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琪， 刘 顺

(1.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2.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00)

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中，中唐一直是颇受关注的历史时段。“百代之中”的历史定位，无论对于思想转型抑或诗文革新而言，似乎均为适恰的分期框架。传统中国的思想与文学经“中唐”而区界渐趋分明，学分唐宋，文亦分唐宋。韩愈与柳宗元作为中唐思想与文学的标志人物，身后虽略有沉寂，然由宋而下，声名显赫，历久未衰。在此持续聚焦之下，韩、柳的诗文新变屡经爬梳，自难有剩义可言。但中国现代学术之成立因白话革新与西学东渐而可能，由此所形成的语词概念、语序语法以及学理逻辑的古今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韩柳诗文研究的古今联系性，从而形成了韩柳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开放空间。20世纪以来，学界多以古文运动指称韩、柳及其周边的文学活动，虽然学界于“运动”一词不无争议，但因“古文”见于韩文，且传统文论沿之不改，反无多争议。百年以来，韩、柳诗文研究成果众多，然对“古文”的考辨，却似乎难惬人意。“古文”之“古”，若为时间标示，为何于唐人而言，两汉以上方言之为古？而两宋以下又因何不递以朝代为界？“古文”若为“文体”之称，则此“文体”与今日之“文体”又有何差异？而与“古文”相对而言的又是何种对象？为何“骈文”总会成为必被波及的文体？若衡之以中唐而后的文学现实，作为文学史重要现象的古文运动，为何近乎成为一块难以理解的飞地，必待宋人方能再放光彩？诸多问题无疑均指向“古文”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以及其所以型构的基本规则，而问题的解答则依赖于能够兼顾文本内外双重视角的概念。由此，语言学界的“语体”当是一个较为均衡的观察视角，韩、柳诗文新变的相关问题在此视角之下，亦有局部拓展的可能。

一、语体与文体：语体视角的必要

“文体”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中，主要指文章体裁。但作为现代文论体系中一个静态描述的概念，“文体”在古代文学的具体批评过程中，与传统文论中的“(文)体”一词有着难以弥缝的差异。虽然有学者不断试图多视角、多层次阐释古人的“(文)体”概念，以建立现代“文体”一词的批评合法性，[注]吴承学认为古代“文体”一词所指包括：体裁或文本类别；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系统；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体要或大体；体性体貌；文章或文学本体。(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吴先生较早注意到古文并非文体，但未作系统分析。(吴承学、何诗海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17-230页)但领域的横向扩张，既让“文体”一词难堪其负，同时也无法有效解答文体成形的动力与机制以及功能与限度等问题。而体用兼顾的解释思路，虽然注意到“文体”的层次性，但体用之间的过渡带，似乎依旧灰暗。如此，某体因何而有某用、某用因何必生于某体等问题，自难得到有效回应。韩、柳对“古文”的理解，既有关于文章的功能，同时也意味着体式上的明确定位。故而，以古文为文体概念，难以说明古文何以具有韩、柳所认定的文体功能，又何以能够作为一种与时文相对的文体而成立。与流行的文体概念不同，“语体”一词，因其能够兼顾功能与体式等多维度的问题，对于“古文”无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一)语体与文体功能及其限度

语体是话语交际时，用于标记“说者”与“听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语体的成立依赖于语境偏离，必“两级对立而后存在”。“正式与非正式”(书面体/口语体)、“庄典与便俗”(庄典体/白话体)是构成语体的两对基本范畴。[注]参见冯胜利《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67页。语体在语境中形成，言说所服务的对象、场合、话题以及言说者的态度共同制约着语体的呈现。而语体的呈现手段则包含韵律与语法两类，这也意味着，语音与语法的交互作用，将会决定话语行为的语体限度。在语体的制约机制所涉及的四类要素中，尤以对象与话题为根本，场合与态度的作用一般附着于前者，即使偶有特例，由此产生的语体也缺少能产性。对象与话题在语体形成中的作用主要为言说者与所服务对象间“距离”的确定。言说者与所服务对象之间的距离，主要表现为情感的亲疏、身份的尊卑以及时间距离的古今。共时性距离越远，语体的正式度越高；历时性距离越远，语体的庄典度越高，但语体的具体形成则源于双重甚至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于“零度距离”只存在于“理想语境”，故一切言语活动必有“距离”，也即必有语体。[注]参见朱荃宰《文通》卷十，王水照《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32页。作为话语交际的产物，

