后上楼休息去了。此时我看墙上的壁钟已接近6时，如写完广播稿送回台里发稿室再经道道编审工序，肯定赶不上《新闻联播》了。我当即决定就在小客厅接通发稿室的电话传稿，电话接通后我边口述“新闻导语”边删改宋主席的讲话稿，终于赶上《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时间，而其他新闻单位过了10多个小时，第二天才见报。

20多年后，1989年9月，我在整理文稿时发现了宋主席这篇讲话稿。此时宋主席已经故世，我想此稿可能是秘書代为起草的，并非手迹，我又涂改过，没有予以重视，离休时与其他文稿一起带回家了。一晃又过去10多年，2003年11月，我再一次见到此稿，此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一旦宋主席的手迹是在我手中流失的，这是我的错误，也是损失，至于是否是手迹，可由有关部门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