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海鹰

（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十九大报告提到“美好生活”达十几次之多。美好生活作为振奋人心的目标，固然包含着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和经验，它其实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从中西方思想资源来看，它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不同的思想家从关怀现实出发，多有对美好生活的论及。本文将从这一历史脉络中梳理相关的思想资源，以丰富和启发人们对于具有现代内涵的美好生活的理解。

一、美好生活三要素：自主、正义、良序

据《现代汉语词典》，“美”是赏心乐事，“好”是对人有益，美好即好，多用于生活、前途、愿望等抽象事物，有人能达到、值得追求的意思；所以美好生活即好生活，也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美好生活值得追求，这是苏格拉底实践一生的课题，他说：“必须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1]104什么样的生活才能称为好生活？这个古老的问题，被柏拉图界定为：“生活得好，生活得美，生活得正当是同一回事。”[1]104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留给后世让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他自己的答案是：好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他用“幸福”作为“好生活”的价值标准，并指出幸福的生活在于无忧无虑的德性，德性在于中庸，中庸的生活是最优良、最美好的生活。他赞赏城邦制，设想的理想城邦规模是五六千自由人组成的社会，“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2]他强调城邦生活的优良、完美、自足、幸福而高尚，这是好生活的实践和具体形态。同时，“幸福”“至善”“好”“美好”这几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可以通用的。以好生活是幸福为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幸福是某种实在或显而易见的东西，如快乐、财富、荣誉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丰富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认识，而且使古希腊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更全面。他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人认为幸福是不同的东西，即使同一个人，也会经常把不同的东西理解为幸福，如生病时，健康是幸福；贫穷时，财富是幸福；无知的人，知识是幸福，等等。总的说来，在希腊人心目中，美好生活是拥有美好人生的生活，意味着人有健美的身体、高尚的精神、丰沛的感情，最美好的生活是与神的生活最接近的生活。

生活是一个人所经历的生命过程。人不能仅仅以活着为目的，当然应该谋求美好生活，孔子对美好生活的论述也极其周全详备。论及对生活的向往和愿望，在《公冶长篇》中，记载了孔子曾对弟子们说：“盍各言尔志？”子路愿和朋友们共享物质财富，颜渊之志在自我成全，故能安贫乐道，也求意能及物，孔子的志向则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下大治，人能安常处顺，也能在现实人生中鼓舞追求卓越的勇气，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美好生活的构成中，恬淡的心境、和乐的人际人伦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如《乡党篇》第一章就讲：“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是家族亲戚聚集的地方。古代人聚族而居，由血缘和地缘形成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孔子所领悟的天道人伦之所以化在生活当中，就是他了解乡党以亲情来维系，而且自己也能做到诚实笃信，很谦恭，这使他得到很好人伦关系的滋养。另外，在孔子看来，一个人不仅要自己追求和拥有美好生活，还要“达则兼济天下”。当孔子带着众弟子周游列国时，所企望的是向明君推行仁政，使之惠及天下苍生。这种理想经由孟子和朱熹的努力，发展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目标。可以说，在古代儒家的理想中，美好的生活是与圣贤最接近的生活。

中西方文明进程中所提供的思想资源说明美好生活的理念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晶。对美好生活及其内容的理解，总是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有所不同。在今天，一个社会要保证人们投身其中可以追求美好生活，还应当安排制度，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使人可以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特别是精神财富，获得如罗尔斯所期待的结果，即“最大限度地达到人类在艺术、科学、文化方面的优越性。”[3]追问什么使人的生活美好就是努力正视生活价值并创造、实现生活价值。每个人都要过一种生活，因此总是关心使生活更美好的因素、事物，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下几种：

