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030）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24）.。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②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8（24）.。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创立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创见性的观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上,邓小平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论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进行了坚持和发展,从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重温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为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再出发并向纵深发展,有诸多重要启示。

一、深化对邓小平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40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但是,对邓小平理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的认识,学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以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维度作考察,而不是仅仅概括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理论”,那么,今天深化邓小平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仍有必要：

1.理论维度：为邓小平理论作马克思主义理论辩护的需要

对于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形成这一科学“概念”之初,就有质疑它是不是“理论”的声音。为了驳斥这一质疑,学界从什么是“真正的理论”的“形而上”角度进行论证,并且从对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内容中展开对其理论基础的论述,并形成了多种角度和判断,如哲学角度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物史观角度的生产力标准,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论,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价值。

但是,如果做深入探讨,可以发现：一则,得出这些不同观点的视角并不同,而要为邓小平理论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辩护,还需要在邓小平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整体性上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论证。二则,上述观点中所涉及的理论,或者可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理论”,或者可称为“立论根据”,但还不足以表征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三则,上述理论中,有的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如实事求是和生产力标准论；有的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平和发展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这些理论。可见,仅仅以上述观点中强调的某一理论来为邓小平理论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辩护,尚不充分。

因而,对邓小平理论作更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辩护,须在整体性上聚焦其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考察其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间的关系,从而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并非是没有理论的“不管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也并非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一部分坚持、另一部分发展的“折中主义”。而这就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2.历史维度：为改革开放作历史辩护的需要

回顾历史,往往是对现实的关照。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人们在对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思考中,回避不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也须直面今天遇到的“瓶颈”和困境,这也难免对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作比较。这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然而,在这一比较中,出现了一种“貌似公正”的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都要作“一分为二”评价的声音,特别是要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而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它不是“十年动乱”而是“十年探索”。这涉及对改革开放历史起点评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澄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新时期的最鲜明特征,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之所以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历史起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问题在于,如何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作马克思主义的揭示,并以此对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起点作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这也需要回归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从而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改革开放则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因而符合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3.现实维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作深入解读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以为“新时代”到来及其“新思想”的创立确定客观根据。学界较多地从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矛盾两个方面出现变化的现象,来提供“事实判断”。这些,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但是,党的十九大又提出,邓小平当年所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并没有变。从客观依据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立足点,主要是基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今天讲主要矛盾的转化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这两者统一的理论依据何在？

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两个问题：其一,邓小平当年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是什么？其二,他又是如何从对改革开放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分析中,归纳出它们的总根源,从而坚定改革开放的方向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厘清,可以给我们更深入地把握习近平关于主要矛盾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相统一的理论根据,并在把握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基础上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提供重要启示。

4.未来维度：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确定“硬核”

新时代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有思想引领；中国要为解决当代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也需要占领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这就需要深入认识、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点问题之所在。我国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求能科学地批判和解释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更要能科学地批判和解释当代世界包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这就需要有贯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领域,驾驭民族、阶级、国家和人类各层面的“元理论”,这一“元理论”应该是坚持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没有这样一个“元理论”,便无法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些学者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时强调,《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今天必须高举这两面大旗,否则就忘了“共产党的初心”。这里暂且不论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的历史过程及其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具体表现同马克思所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差别,而不能在这两个问题上完全照搬《共产党宣言》的具体结论,仅就《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就值得厘清。

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明确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385.在1889年在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他重申了这一基本思想,并且加上了“核心”两字,强调“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0,385.。这就是说,《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是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和历史进程,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制约。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一生伟大贡献作“盖棺定论”的是“两大发现”：其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其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也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从而实现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超越。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不仅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也是整个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

既然如此,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并以此来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研究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中是如何把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则成为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当代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邓小平改革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解放思想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要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要解决改革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需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82,327.。可见,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伊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理论根据的。

1.强调以生产力标准判断社会基本矛盾,并从中把握主要矛盾以确立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改革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是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这是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满足“需要”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需要,从而推动了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在内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产生、变化和发展的根源,其动因,则是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两对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邓小平作出的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决策,就是以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中所蕴含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所决定的主要矛盾为基础的。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82,327.把生产力落后作为主要矛盾的一方,把人民和国家需要作为主要矛盾的另一方,从根本上坚持了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同时,这不仅是对生产力落后作出的事实判断,而且蕴涵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实现了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统一。

邓小平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也是以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不相适应”的现实为基础的。在谈到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会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与提升。这不仅纠正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超越了我们过去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问题的不完全认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抑于一定历史条件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制度,在新的实践环境中,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绝对性认识的深化。

