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红(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一

春秋有桐国，为楚附庸，西汉初为枞阳县，隶属庐阳郡。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名同安县，唐至德二年(757)改桐城县。明洪武六年(1373)，隶属安庆府，直隶南京。清顺治二年(1645)，按明制设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后改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划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桐城隶属安徽省安庆府，枞阳一地始终在桐城域内(1)2016年1月4日，安徽省民政厅在枞阳县城传达国务院国函[2015]181号和安徽省关于区划调整的实施意见，枞阳县划归铜陵市管辖。。

桐城文化的兴起，当与桐城的地理空间环境、时代经济文化、人文教育传统等多种因素相关。桐城地处三楚之南，西北群山环绕，东南河湖交集，自然环境秀丽，南北交通便捷。明初朱元璋定鼎金陵，永乐年间北迁，改金陵为南京，所辖地区十四府及四州直隶南京，称为“南直隶”，以与京师之“北直隶”相对应，安庆府即此十四府之一。南直隶辖区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传统意义上的“大江南”地带，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文人学者辈出、文学文化昌盛的区域。由于桐城直隶南京，地理位置靠近京师，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均与京师经济文化盛衰息息相关，士子文化心理亦与京师文化空间没有太大的阻隔。这就形成一种文化的向心力，进而营构了“大江南”区域内呈东西走向的士子异动空间。这些因素，可以视为令桐城文化卓异于皖域的地理基因。

桐城文化的发达，也缘于其人文传统基因。桐城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民间读书风气浓盛，“风骚乐府，户习家传”(陈焯《龙眠风雅序》)[1]4。其文化由明世走向繁盛，至清季达高峰，尤其清世兴盛的桐城文派，以教育维结传承，绵延不歇200余年，更为桐城一地增色。桐城文化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是它的家族文化。从明代始，桐城一地即涌现出诸多名门望族，如张氏、方氏、姚氏、左氏、马氏、吴氏、何氏、齐氏、戴氏、钱氏、赵氏等。张氏家族的张英与张廷玉并称“父子翰林”，相继为相；方氏家族则有著名学者方学渐，既是东林党魁，也是桐城学术的领袖人物；姚氏更是桐城的仕宦望族，与张氏并称“桐城张姚”，姚鼐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左氏有名臣左光斗、左光先；马氏有“怡园六子”，有学者马树华、马其昶；吴氏一族明清两代出仕宦90余人；何氏家族代表性人物有何如申、何如宠兄弟，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同科进士，一为浙江右布政使，一官至户部尚书。诸望族有着相同的理念和风尚：一是重视本族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二是重视家族文献的撰写和梓行，三是加强望族之间的联姻与交往。人才辈出是区域与家族文化孳茂的显明表征，丰富的地方文献是地域文学繁盛、文化发达的有力载体，联姻是维护家族文化代相传承的有效途径。在桐城这样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地方，望族的文化传承意识必然更为强韧，相关的文献资料也必然更为坚实，望族之间的联姻也必然更为绵远。这样的望族，也就并非仅是人丁兴旺、地产丰饶意义上的“望族”，而更是在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层面上形成的“望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出身望族的名宦、硕儒，或是学者、作家、诗人，终其一生，都不可避免携带其家族基因。

二

记载桐城名宦大家的履历、仕绩、嘉言及其创作的文献，照例有多种方志，如张楷《(康熙)安庆府志》，胡必选《(康熙)桐城县志》，廖大闻《(道光)续修桐城县志》，赵恩宏《(乾隆)江南通志》，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或专门的人物志，如同治时陈作霖《明代金陵人物志》；或正史如《明史》《清史稿》等，亦有相关人物事迹的记载或诗文著述的著录。然作为地方文化名城的桐城，有更多的地域性文献存世。桐城西北有龙眠山，故桐城地域文献多有以“龙眠”题名者。康熙年间桐城人潘江编纂《龙眠风雅》，正集64卷、续集28卷，以时间为序，辑录了从明初到清初三百年间555位诗人的作品，每位诗人名下皆有小传，诗作或有简评小注。这是桐城有史以来第一部体例完备的诗歌总集。清初桐城古文代表作家潘江，其好友李雅、何永绍与他同声呼应，将明代至清初古文家的作品辑成《龙眠古文》24卷传世，共收录作家93人，文339篇，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嘉庆年间马树华搜罗补正乡先辈事迹辑为《龙眠识略》12卷，光聪谐搜集整理桐城先辈著述刊刻为“龙眠丛书”90余种。