语体通常以话语交际的最小——也即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单位为判断对象，涉及词汇、语音与语法。文体作为文章的体裁或体式，则是较为复杂的语体单位组合，因而文体既可以为单一语体，也可以为复杂语体。但后者的成立依赖于雅言与常语以及书面语与口语区别的存在。上古汉语因为缺少此种区分度而更易形成单一语体。两汉至唐末五代是雅言与常语及书语与口语分化逐步清晰的过渡期，复杂语体在史书、“笔记小说”以及宗教性的说唱作品中已为常见，但文人书写的主流文体依然以单一语体为主。语体虽非文体，却决定着作为文体基础单位的语词语句的呈现方式，其话语功能也制约甚至决定着文体的功能。文体的语体越单一，功能越典型，使用范围也越明确。以檄文为例：“凡檄之为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1]檄文言说双方的语体距离为共时性的极度疏远，故其行文高度正式，但须明白晓畅，能以气凌人。遣词造语不能生僻古奥，用典也不宜多而晦涩。言说双方的语体距离越远，话题则越为正式，其公共度与公开性越高——即话题与言说双方在语体形成上的作用有较大交叉度。[注]“《文荃》云：养气八法：朝廷宗庙圣贤题宜‘肃’；山河军旅宜‘壮’；山林仙隐宜‘清’；宴乐欢娱通达宜‘和’；神怪豪侠幽险宜‘奇’；宫苑台榭佳丽宜‘丽’；揽古搜玄雅胜宜‘古’；登临志士功业宜‘远’。”高琦《文章一贯》，日本宽永二十一年刊本。在言说双方与话题的双重制约之下，文体有典型语体，由之而有典型功能。但言说双方语体距离的衡量存有一定变量，此即意味着文体存有一定的语体弹性。有意变动语体距离，遂成为书写者改变文体功能的重要手段。韩愈《毛颖传》为“笔”立传，将日常之物的地位抬升，推远距离，由此形成诙谐或讽喻效应。书写者对某类文体(如词与曲)自口头向案头的转化，也是推远距离、提升文体典雅度的常见方式。此外，语体的有意混杂亦为改变语体距离的有效方式。[注]参见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十四对苏轼表章“以两‘臣’字对说”的论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80-781页)。然而，文本的语体弹性必有其限度，突破此限度，即为语体失当。语体失当包括局部失当与整体失当。局部失当可通过相应手法予以消除，[注]可参看王铚《四六话》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53页。整体失当主要表现在主题、场合、态度以及“言说双方”诸项要素的整体失调。[注]可参看李绂《穆堂别稿》卷四十四《秋山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4页。但语体失当，恰恰是语体完形的契机；文本的整体失当，也是文本新变的契机。因为语体在文体功能上的基础性作用，“古文”的功能定位也须由此角度方能得到恰当的诠释。

(二)语体实现手段的历史性与文体演变及其古今之分

由于语体是由“正式与非正式”之共时轴与“庄典与便俗”之历时轴交叉而成的平面，在理论上两级对立之间存在着无限组合的可能。故而，语体的多样化可视为语体完形的具体实践。但语体的形成最终须依赖韵律与语法等语言学手段，而韵律与语法作为历时性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样态。这即意味着理论上的无限可能，在历史时间中恰恰成为不可能，只有能产性的语体才能对抗时间，成为典型的语体。语体自我完形的可能是文体成立的条件，文体作为语体的文本呈现，则是语体存在必要性的重要标尺。[注]刘咸炘著、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文体演化是文学史的基本事实，但决定文体演化最为底层的因素，是语音与韵律单位以及语词与语法等语言学条件的成立与演化。汉语的语音演化，经历了由韵素调声向音节调声的转变；声调则经历了周秦之时仅有上声、两汉之时去入始分、至魏晋时方平上去入四声兼备的漫长演化历程。[注]刘师培《仪征刘申叔遗书》第5册《文说》，广陵书社2014年，第2062-2064页。声调的发展，受“以声别义”与“句中之和”的双重驱动。在其影响之下，汉语的韵律单位也经历了由单音节(加拖拍)、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以及以“一句”为单位的演化。不同的演化成果对于新语体乃至新文体的成立与流行影响至巨。有汉字的单音节化与词汇的双音节化，方有四言诗与楚辞的成立；有双音节、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方有汉大赋发展及五言诗的成立；七言诗兴盛的前提是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出现；词、曲与小说的发展则伴随以“一句”为整体的韵律单位而出现。[注]参见刘顺《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韵律单位作为最基本的语用单位，结合的紧密度越高，则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越强，语词的文学性也由之提升。此外，言语单位内部与其组合间的齐整度，会决定语体单位与文体正式度的强弱。四言由于二二节拍的组合齐整度最高，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四言诗庄重色彩最浓；而三言因为一二节拍间的比重悬差最大，故正式度最低。其他组合形式的正式度，由基本语体单位前后节拍的比例高低而定。多重语体混合的文体，其正式度则由基本语体前后节拍的比例以及不同语体的比重而定，而以前者影响为大。在词汇与句法上，汉语同样以中古为界，分化为区别明显的前后两期。[注]关于汉语史分期的描述，可参见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8页。汉语词汇的演化，在表层是双音节化的压倒性影响，底层则是汉语表义规则由“隐含”到“呈现”的变化，[注]参见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林焘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页。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副词系统的发展。[注]参见柳士镇《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汉语史学报》第二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61页。汉语在由综合性语言向分析性语言转变的过程中，词类分化加速，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词类活用现象衰减。同时，汉语的词序经历了后置成分前移以及语法结构从并列向主从转化的巨大变化，新的句式与结构助词“底”“的”出现，以“句”为韵律单位的可能性逐步提升，书面语与口语的差距增大，而后者对于文本书写的渗透能力也持续强化。[注]参见杨荣祥《“而”在上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汉语史学报》第十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0-119页。汉语在中唐时期的巨大变化，造成了上古汉语与近世汉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唐处于汉语演化的重要过渡期，韩、柳诸人于此种转变自然会有清晰的感受。正是在汉语转化的前提下，所谓“古文”与今体之间的区划方能成立，这也是为何中唐以两汉为“古”之下限，而后人不以唐宋流行的时文为古文的原因所在。[注]“唐以前无古文字名，自韩、柳诸公出，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别今文而言之也。划今之界限不严，则学古之词不类。”叶元垲《睿吾楼文话》卷一，道光十三年鹤臯叶氏刊本。语体变化同样会产生“拉距”效应，曾经日常熟俗的语体会因使用度的下降而雅化，反之，曾经处于边缘的语体也会因之发生相应变化。建立在语体基础上的文体，在语体拉距的作用下，同样也会发生雅俗的位置转换。文章的古今决定于汉语的古今演化，[注]张谦宜《絸斋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2页。故以规则遵守与否而非技法的高低为成立的根本原则。

