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承载着丰富的意义，百年来人们不断重回这一历史原点，以当代问题的诊断乞灵于它，“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1)拉纳·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商周刊》2009年第10期，第16页。“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是被不断创造出来的，‘五四’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2)刘复生：《“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第4页。为此，学者刘东感叹道：“也许再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像五四运动这样使我们百感交集，莫衷一是。”(3)《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关于五四运动，有各种各样的阐释和评价。1960年，周策纵就归纳指出了华人关于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它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批判它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中国共产党阐释它是“由列宁引起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4)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76、481、486页。

其中，关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关系的阐释和评价，(5)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概念的阐释与评价，百年来众说纷纭。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同时，他又从两个方面界定了“五四”：从狭义方面，他认为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而引起的整个事件，即五四事件；从广义方面，他认为1917—1921年间所发生的相关事件都包含在“五四”之中，即五四运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3、1页。李泽厚则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两者“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笔者赞同后者看法，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因为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且五四运动仅持续两月之久，而新文化运动历时多年，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仅月余的五四运动，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更何况两者在性质、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两者合称也使五四运动无法成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点。陈建守也不赞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是将思想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来谈”。参见陈建守：《作为“集合事件”的五四运动——“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演讲实录，http:∥www.sohu.com/a/311773988_523159，2019年8月12日。李泽厚的自由主义观点颇具代表性：“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启蒙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可惜“救亡压倒启蒙”。(6)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25页。这一观点与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观点相呼应，如施瓦支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极其短暂的事件”，是“一短暂的启蒙历史”，中国近代由于民族矛盾和救国重任，政治斗争一直占据着社会的中心，这妨碍了对思想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每当他们试图批判封建礼教的时候，救亡的紧迫和他们试图兼及政治革命的欲望，往往使他们中断自己的努力”。(7)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8页。施瓦支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称为“五四运动”，根据上下文，此处实指新文化运动。杨奎松鉴于1920年代初“整理国故”潮的兴起，亦认为“新文化运动尚未真正发生影响并作用于社会，1920年以后就已经被腰斩了”。(8)杨奎松：《五四运动有多重要？》，《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2页。其实，这种说法自有源头。1923年，胡适就曾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但因为学生的爱国运动，“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9)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9日。在亲历了“五四”以后30年的沧海巨变后重新审视历史时，胡适进一步认为五四运动实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0)《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在是一个挫折”。(11)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391页。

与“政治干扰”“救亡压倒启蒙”“腰斩”等观点相左，梁启超在纪念五四周年时曾明确说道，“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反过来推动了文化运动盘(磅)礴于国中”。(12)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第1版。彭明认为，“救亡与变革,相反相成,而以变革为其关键”，五四运动“是从变革开始(启蒙运动),促进和推动了救亡(爱国运动),而救亡又反过来促进和推动了变革的深入(启蒙运动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3)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3期，第3-9页。金冲及认为，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强烈危机感，使得救亡与启蒙不是对立物，“从根本上说，是救亡唤起了启蒙，还是救亡压倒启蒙？我想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涨,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成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14)金冲及：《五十年变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为，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发端于”新文化运动。(15)《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37)，内部发行，1957年，第12页。其中，瞿秋白认为，“新文化运动、文学改良(白话)、自由恋爱思想的各派”，是“五四运动开始前的准备”。(1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1937年，张闻天发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认为新文化运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因此，“一到了相当时机，群众就会以惊天动地的行动表现出来”。(17)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18)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在众多的阐释与评价中，五四运动于新文化运动是“干扰”“压倒”“腰斩”，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原动力”“发端”“准备”观点的对立尤为突出。五四运动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实际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双生花，在难得的自由里竞相盛放，终因急切的救亡而此长彼消。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并蒂双花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为阵地发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其倡导者期冀在内忧外患、亡国亡种、政统崩解重构之际，补辛亥革命思想道义之缺失，重塑国民性格，重建道统。五四运动是学生界在时局“最后的关头”，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发起的一场志在革故鼎新、走向自由民主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一座魅力独特的里程碑，孕育了“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19)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它涉及的面相空前广泛，“好比是给中国现代历史打上了一个结，此前的种种历史线索都收拢于此，此后的种种历史线索又发端于此”。(20)《刘东自选集》，第205页。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的、文化的，其根本诉求是“争人权”，主题是启蒙。新文化运动期望通过拥护“德先生”与“赛先生”，于自由争论的平和说理中廓清蒙昧、启发理智，达成“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因为“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2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五四运动是政治的、革命的，其诉求是“争国权”，主题是救亡。学潮最初仅是一场由外交问题引发的、以保卫“孔孟圣贤之乡”山东为目的单纯爱国运动。从和平示威开始，到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到设立学生法庭，学生运动于疾风骤雨中一步一步从文化觉醒转向政治觉醒，转向国内政治问题，最终走向革命和集体主义道路。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是古老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洋的坚船利炮，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层面学习西方，层层推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又依然不懈努力这一救亡大树上开出的并蒂双花。