另以“桐”“桐城”“枞阳”题名的文献亦多，如明万历年间，方学渐取耳目所及之忠孝义烈者，撰成《桐彝》3卷、续2卷，共50人、传23篇；另有《迩训》20卷，所记乃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道光年间，文汉光、戴钧衡辑《古桐乡诗选》12卷；戴钧衡与方宗诚合辑《国朝桐城文录》76卷；徐璈编撰《桐旧集》42卷，以姓氏为类，集桐城明初至道光庚子(1840)年间85姓共1263人的诗作7800首。道、咸之际，吴希庸、方林昌编《桐山名媛诗钞》11卷，收录清时桐城闺阁诗人近百家诗作。同、光时期，萧穆广录明朝至清同治间作家230人、文4380余篇，纂成《国朝桐城文征》264卷；后复取清初至同治间作家57人、文580余篇，辑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26卷。清末民初马其昶撰成《桐城耆旧传》12卷，乃以姓氏为纲，辑录桐城59姓123篇传记，成为桐城一地的史传性著述。

除了桐城地域诗文传记结集之外，名门望族也不断有人将本族文史作品结集，如马树华搜集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马氏家族72位诗人的4326首诗作，纂成《桐城马氏诗钞》70卷；其他如《桐城方氏诗集》《桐城姚氏诗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等。此外，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各类诗文集亦多录有桐城文人的作品及其小传，如明清之际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清初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季娴编《闺秀集》，清顺治年间陈济生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康熙时朱彝尊编《明诗综》、张豫章等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卓尔康《明遗民诗》，光绪时陈田编纂《明诗纪事》，民国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施淑仪编《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光铁夫辑《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等。

这些文献的存在，使今人领略桐城文化、研究桐城人物成为可能。一个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宦绩、著述及其对地方文化建设的贡献，各种信息如此鲜活地存现于文献资料中，等待今人去触摸、细读、感知。谨以青山何氏家族为例，诸多文献的记述概括了望族人物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有以下数端。

其一，各类文献记述了何氏家族忠贞义烈的各种嘉言懿行，如何思鳌不易嗣世、不争家产；何如申为政清廉、归无长物；何如宠与物无竞、难进易退；何如宠欲以相国荫移侄儿，何应琼辞而不就；何应琼欲以己田分赠诸弟，何应璇寸地不取；何应珽光明磊落；何应珏恬淡寡欲；等等。

其二，诸多文献简明地记载了何氏族人与当时名宦、宿儒、士子、畸人(2)指有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明清诸多方志有《畸人传》。的社交往来，如何如宠与叶灿皆从吴应寰受学，与同里方大铉、方大钦、吴应宾、叶灿、左光斗、史可法、谢逸等交好友善，唱和切磋，而吴国琦、汪国士等人又同出何如宠门；何永栋晚年以吟咏自适，与二三老人每日酬答；何应琼与左御史倪宫谕、璩武宁辈结为文章知己，日夕讨论；何应璇尝从鲍泰轮前辈倡导“怡园社”，为同社友马懋襄送葬尽哀，人谓有“范张遗风”等。

其三，相关文献披示了何氏与桐城诸多望族的姻亲关系，如何思鳌、何如宠均娶方氏女；何如申长子何应琼娶吴应宾长女吴令则为妻，仲子何应璇娶方大镇三女为妻，幼子何应珏娶方大美次子方承乾之女，幼女嫁左光斗次子左国棅；左光斗长子左国柱娶的则是方大铉之女；何如宠独子何应璜娶张士维之女，长女嫁与方拱乾为妻，次女嫁与吴用先次子吴日昶；何应璜三子何采娶张士维长子张秉文之女，幼子何棠娶吴伟业女，长女嫁与方拱乾次子方亨咸，三女嫁吴家周子吴元礼，四女嫁吴国琦子吴宏宁，五女嫁吴士讲子吴世忠；何应瑗娶麻溪吴应莘之女；何应璜次子何亮功长女嫁马之瑛之子；何如申三子何应珽之三女嫁与吴日昶子吴兆熊；何应璇三女嫁与张秉文子张克倬；等等。上述姻亲关系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桐城方氏、张氏、姚氏、吴氏、马氏与何氏等望族之间互相联姻，彼此交错，互为郎舅、翁婿；二是桐城望族之间数代联姻，姻亲关系久远绵长，其中何氏与方氏的联姻维系十余代之久；三是望族之间有跨越辈分而结秦晋者，如方承乾女嫁何应珏，其弟拱乾却娶了何应珏的堂姐为妻。