（一）充分自主

人被视为有理性、独立、有自我利益的人，会有自己的道德立场，能够自己理解和决定美好生活的内容。美好生活既是关于生活的愿望、计划、设计与理想，也是实践智慧，是价值逐渐展开和推进的过程，即对美好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被终极价值推进的过程。人生、生命如何美好？如何才能称之为美好？这些问题必然归属于某种终极的价值或最高价值的判定，其焦点就集中在对一种生活的评价上，个人的价值认定不可或缺。从苏格拉底以来，美好生活的观念有很多，美国学者所罗门宣称：“人类有多少目标，就有多少种对好的生活的可能看法。”[4]获得和享受自由，享有很高的声望，掌握很大的权力，拥有巨大的财富，身怀某种绝佳技能，等等，都可以列入好生活的清单。人们常常说：人各有志。意谓不同的人所看重和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其中自由在所有的排列中有优先性。因为每一种好生活都有特定的内容和活法。每一种具体的好生活，如成功的生活，也可能伴随着种种不幸或失败，都不可能完全等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只有自由的生活意味着可以选择和可能成为其中任何一种，所谓“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述而篇》）。同时，人生是谁的人生这一点很重要，人愿意怎样度过一生，自己应当是最高利益的判别和决定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利益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天性、气质和观念把自己的幸福、快乐和安慰寄寓其中的对象。所以判定生活是否美好应当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即以自由为美好生活的最优先利益，也是其终极价值。对自由的首肯意味着人无须为自己对生活的选择向他人做出交代，而且，生活必须经由主体的认定，才能获得是否美好的评价。

除此之外，人的自由、自主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的作用还表现为保障个人独立人格发展成熟，促成精神生活的丰富性。相关论点和看法中，密尔贡献最为卓著，他说：“人类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比强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5]14密尔说的就是生活的美好应该由当事人自己认定和选择。他所说的自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好处的自由，他不能剥夺也不能阻碍别人拥有同样的自由。想过美好生活，人应当成为有自主性、有自由的人。密尔更进一步指出：“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对于各式各样的性格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以自由发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应当予以实践的证明，只要有人认为宜于一试。”[5]66密尔显然认识到美好生活是动态生成的，它的认定体现自由和自主，这本身就是确立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强调好生活中的自主性就是指好生活不是特定的某种生活，也不是由他人指派的好生活，它是当事人自己认可和决定的，每个人有权利也有理由享有自己对好生活的理解和选择。

（二）正义的社会环境

对于生活美好的评价总是依附于具体的人。每个人的个性、关系、状况如何，会影响到他的理解、选择和生活。对于人来说，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产物。”[6]人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马克思认为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在生活中，个人可能感觉很快乐、很幸福、很美好，春风得意，但其生活是否称得上美好这种评价，还来自他人的成全，与他人的存在有相容性和相关性。其情形正如麦金太尔说的：“在生活中，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注意到的，我们总是处于一定的约束之下。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是我们自己所搭的舞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一个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行为的作用。在自己的戏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其他人的戏里起一些次要作用，并且每个人的戏都制约着其他人的戏。”[7]269这说明一个人能否演好自己的角色，拥有美好生活也来自社会环境、制度、生活环境和他人的成全，特别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有利于人成为卓越的人，实现美好人生。

评价社会、政治制度、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是正义，它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有很多论述。这种传统影响到现代以来的哲学家，如美国哲学家施特劳斯就认为正义是社会和政体最重要的德性，因为正义是让人们得到而且保有对他而言好的事物，如果社会缺少正义，人们就不可能拥有美好生活。他主张：“要把公民社会的功能彻底重新加以确定：‘善的生活’——人们是为此而进入公民社会的。”[8]这里所谓‘善的生活’即美好生活。施特劳斯的意思是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们进入社会特别是追求公民社会的强大动力。在对施特劳斯相关思想的研究中，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正义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在于，在正义的社会中“每个人追求美好生命的机会是受到照顾的。”[9]282由不同生活所表现出来的快乐多少和幸福与否的状态常常是可以衡量的，因此这些因素要充分纳入对美好生活的考量。

孔子很早就发现，对于美好生活来说，好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其中的安全因素非常重要，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对于政治环境的评价，中国古代文化一直有“世治”“世乱”之分。孔子认为，在太平盛世，一个人要对国家有所作为，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则以守全自我为要，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意谓政局不稳的国家和混乱的城邦都不要去。孔子的“守死善道”是对美好人生的基本信念，一切所求都为这个目标，乱和危的地方不免祸及生命，所以要避而远之。学者王国维先生所说古圣人“其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10]就是对自孔子始的儒家这一思想的基本肯定。在万世治安的社会条件中，实现美好生活才是一个可行的理想和目标。