古代文论中的文体虽亦有指文章体裁或体式者，但主要指向则为语体。语体单位及其组合方式，决定了今日文论中所言及的文章体裁、功能与风格，也决定了文体的古今雅俗的语体移动与语体位置。[注]“王懋公曰：‘论文之诸体，以正变古俗四言尽之，如体当叙事而用议论，则为变体。体当议论而叙事亦为变。又正变二体外，复有所谓别体。要之别体中亦有正变之异。至于文有散文、四六二体，则以散文为古，而以四六为俗，非谓其文俗也，亦就其体言之耳。’”王之绩《铁立文起》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语体”是社会生活与文体的过渡带，其既非“文体”，也非“非文体”，但此种过渡性质，却确保了语体的基础地位与解释效力。以“古文”而言，与骈文相对的、作为文体的古文并不存在，但在语体上作为与骈文相对的“古文”却是存在的。故而，对于韩柳诗文革新而言，语体较之文体无疑是更为适切的考察视角。

二、韩柳“古文运动”的可能与规则

语言演化所产生的拉距作用，在“古文”与“今体”之间产生了古雅与常俗的语体区分。常俗因熟而俗，本为体俗而非语俗，[注]“文最忌熟，熟则必俗。故士龙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陈言之务去，习之以为造言之大端，即书画家亦恶熟，‘俗以熟里生’为诀，正谓此也。”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15页。但鄙俗、恶俗的语言于文章书写而言尤以常语为便，故今体之俗亦有语俗、文俗之意。韩、柳“古文”与“今体”对立而生，其存在的必要在于，今体之症若仅依赖于技巧工拙的变化，难以在内部自我消除，而“古文”可以对治今体的语俗与文俗。欲对治语俗，“古文”须语体复旧，文体因古而雅；而欲对治文俗，则重在推远语体距离，文体因“正”而雅，语体复旧非必要的途径。

语体的制约机制是语体构型中最为稳定的部分，较之语体形态的历时变化，似乎古今一如。而作为语体构型手段的韵律与语法则历时而变，较不稳定。“古文”的语体复旧，其主要手法即为韵律与语法的复古。其要点在于书写者对于“古汉语”语音、词汇、语序与语法形态的了解。[注]章太炎《文学论略》，郑振铎《晚清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40页。中古之世，尚无汉语史的专门研究，语体的古今之变掩藏于纷繁多变的语言现象之中，常赖阅读者自行领悟。韩、柳不断以读书法提示问学者，无清晰的规则可言，应为原因之一。中唐的“古文”复兴者，似乎在进行者一场捕风捉影的艰难尝试。但对于当下的研究者而言，汉语史学者的研究已较为清晰地描述出“风影”的痕迹，“古文”之“古”的辨别难度已大为缩减。研究者只需大体明了上古汉语的语体特点以及中古汉语的某些重要变化，即可对“古文运动”的可能与限度做出大体准确的判断。