其四，一些文献著录了何氏文集诗稿之名，如何永栋著有《寒香斋录》《天园绛》《莲溪诗稿》，何应琼著有《双桂堂遗稿》，何应璇著有《据梧轩集》。或是辑录了何氏的诗文作品，如《龙眠风雅》卷一〇曾录何如宠诗62首，数量当为何氏诗人之最；又张楷纂修《(康熙)安庆府志》卷二五录其文《劝圣学疏》1篇，卷三〇录其诗《爽园》1首；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一九录其诗3首，传云：“晚居金陵，近体诗和平蕴藉，与谢于乔相近。”[2]诗作少至一首者，一些文献也予以载录，如何应珽年少善文，好读书，甲申国变后，应岁荐，因病未行，卒于旅舍。《龙眠风雅》卷二八录其诗《暮雨》：

檐溜翻盆夜有声，案头灯火倍分明。雨来汗漫窗前暗，诗费敲推枕上成。抱膝自怜寒到骨，掩门终日静无情。时危只合茅斋坐，不向人间浪得名。[1]353

《桐旧集》卷一七亦录此诗，其中“倍分明”作“失分明”，“雨来汗漫窗前暗”句作“云来汗漫窗前湿”，“敲推”作“推敲”[3]。诗以清冷苦寒之笔，真实记录了作者身历国变、困顿驿舍而犹然坚守气节的微观世界。

三

桐城诸多文化世家之间世代交互联姻，是明清桐城文化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错综的姻亲关系网下潜藏着一个真切而强韧的历史事实：桐城望族十分重视女儿的文化教育，使她们出嫁后能更好地承担相夫教子、传续世家文化的责任。从时代维度看，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制度，使得士人家庭将读书以仕进并进而提升家族声誉地位的期望寄于子弟之身，这就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士人家庭早教幼教模式的逐渐形成。对于文化世家而言，由于父兄每每游学、仕宦、远幕或授馆在外，在家庭中多数时候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对幼小子弟的教育训导便往往由母亲、家族中的其他女性长辈或退居在家的祖辈来承担，而他们也正好有较多的闲暇、足够的能力在家庭之内实施教育。这就决定了士人家庭娶媳之前，除了考虑拟聘对象的品质心性之外，必然还要考察她所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一个出身当地望族的女儿，家庭背景相对透明，自小又有良好的家教，生长在同一个文化地域之内，说着同样的方言，浸润共同的良俗公序，与夫家门当户对，自然成为望族优选的对象。一嫁一娶之间，带着父家文化教养的女性嫁进夫家，与夫家的家族文化交融互补，在生物性的繁衍功能之外，还有文化融合与传续的责任在内，进而形成一种维护家族延续、促进家族文化上升的文化传续机制。

现以何、吴、方三姓姻亲关系网为例，来研判文化世家的女性在维系家族血脉、传续望族文化进程中的作用。何氏八世何如宠与吴应宾、方大钦最为友善，彼此唱和，交谊匪浅。吴氏先祖亦自婺源迁居桐乡，其家族之兴从明中叶吴一介开始。吴一介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子吴应寰为万历间邑廪生，与弟应宾齐名，应宾每自谓不及，何如宠、叶灿皆从受学。吴应宾少时即博览群书，诵咏千言，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命编修，以目疾告归，居乡四十载，教授门徒，闭户著述，为文数万言，口授而弟子记录之。其为人操行端正严谨，孝顺友善，精通性命之学，学理推宗儒释，认为作诗为余技。吴应宾有两个饱读诗书的女儿，他将长女吴令则嫁给了挚友何如宠兄子何应琼为妻，又将次女吴令仪许配了挚友方大钦兄子方孔炤。方大钦兄弟三人，兄方大镇，弟方大铉。方大镇将长女方孟式嫁给清河张家的张秉文；将次女方维仪嫁给姚氏家族的姚孙棨；三女嫁给何如宠兄子何应璇，三女所生女儿嫁给张秉文子克倬。何如宠则以幼女许配吴家，方大铉亦将女儿方维则嫁至吴氏家族。由此可知，何应琼和方孔炤是连襟，其弟何应璇和姚孙棨、张秉文是连襟；方孟式、方维仪和吴令仪是姑嫂，吴令则和方孟式三妹是妯娌；方孟式与丈夫是姑舅表兄妹，与自己三妹之女是婆媳。由于这样的一种姻亲联系，来自不同家族的文学文化、家风家学就在姻亲网的牵引与交错中获得促进、交融和整合，家族文化基因也借助品质上乘的多重联姻得到优化。