（三）良序的有效推进，既美又好

在正义的社会制度下，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具体目标，它还是动态过程，就是说愿望美好生活与追求美好生活本身就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在现代以来更加清晰和明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书中讨论过其发展过程，他说：“首先着力于建立秩序良好的政治生活，其后就指向了人的实存本身。此时，如下的思想已经有了基础，以往，生活是依其所是的样子而被接受的；现在，人的理性能够有目的地塑造生活，直到使生活成为它所应是的状态。”[11]6-7在人们塑造生活的过程中，麦金太尔指出：人们总是“独自地，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7]272正是因为人们要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良好秩序因而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构成。这种良好秩序是指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有着更少的纷争和各类冲突。

在儒家描绘的美好生活画卷中，良好秩序表现为天下大治。天下人能够生顺死安，安常处顺，各顺其性，各得其所，正像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指出，儒家的伦理秩序是为现实人生的安身立命所设，要让人们“在现世的生存中获得内心情感的安适与精神的自足。它重视生命，深察人性，就是要使人在自身对于生命及其意义的理解中把握自己的生活。”[12]正是因为对生活，特别是对美好生活的独特理解，儒家构筑了包含“为仁由己”“修己安人”和“内圣外王”等理想的人生哲学。

二、美好生活的判定：质量、感受、评价

人作为理性行动者，其行为的理由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生活的理由更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美好生活的依据。“美好生活”作为伦理学的考察对象，与单纯地把动机、选择、行为或后果作为观察对象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的概念。不能单纯依据某种理论推演、论证，得出结论。因而要讨论人的美好生活的核心内容有哪些？对一个人过美好生活有意义而且需要的东西有哪些？就是探讨为了得到美好生活，必然包含的人生议题，同时考量美好生活选择与判定的依据。

（一）美好：关于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条件的衡量

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是某种程度上被决定的，与所处的国度和生长的环境相关。所以这些条件中必须被考量的内容就包括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程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及制度。国家安全，有很高的发展程度，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就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衣食住行、保障以及社会发展机会，还有进入社会交往的健康途径；也能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必不可少而个人影响力微弱的外在条件，如清洁的水和空气、优良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保障，这些生活必需品和益品是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国家、制度、社会和因之而来的共同生活、物质生活条件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各按自己应得的一份享有美好的生活。”[13]儒家也深信美好生活是社会的、入世的、现实的，有其物质的基础。《史记》中重复过孔子在《论语》中的这一理念：“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4]

美国当代哲学家斯坎伦把物质生活条件称为生活质量，他说：“生活质量可以意味着所过生活的条件的质量，包括诸如防御疾病与危险、营养的获得、受教育的可能性以及其他机会与资源。”[15]115也就是从这一意义来评价，可以说日本的生活质量比索马里高。这种评价往往依据大量的数据和事实，非常客观也非常清晰，但这不是唯一的评价。斯坎伦不仅讨论什么使生活美好，他更关心“什么使人的生活更美好”[15]117，这种“经验质量”或“过这种生活会怎么样？”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于正视其生活的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什么使一个人的生活更美好”的讨论中，他之所以用“经验质量”来衡量美好与否，依据来自于他所观察到的“一个人能比另一个人生活得好得多——比如，更幸福、更成功——即使他们的生活是在同样好或同样坏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下过的。”[15]115在经验质量的评价中，美好生活作为人生的总体目标，除了客观性的因素，还有大量主观性的因素。它通过上述具体目标来考量，其范围可以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它的完成质量则取决于人们情感和情绪的认可度。

（二）美好：生活感受的评价尺度

拥有美好生活是普遍和重要的人生理想，具体来说就是人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过自己认为理想的生活，也就是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愿望、知识、能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在生活是否美好的判定中，愿望是否得到满足极其重要，即儒家所推崇的得偿所愿，就像前面提到孔子对不同的人如“老者”“朋友”“少者”对他们的愿望满足是有所不同的。斯坎伦也承认：“对事物的愿望的满足可以使生活变得更美好。”[15]117重视愿望满足与美好生活的关系，马尔库塞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说明其理由。他说：“把人放在使其发现自己置身于世界的条件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似乎拥有某些官能和力量，它们使人能够过上一种‘好生活’，即最大限度地摆脱辛勤劳作、人身依附和粗鄙简陋状况的生活。获得这样一种生活就是要获得‘最好的生活’：即按照自然或人的本质来生活。”[16]他的研究指出了人性的一个基本倾向，即人在现实的处境中，都有一种向往好生活的愿望。一种生活与其他好生活的比较，有最大的满意度才可以称之为“最好的生活”，它就是美好生活。过这种生活的价值当然是依赖于自我评价，马尔库塞强调了其中主体顺应自我的称心如意。