二、五四运动没有腰斩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灯暗转场是救亡大背景下功利主义的必然结果

“推源溯始，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因救亡而起的，它往往被视为救亡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一种手段。因此，任何时候只要发现有更快捷的途径，以救亡为己任的启蒙者马上就会来个急转弯”。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着打破“旧派言必称孔孟、新派言必称卢梭”(22)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9、79页。的奴性逻辑，挖掘出湮没了几千年的“自我”，冲决“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23)《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的历史网罗，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用手中犀利而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揭穿“吃人的礼教”。但是再狠绝的语言、再猛烈的呐喊，也唤不醒“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人，亦无法让“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国人接受循序渐进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运动。因为循序渐进的变革无疑是需要长久时间和持续发力的。在《新青年》创刊前，陈独秀曾豪气十足地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24)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余音未绝，已时不我待。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噩耗传来，国人“六个月的乐观”已崩塌，中国民族“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25)《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页。国际社会依然是“强权战胜公理”，国内政府的卑鄙腐败，社会国家的变态，代表民意机关的缺失，“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迫使青年人不得已以青春的本能担起“干涉纠正的责任”。(2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学生们受着一种“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崇高理想的鼓舞，誓要以热血报效国家，起而抗争。对山东问题的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最终导致民族主义的迅猛高涨，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运动瞬间灯暗转场，让位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变革传统文化的“人文的冲动”，让位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功利的冲动”。正如鲁迅当年所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8)《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多年后，李泽厚亦言：“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燃眉之急的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29)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因此，当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碰上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时，新文化运动便“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30)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页。

(二)新文化运动自身存在着严重缺失

(1)花期早至。首先，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兴起，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外国资本压迫、本国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军阀官僚政府压榨和官僚资本排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所发展，但非常缓慢，力量很弱，与之相应的独立的阶级及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均未形成。落后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容许产生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样的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只能由西方移植过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启蒙又是早产的，显得先天不足”。(31)戴启予：《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第5页。这种先天不足也使得新文化运动并未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移孝作忠”的思想痕迹非常清晰，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的烙印非常深厚。其时，清帝逊位，忠君思想在名义上已找不到效忠的对象，“要变易‘家族本位主义’，否定传统纲常，首先便是反‘孝’。 ……但是，民国以来不断演出的复辟丑剧又证明‘忠’纲犹在。这‘忠’纲正是由‘孝’纲所支撑的”。(32)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页。如当年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骨子里却是一个深受旧传统、旧文化影响的旧文人。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倡言“非孝”，但他在1920年3月首次致函胡适时，信之格式、语言全为旧派，充分表现其人非新式人物也。他买婢蓄妾的行为，也处处流露出旧文化、旧伦理之影响根深蒂固。就连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受传统的影响也是既深且固的。他最先提出“文学革命”口号，提倡白话文写作，却又痴迷研究先秦哲学、古典小说，他第一个提出“打孔家店”，主张为救救孩子要打破家庭孝道，并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主张婚姻自主，却不敢违逆母亲包办的婚姻。因此1962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所送的挽联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可谓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胡适的一生。再次，以留学生为主导的思想启蒙者多数只有留日经历，对于欧美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书本，也很少涉足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对西方政治思想及理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他们除旧布新的努力明显脱节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2)定位不准。首先，新文化运动是启蒙的，“争人权”的，但中国国民性格急功近利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新文化运动从主张循序渐进“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得到许多人响应，绝非偶然。因此，需要以“慢”精神重塑国民性格的“争人权”诉求没能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的共同需求。其次，一战后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之势，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震动了国人，国人趋新逐浪，亦属必然。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公理”更是让国人意识到“外争国权”已刻不容缓。再次，即便在“争人权”问题上，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也没能达成对人权问题重要性的普遍共识。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期间，理性讨论所需的客观条件严重缺失，人权问题不是也没能成为多数国民急需解决的共同问题。在对人权问题的理解上，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也多从传统伦理、妇女问题和贞洁问题等方面着眼讨论。尽管民国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但不尊重妇女的恶习仍未改变，妇女事实上仍不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力。因此，“欧战告终，世界改造，劈头的两大问题，即劳动与妇女”，(33)《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斗争最尖锐的是女子解放问题”。(34)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82页。恶劣的客观条件，使得当时对于人人得享平等自由、反抗压迫等基本人权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阐述和研究，更遑论就人权问题与政界、商界形成可能的沟通。