韵律与语法为语体呈现的语言学手段。语体复古，以语音而言，包含古音、韵部、韵律单位以及韵律单位间的组合方式；以语法而言，则包含字、词、语序与句式。至于语体与语体组合而成段以至成章则关乎技法的工拙，于文章的雅俗并无根本影响，故不做讨论。虽然，形式古雅并非古文运动的目的所在，但有形式之古，方始有突破今体束缚的可能，文字得以自由，所谓“见道”也方始可能。

古音又称上古音，为陆法言《切韵》之前的汉语音韵。上古汉语为综合性语言，词类活用现象较为常见，“以声别义”遂有“本音”与“破读音”之分。中古时期词类分化已趋完成，词类活用已非必要，但采之入语则可增语体古朴之貌。柳宗元《捕蛇者说》云“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韩愈《马说》云“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当”与“食”均为两读之字。此类手法在“古文”中颇为常见。上古之时，四声未备，平仄不分，无韵部分类。中古之时，音韵之学渐兴，韵部分类逐步清晰，汉字各有所属，但每部数量不等。于韵文书写而言，有宽韵、窄韵之分。宽者易用，故相较窄者为俗。古文书写好用“险韵”，虽不必然为古韵，但有意拉开与熟俗的语体距离，与“古文”之精神相近。韩愈善押险韵，因难见巧。柳宗元同样为此中高手，王森《韩柳诗选》评其《同刘二十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诗曰：“用韵极其奇险，而无字不典，无意不稳。六麻韵中字几尽矣，而笔力宽绰有余，此可悟长诗用险韵之法。”[2]2700“古”本含“非常”之义，险韵因奇而生“古”意，但此法不可常用，对于语体复古而言，其作用与古音大体类似，以点缀生色为主。此外，直接采用古韵也是韩柳的常用手法，“唐人惟韩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韵。如《毛颖传》‘牙’字、‘资’字、‘毛’字皆协‘鱼’字是也。”[3]卷140论文下与用韵相较，韵律单位及其组合形式的变化对语体复古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在汉语史研究中，中古作为上古汉语与近世汉语的过渡期，其重要的演化现象之一为四字句的流行。古文书写在韵律单位使用上的基本规则是，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短不过一，长不过三，而又以单双音节的使用为主。[注]“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载酒来，则出妓，博髀笑戏，观者尚识承平王孙故态。”(柳宗元《故秘书郎姜君墓志》)此段文字中“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都并非三音节韵律词，而是单音节与双音节的并列。而整段文字，也主要为双音节形式。故而，“四字格”即成为古文语体复古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四字格”的大量使用始于佛经译本，而影响渐及中土文学；其并非四个单音节汉字的简单并列，而是以一个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的形式出现，并伴随有语义与语法密度的增值。七言诗与骈体的四六成体与发展均依赖于四字格的产生与发展。四字格的主流重音模式为(1324)，数字越大则越重，而四言诗二二节奏的重音模式为(12)(12)。“四字格”的流行，会对四言诗二二节奏的独立性产生巨大影响，并进而弱化双音节在语体实现中的作用。古文的语体复古必须能够有效面对四字格的强势挑战，以语法制约韵律，打破四字格的韵律整体性：

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巾乃车，环蔡其来。

狡众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

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旷诛四纪，其徯汝克。

锡汝斧钺，其往视师。师是蔡人，以宥以厘。

度拜稽首，庙于元龟。既祃既类，于社是宜。[2]8

柳宗元《平淮夷雅》与韩愈《元和盛德诗》有“词严气伟”之誉，乃南朝以来四言少有之佳作。[注]参见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0-31页。魏晋以来，四言诗在汉语双音节化的影响之下，句法变化的空间被极度压缩，四言诗被逐步定型为庙堂之音。但汉末以来四字格的发展，则将彻底动摇四言诗的存在基础。至韩柳之时，以语法为手段制约节奏，已是常规手法。在柳诗中，“其”“于”“既”“乃”“甚”“以”“惟”诸字，既为补足音步，也为形成语法对韵律节奏的相对强势。韩愈诗歌成功的方式与柳诗同出一辙。由于“四字格”第二字与第四字的声调组合以平仄相对为基本模式，因此，改变此模式当是对抗四字格影响的有效方式：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至难学。以序中用四言，厥体如铭，不过不用韵耳。而铭后四言，读之疑复。韩、柳多有此体，然亦易辨。铭有韵以限之，法宜循声按节，平仄虽不尽调，然韵脚调也。序中四字成句，则可以不调平仄。仄处累仄，读之喑塞，平处累平，读之铿锵。且一气黏贯而下，可以数句作一句读。铭则八句一顿，自有节奏，不能读作一气也。[4]

