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华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2018)的第25本小说《愤怒》(Indignation)于2008年9月出版。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为背景，主人公马科斯·梅斯纳本为抗拒父亲的规训而选择前往离家很远的俄亥俄州，就读于以保守著称的瓦恩斯堡大学，却吃惊地发现自己又陷入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规训机制之中。在瓦恩斯堡大学，面对来自训导主任的规训力量，马科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作为一个拒绝被规训的个体，他被校方开除，继而不得不应征入伍，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马科斯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由“家长-法官”“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家-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等“法官”组成的社会里，而社会上无所不在的“规范”正是以这些“法官”的统治为基础的。每个社会个体无论自觉与否都会在语言、姿势、行为、态度、成就等方面接受“法官”的监督与改造，否则就会受到规训社会的惩罚。

一、规训：始于家庭

依据福柯的观点，权力无所不在，它像毛细血管一样充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构成了一张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在社会全体的每一层之间，在男女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师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1]193在由家庭成员构成的权力关系中，父母往往是权力、理性、秩序、规范的代表，他们担当着“父母-法官”的角色，对子女的行为方式、衣着打扮、学习生活、社交礼仪等方面有着监督、判断、矫正、改造等权力，而对于未能达到要求的子女，他们手中更是掌握着惩罚的大权。由于父母、子女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关系，父母就拥有了对子女的生活监视、质问、检查、干涉等权力。

《愤怒》是从对主人公童年时代田园般的生活描写开始的。那时全家人在一起艰辛地工作着，日子虽然不算宽裕，却像所有的犹太移民家庭一样，家人相互支持、关心，生活其乐融融。马科斯是家人的骄傲，因为整个家族中只有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父亲也一直为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而倍感骄傲和自豪。但随着马科斯开始了大学生活——成为一个有一定成人权利的个体后，父亲便加强了对他的监管，开始夜以继日地逼问马科斯的行踪：“你去哪儿了？你为什么不回家？你出去时我怎么知道你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你去的不是会使你丧命的地方？”[2]11-12一天晚上，马科斯到图书馆阅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回家晚了二十分钟，父亲便怀疑他要么去赌博了，要么就是和妓女厮混在一起。晚归的马科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父亲的惩罚，因为惩罚与规训是相伴而生的，对于拒绝接受规训的个体，他所面临的直接后果就是接受惩罚。父亲对马科斯的惩罚就是把家里的前后门全都锁上，不让他进门。马科斯对此的感慨是：我刚刚试用了一下作为初入成年社会的最微小的一点权利，就遭到了被父亲“锁之门外”的惩罚。[2]26

父亲对马科斯的监管在听了水管工的警告后变本加厉。面对这种压抑得令人窒息的境况，马科斯别无选择，只能逃离。马科斯离开家乡的罗伯特·特利特大学“是因为父亲的监管让人实在无法忍受”[2]13，但离开家乡的马科斯还是没能逃脱父亲监管的魔掌。远在家乡的父亲极力敦促马科斯加入犹太联谊会，目的就是为了能继续监视他。因为犹太联谊会会长的姑母和父亲相识，这样父亲就像配备了遥控设备，同样可以监视马科斯在千里之外的行踪。除此之外，父亲还利用马科斯每次往家里打电话的机会，对他进行巨细无遗的盘查——电话“检查”。

小说中的家庭规训力量主要来自父亲。马科斯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对儿子既理解又信任。但目光锐利的母亲——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力量的象征——在关键时刻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儿子进行规训。马科斯在瓦恩斯堡大学因阑尾手术住院时，母亲千里迢迢赶来看他。其实母亲此行还有另一目的：她再也无法忍受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想要离婚，希望征得儿子的同意。但在马科斯看来，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在他所居住的犹太社区里从来就没有夫妇离婚的。马科斯用尽巧思试图改变母亲的决定，但都没有成功。后来，马科斯的女友奥莉薇亚出现了，敏锐的母亲看到了她手腕上因自杀未遂而留下的疤痕后，便郑重其事地向马科斯宣称自己决定不离婚了，决定忍受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但作为交换条件，她要马科斯放弃奥莉薇亚。在母亲看来，一个有过自杀经历的女孩是“不正常的”，不管她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自杀，这样一个女孩，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有多好，都绝不能成为儿子的女友。为了父亲，为了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马科斯只好答应母亲，放弃自己心爱的女友，放弃“瓦恩斯堡大学给他的唯一礼物”[2]326。这里，母亲与儿子之间权力的不平衡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才使得马科斯处于劣势，不得不向母亲妥协。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因为有亲情、恩情的存在变得更为复杂。父母可以以爱的名义对子女进行规训，尽管很多时候这种爱的举动已经变成一种“非爱”的行为。父母过多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而忽略甚至侵害了子女的权利。对子女来说，这种规训是以“爱”“关心”等为初衷的，面对养育自己的父母，抗争非常艰难，即使有抗争，也很难具有彻底性。