从方氏姐妹和吴氏姐妹的命名，可以想见桐城望族对女儿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对她们将来所要承担的家族责任的期望。式者，准则也，榜样也。《东观汉记》谓邓彪“以亷让率下，为百僚式”[4]。则者，楷模也，准则也。元刘祁《归潜志》云：“不若居高养蒙，不为世网所羁，颇以李白为则。”[5]仪者，容止也，仪表也；引申为表率、标准、准则。元戴表元《祭徐母吴氏夫人文》：“有闺门贞淑之节，而能督饰孩稚，家仪塾范，与父师均。”[6]方氏长女曰“孟式”，“孟”既是“孟仲叔季”之“孟”，也是“孟光”之“孟”。孟光字德曜，方孟式(1582—1639)乃字如耀(3)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卷一〇作“德耀”，清代徐璈《桐旧集》卷四一、清代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一二均作“如耀”。。合而观之，“孟式”之名，要求的是要以古代贤妻的典范孟光为榜样，铸造自己的道德人生。维者，护也，持也。“维仪”“维则”之名，要求的是要维护古代闺阁贤德的准则和仪度，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容止。所以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方维则字“季准”。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有约在前，抑或受到启发，吴应宾亦以“则”“仪”为女儿命名。令者，善也，美好也。“令则”原指美好而合于礼法规范的品德；“令仪”则指美好的仪容与风范。古籍中两词多用于颂扬女子美德与美仪，如汉灵帝刘宏曾因追思逝去的美人王荣而作《追德赋》《令仪颂》，其子刘协继位后追谥王荣为灵怀皇后。又北周宣帝陈皇后册诏曰：“咨尔仪范柔闲，操履凝洁，淑问彰于远近，令则冠于宫闱。”[7]唐司空图《障车文》以“令仪淑德，玉秀兰芳”[8]之句颂新婚女子之德貌。吴应宾为女儿取名“令则”“令仪”，显然对她们的未来寄寓了美好的期望。

名字寓意有极高相似度的这五位才媛，其人生经历各有差异，大致可分为三组。方孟式天资明敏，笃志诗书，九岁能文，颇有诗才，父甚爱之，每以是女身为憾。夫张秉文年少俊朗，风采非凡，两人吟咏唱和，敬爱和睦。方孟式二十余生一子，夭折，仅有女名德茂,于是“嗟自无子，选置妾媵”[9]，“随举三子，笃爱如己出”[10]453。崇祯十一年(1638)，张秉文任山东左布政使，孟式随往，秉文衣不卸甲，日夜守城。次年正月初二，城破，秉文披甲与清军巷战，中箭身亡。孟式遂投大明湖殉死，年五十八。有相似经历的是吴令则，文献称其聪颖机敏，幽雅贞静，少从父学诗，博通经史，崇尚礼义，其诗声调婉丽，尤能相夫佐读，遵守闺范，孝敬长辈，出嫁二十余年，朝夕问姑嫜安，“敬顺夫子……无子，遂置妾媵，欲广其嗣”[9]。吴令则为夫置妾，作为她美好妇德的证明记录在案。令则每临清风明月，吟诗咏怀，多焚其稿，惟姻亲所藏数首传世。何应琼后流寓江南多年，病逝他乡，吴令则前往理丧，因伤心过度，未及一年卒于墓地。无子，置妾，死节：相似的人生历程，证明了她们生命观、价值观的高度趋同，而后者乃是以她们从原生家庭接受的文化教育与训导为底蕴的。

