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凡 刘健榕

[摘要]杜佑的《通典》一书与《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其内分九门，其中“边防”一门颇为精到，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涉及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近年来，学界有关《通典·边防典》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上述问题，关于其设立原因与背景，次序与位置问题，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等方面都有论述。此外，学界还对其中涉及到的民族的社会历史予以关注，对《边防典》与其他史书中同类内容的比较亦有研究。

[关键词]《通典》;边防;杜佑;学术研究;综述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唐诗》创作接受史文献缉考”（14BZW082）。

[作者简介]沈文凡（1960-），男，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健榕（1994-），女，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130012）。

杜佑出身官宦之家，位及将相，但终身勤勉，手不释卷。其所著《通典》是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目前也已出版了诸多的《通典》整理本，为《通典》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典》其内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而其中的《边防典》包含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共16卷，192目，内容涉及边防对象的社会历史、边境和平交往的历史、边境关系的矛盾冲突、历代边境的战略部署等内容，为研究唐代的民族关系、杜佑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以及其中涉及的民族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本篇将总结《通典·边防典》的设立原因与背景，各門次序与《边防典》位置问题，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其中涉及的民族研究，与其他史书的比较，价值、影响与不足等六方面内容，以此来综述《通典·边防典》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基本观点，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一、《边防典》的设立原因与背景

《通典》中的《边防典》属杜佑于寻常史书体例中的新设之门，与《食货典》《兵典》《职官典》都属“上乘”。而对于其设立原因与背景，《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试论（通典>的问世及其经世致用思想》《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通典·边防典>研究》几篇文章都有论述。一方面是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唐王朝统治衰微，边防问题凸显，遂设边防一门以应现实之需，也为国家寻找出路，摆脱“戎狄内侵之忧”。另一方面，这也是史学发展的一种需要与产物。此外，亦不能忽视杜佑家庭环境的影响。同时，《边防典》也体现了史学中“以史资政”“经世致用”的思想。

二、《通典》次序与《边防典》位置问题

《通典》各门的顺序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边防典》位列最后一门，其位置的设定亦体现了杜佑的思考与良苦用心。

《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一文指出杜佑把食货以下各门分为三个层次：“一，选举、职官;二，礼、乐、兵、刑;三，州郡、边防”，各门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很明显，“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而《杜佑（通典>的民本思想》一文则指出了这个次序体现了杜佑的民本思想：以“食货”为首，“体现出杜佑重视农业生产，关注百姓生存”;之后是“选举”“职官”，因为“要想保证农民生活安康，社会稳定，就必须要有管理社会秩序的贤才官吏”;而后“才能对之进行礼乐教化，增进其全面素质，加强社会稳固。杜佑主张对人民实行仁政，先安之，再礼之，最后一步才刑之”;最后是“州郡”和“边防”。值得注意的是“杜佑不歧视周边夷狄民族，不主张进行毫无理由的进攻”。从《通典》各门的次序可见杜佑的民本思想。此外，《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一文也指出：“州郡和边防是礼乐中心由内向外的逐步扩展，最终达到大同世界。”对于这一点，《<通典>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与《杜佑与（通典>》也有提到。可见，对于《通典》的次序问题以及《边防典》的位置排列原因及意义，学界研究已经比较清晰了。

三、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

杜佑认为“边防是维护中原王朝免受周边民族侵扰的重要手段，是中原王朝对外交流的重要保障。”遂引“防”人边，设立《边防典》，并划分内防与外防，以了解周边民族并提供借鉴。

《通典·边防典》在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同时，也体现了杜佑的边防思想、民族史观与政策。边防序就直接“阐述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主张”。除却序，《边防典》的具体内容也是杜佑民族史观和政策的体现。杜佑的四个边防思想与民族政策既体现了唐朝开放包容的一面，也体现了动乱后民族政策的变化。

首先，关于如何安边的问题，《<通典·边防典>研究》一文指出杜佑重视经济作用，主张通过“屯田”养边，解决军粮问题。并且强调要加强边防防御与边防建设，对于边疆管理者的选用也要谨慎。

其次，便是关于“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许多论述。《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与《<通典·边防典>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已详尽地论述了相关内容。另外《<通典>的民族史观》《<通典>浅议——读史札记之二》《<通典>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杜佑及其名著（通典>新论》《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几篇文章也都有分析。总结来说，在看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杜佑认为“古之中华”似“今之夷狄”，只不过后来“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就是说“民族差异在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造成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夷狄完全有机会像中华一样继续发展。也正因此，杜佑设《边防典》介绍其他民族，主张各民族和平相处。而杜佑的这种思想与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杜佑的这种卓越见解，正是时代的反映。”

杜佑的边防理念是以德怀柔，主张各民族和平相处，反对民族战争。《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一文指出了这种观点产生的三个原因：“第一，杜佑认为民族之间战争频发的原因，多数是因为‘弘放之主，边将好事，坐望宠荣”;“第二，杜佑认为民族战争‘耗费巨资，得不偿失”;“第三，杜佑认为‘圣王之治，务德广，不事要荒”，并指出其最终目的是“为日薄西山的唐朝寻找御敌之策”，而且“杜佑对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也不主张占领其地区”。可见杜佑秉持着一种相对保守的民族政策，这与唐初有很大不同，是唐由盛转衰，边防形式严峻，唐王朝与少数民族实力差距变化的结果。