语法与韵律手法的使用，虽然能有效支持四言二二节拍的独立性，但在四字格流行的语言环境下，此类手段无疑会呈现出高度技术化的特点，刻意为之的痕迹明显：“四言古诗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后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几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盖此意摹拟太深，未免蹈袭风雅，多涉理趣，又似铭赞文体。”[5]卷29上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化，无论是韵律单位容量的增长，还是汉语词汇表义原则自隐含向呈现的过渡，均为修饰成分的存在提供了应有的空间。四字格的流行促成了七言诗与四六文的兴盛，李唐文学两大创获的语言学条件即存于四字格中。七言诗由上四下三两个相对独立的韵律单位构成，而四六则主要由四字格的上句及以六字为主的下句组合而成，下句由至少两个韵律单位组合而成，其一般组合形式为三音节、双音节加一个间拍成分。由于四六之“六”并非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其成形所依赖的双音节、三音节抑或单音节至两汉时已完全成体，符合语体之古的要求。而若强行改变上句的四字格，则会打破四六文的韵律结构，进而导致文体的变形。中唐之时，四六文在形式上难有改造的空间。韩、柳对四字句的挑战，乃在于对七言上四下三组合形式的突破：

班兰台《封燕然山铭》，文至肃穆，序不以华藻为敷陈，铭用《楚词》体，实则非也……吐属不类兰台。然兰台深知铭体典重，一涉悲抗，便为失体，故声沉而韵哑，此诀早为昌黎所得，为人铭墓，往往用七字体，省去“兮”字，声尤沉而哑……此体尤难称，不善用者，往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体中，别为古体，以不佻也。然一施之铭词中，则立见其佻。法当于每句用顿笔，令拗，令蹇，令涩。虽兼此三者，而读之仍能圆到，则昌黎之长技也。[6]53-54

四字句的成体与四声完备且平侧(仄)两分，乃为同一语言现象的正反两面。七言诗尤其是七言近体的发展，需要达成句内诸音节间的异声相从以及上四下三间的相对独立。在七言中，韩柳对四字格的挑战，依然通过语音(拗、蹇、涩)与语法(折腰句)的手段加以实现。但此类语法手段须假语义之助方能生效，同时也会因之降低诗作的流行度。

古有古朴、古拙之意，难合时用。虽然，古文书写并不以与时相左为根本目的，但古文之古，既然并不放弃语体复古，在语法所包含的字、词、词序以及句式上，同样有其必须遵循的规则。汉语在由上古向中古以及近代的演化过程中，其核心变化为表义原则由隐含向呈现的过渡。汉语在词类、词序以及句法句式上的诸多变化，均与此相关。故而，古文的语体复古在于逆此趋势而行。以字而言，单音节汉字的生僻与词类活用可增加语义的“隐含”度：

相如之文已非汉文之至者，而雄又逊相如远甚。大抵奇字乃其所长……昌黎之文，海涵地负，无所不有，如《曹成王碑》中“遌、嘬、剜、鞣、钹、掀、撇、掇、筴、跐、汊、膊、捁”等字，乃其学雄惟肖者。[7]

诗文书写与书法有别，无法借助可视图形展示古今差异。文字之古，在字形上只能以“生僻”加以标识。韩愈诗文有“字奇语重”之称，柳宗元《天对》亦怪奇满眼。字形之古易于辨识，而字义的古今之别，常掩藏于相同的字形之下，须依赖训诂学的阐明。字义之古，可提升语体的古雅程度，古文书写故以精小学为要件之一：“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尤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6]70此外，上古汉语无书面语与口语的明确区分，其所遗留的文字，遂有较多语助成分的存在。故而，汉语词性上的虚实之别，也是可加利用的技法之一：

练字之法……其当留意于虚字者，尤不可不知也。昔柳子厚论孟子善用助字，其《复杜温夫书》云：“予谓‘百里奚’一章，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令人之意飞动。”[8]炼字第十四

语助成分的基础作用，本在于与单音节配合组成一个完整的音步。其位置的移动以及使用频次的变化，源于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压迫。而汉语双音节化的重要驱动，正是汉语表义原则由隐含向呈现的转变，并由此形成了双音节词汇在偏正、述宾以及动补三种类型上的数量优势。[注]参见胡敕瑞《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林焘主编《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一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1页。古文语体欲与“呈现”保持距离，首先，在单音节与双音节均可选的情况下，用单不用双(如“食之”而非“喂养之”)；其次，在必须用双时，或添加语助成分(如“颓尔”“勃如”)，或使用双声叠韵(如“窈窕”“夷犹”)，或使用叠字(如“阳阳”“汤汤”)。此外，由于副词有强化语义的作用，故其使用应受到严格限制。双音节化的作用，同样会体现在语序的组合方式上。疑问代词宾语、否定代词宾语由前置向后置转变，而介宾结构则发生了前移。语序移动虽方式不同，但经此移动，句中成分的结合更为紧密，也为更多语法成分、特别是副词的植入提供了相应的语法空间。古文书写者为提升语体古雅度，则有意保持相应成分的原有位置：