二、学校：规训机构

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可是福柯让我们看到了学校的另一面，学校就是“监狱”的一个缩影。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说恐怕难以接受，但是只要把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和学校的建筑比较一下便可一目了然。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模式为：

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3]224

全景敞视建筑的优势是借助逆光效果，监督者能看见囚室里的囚犯，而囚犯却看不到监督者。学校的设计吸收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优势，“学院的建筑应成为一个监视机构。各个房间沿着一个走廊排开，宛如一系列小囚室”[3]196。这里再联想到所有教室都有两扇门，每扇门上都有一扇窗户，这种观点就更容易接受了。

作为权力代表的学校是一个规训机构。在这里，学生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全景敞视机制”监视、规训与改造着。当然，在现代大学里，对于那些不服从、“不规范”“不正常”的个体，校方主要是以矫正、规训、使“正常化”、使“规范化”为主，而不像在监狱里那样，是以惩罚为导向的。学校利用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手段来制造出服从、驯服的肉体。小说中的瓦恩斯堡大学校长、训导主任以至大学联谊会都是学校规训、监视机构的组成部分，是理性、权力、秩序的代表，马科斯则是“规范”、秩序的“他者”和异端，他对理性和权力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其叛逆行为与现代教育的权力本位意识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其最后悲惨的结局同样具有必然性。

“马科斯从纽瓦克逃到俄亥俄州就是为了逃出父亲的监管，但却意外发现自己又掉到了一个新的监管魔掌中。”[4]他原以为逃出了父亲的监管，来到遥远的俄亥俄州就可以拥有梦寐以求的自由，但没想到等待他的是更强大的社会规训机构——瓦恩斯堡大学。这所大学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与纪律，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规范的”个体。规训的力量更是贯穿于各项规章制度与纪律之中。

监管是瓦恩斯堡大学用来培养“规范”个体的重要手段。这种监管首先体现在对性规范的监管上。为了防止学生过早地体验性生活，为了让恋人的亲密接触终止于拥吻阶段，大约每隔半个小时，镇上的警车就会开着车灯对大学附近的胡同进行巡逻，这一举措使得那些想在黑暗里寻求性满足的企图成为痴心妄想。在校女生要遵守严格的宿舍规章制度。校方规定：女生晚上离开和返回宿舍要登记，即使是去图书馆也要如此；平时晚九点，周五、周六晚十二点前必须归寝；除非有保护人在场，女生不准出入男生宿舍或大学联谊会；男生禁止进入女生宿舍，如要同女生约会，只能在会客厅等待舍管人员传唤，同时，舍管人员要记下男生的名字。这也是为什么马科斯同奥莉薇亚约会时既要注意时间又要担心警察的原因。

手淫被认为是“非正常的”，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被校方开除。校园里到处都是监视的眼睛，除了警察，图书管理员、老师甚至学生都起着监视者的作用，所以这种行为极有可能被发现。马科斯第一次在图书馆见到奥莉薇亚时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他很想跑进卫生间去自慰一下，但最终还是由于担心被发现而放弃了这一冲动。“恐惧平息了我想冲到卫生间的强烈欲望，如果我这样做，可能会被图书管理员、老师甚至是体面的学生抓住，就会被校方开除，最终成为朝鲜战场上的一名步兵。”[2]72马科斯住院期间，奥莉薇亚的出现让他再次有了欲望，但双双被开除的危险抑制了他们的性冲动。尽管如此，与奥莉薇亚的亲密接触还是导致了马科斯的射精。这一幕刚好被前来测量体温的护士撞见，并被记录在案。这一记录对马科斯极为不利，奥莉薇亚怀孕后，训导主任指认马科斯是罪魁祸首的有力证据就是这条记录。不难看出，在医院里，医生、护士等医务人员承担起了监视者的角色。

同性恋同样被认为是“非正常的”。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

在父权社会里，男女概念和异性恋机制是一体成型的，背后蕴含对同性恋的禁忌，以致同性恋变得无法启齿、不合法，其惯用的手段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利用各种方式实施性别的社会化教育，时时对性别、性取向进行监管。[5]64-65

在瓦恩斯堡大学，校方和学生对同性恋倾向都持拒斥的态度。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一方面是规训权力的作用对象，另一方面又是规训权力的实施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一方面是规训权力的受事者，另一方面他们所受到的规训又使得他们成为规范化评判的“法官”。“在种种社会规训织成的疏而不漏的大网中，每个个体既是被囚禁者，又是监视者，他一方面约束着自己的欲望;一方面自觉地行使社会赋予他的‘内化’的权力，时刻监督着可能违背社会规范的他者。”[6]152马科斯的室友弗卢塞尔就是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个体，在另一个舍友的眼里，弗卢塞尔就变成了“讨厌鬼”。就连不“同流合污”的马科斯也同样对他进行了规范化评判：“除了弗卢塞尔，还有谁会想一错再错，不断地受到斥责，反复地受到评判，成为可鄙的异类，让所有的人感到恶心，令人憎恶的独特？”[2]286