最后，杜佑还反对与少数民族以及鄰近国家交往，提出“防遏戎狄”，倡“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主张。这一观点的产生是反思安史之乱的结果，是出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也是对唐初民族政策的反思，对处理民族关系的新尝试。对此，《杜佑与（通典>》《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以及《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三篇文章都有论述。其中，《从（通典·边防>看杜佑民族思想》一文指出设立边防一门“是意图通过‘严夷夏之别来确立唐王朝的文化正统地位，以恢复中央王朝威望”。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对正统地位的确立，已不是唐初的自信姿态。之所以要“严夷夏之别”，正是因其处于劣势，所以才要划分界限，对此《杜佑民族史学研究——以<通典·边防门>为中心》一文有做出解释。而这种划分与杜佑关于“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的观点并不矛盾。杜佑强调“今之夷狄”类“古之中华”，将来有成为“今之中华”的可能。但同时也强调“今之夷狄”与“今之中华”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其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唐王朝不应与少数民族过分亲近，和平相处即可，是一种维护和平与安定的表现。

可见，《边防典》不仅保留了相当一部分珍贵的民族历史资料，也反映了杜佑作为一名政治家、史学家独特的、与时俱进的边防思想与民族史观。

四、《边防典》所涉及的民族研究

《边防典》中保留着很多民族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对于《边防典》中所记载的一些民族，如吐火罗、棘鞨、吐蕃、高句丽、西突厥、拓跋鲜卑等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以其为主体的研究，也有以其为史料的比较研究。

以《边防典》为主体的研究有《（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一文，其首先指出了“吐火罗”条的史料来源，作了24条注并加以说明。同时，又注意到了《通典·边防典》这一段与《隋书·西域传》的差异，从而考证出三句《西域图记》吐火罗的佚文。之后又通过比较《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总结出前者特色，发现了二者的联系与差异。最后，文章通过“吐火罗”条研究了《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其一是在取材上认为应“舍远取近，不必求全”，并且指出这是史家大忌，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带来的错误。在选择史料时，杜佑兼采多家而不加甄别，“在保存较多史料的同时，破坏了体例的完整性”;其二是“述而不作”，多为资料摘抄;其三是“记异”，即对交往少的民族只记录异闻与异物，重点记录对中原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而不记录没有异闻的小国，这也是杜佑在作《边防典》时的选录标准。

而张云的《<通典·吐蕃传>的史料价值》一文则着眼于《边防典》中的吐蕃。文章选取了吐蕃的族源问题，吐蕃的风俗和典章制度，吐蕃告身制度，吐蕃军队、兵器，吐蕃赞普继立大事及唐蕃关系大事等内容来论述其史料价值。同时还指出《通典》为两《唐书》的吐蕃传提供了重要资料，并强调尽管两《唐书》的史料价值更高，但有两点不能忽视：“其一，《通典·吐蕃传》为唐代人所著唐代吐蕃史，可靠性更高，而该书作为两唐书《吐蕃传》的史料来源之一，其作用也不能被低估。其二，《通典·吐蕃传》保存了不少为两唐书《吐蕃传》所忽略了的珍贵史料，值得人们给予新的重视。”可见，《通典·吐蕃传》对后世史书的创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通典·高句丽>研究》一文涉及其著述背景：杜佑生平、《通典》的内容、各门次序原因、后人评价以及《边防典》概况;体例：“传说概述

世系

时事”体及史料来源与内容的独特性;史料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把握唐丽关系;史料评价：文献学价值的三个方面：保存史料，纠正文献错误，影响后代史书;以及四点不足：名称混乱、时间不具体、内容不全面、记载有误;最后得出结论：内容方面的特点，史料来源的多元化，独特史料的考证，丰富的文献价值及其不足之处。文章对《通典·高句丽》的研究可谓全面。

而以其为史料的比较研究有胡梧挺的《关于北宋版<通典>所见之“靺羯”——对“棘羯”一词的文献学考察》一文。文章“通过将中华书局校点本《通典》中对‘棘靺的记载于北宋版《通典》进行对比，并结合《集韵》的记载”，得出结论：靺鞨主要写作“靺羯”，而前者是《太平御览》对后者读音的误注。

另外，还有对西突厥的相关研究。《西突厥新考——兼论<隋书>与<通典>、两（唐书>之“西突厥”》一文通过对《通典》等几本史书中有关西突厥的内容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关于西突厥的四点结论：“室点密系西突厥不等于东突厥之西方小可汗;《隋书·西突厥传》专传阿波系突厥，阿波系政权与西突厥汗国是两个不同的政权;达头可汗时期，突厥汗国战乱不已。达头旨在夺取大可汗，没有建立西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是室点密系射匮可汗驱逐了东突厥阿波系处罗可汗之后建立的突厥政权”。

此外，还有关于拓跋鲜卑的文章。《早期拓跋鲜卑基本史料比较研究——<魏书>与<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关系辨析》一文探讨了《魏书》《北史》《通典》《文献通考》几本书中关于早期拓跋鲜卑史料的研究内容。作者在文中指出《通典·边防典·拓跋氏》与《魏书》《北史》有相同的史料来源，而杜佑对这两本书的字词进行了删改，新增的内容很少，如：“指出拓跋氏源出东胡，为鲜卑别部”⑤，而且在这种调整中还出现了两处错误。总的来说，《通典·边防典·拓跋氏》的史料价值是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