的确，美好生活的评价与主体自我的感受有关。英国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中提出了“值得欲求的”这一概念，这正是现代汉语解释“美好”这一概念时所包含的成分。“欲求”意味着属于美好生活的内容都隐含被设想为达到快乐目的的手段，“值得”则是对这一内容和手段的评价。譬如一个人可能宁愿做清贫的自由人，也不愿做舒适的奴才，不是说自由的愉快意识胜于生活的全部舒适和安逸，而是对于奴役的强烈反感——看重精神生活的人可能宁取他视为“精神自由”的东西而舍弃欲望的满足。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要向自己证明我们重视某个这样的对象是对的，我们就只能强调它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有利于有感觉的存在物的幸福。”[17]414所以，可以说感受到自由对美好生活而言，比是否舒适更重要。

在对美好生活的评价中，关注精神性事物和情感需求，在儒家的传统中也同样受到重视。最著名的当然是“颜回乐处”：“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这将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判定引入到对“价值”“值得”或“乐意”几个概念的分析中。

（三）美好：“价值”“值得”或“乐意”

前面两个概念是斯坎伦所推崇的，因为美好生活事关一个人的一生该怎么度过，运用这两个概念，如美好生活是有价值的，不仅指判断者重视这个目标，还指判断者主张他人有理由像自己一样重视它。“价值”中有善和应当两个维度，善对人而言，处理的是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个世界如何的问题；应当处理的则是我们可以或者必须做什么的问题。“值得”指行为付出的代价和带来的益处。

在价值多元日益成为常态的世俗世界和生活中，各种价值的斟酌和抉择总是现代人处境中的必然构成，“价值的多元化是人们生活目标及利益诉求高度分化和高度复杂化的反映。”[18]38美好生活作为目标与理想可以为各种纷争提供一个价值基准。在生活意义或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理解中，人类孜孜矻矻地探索千年，“美好生活”形成一种价值支撑和价值目标。美好生活包含美好人生、美好生命。人生、生命如何美好？这种探索有非常复杂的理论渊源。儒家的相关论述之所以在现代越来越受到重视，是因为在儒家的思想中，美好生活包含审美与道德的双轴支撑，是人类终极价值的重要构成。美和好之间本来有密切关联，儒家对道德生活的关注不只是对错，还关注什么样的人生更好，更值得度过的终极关怀，这其中包含了大智慧。儒家对好坏、善恶、高低、贵贱有明确的区分和强烈的意识，尤其对人的评价侧重其道德品质的差别，往往讨论其动机的高下、善恶的深浅、人品的高低等。儒家所推崇的德目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都有界定美好生活的功能，它能够成全美好人生并是美好人生的当然内容，然后为生活的美好助力。其中既有现实的内容，也有理想的成分，正如钱永祥的分析所指出的：“美好的生活，是由某些在道德品质的区分中具有最高地位的价值所界定的。”[9]306孔子不仅鼓励人们认同这些价值而且鼓励人们要不断接近和实现这些价值，所谓“里仁”，就是亲近有德性的人。即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篇》）当一个人在生活中体现了仁，他所拥有的生活就有理由被称为是美好生活。因为这种品质不仅使当事人受益，还会引起学习和仿效，召唤和鼓舞人们追求“仁”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德目，甚至会有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之举。总体来说，儒家把“德”作为美好人生最重要的因素，它是指事物的某种出众的品质与特性，美好生活因此就是道德生活，即人们可以通过言行和修养把美好展示出来。美好生活当然也有其他条件和具体内容，它不是一个虚悬的目标，而是在生活中过出来的，所以具有道德实践的色彩，而道德实践就是追求价值实现的过程。美好生活的理想是随着人生逐渐展开和进行，逐渐变得确实和清晰的，可以说，美好生活是在具体的人生和生活中获得理解与表达的。

