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陆昭徽（陆维钊长子）

我长期工作在山东，退休之后回杭州整理与我父亲相关的资料，整理一部分捐赠一部分。去年他们找了一位研究生用了一年的时间帮助整理了我父亲收藏的一千二百多件碑帖，现在捐赠手续还没有办。先前我捐赠了一百多件信札并结集出版一本书《君子之交》。信札还有相当一部分，比如说叶恭绰先生给我父亲的信大概有五十多封，现我已捐赠十封左右，还有其他的来往信件，因有一些牵涉到隐私，现在不便拿出，但是这些资料都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另外我父亲收藏的一千多册古籍善本，大多数已经捐赠给平湖的陆维钊书画院。

我们兄妹没有一人从事艺术专业，因为父亲希望我们都学医。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医生一辈子治病救人，是在做好事。我考大学那一年，他要我报考医学，我也答应了。我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说：“你是语文课代表，你不仅要带头考文科，还要考师范当老师。”所以我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考上之后我父亲就没办法了。他对我弟弟、妹妹说：“将来你们考大学，无论老师怎么样动员，你们必须要考医。”所以我弟弟后来就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父亲对我妹妹就更坚决了，他认为女孩子做护士最好，初中毕业就让她去读了卫校。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20周年，平湖陆维钊书画院9月份准备搞一个大型的纪念活动，杭州中国美院也有一些安排。父亲1980年去世到现在也有将近40年了。父亲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反复叹气，就说一句话：“想不到最后落到个书法家的下场，一事无成啊！”他反复说这句话。有人就问我，是不是你爸爸瞧不起书法家？我想不应该，也不会。他之所以会说这话，是因为最终没有实现心中的理想。从少年时期他就立志要做一个诗人，当年他进了之江大学的第一个中秋节，就作过一首诗，诗中有一句“万山青拥一诗人”，他把自己当作诗人。那么就工作来讲，自1925年从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由吴宓先生推荐，进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当王国维先生的助教。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去世，他一直是教师，教的是中国文学，以古典文学为主，所以就职业来讲，他是国文教员。在国文教员的本业上没有做出什么成就，而业余爱好的书画到最后临去世时倒留了名了，所以他感到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想这是他当时那样说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他们那代人看来，研究国学的人，字写得好一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记得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十岁左右，我们住在浙江大学哈同花园（教职工宿舍），中文系的很多老教师都住在那里。比如说词学家夏承焘先生，研究明清小说的胡士莹先生，他的儿子就是写《柳堡的故事》的胡石言。再比如说徐震堮先生，他后来调到了华东师大，一直是古籍研究所的所长，懂六门外语。还有任铭善先生，他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他的儿子就是书法家任平。这些老先生写字都挺好的。他们经常在一起拿出自己最近写的书作，相互欣赏品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娱乐，一种享受。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书法家，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社会没有书法家这个职业，所谓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文人、诗人、学者、政府官员，字写得好，去世以后留下的一批信札、诗稿、文稿，后人一看，确实不错，噢，这是书法家。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书法家不是对在世的人的称呼。我父亲曾经很明确地跟我讲过：“历史是后人写的，如果三百年以后人们还记得这个人，评论他的字写得好，那这个评价是客观的，而人活着的时候这些都是不算数的。”所以你想，当时他还在，你说他是书法家，他感到很悲哀，就不难理解了。他认为书法不是他的本行，写字写得好也是理所应当。然而他的本行没有做出成就来，也有客观原因。特别是“文革”期间，他把自己很多的诗稿都烧掉了，让我妹妹每天早上用来生炉子引火，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些都很珍贵。