(3)态度激进。首先，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持激进的态度，选择了矫枉过正的办法。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为惊醒国人，出于策略的考量，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此陈独秀的发言不惜走极端：“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5)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鲁迅尽管饱读古书却对古书无甚好感，认为“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36)《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劝告青年人没必要读古书。钱玄同更是主张烧毁古书，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其次，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传统的批判态度简单粗暴，认真研究的创作少，口号式的论战性著作多，且常常“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在文风上存在着偏激、浮躁、空疏的毛病。当年陈独秀就曾这样自许：“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这种思维模式，因为缺乏对对立面的宽容精神，双方难有理性平和的讨论。在提倡白话文学时，陈独秀更是强调：“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37)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73、133页。这种急躁的心态和思想上的专制亦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缺乏有长远价值的建树。

(4)后天不足。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主角，这两个观念在西方“翻了不少新鲜的花样，结果造成了二十世纪文明”，但是在中国却只是轰动一时，还没生根发叶，就“给传统的封建思想迷住了，只留下一大堆残渣，酸化而成为四不像的现代中国的文化”，“根株浮沧海”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基础“动摇不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两种势力作祟；中国思想发展“不是由于过去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西力东渐”促成；没有接受先进的俄罗斯思想等因素所造成。(38)以上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71、372页。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在思想解放、个人解放上基础太差，使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本欲度人，结果尚不足以自救。

由上可见，新文化运动本身缺失严重，它原本就花期早至，后天又严重不足，其过早凋零实属必然。

(三)恶劣内外环境的“干扰”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对于新文化运动，胡适曾“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39)《胡适口述自传》，第206、209-210页。但事实上，即便没有五四运动的“政治干扰”，恶劣的内外环境也注定新文化运动难逃“刚开头便煞尾”的命运。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袁世凯称帝、溥仪复辟、中日军事协定事发、留日学生示威抗议及罢学回国、俄国两度革命、世界大战结束、“威尔逊主义”点燃各国民主革命、巴黎和会列强偏袒日本、国人“六个月的乐观”崩塌等，种种关系国族命运的大事连续不断地冲击、刺激着国人的神经。中国的各种沉疴宿疾、疑难杂症，一时俱发。“未得其新，先殒其旧”，旧的价值和伦理秩序瓦解坍塌，新的价值与伦理秩序却没有建立。政治权威的真空期弥漫着一派混乱的自由，吸引着各路人马纷至沓来，登台亮相。南北军阀、草莽英雄在列强操纵下把控着中国政局，不时逐鹿中原以决雌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下，如何强求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置国族危机于不顾，去从容地讨论人权问题，理性地研究文化问题，专心地谋求个性的解放？因此，新文化运动“尽管气魄宏大，百川瀚漫，但都没有流进历史的主航道”。(40)丁守和：《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5页。