另一组有极为相似人生经历的是方维仪、方维则姐妹。方维仪受家学熏陶，自幼聪慧，曾随父游居天雄、北京等地，能即景吟咏，博学多才，亦通佛经，常与姐弟文辞唱和。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年十七，嫁同邑姚孙棨。姚孙棨聪颖好学，孝顺友爱，与维仪伉俪情深。但因长期苦读成疾，容颜憔悴，婚时已病久。次年五月，姚孙棨病情加重，仍目不离卷，作诗百首。维仪以有孕之身，躬扶起居，侍奉汤药，周旋左右。九月，姚卒。后维仪生一女，九个月夭折。因孀居家窘，兼有闲言，遂请归母家守节。康熙七年(1668)卒，年八十四。方维则亦自小工诗，年十四时嫁同邑诸生吴绍忠；年十六，夫死，一子复夭折，遂守节；年八十四，卒。方维则孀居近七十年，较方维仪更多一载。嫁与书生，早寡无子，守节终身，年八十四卒，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姊妹俩不仅名字充满设计感，人生轨迹也被设计得如此相似，不能不说是她们原生家庭文化观念的强韧介入所致。原生家庭对女儿的教育，除了勤读文史、学习创作诗文之外，有更多的传统妇德规范的教导，其中贞节观的输入力度远胜物质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联姻时对子婿出身门楣的选择及其由读书而仕进的可能性的考虑，大大超出了对他们个体体质强度与生命长度的考察。当子婿因勤读过度、损伤身体而病卒之后，他们的女儿对传统的女性生命价值观的遵守程度，几乎达到宗教式的理念层面。

与前两组才媛生命轨迹均不相同的是吴令仪(1592—1622)。吴令仪，字棣倩，聪慧勤学，喜读书史，学识渊博，精通佛典，又能写诗作文，词翰清新婉丽，书法学卫夫人，有飘逸之态，与姐令则同有才名。嫁后侍奉公婆勤谨，相夫教子，与夫婿琴瑟相和。由于吴令仪嫁的是方维仪、方维则的弟弟方孔炤(1591—1655)，这就拓展了她与方氏三姐妹深度交往的时空维度，且使方、吴两家这一代五位才媛走到了一起，进而组成桐城文化史上最富才名的闺蜜群。方氏闺阁中，方孟式有“纫兰阁”，与维仪“清芬阁”、维则“茂松阁”并称“三阁”；而维仪才情特高，颇有大志，常自恨不为男子，建功立业于世。清初朱彝尊曾评价方维仪之才曰：

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夫人才尤杰出，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

他举例称：

若“白日不相照，何况他人心”，“高楼秋雨时，事事异畴昔”，何其辞之近乎孟贞曜也？[11]

朱彝尊竟以唐时孟郊比照维仪，可知其对维仪诗艺甚为推许。此时睹面，五位才媛既是姊妹，又是姑嫂、妯娌，众皆推维仪为师，每每以研读文史为织纴，吟咏酬唱于清芬阁，遂结成明清文化史上第一个女性诗社，即著名的“名媛诗社”。古来女子吟咏非桐城独有，然江南闺阁唱和之事，却由桐城名媛开其端绪。潘江曾评曰：

龙眠彤管之盛，倡自纫兰、清芬，久登词坛。……若夫环珠(4)“环珠”指吴令则，盖令则有《环珠室集》2卷，今未见。、棣倩，咸琢词章，……内行肃雍，母仪贞顺。笔霑花露，皆宝金虹璧之吟；墨蘸香脂，鲜冶叶倡条之奏。则又闺阁铮铮雅音与高行并传矣。(《龙眠风雅发凡》)[1]1

有益于风教的诗歌和音乐是为“雅音”，贤人君子美异高尚之行为是为“高行”，潘江之评将吴、方姐妹推至诗文与道德交相辉映的精神高地。

由于方维仪长居母家，与弟媳令仪朝夕相处，而令仪师事维仪亦较他人更为便捷，两“仪”情谊之深厚密切亦甚于他人。令仪有《呈姚维仪姑姊》诗曰：“与姑为伴十年余，胶漆金兰总不如。忆得峨眉山下住，相思惟有一双鱼”[1]230，足可为证。然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一金兰之谊不久就遭到生命本身变故的打击。维仪弟孔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第，入选京师，其后任嘉定知州，次年又迁官福建福宁，令仪随夫宦游。后令仪于天启二年(1622)病逝，年方三十一。此时孔炤宦游在外，子以智年方十二，女子耀九岁，次子其义(1620—1649)年仅三岁。回母家守节的方维仪此时遂毅然担负起奉亲、颐侄、理家的重任。方维仪《未亡人微生述》一文曰：