学校的规训还体现在对可疑学生的检查上。“检查是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3]208马科斯连续两次更换宿舍使自己成为“另类”，引起了训导主任的注意，成了其重点检查的对象。在与训导主任见面的时间里，马科斯一直是他质问的对象。训导主任感兴趣的是马科斯频繁更换室友的事实，而不是他频繁更换室友的原因，因为这一事实使他与众不同，使他“不正常”。训导主任掌握着强势话语权，通过简短的会面就试图对马科斯进行“定性、分类”，先后指责马科斯不能与持不同意见的人达成和解，指责其对他人缺乏宽容，遇到困难时总是选择逃离。

“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3]212在马科斯与训导主任见面前，训导主任一直在翻看马科斯的个人资料，那里面记录着有关马科斯学习、生活、家庭、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信息。由此可见，“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3]212-213。面对训导主任手中的这种“书写权力”，马科斯紧张得汗流浃背，口口声声地称呼训导主任为“长官”——一种通常只有在军队中才使用的下级对上级的称呼。训导主任就马科斯更换舍友、填表的准确性、参加社团的情况、宗教信仰和情感生活等问题进行了审问。在得知马科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后，训导主任更是把他看成了“另类”中的“另类”。“检查”在规训中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书写权力的共同作用下，更好地控制个体。“对这一体制来说，‘检查’是实现控制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允许近距离观察、区别、对标准的评定和对未遵从社会习俗的鉴定。卷宗或是个案记录也是一样的，它们使得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体特征的评定和与其他人的比较成为可能。”[7]859纪律不仅是学校对学生进行管理、规训的有力武器，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军队、工厂、医院等机构中。“首先是医院和学校，然后是工厂，不仅仅是被纪律‘重新整顿’，而且由于有了纪律，它们变成这样一种机构，即任何客观化机制都可以被当作一种征服手段在它们里面使用，任何权力的增长都可以在它们里面促成某种知识。”[3]251在瓦恩斯堡大学，参加教堂礼拜仪式就是一项纪律。校方明确规定:所有学生毕业前必须要参加教堂礼拜仪式40次才准许毕业。布道者主要是由牧师、教师、法官、议员等组成，布道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道德的话题，本质上都是一种道德训诫。参加教堂礼拜仪式的目的显而易见，即由这些“牧师-法官”“教师-法官”“法官-法官”“议员-法官”组成的“法官们”对学生进行道德上的规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宗教在规训中所产生的话语式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宗教的本质在于生产规训的个体。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学校通过规范化裁决、检查和纪律等规训手段对学生实行规范化管理、规训。“作为一个完美无缺的纪律机构，它检测观察个人的每一个方面，从身体外貌到道德信仰，从工作习惯到日常行为。对所有这些表现不仅要控制和调节，而且要从头到尾进行‘改造’，直到无一不符合‘法定标准’为止。”[1]198

三、拒斥：以死抗争

在一个监狱式的规训社会里，规训的权力无所不在，无往而不利，但它同样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各种反抗。正如福柯所说，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8]46-47。面对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双重规训力量，马科斯并没有温顺地成为被规训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战斗精神的青年，他选择了抗争。马科斯的战斗精神一方面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鼓舞，另一方面来自罗素对他的影响。马科斯在读小学时学唱过中国国歌，歌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已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并无数次激起他的斗志。罗素更是以其《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演讲对马科斯的宗教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来自父亲的规训，马科斯因为拒绝顺从而被迫选择逃离。在他离开家乡来到瓦恩斯堡大学后，父亲企图让他加入犹太联谊会以再次达到对他进行监视的目的，马科斯非常坚决地选择了不加入任何社团，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从而使父亲的计划落了空。面对来自母亲的压力，他虽暂时选择了妥协，但从母亲离开后他的表现来看，要不是奥莉薇亚再次住进了精神康复中心，他极有可能会违背同母亲的约定，抗拒母亲的规训。

对于来自家庭的规训力量，马科斯的反抗伴有妥协的成分，是不彻底的。对于来自瓦恩斯堡大学的规训权力，马科斯进行了更彻底、更坚决的反抗，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正是美朝战争期间，征兵法规定除在校学生可以缓役外，适龄青年都必须报名参军。在这种情况下，马科斯心里很清楚，对于他这个适龄青年来说，校园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小说从头到尾也都贯穿着他对自己被校方开除、应征入伍、继而奔赴朝鲜战场、最后战死沙场梦魇般的担心。但对于一个有战斗精神的青年来说，他还是以飞蛾扑火般的精神进行了抗争。当训导主任就有关家庭、信仰、情感等问题询问他时，遭到了他义正词严的抗议：