把美与善结合作为价值评价的主要内容，其推进的程度往往还取决于主体的乐意。西季威克曾经指出“更缜密的观察表明，不仅许多不美的或至少是给我们印象不美的行为，而且许多罪行与邪恶，也有其光采与崇高性。”[17]129的确，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人们往往会发现，使当事人感到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和内容不一定值得，或者也没有多大价值，这时的取舍依据便是主体的乐意，所以西季威克强调每个人是自己快乐和价值判定的最高法官。学者甘绍平也指出：“‘乐意’一词十分重要，它说明道德不应是某种令人勉强的东西，如果它是勉强之物，则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发明建构它。……道德来源于主体乐意，乐意与满足愿望相关，乐意是因，遂愿是果。”[18]60由此可见，对美好生活的判定和追求本身的确要包括主体的实际心愿和情感认同。如果把美好生活等同幸福，作者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像究竟应当过一种怎样的人生这一重大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有资格回答。像究竟什么是好的或坏的生活，只有他自己才是唯一作者与判别者。”[19]就美好生活的判定，总的说来，是当事人自己的价值认定，他觉得“值得”并表示“乐意”。这充分说明，判断一种生活是否美好，是否值得追求和拥有，不仅是一个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一个人的情感高度介入其中的过程。

三、美好生活实现：需求、愿望、目标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美好与否的判定来自认识、理解，更来自经验，使得生命在生活中成为产生经验的要素。“美好生活”的概念既包含了“人活着”的事实，也包含了“人活得怎么样”的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完成。一种生活，被过这个生活的人视为美好或要求更美好，必然包含了可以进行价值评价的事物。快乐、舒适、惬意、幸福即使不成为目标，也有助于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并成为判别的重要依据。“美好生活”作为概念是关于理想存在的观点探索，也是关于怎样生活的最佳状态可以从实践中加以推动的，包括想要的生活，正在过的生活和将要过的生活。总的说来，正如前面所有关于美好生活的论述涵盖的内容，它指向基本需求的无忧，明智愿望的满足与合理目标的成功。需求指由需要而产生的要求；愿望是希望将来能达到某种目的的想法；目标是指想要达到的境地。人只要存在着，生活着，就会有需求、愿望和目标，它们的实现和满足，这样的生活才可能称之为“美好”。因为人也常常会欲求不美、不好的对象或事物，所以伦理学“不忧”“明智”“合理”的德性就对“美好生活”起保护作用，这也是西季威克所强调的：“道德的最根本的功能是维护为现实生活条件下的人类社会整体的存在所需要的习惯与情操。”[17]412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愿望、目标，也会希望追求有所获得、理想能够实现、探索有序进行，核心目标被选中和实现，美好的感觉会更全面更持久，其内容也会更丰富，正像李泽厚所说的，美好生活“可以表现为日常生活，人际经验的肯定性感受、体验、领悟珍惜、回味和省视，也可以表现为一己身心与自然宇宙沟通、交流、融解、认同、合一的神秘经验”。[20]中西方的德性论乐于构筑美好生活观，意在对于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活动施加直接影响。如儒家的美好生活观认为最好的世界有待于人们努力去创造和复兴，正如今天人们所坚定追求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其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内涵。这些观念为人们投入现实世界的各种创造性活动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支持和说明。

与此同时，在关于“美好生活”的讨论中，有两个人的观点提供了反面考察的意义。一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他曾详细地考察与生活有关的主题指出：“生活应被看做是对所有人的基本生命需要的有目的的满足。人的精神进入这个世界，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要求对这个世界的权利。”[11]51-52他认为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善的，生活的意义仅在于对每个人来说，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的责任。每个人都有提高自己的可能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美好生活理论的人性前提和基础。

还有尼采，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我们总是在途中奔忙，像天生就有翅膀的生灵，像精神蜂蜜的采集者，我们的心所关切的事只有一桩，那就是把某种东西‘搬回家’。至于生活本身，即所谓的‘经历’，我们之中有谁足够认真地对待过它？或者说有谁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地对待它？”[21]他提醒我们，在现代社会，人们遗忘美好，忽略生活，最终会丧失生命的意义，遁入虚无主义的深渊。所以，辨析美好生活作为概念和价值，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反对虚无主义的要义所在。在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论述上，中西方德性伦理学心曲互通，其他伦理学理论也广泛涉及，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为今天所有所用，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理论的探究使我们注意到，美好生活何以值得追求和拥有？可以如加拿大学者泰勒这样理解：“生活是更加完满、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值得过、更令人敬慕，更是生活应有的样子。”[22]这些也正是美好生活一直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后，作为目标、理想、愿望、理论鼓舞人心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