弟妻吴宜人愉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抚其诸英，训诲成立，完其婚嫁，必当终于一诺也。长上姻亲，敢不恭敬和睦？卑幼仆从，忍不慰谕恩款？如此以无拂两门之欢心，凡余所为极难耳。[10]456

方以智后来追述曰：

智十二丧母，为姑所托，《礼记》《离骚》皆姑授也。[12]2

其子方中履在为姑母方子耀作传时，清晰地描述了这一段经历：

吴太恭人早卒，时先公十二岁，恭人九岁，皆育于仲姑清芬阁中。……恭人学图、史、礼法，清芬实兼母与师。[13]

方维仪不仅是子耀的母与师，也是以智和其义的母与师。她要求方以智生活节俭，为学谦谨，从政不忘祖辈之德。方以智对姑母充满了感激与赞赏之情，他在《清芬阁集跋》中赞曰：“能著书若吾姑者，岂非大丈夫哉？”[12]3“大丈夫”者，有志气、有节操、有作为的男子之谓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以“大丈夫”之名称赏一个女性，自然不是仅因方维仪本人有男儿志，更多的是因为她虽终身守节，却全力担负起教育训导子侄并使他们成长成名、传续家族文化血脉的重任。

两“仪”交集后的故事，足可提供这样的一个典型例证：明清时期桐城望族子弟的家庭教育，在母亲生命中止、父亲严重缺席的时候，可由其他更有文化素养的女性长辈来承担，她们在原生家庭所接受的底蕴深厚的文化教导，使得这种替补式母教成为可能和必然。从这一视角来看，桐城域内文化世家的相互联姻，无异于一种家族文化资源的流转与共享。它所绾结的家风、家学、家训等内核，在文化世家之间的多重血亲融合中不断产生新的文化细胞，激发多个家族的子弟融通经史，焕新家学，进而形成地方特点明显的区域文化版图，并不断充实、更新、光大之。

四

若进一步考察桐城何氏与方氏联姻之于族人科举仕进和文化资源流转之间的关系，则这种望族联姻传续机制的意义也许就更为显豁。 桐城青山何氏源于婺源何氏，自何鼎洪武初北迁桐乡，至七世何思鳌以岁贡廷试第一、授山东栖霞知县，何氏大家族的基础方始开启。据现有文献记载，何氏家族与方氏家族联姻是从何思鳌父辈开始的。何氏六世岫、峒、峤、峋，均有女嫁入黄华方氏。何思鳌妻正出自黄华方氏，两人共养育了三子一女：长子何如达授上林苑署丞、邑举乡饮大宾；次子如申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三子如宠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进武英殿大学士；一女嫁回黄华方氏。何思鳌妻后以次子如申任浙江右布政使赠淑人、三子如宠进武英殿大学士赠一品夫人，寿九十五。何氏望族地位乃是从何如宠这一代奠定的。

与此同时，何如申、何如宠兄弟俩也空前重视与桐城第一文化世家桂林方氏的联姻。何如宠(1569—1641)娶妻黄华方氏(5)何如宠岳父许静斋先祖许道兼祧许、方两姓，并允子孙自主姓氏，故其后姓方者甚多。清人胡必选《(康熙)桐城县志·列女·明》：“相国何如宠妻方氏，何与方皆著姓，青山故两姓世为婚姻。”《中国地方志集成》之《安徽府县志辑》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长女嫁给桂林方氏方拱乾，方拱乾是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太仆寺少卿方大美之幼子，崇祯时少詹事。何如申先娶鲍氏、继娶程氏，纳侧室江氏，均非大族，然为长子何应琼娶桐城吴氏女为妻，为幼子何应珏娶桂林方氏方大美次子承乾之女为室(何应珏继室仍来自桂林方氏)，为仲子何应璇娶桂林方大镇三女(方孟式、方维仪的亲妹妹)为室。按道理，方大镇如此注重长女和次女的教育，以饱含闺阁言行典范意义的词语为她们取名，让她们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诗文书画样样出色，对三女儿的文化教育也当十分重视才是。然遍查现存文献，罕有此女信息，文史教养、诗画才名均不可见，甚而名字亦未能知，殊可怪异。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方大镇的三女儿无甚才学，没有诗文作品，甚至也没有多少可以嘉许的言行，故而雁过无痕。然而这一秦晋之缔，无疑又一次巩固了何、方两个望族之间的文化联盟。至何氏九世，何、方联姻更甚于前。何如宠独子何应璜将长女嫁给桂林方氏方亨咸，方亨咸是何应璜姐姐与方拱乾所生次子，顺治四年(1647)进士，监察御史。何如申幼子何应珏则将长女嫁给方若珽子方宣言。这是何氏十世，此世与桂林方氏联姻有12次。据何氏宗谱统计，至十六世(清同治朝)累计达266次。[14]何、方两大家族的联姻一直持续到清末。