他自己认为一事无成，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潘天寿先生把他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调来美院，最后还是在书法教育上做出了一点贡献的。这里主要应该强调的是潘天寿先生有远见，我几次发言都提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潘天寿先生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初我父亲不在书画圈子里，潘天寿先生也不了解他，记得在国庆十周年展览上，我父亲画了一幅画，上面题了一首诗，潘天寿先生看见了，就打听陆先生是哪里的，并想办法把他调到美院，紧接着他还把陆俨少先生请过来。当时我母亲在上海工作，父亲经常会在周末假期到上海去，潘先生就让我父亲到陆俨少先生家动员他下决心到杭州来。因为那个时候陆俨少先生答应到美院兼课，但是他下不了决心把全家迁到杭州来。因此父亲经常去陆俨少先生家里聊天，两个人很谈得来。陆俨少先生那个时候刚摘“右派”帽，很多人对他都敬而远之，潘天寿先生仍把他请来。潘天寿先生能把他俩请来，作为一个院长，我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潘天寿先生为什么会找他们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潘先生想要把中国画系的教学质量提上去。当时中央美院受徐悲鸿先生的影响比较大，徐先生主张中西融合，所以他们那边注重透视、素描、速写等基本功。潘天寿先生不认同这个观点，他说中国画要有中国画的特点，他主张诗、书、画、印融合。画中国画的人必须要把字写好，懂诗词音韵，要会自己治印。他当初会找我父亲和陆俨少先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潘天寿先生是从他们擅长诗词、中国文学等角度出发的。20世纪60年代，我父亲同时在浙江医学院、浙江美院两个学校兼课。潘天寿先生请他去，当初是教诗词题跋，不仅给学生讲课，而且还给青年教师补诗词课，所以他经常晚上上课。那时浙江医学院刚成立中医系，要开医古文课，我父亲本来就对医学感兴趣，认为医学是国学的一部分。当时他告诉我，他的意愿是想到医学院当老师，但是潘先生抓得紧，不久就给杭大调令，并通过省委统战部、省政协找我父亲做工作，动员他去美院，后来他就去了浙江美院，那时候他62岁。

书法和围棋本来都是我国的国粹，60年代初围棋下不过日本，日本人也放出风来，说什么今后学书法恐怕得上日本去，中国已经失传了。潘天寿先生作为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到日本去了之后感触很深，回来就找到我父亲，跟他讲了很多。潘先生说到机场迎接中国书法代表团的人数量之多，完全出乎我们估计，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女性书家。在中国当时根本找不到这么多女性书家来。潘先生反复强调要建设书法专业，培养书法接班人，浙江美院当时是由文化部管理，批准筹建书法专业后，潘先生亲自挂帅，吴茀之先生是系主任，还请几位教师开会研究。在这以前，潘先生就找我父亲，说书法篆刻专业要成立，让他负责。我父亲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就说：“恐怕我不合适，我不是一流书家。”潘先生则说：“那你也不是三流。”父亲认为自己是业余书法爱好者，评价公允，但最后还是接受了。

筹办书法专业难度是比较大的。他长期在杭州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师的备课笔记、教案以及教学大纲都比较正规。美院因为主要教画画，老师备课相对比较简单，我父亲就很不习惯。另外，他感觉美院教学纪律松散，比如上一节课的画没画完，下一节课的上课铃打了，有的学生还在继续画，晚去了也无所谓。父亲就狠抓教学纪律，父亲的学生至今见到我还开玩笑说：“你爸爸真凶，上课迟到了就不让进，一节课就站在门口听课，从此谁也不敢迟到了。”但是书法专业本科的教学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当时浙江美院学制是五年，1963年招的生，1966年因“文革”教学任务只进行了一半，而且“文革”前干扰也很多。主要是当时的课程设置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文、诗词、文字学等，有人说这是复古，为“封”“资”“修”培养接班人。可想而知，对此父亲是不敢明确表态的。幸亏潘先生说书法专业是文化部批准的，要撤销也需要文化部批准，文化部没有文件我们不能撤销，这才顶住了撤销的压力。也有人质疑说，这个学科应该在综合性大学搞，不应该在美术学院搞，潘先生的回答很明确：“因为我们有陆维钊先生。”