(四)五四运动成就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让新文学的主张从一个小圈子扩展到全社会。“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41)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史实上，都不存在脱离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启蒙运动”。(42)傅正：《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015年第6期，第45页。首先，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巨大优势在政治运动中得到了凸显，即便主张不谈政治的胡适也承认这一点，“这时代，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白话化了”。(4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其次，五四运动后，新出版物的急速增加与旧刊物的改革令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短期内不减反增。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出版后，社会上反响并不大，每期印数，连免费赠送在内，不过千册左右。至1917年，在全国的总印数，包括大量免费赠送在内，每期约一万五六千份，主要读者以及引发的争论，均局限在知识精英的小圈子里。不仅销量不好，《新青年》还遭到旧人物甚至青年学生的非议和责难。陈独秀描述道：“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4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对比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实在乏善可陈，其影响亦有限。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中断，反而在短期内一度蓬勃起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就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扩大了势力，“新思潮的运动，在中国发生于世界大战终了之时。当时提倡的还不过是少数的人，大多数还是莫明其妙，漠不相关。自从受了五四这个大刺激以后，大家都从睡梦中惊醒了。无论是谁，都觉得从前的老法子不适用，不能不别开生面，去找新的，这种潮流布满于青年界。……譬如五四以前谈文学革命的，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二、三个日报；而到五四以后，新出版品骤然增四百余种之多。”(45)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还有翻译，“五四以后翻译的数量突然增加数十倍，质的方面也比从前有进步”。再次，五四运动后，学生风气也变了。“五四以前，学生只知读讲义，应付考试，混文凭，结纳官僚政客，作进身之阶，五四以后，大家都逐渐在课堂讲义以外求学问”。(46)以上引文参见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中国青年》第6卷第5期，1942年2月。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扩展还在于：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加；偶像破坏浪潮的高涨；新知识的、新社会的和新政治的团体的涌现等方面。(47)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51、265、271页。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把五四运动作为一条分界线，他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4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习近平指出，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49)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这一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5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700页。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社会运动“多已发展为直接政治行动，以后几年里，思想改革和社会改革多多少少遭受忽略”。(5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7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而新文化运动则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五四运动亦非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

(一)五四运动是政治问题长期累积终因外交失败引发的一次必然事件

首先，五四运动是政府腐败、政治混乱的必然“反响”。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袁世凯称帝败亡，张勋拥溥仪复辟登基，各种“沉疴宿疾，发聋振聩造成儿女英雄”。(52)秋谨：《精卫石》，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5页。傅斯年在1919年出国前谈论“五四”时也说：“近两年里，为著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像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53)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其次，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干政传统的延续。由于君主政体下立法机制或群众代议制度的缺失，在危难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便不可避免地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五四运动则是西汉末年太学生首次直接干政、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明代东林党与复社议政、清代公车上书这一传统的延续，反映的是民意与政府之间的冲突。最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激发了五四运动。国人曾对巴黎和会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中，“无秘密外交”“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主张，曾激起国人通过和会恢复主权的普遍渴望。时任在华外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董显光在和会前满怀希望地设想，如果威尔逊的主张能够实施,将“一劳永逸地解除列强在华特权,特别是以控制中国为目标的日本普鲁士主义对中国的威胁”。(54)Burlington K. Tong, “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 Vol.Ⅵ, No.11, November 16th, 1918, pp.433.然而，最终“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5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9页。已历经两三年新思想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救亡突围中，迅速将威尔逊所鼓吹的“公理”与“正义”转变为政治运动最初的外部思想动力，长期累积的政治问题因中国外交的失败而激发为直接政治运动。

(二)新文化运动在“争人权”根本诉求下还隐含着一个政治诉求

李泽厚指出，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陈独秀所言“‘最后觉悟之觉悟’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56)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12页。确实，在生存还是灭亡的紧要关头，新文化运动在“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之下隐含着一个建设“国家”的政治诉求。陈独秀曾幻想，“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57)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而将“德先生”和“赛先生”升格为“德菩萨”和“赛菩萨”。因此，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载体的《新青年》虽然曾矢志于宣扬文学启蒙，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新青年》前三卷不管是内容还是版面设计，都在模仿章士钊主编的政论性杂志《甲寅》。移师北京后，《新青年》的定位接受了胡适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学改良的主张，但仍不能脱离于政治或不涉及救亡。其时，正值革命派和立宪派两个阵营激烈“政争”之际，《新青年》的到来正好为北大文科新旧更替提供了舆论阵地，“政争”遂延伸为文学之争，“学争”皮相下掩藏着“政争”实相。《新青年》“到第八卷(1920年9月1日)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1923年6月复刊后的《新青年》(季刊)，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58)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页。于急迫的救亡当前，新文化运动终将《新青年》阵地奉让给政治运动。此时的陈独秀不但完全改变了“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初衷，还突出地强调，“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59)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也不再提“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60)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而是急迫地呼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61)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三)新文化运动极大滋养了五四运动