中古时期，数量词组在与名词组合时，以前附为基本词序已逐步规范。柳宗元则以“槐四行”“竹千梃”等数量词组后附的方式，体现语体的古拙。在韩愈的文中，此类手法亦属常见。词序的变化为汉语主体结构由并列式向主从式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汉语主体结构的变化，提升了语义的信息容量。随着语序的变化，汉语长句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主从结构关系也越趋向强化。[注]参见孙锡信主编《中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述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古文在句法句式上要对抗“呈现”的强化趋势，首先在于对特殊句式的拒绝(如“把”字结构、“将”字结构与“被”字结构)。此外，对于结构助词“得”“底”“的”、事态助词“了”“来”“去”、动态助词“了”“过”“取”等，也应高度排斥。古文的句法句式在形式以维持语法结构的并列为主导目标，古文不回避长句，但其内部结构则须保持并列结构的优势地位：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如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者，皆是也。[9]卷22柳子厚墓志铭，2408

“今夫”一句，乃韩文中少见的长句，但其内部结构则主要以并列为主，与主从式的长句有别。但长句的使用必然会强化韵律对语法的制约作用，进而形成主从式结构的后来居上之势，故而长句虽然能给古文的句法句式带来独特的修辞效应，但却隐含着自我消解的危险。古文在文体形式上以长短律为形式原则，但形式的长短不齐并非古文所特有。古文之古在句式上须有辨识度较高的形式特点。韩、柳古文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正是辨识度的负面效应：

韩昌黎振起八代之衰，为其单行，古文法也。子长为质，上诉周秦，气骨自高，曲折作态，近乎技矣……徒谓《平淮西碑》为媲《典》《谟》，《毛颖传》酷似子长，浅之乎？退之有时生割，刻意形容，琢古磨石，未免乎痕。[10]

方以智对昌黎虽颇多回护之词，但也不得不承认韩文存有生割模拟的痕迹。如古文语多倒，昌黎“麋鹿之与游，猨狖之与处”(《上宰相书》)、“衣食于奔走”(《与陈给事书》)均为倒语；《齐物论》在相连数句中频繁使用某字，韩愈《送孟东野序》则全篇用“鸣”共四十处。此类情形亦见之于柳文，《天对》拟《骚》；山水诸记则效《山海经》而参以《仪礼》《考工记》及《水经注》。[注]参见陈衍《石遗室论文》卷四，无锡民生印书馆1936年。中古之世，诗赋为甚，韩柳古文可资取法者唯三代两汉，可取鉴的资源较少，腾挪辗转的空间有限。相较而言，北宋时非但语言学条件已大为不同，古文书写的社会风气亦大为不同，故而宋人可取之径宽，而唐人之径窄。

古文运动的另一指向，为对治时文的文俗，以内容之正求文章之雅：“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9]卷12题哀辞后，1296-1297语体在共时性上的雅正与历史性的古雅虽有不同，但在形成机制上却有高度的交叉性，即两者均强调推远语体距离。在语体形成机制的四要素中，话语行为所服务的对象与主题依然是能够形成“拉距”的强力因素。

话语行为所服务的对象或有具体指向，或为一般对象。前者与言说者的距离包含共时轴上的情感与尊卑以及历时轴上的古往今来。言说者身处复杂的话语环境中，若“量距”有误，则会导致话语失当。本远而求近者易于谄媚；本近而求远者则过于冷漠。但对于中唐时期的生活现实而言，本近而求远虽有冷眼之讥，比之本远而求近却不过疥藓之疾：

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古之贤良方正，岂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欲其反淳朴，怀礼让守忠信，识廉隅，何可得也。[11]3430-3431