1978年，美院收回了父亲的退休证，让他回去带研究生，他拒绝了。他解释说：“我的孩子都不在身边，生活缺乏照料。我当时在山东工作，弟弟医学院毕业后就被派到了湖南，小妹则在丽水地区一个乡镇医院工作。美院确实也下了不少功夫，后来把我小妹妹调到了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弟弟也因为照顾家庭等原因调回了杭州，我父亲就不好再推辞了。招生前，父亲写信问我们学校研究生考试的考题是怎么出的？我把我们学校的做法告诉了父亲，他不太同意这种办法。他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所有的考生集合在一间大教室里，上午当场守着大家写一首诗，然后每个人就以这首诗画一幅画。下午守着大家画一幅画，每个人再以这幅画写一首诗，书法水平、诗词水平就都一目了然了。探亲回来我就问父亲：“爸，您这次考题是怎么出的？”父亲说：“不行，我这个考法行不通，他们不同意。”因为那一届考生水平高的不少，开始计划招3名，后来父亲打报告，要求招7名，最后批下来说可以扩大一点，招5名，但是一个省只能招一名。祝遂之是安徽的，邱振中是江西的，陈振濂是上海的，朱关田是浙江的，王冬龄是江苏的。现在看来，这是我国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初创阶段，最早设立本科，并招研究生。而博士点最早是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是最早招收博士生的，章祖安比他要稍微晚两年。

我父亲收集碑帖主要是想研究秦汉这一阶段篆书的隶变过程，他经常在一些碑帖上标注“隶的成分”。这段时期他是在推敲研究，为后来写所谓“扁篆”探索。沙先生讲这是“蜾扁体”，他自己一直讲是“扁篆”。一开始写的时候是长的，把草书的一些笔法融入，后来又变成扁的。“文革”开始后，父亲问过我：“我这样写会不会被认为是‘存心让工农大众看不懂？’”“文革”结束后他才开始大胆地写。潘天寿先生的墓碑就是用的这种字体，杭州岳坟那一副对联也是用的这种字体。那副对联，你现在去看会发现“陆维钊”三个字是很紧地挤在那里，这其中也有一个故事：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上海谈判结束以后，要到杭州来。尼克松当时提出参观“凤凰寺”。当时杭州很多人都不知道该寺，一查查到是伊斯兰教传到中国最早在江南建的一个寺。当时这个寺已经被街道工厂占用，要赶紧把工厂搬出来，恢复凤凰寺，就找到了我父亲，让他写“凤凰寺”三个字，当时说明了：“陆先生你不用落款。”所以从那以后，所有来找父亲求字的，他全部都不落款。这一次写岳坟对联时，也没有落款。此时他已经病重住院，工人刻字后要作者去看认不认可，父亲已经不能去了，由沙先生代为去看。沙老看完后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说要补款，并把可以落款的地方大致画了个位置。父亲就在病床上根据沙先生信中标出的位置补了一个款。所以，你现在仔细看就知道落款是补上去的，很勉强，挤在那里。

他们那一代人和我们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丰子恺先生去世前不久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信的内容很乐观，其中有一句是：“弟行年七七而茶甘饭软，酒美烟香，不知老之将至也。”我父亲那时已经住院，他想等身体好了之后再回丰先生一首诗，可是信还没有寄出，丰先生的讣告就寄来了，父亲很哀伤。后来我到上海去看丰子恺先生的故居，大吃一惊，丰子恺先生就住在一个几平米的阳台上，阳台只有一米六宽，床也只有一米六长。而丰先生是一米七多的身高，他睡觉的时候腿都伸不直，这就是他的“日月楼”。丰先生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且居住条件各方面都很惨，但是他写信给我父亲时还是挺乐观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以致父亲还认为丰先生的处境不错。

我父亲生活上很朴素，看他那时候的照片，从穿着就能发现。他定期会到旧书店去翻阅古书，不了解的店员就过去和他讲：“老先生，你不要翻那么多了，这些书你都看不懂的。”因为他穿得很破旧，几乎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他的观点是：认识我的，穿得再破也认识；不认识我的，穿得再好他也不认识。

他在饮食方面也不讲究，总说吃饱穿暖了就可以。他平时也很少管我们，当时我们家就一张写字台，他在那里工作，我在旁边学习，慢慢就受到了他的影响。桌子的四条腿是日本人来时锯掉的，我父亲就把两张桌子叠在一起使用。我说要不我们把桌子的四条腿请木匠安上，父亲说这样就挺好，中间可以放书，另外坐在这里看书就永远记得日本鬼子的罪行，国难家仇不能忘。我是搞语言学的，曾经学了近三年的日语，也学过一点德语。每天早上念日语，父亲听见了说：“你学日语我不反对，但是日本人在这里烧杀抢掠，我是亲眼目睹，国难家仇你永远不能忘。”

（录音整理：谢军；文字整理：顾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