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铁兴　高珊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的三次断层对中国音乐文化继承发展影响深远，与前两次由中华文明内部引起的断层不同，第三次断层是在西乐中传这种外因的诱发下开始的，促使国人对外思想发生了由蛮夷藩属到文明现代化的转变，国人不再站在“华夏”中心的视角看待世界，对外来音乐有了新的认识，中国音乐也由此开始了有别于传统音乐的新音乐旅程。

【关键词】西乐东渐;学堂乐歌;由“夷”至“洋”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音乐文化有着一套相对独立的音乐体系，从贾湖骨笛，到上孙家寨彩陶盆，再到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等无不展现出其绚烂色彩。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当有大的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音乐文化也相应的发生着变化。基于这些变化，黄翔鹏先生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提出了影响甚广的“三次断层”说：第一次是战国后期至秦汉年间的战乱之中（公元前三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末至五代间（公元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上半叶）;第三次即迄今近百年的变化（19世纪后半叶至今）。中国传统音乐的第一、第二次断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而“第三次断层”则不然，追根溯源，应是不同诱因所致。

一、中国传统音乐“第三次断层”的产生背景

中国传统音乐的前两次断层，诱因均是由中华文明内部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如第一次断层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丧失对诸侯的统治，用以维系统治的礼乐制度崩坏，秦始皇焚书坑儒等诸多因素，使音乐文化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历史性的断层;第二次断层的发生在唐末藩镇割据，被统治阶级们所宠幸的歌舞大曲失去了观众，“城”、“市”的发展，市民阶级力量抬头，新受众群体的需要，都预示着音乐文化将要发生转变。前两次断层发生在整个中华文化的范围之内，究其根本，文化属性并没有改变，如藕般断而未尽，像山东洛庄汉墓编钟仍保有“一钟双音”技艺，柏互玖也在《论大曲与套曲体音声形式之间的演化关系》中指出唐宋之际大曲发展是承袭相沿的。

中国传统音乐的第三次断层是在西方音乐的突然涌入，中国传统音乐偏离原有的发展方向，被迫与现代化接轨背景下产生的。西方音乐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等解放人思想的运动，而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中，思想得不到充分发挥，音乐最主要的作用是为君主统治提供服务，虽有娱乐、娱人音乐现象（如民间俗乐），但大多都不能逾越“封建”框架，这极大地限制了音乐的自然发展。还有就是 “十二平均律”这种科学乐律理论的发明与应用，为西方音乐快速发展提供便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音乐体系。虽然朱载堉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研究出新法密率（即“十二平均律”），但由于帝王的束缚，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中国传统音乐“第三次断层”的发生，有着其内在矛盾的累积，但爆发的直接因素确是西方音乐这种外力导致的，这种外因诱发的断层与之前两次千年一遇的文明内部断层有着质的区别，从整体性上看，这次断层几乎影响到整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持续性上，目前虽不及之前两次断层久远，但这种持续趋势让人望而生畏。国人对外来音乐认知的改变正是在中国传统音乐“第三次断层”的影响下发生的。

二、由蛮夷藩属到西洋文明的思想变化

在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华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长期的优越感难免使其滋生出“天朝上国，四邦皆夷”的想法。因此，中国将其他国家视为蛮夷藩属，还专门设有“理藩院”处理对外政务，这种状态随着鸦片战争的到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天朝上国，四夷为我所用

“夷”最早出现在《礼·王制》中“东方曰夷”，代指东方民族。东周后期成为一种对中原以外其他国家、种族的蔑称，有“四夷”“九夷”之说，随后发展为“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便于与“华夏”尊贵地位相区分，直至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称谓也没有改变，称之为“英夷”“美夷”等。

历史上中华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即“夷”文化）方面始终发挥着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原则。因此，外乐中传的事件屡见不鲜，当时的中国（历史狭义或称中原）在面对外来音乐文化时，占据主导地位，具有选择权。汉唐时代，战乱频发，中亚、西亚和印度的乐舞艺人流入中原，随之而来的还有西凉、龟兹、疏勒和安国等歌舞伎乐，《通典》所载：“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周隋以来，管弦乐曲数百曲用西凉乐，歌舞乐多用龟兹乐。”隋唐著名的“燕乐二十八调”是在印度传入中原的七声五旦琵琶调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公元350年前后，曲项琵琶通过西域（印度）传入中国，《隋书·乐志》有云：“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之旧器。”;唐代最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李隆基根据由印度传入的《婆罗门曲》改变而成的，盛唐更是出现“洛阳家家学胡乐”的场面，可见当时外来音乐已融入到中原音乐的血脉之中。

中国古代音乐数千年来薪火相传，得到了各时代的滋养，能够将外来音乐完美的融入到自身当中。在面对“华夏”以外的其他音乐文化时，虽然始终带有“夷”乐之偏见色彩，但丝毫不耽误其予取予求，反观近代中外音乐关系，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二）思想转变，由盲从到接受

鴉片战争敲开了中国大门，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史。西方列强展现的现代化力量让国人为之震撼，六十年代起展开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大到政治、经济、文化，小到生活日用琐碎，“洋”物就是好物，“洋”文化即“文明文化”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不再称外来音乐为“夷”乐，而改称“洋”乐。

20世纪初，留学归来的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将西欧作曲技法运用到音乐创作当中，一批全新面貌的音乐作品（学堂乐歌）应势而生。他们创作的乐歌大多是采用欧美曲调和日本欧化了的军歌曲调，再填上反映时代思想的新歌词，如《送别》源于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取自《伏尔加船夫曲》的《拉纤行》和用日本《樱井的诀别》曲调写成的《何日醒》等。这些别于传统音乐的新音乐一经传唱，犹如飓风般迅速席卷全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曾志闵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音乐教育论》：“吾国将来的音乐，岂不与欧美齐驱”，一方面体现出对西方音乐的认可，另一方面也预示了学堂乐歌活动的显著成果。不仅如此，乐歌活动还展现出了音乐教育的社会功能，如《祖国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大中华》《革命军》《勉女权》等对于传播时代精神及普及白话文效用显著;同时，它将西方音乐基本乐理知识介绍给国人，为后续专业音乐创作奠定基础。乐歌活动的积极意义证明了西洋音乐的科学性和普适性，也加速了西乐于国内的传播。

学堂乐歌作为中国新音乐的开端，它不仅改变了国人的自我认知，同时也使国人对外来音乐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虽说在一开始接受由“夷”至“洋”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被迫里夹杂着一定的盲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由被动转为主动，由盲从转为接受。

三、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的“第三次断层”有着两面性，它的突然来袭，让人措不及防，一时之间陷入窘境，也存在着积极因素，它将国人从“天朝上国”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自此之后不再以“中心”的视角看待外来音乐，通过与外来音乐的比较，能够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还有就是，中国音乐的发展，不可否认是有着自身矛盾累积的，但是 “第三次断层”的到来，确实起到了刺激的作用，使传统音乐更快地向新音乐转变发展，这些都是它的独特之处。

作者简介：邹铁兴（1993—），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   高珊，哈尔滨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