奔走仕途者众，但上升之孔道窄，士人为进身计不得不游走权门，仰人鼻息，文字则不得不更多婉转，称誉每为过当。而又有躁进者，既求而不得，为文好大言欺世。以上两类，均属“衡距”失当，前者因谄而求近，后者则似远而实近。四六文骈四俪六，以两句为一个语义与韵律的完整单位，上下句之间可相比成文，亦可相对成文。前者可增强语气，宣泄情感；而后者则有“上抗下坠”的妙用，言多委屈，尤便于尊卑之间的文字往来，[注]“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盖余初读六朝文，往往见其上下文气似不相接，而又若作转，不解其故，得此说乃恍然也。试取刘柳之《荐周续之表》为证：‘虽汾阳之举，辍驾于时艰，明扬之旨，潜感于穷谷矣。’上用‘虽’字，而于‘明扬’句上，并无‘而’字为转笔，一若此四语中，下二语仍接上二语而言，不知其气已转也。”孙德清《六朝丽指》，四益宦刊本，1923年。在中唐以及后世的官方及民间献酬文字中，有着难以撼动的位置。四六文语法语义密度极高，而又进退纡徐，既可扬己之才，复能藏欲于术，实为极精巧、极应世而其下又极媚世之文字。古文之古，本不必反骈文，但媚世之文以四六为极致，古文又必然与骈文处不得不争的位置：

独结臣舌，喑抑衔冤。擘眦流血，一辞莫宣。胡为赋授，有此奇偏？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咔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嚣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永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2]1220

韩、柳之时，四六文盛，无论庙堂之作抑或社会流行的书仪，均难觅“古文”之迹。古文既然无关干禄之术，习者必少。无同气相和，而尤赖个人道德之坚守，故古文修习不得不以修身为入门之径：

古文不振，古人之道不行也。古人得六经之要旨，修身慎行，不得已而有言，天下信之，君子许之，然后可以命世而行远。[12]

修习古文者有一定生命修养，则能于人生的得失进退与生死荣辱应对得当，于文章而言，即能无躁急谄媚之态。当话语所服务的对象为无具体的一般对象时，其所涉及的主题多为公共度与可公开度较高的话题。故而，在此层面上，古文的语体距离由话题决定。话题的公共性与可公开度既可为“明道”，亦可为“经世”，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主题的历时效应。古文修习需修身养性，而尤须提升识见：

古文，古人之文章也。不得古人之心，不知古人之事，不明古人之天文地理万物之变，不辨古之城郭宫室器用之制，乃欲操笔而为古人之文，无是理也……读经以明圣人之用，读子以择百家之善，读史以博古今之变，读集以究文章之体。[13]行文须知

古文乃传统社会最为自由的文字形式，但文字的自由赖思想的自由以彰显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巨大弹性，而文字的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标尺。古人好言“文章之变，盖与政通”[14]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今人多以为迂腐之谈，然自语体观之，却大有意味可言。

三、韩柳“古文运动”的限度

“古文运动”在韩、柳身后的较长时间内未能再起波澜，及至北宋欧苏之时，方能于时代风习有切实引导之力。然宋人的古文与韩、柳已差异明显，不但其古文多平易晓畅，不以怪奇炫人耳目，且古文对于四六文的改造能力，亦非韩、柳当日力所能及。[注]“三代两汉之前，炫诰誓命诏策书疏无骈俪粘缀，温润尔雅。先唐以还，四六始盛，大概取便于宣读。本朝有欧阳文忠、王舒国叙事之外，自为文章，制作混成，一洗西昆磔裂烦碎之体。”谢伋《四六谈麈》卷首，百川学海本。虽然，学术史上唐学宋学已有两型之称，汉语史中赵宋亦为近代汉语的确立期，以宋律唐，有方凿圆枘之讥；但时间距离的拉远，无疑有助于对韩、柳古文书写之限度的观察与理解。

古文书写既以语体古雅为尚，为文不得不以三代两汉为摹效对象。三代两汉为上古汉语时期，与作为过渡期的中唐在语音与语法等语言学条件上，已颇有不同。于文人书写而言，“四字格”可谓中古汉语的一大创获。韩、柳在此语言学条件下，不得不以降低“四字格”的影响为对治时文的手段，然由此一来，“古文”因“古”而必“奇”、必“怪”，韩、柳亦难免此弊：

六经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后世有作，其无以加矣……若《曹成王》《南海神庙》《徐偃王庙》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变化也？尝怪昌黎论文，于汉独取司马迁、相如、扬雄，而贾谊、董仲舒、刘向不之及。盖昌黎为文主于奇，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闳放，扬雄之深刻，皆善出奇，董、贾、刘向之平正，非其好也。[15]

韩愈为文好奇，柳河东似尤过之。“子厚《贞符》之论、《铙歌》之曲，艰深漫奂，抒虚元无根之文以惑主听，申不敢动怨怼之语以觊天回”。[11]97古文既求明道经世之用，过度求奇自然会提升文本的语义密度，造成理解的障碍，从而走向自我的反面。中唐而后学韩、柳者多走怪奇一路，即可视为古文好奇的遗弊。然唐代中后期，古文追求语体复古的最大问题却在于对当时盛行的四六文缺少影响改造的能力。由于四六文在当日政治与社会中的巨大影响，[注]“骈俪盛于江左，沿于隋唐，逮于西昆。其间学者病之，易以古文。然施之于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大而丝纶之所藻绘，小而缄滕之所络绎，莫不以四六为用，食之醯酱，岂可一日无哉？”吴奂然《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明王宠父子合抄本。古文运动刻意拉远与四六文的距离，无疑无助于提升社会影响力。在四六文改造上，韩、柳的影响似乎难以比肩元白一派：