我抗议受到这样的质问。我不明白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涉及我和舍友的关系、或者我和宗教的关联、或者我对别人宗教的评价。这些都是我的私事，我的社交和我怎样进行社交也一样是我的私事。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我的行为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或危害，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权利。如果说有任何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也是我的权利受到了侵犯。[2]154

同样，当训导主任认定马科斯是致使奥莉薇亚怀孕的罪魁祸首，并提出他们的性接触被医务人员记录在案时，马科斯回应道：

我确实认为我有权相信，在医院病房的私人空间内所发生的一切，严格来说，是属于我和奥莉薇亚之间的私事。[2]292

马科斯的否认没能改变训导主任对他的成见，所以他气愤地说：

长官，你把我想象成这样的人再次令我十分反感。你歪曲我的动机、曲解我的行为。我和奥莉薇亚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人因我而怀孕。这是不可能的。[2]295-296

但无论马科斯怎样表达自己的立场，解释自己的行为，都无法得到训导主任的信任。在话语权如此不平等的条件下，任何解释都是多余、无力的。他只能大骂一声愤然离开。

瓦恩斯堡大学有很多让马科斯感觉不如意的地方，但最让马科斯无法容忍的是，校方强制所有学生必须在毕业前至少参加40次教堂礼拜仪式，马科斯拒绝参加的理由是：“不是由于我是个卫道的犹太人，而是因为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2]125马科斯利用自己在高中时是辩论队队长的优势，成段背诵罗素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试图向训导主任证明这一强制要求的不合理性，但最终没有成功。他对教堂的排斥使他听从了科特勒的建议，雇用齐格勒替他去教堂，结果被发现。事情败露之后，校方还是给他提供了一次接受规训的机会：

考德威尔把马科斯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如果他为雇齐格勒替他去教堂一事向校长伦茨写个书面检讨，如果从此以后他亲自去教堂不是四十次，而是作为教育和自我惩罚的方式，去教堂80次的话，瓦恩斯堡大学将不开除他……[2]255

但马科斯的选择却是愤怒地拍着训导主任的桌子，再次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话。马科斯很清楚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被开除，应征入伍，然后极有可能战死沙场，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由此可见，他对宗教这种规训力量反抗的彻底性。

值得玩味的是，在小说《愤怒》的扉页上，罗斯引用的是E. E.卡明斯[注]卡明斯是一个敢于大胆创新、反对常规、突破常规的诗人。的诗《我欣然而隆重地歌唱奥勒夫》(“I Sing of Olaf Glad and Big”)。这是一首讽刺战争、爱国主义和社会价值的诗。这首诗由于含有对奥勒夫遭受非人虐待和折磨的详细描写而被美国大多数中学拒之于课本之外。诗歌讲述了一个心地善良的普通士兵奥勒夫在美国军队中的遭遇：在部队里，他因拒绝宣誓效忠美国国旗而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与折磨，继而被判处终身监禁，最后死在狱中。在本诗中，奥勒夫展现的是一个不服从者的形象，他参军并非出于自愿，受到了以军官为代表的军方规训权力非人的虐待和折磨，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奥勒夫说出的却是“总有一些狗屎我是不会吃的”，这里的“狗屎”指的是“屈服的观念”。

《我欣然而隆重地歌唱奥勒夫》中的奥勒夫和《愤怒》中马科斯的斗争精神极其相似，他们在面对强大的规训力量时拒不顺从，最后都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两个文本之间形成了内容上的同构关系。通过建构同构性的文本，罗斯想展示的是在强大的规训权力面前，个体抗争、毁灭的不可避免性。

四、结 语

在《愤怒》中，菲利普·罗斯不仅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和校园生活，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和学校的存在本质：“制造”出驯服的肉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无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私人生活单位——家庭，还是社会教育活动的公共服务机构——学校，都笼罩在规训机制和惩罚机制共同编织的权力巨网之下。当马科斯这个富有抗争精神的个体出现时，家庭、学校甚至是教会就会自动启动规训机制，试图把他“矫正”“规训”成为一个“正常”“规范”、温和的个体。当所有的规训努力都付诸东流后，惩罚机制又适时出场。惩罚的直接后果就是他被校方开除，并按当时规定被强制入伍，最后战死沙场。由此可见，马科斯纵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法撼动由规训机制和惩罚机制共同编织出的权力巨网。作为一个不遵守“规范”的叛逆者，马科斯的最终结局为所有叛逆者的命运做出了最鲜活的注脚。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战斗者，在与强大的规训力量的抗争中，他不可避免地成了抗拒规训权力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