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林兴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官员异地、异岗交流，自古有之。这项制度利于促进官员廉洁勤政。但囿于道德文化素质，常有正负极面。

据《三国志·陆抗传》云：公元246年，陆抗升任立节中郎将，和诸葛恪换防于柴桑。他离开原驻地时，全部修缮了城防营围，修整城墙和房屋，下令不准破坏所在营区的桑木果树。整个营房俨然如新。而诸葛恪原柴桑驻地，城墙和房屋多有毁坏，桑木果树被砍伐严重。诸葛恪深为惭愧。

陆抗与诸葛恪都是功臣之子，也都是靠父荫做官的，但他们在换“屯”问题上，各自的表现则大相径庭，一个是如平时严于职守，其城寨“俨然一新”，一个则是近乎于“拆烂污”（吴方言，意不負责任），其城寨“颇有败坏”。于细微处见精神，这两位公子哥儿在善后移交问题上的姿态，孰优孰劣，昭然若揭。

又据《三国志。张翼传》云：公元231年，张翼时任蜀绥南中郎将。他执法严格，故不讨人欢心。南夷首领刘胄作乱，张奉命讨伐，但未能破刘胄，于是上司召张回，由马忠取代。手下人建议他，此时宜“弛骑叩罪”。但他说：“不可，敌蠢蠢欲动，我因不称职才被召回，但是，取代者尚未到位。面临战场，我当运粮积谷，为歼敌做好物资保障，岂可因黜败而影响公家之务。”他坚守岗位，积极工作，直至马忠接位。马忠“因其成基以破胄，丞相亮闻而善之”。张翼因未破刘胄而被召还，心中自然不快。他本来可一走了之，不必考虑“运粮积谷”这类属于后任之事，但他却依然视分外事当分内事，表现出事业为先、“公务”为上的精神境界。与张翼、陆抗相比，诸葛恪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中华自古多优秀传统。做好后来者的奠基石，继承前辈的好作风，历来被视为应尽之责，这正是我们民族能够立足五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前任移交，后任承接是一项系列人事工程，虽属常识，却也至关重要。唯有前任打好基础，后任才能再接再厉，发扬光大，事业越做越好。否则，就会给后任添乱，制造麻烦。如果没有張翼的“运粮积谷”，其后任马忠能否攻破刘胄，恐怕还是个问题。虽然。张翼说的“公务”是“帝皇之业”，但其精神仍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张翼、陆抗所为往往可以衡量一个人道德、品性的优劣。参照后来，张翼、陆抗成为众所拥戴的名将，而诸葛恪虽主朝政，终因过于骄奢而身毁家灭，是颇发人深省的。

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亘古未有的现代化事业。大部分领导干部在交流过程中的表现是好的，临往新岗位前，仍忠于职守，严于律己，站好岗，交好岗，为后任的接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是，也不乏如诸葛恪之辈。据悉，某地区的一把手，在调升新岗位之前，上司曾向他“豁翎子”（上海话“提醒，暗示”），但他仍炫横于道，大笔一挥，向邻近地区借款数十亿元，投入未经严格论证的新项目。有人劝他办事要三思，他还很不高兴，反唇相讥。结果是事没干成，还为后任留下了一屁股外债。这类事不独个别，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可看到这类事。

一个人再有本事，也要懂得一个道理：他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任何数学天才，如果从小不接触先辈遗产，充其量，他的一生也只会四则运算，如此而已。我们有责任交好岗。这项系列人事工程的任何一个环节，每个接班人都有必要加固。那些为诸多利益跻上来，又为了保全既得利益而溜下去，而在撒了满地“烂屎”之后，还心安理得的人，为人的基本素质缺了只角，至于为官的资格就更谈不上了。

凡”拆烂污“者，迟早是要遭惩罚的。这里，需重提那个诸葛恪。如果当时孙权注意了诸葛恪换屯时“拆烂污”，引以为戒，就不至于让他当首辅了，他本人也不至于家破人亡。所以，愚以为，对那些交流过程中“拆烂污”的领导者，不宜重用，造成损失和危害的，更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否则于国于民于己均有害而无益。

注：“拆烂污”，吴语方言，意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