窃谓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气格摧弱，沦于鄙俚。国初屡有作者，留意变风，而习尚难移，未能复雅。至公(王禹偁)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白氏，反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阃奥，系公为之司南也。[16]卷66小畜外集序

与“古文运动”大体同时，关于制诏诰令的改造也在进行之中，元、白均为改造的主要倡导者。与韩、柳一派以重奇著称不同，元、白有轻俗之号，但以四六文的影响而言，元、白实在韩、柳之上，这也提示了文章新变的另一途径，即以“俗”变雅。此俗既可指当日流行的语体，也可指因语言演化所产生的新兴语言学形式。欧、苏所以能在诸种文体中左右逢源，当得益于此语言学形式的演化。

“古文”在语体上以“古”求雅，容易导致文章晦暗，韩、柳对此已有清晰体认，故试图以“以正求雅”为古文书写的正途。然语体之正虽与个体修养相关，但更取决于个体识见的广度与深度。中唐及而后的儒家学人，无论是归趋于三代两汉以来的传统，还是求之于形而上的性与理，都难以在儒家的正统之外，另辟新途。古文本是较为自由的文字的形式，但当其为圣人学说保留特殊地位时，古文恰恰封闭了自我的开放性：

黄震《黄氏日钞》卷六曰：柳以文与韩并称焉。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摘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碑碣等作亦老笔与俳语相半。问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缪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惟纪志人物以寄其嘲骂，模写山水以舒其抑郁，则峻洁精奇，如明珠夜光，见辄夺目。此盖子厚放浪人，又皆晚年之作，所谓大肆其力于文章者也。[2]3617

两宋思想的自由度较高，其文章在传统社会也臻极致。思想的自由是古文的灵魂，此灵魂一失，古文必议论陈腐多头巾气，反较骈文为下。古文语体的古雅与雅正，均与个体的修养相关。但作为身处思想学术传统与社会人际关系双重束缚之下的个体，难以真正对抗世俗社会的压力，虚与委蛇已良为难能：

凡古文之用三：明道也，经世也，献酬斯下矣。自韩、柳以来，莫之能废。推而上之，如《雅》之有《崧高》、《烝民》也，鲁之有《颂》也，皆献酬之作也，然莫不有法焉。所谓法者，非但摛词之雅令也，序致之简节也，称量之不苟也，亦以明道、经世，将于是乎有取焉，以是为不可废而已。由韩、柳以来，或因颂以致规，或自抒其愤慨，苟无寄托，则不容强为之言。而丐求者之情不可以终拒，则以简朴应之，此震川以上之家法也。[17]

语体距离的适度是“古文”文体的必要条件，当书写者在人际距离、特别是身份距离之间无法有效量距时，古文即难以成为适宜的文体，或难有异于其所反对的文体之处。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称誉，但其文章除《原道》之类因所服务对象为一般对象、语体距离的量准较易，故多佳作外，在涉及具体对象的文章上，则以关涉无较高社会身份者的文章更见其妙：

韩集赠送之序，美不胜收……(《送廖道士序》)一篇毫无意味之文，却说得淋漓尽致，廖师亦欢悦捧诵而去，大类乳媪之哄怀抱小儿，佳处令人忽啼忽笑。[6]68-69

柳宗元中朝为官时，文多骈俪，至贬谪永州后，与时贵的书信诗文，犹有俯身祈怜之态。至为柳州刺史，回朝任职的希望几已破灭，此后之文字方纵横自在，乃臻佳境，与韩昌黎并足而立。虽然，古文只能在某类文体(如论、序、记)中取得成功，而难以成为最为通用的官方文体，但此已是时代之限而非古文的自我设限。

四、结语

“古文”并非一种相对于骈文或其他时文而言的文体概念，其所言之“古”乃为语体“古雅”或“雅正”的标识。“古文”成体的可能源于上古汉语与中唐时通行汉语的巨大差异。由此，古文的成功首在对规则的遵守，而非技法的高下。古文本是较为自由的文字，但因书写者身处思想学术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双重束缚之下，古文遂难以成为通行的官方文体，只能在部分文体上寻得突破。唐宋古文的不同，既有语言学条件的不同，也有思想自由度的高低差异。古文书写有其难以突破的限度，但古文的限度源于传统社会的外在设限，而非其自我的内部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