2.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上,科学区分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以确认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性质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深刻揭露了以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⑧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182,327.的弊端,认为它们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还认为,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之一,是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而这又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特定历史条件有关,因为当时需要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尽管它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却在思想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的“固化”认识,而成为“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⑨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

邓小平对我们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进行了辩证的评价和客观的分析,认为它们的优势和弊端都在于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既有决策效率高、执行效率快的优势,但又有滋生官僚主义的可能、造成行政管理的效能低下。“这就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具体表现”。⑩它说明,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需要有一系列好的具体制度进行配套,否则就无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根本制度进行改革,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对具体制度的调整,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对实施和实践层面的改革。这种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优越性。

3.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以为改革开放的深化提出前瞻性思想

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强调：“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①②③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1,182,152,146.邓小平针对此问题身体力行的研究,为改革开放的深化提出了诸多前瞻性的思想。

首先,邓小平认为,基于社会基本矛盾基础上的改革,将使各种社会矛盾比以往更复杂,而这些矛盾很难简单归结为以往所强调的阶级矛盾或两类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1,182,152,146.也就是说,要彻底改变用“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的做法,对具体的矛盾要具体的分析,特别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基本矛盾的观点来进行科学的判断。

其次,邓小平特别强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利益可能会出现分化,群体利益的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可能会促使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趋向复杂化。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③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1,182,152,146.1986年在开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对待,因为这项改革可能会触及不少人的利益,遇到的障碍可能会更大。

再次,邓小平就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原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思想。如经济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原则,他强调：“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1,182,152,146.同时,他还指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综合协调,特别是要注重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治生活中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通过改革,处理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7.“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371.即使是在处理政治斗争和敌我矛盾时,也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371.。他还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特别是在精神生活中提出“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体体现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值得钦佩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刚起步、社会转型伊始时提出的,但却实实在在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后续发展进程。他以特有的政治敏锐性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改革开放展开过程中社会矛盾进行前瞻性深刻思考,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使全党能较快地实现思想统一。

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启示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⑧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对于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对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价值。

1.根据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及时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⑨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把握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及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的辩证统一,不仅要基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显著提高和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全面提升的事实判断,更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这一理论根据。

邓小平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生产力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矛盾”,其理论依据是作为社会基本矛盾根源的“需要”和“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十九大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将社会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理论依据依然是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由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使“需要”和“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均有了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对从“解决温饱”到“富起来”的现实需要,表达简单直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则是在“富起来”的基础上,对“强起来”的进一步需要,“需要”的内容、层次更加复杂多样。“从‘发展’视角看,‘落后的社会生产’是在‘富起来’过程中以GDP为主的相对低层次的表达,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是在‘强起来’过程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的相对高层次的表达。”⑩陈锡喜.主要矛盾的“变”与初级阶段“不变”相统一的理论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1）：16.

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而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转化和重新提炼,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当年针对事实上“贫穷的社会主义”现状,邓小平通过主要矛盾的概括,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极大地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新时代对主要矛盾的概括,则是基于习近平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紧密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蕴涵了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的理念,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生产力能超越资本主义这一“必要条件”上,更体现在将“公正”列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道义优势的“充分条件”上。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还把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具体化了。

2.依据当代中国的实际,在更广阔的领域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可分为具有层次性的五种类型。最高层次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它直接决定了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发展源头。其次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体现。再次是阶级矛盾以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最底层的是各种具体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即在于此。但是,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则会呈现出不同状况。我们不能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以及由此展开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批判,简单套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头上。即使同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时代后的各种社会矛盾,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也有很大差别。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一方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把它作为分析各类社会矛盾重要范式,因为它能科学解释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实质,以便我们更好地处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能教条式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所有社会矛盾都归结为阶级矛盾或两类矛盾,以资本的不同来源作为划分阶级甚至搞阶级斗争的标准,而需要创新范畴概念,拓展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情况的分析,以更科学地把握阶级与阶层、利益群体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基于此,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今天学习和实践马克思的思想,列举了九个要点,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民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人与自然关系、世界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这一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所强调的学习和实践要点,不再拘泥于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反映了对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表现的复杂性,有了更具体更深入的把握。

3.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体角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①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动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为市场和政府的协同性问题、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协调性问题等,必须通过改革来化解这些矛盾,否则很可能会使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而这是没有出路的。

从社会主要矛盾出发,全面深化改革不等于改革的全面开花,而是要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为依据,抓住改革的切入点或主轴,那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性矛盾所决定的。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最终的落脚点是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之相配套,这就需要有一系列作为上层建筑的、能够保证执政为民这一原则得以实现的领导制度、体制和机制来支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体角度,体现了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