正如周策纵所言，“‘五四’的示威活动实在是那早两三年前就开始的新思想运动顺理成章的结果”。(62)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页。首先，新文化运动开创的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局面，对五四运动起了直接而巨大的催化作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去“求得思想的解放”，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63)《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一时之间，提倡德先生、赛先生的，主张根本解决的，主张一点一滴改良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工团主义的，主张泛劳动主义的，搞新村运动的，搞工读互助的，要打倒孔家店的，要整理国故的，新的、旧的、洋的、中的、真的、伪的，纷然杂陈，南腔北调，好不热闹。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未有的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它让新旧人物“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64)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阿里斯多德时代的重演”。(65)蒋梦麟：《西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若没有这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五四运动“异军特起”、风起云涌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运动，极大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次，新文化运动中新型知识分子的形成和白话文的普及使得五四运动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和相当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还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相当的受众基础，这才使得陈、李、胡等人的呐喊与呼声形成了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同时，新文化运动白话文的普及对政治运动的推进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假使五四运动不得到自己的语言，而还用古文作工具，这运动便抓不住全国的青年与多数的人民”。(66)《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2页。最后，新文化运动背离自己“非孔”的初衷，给五四运动借助传统文化复活“爱国”主义准备了充足的养分。几千年来“民权”在我国的缺失，家国一体所致“国家”的虚位化，使得我们的“爱国主义”缺乏本土的思想资源。但是，在强邻四逼、外侮日深中，国人只能首选“爱国”，只是“爱国”并非爱“洋人的朝廷”。于是，“爱国”主义只得借助于传统文化得以“复活”。如此，要打孔家店的《新青年》《新潮》们，让位于保卫“孔孟圣贤之乡”的全民保卫战，新文化运动背离了自己“非孔”的初衷。新文化运动从精神上、理论上，赋予了五四运动一种特殊的现代意义，使其有别于历史上太学生伏阙上书和公车上书，使得“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6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

四、历史合题

并蒂双花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本就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基因，在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难得的混乱的自由中，“争国权”和“争人权”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新文化运动也在“争国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怀揣急切的救世之心引进西方思想，“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与其说是为了启发理智，达成“个人的解放”，不如说是为了直接用来“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维护国权。陈独秀曾说：“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6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五四运动也在“争人权”。五四运动为反抗强权、保卫民族文化之根、捍卫国土完整，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践踏少数人自由的过火的“直接行动”，去捍卫多数人争取民主与自由、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反对封建愚民政策的人权诉求。但同时“法律不能惩罚爱国”“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的社会舆论也为后来国民革命定下了“群众绝对主权”的基调。

其实，“争人权”与“争国权”，这两个问题的历史合题就一个，即民主。一方面，充分民主下市民社会的成熟可以防止专制独裁，解决“争人权”的问题；另一方面，充分民主下民治的扩大能为民主创造稳固的社会基础，解决“争国权”的问题。“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因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基因和相似的现实诉求而常被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时代合称为“五四时代”。百年来，我们总也走不出“五四时代”，是因为“五四时代”早期的目标，仍是我们当下的目标，即通过“反思的爱国主义”来面对与解决“争人权”和“争国权”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建设宪政民主。宪政民主的建设，必须摒弃对人性“内在超越”等空想式的思维模式，而是立足于“理性主义”之上，确立法治，以宪法为依归，真正做到“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69)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同时，要清楚民主并非群众的专制，也非暴力的革命，任何人“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然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70)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群众运动也需要理性，民族主义也不能废止民主，政治问题亦要规范于法律之下。

“百年来我们不断重温‘五四’，是因为‘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它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完的事业”。(7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15页。本文重温“五四”，即是希望在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此消彼长中乞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贻误时机，以回应“五四时代”的早期诉求，实现当代目标：第一，积极改造和创新传统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公民道德；第二，既强调“民主”与“科学”，又张扬“自由”与“法制”；第三，重建伦理底线、社会共识、政治生态，重建政道关系。果如此，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72)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页。的局面，指日可待矣！果如此，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重光五四、走出五四，指日可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