桐城桂林方氏是典型的诗礼簪缨之族。作为桐城地域内第一文化世家，其形成源于明建文元年(1399)五世祖方法起始的家族文化的累世积淀。明清桐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学繁盛，桂林方氏则恰以理学而著称。据相关方志记载，明清两季桐城著名理学家18人，出自方氏家族的就有5人：十一世方学渐，子方大镇，孙方孔炤，曾孙方以智，玄孙方中通。[15]方学渐(1540—1615)，万历二十六年(1598)岁贡，因科考不顺，遂潜心儒学，砥砺名节，讲贯文学，以诸生主讲席二十余年，声名远播，与东林党人高攀龙、顾宪成交游，尝至东林书院讲“身心性命”之学，备受推崇，东南学者推之为“帜志”。晚年归里，于桐城县城北门筑建桐川会馆，门下数百人受教，桐城设馆讲学自此始。清大学士张英曾赞曰：“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累世，皆先生之毂诒也。”[10]102(《方明善先生传》)方大镇(1561—1631)，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历大名府推官，擢升江西道御史、大理寺丞、大理寺少卿。致仕后，与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等建“首善书院”，聚集志趣相投者讲学。其学沿乃父之说，倡导性善之论，详析良知之说，辩论儒释之别。方孔炤中进士后，初任嘉定知州，官至湖广巡抚，崇祯末，以旧官起用，屯田山东、河北，兼理军务，未行而京城失陷，遂奉母南奔，归隐白鹿山。入清后，洪承畴屡次举荐，辞不出。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二年(1639)由乡试中举人，十三年(1640)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顺治三年(1646)，因拥立桂王有功，擢左中允；四年(1647)，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遭劾罢职。方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天文地理、诗文书画等，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16]。

自宋元而至明清，理学家往往以《易》立论。朱熹即从《易经》解释入手，阐发其理学理论，提出“太极”即“理”、“阴阳”即“气”的命题[17]。其理学和易学互相渗透，引导了宋以降中国文化史的学术思想走向。明清之际桐城方氏亦是以解《易经》而成就理学的文化家族，方学渐是这个家族易学创始之人，著有《易蠡》10卷；方大镇著有《易意》4卷，《千顷堂书目》著录；方孔炤著述甚勤，潜心经训，与子方以智合著《周易时论合编》23卷，顺治十七年(1660)刊本，另有《学易中旁通》等著；方以智著述数百万言，有《周易时论》15卷、《易余》2卷，另有《易筹》《学易纲宗》等(已散佚)；方以智长子中德(1632—1716)通经工史，著有《经学撮钞》《心学宗续编》《易爻拟论》《性理指归》等，次子中通(1635—1698)是一位数学家，同时也浸润易学，著有《心学宗续编》4卷、《周易深浅说》等。有人认为，桐城方氏到方以智时，易学已完全走向成熟，具备了集大成的品质，其子嗣延续父辈的致思路径做了补充工作。[18]易学与理学、诗学，共构了桐城方氏家学内核。

将何氏家学与方氏家学的相关文献资料作一比照，可以约略知道望族之间的联姻之于两姓家学的交互促进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桐城何氏家族的家学要旨亦是易学，而且以易学进仕正是从七世何思鳌开宗。与方学渐同辈的何思鳌先以《易》补郡廪生，而后由岁贡廷试第一知山东栖霞县；同辈何思鸣、何思烈、何思衡兄弟亦以治《易经》而出名。八世何如达、何如申均以《易》补郡廪生，何如大、何如衢、何如极、何如彦等均以《易》补邑庠生。九世有19人皆攻《易经》，以《易》而补郡庠生者9人，何如达五子均以治《易》而显；何应奎以《易》补郡廪生，万历戊午(1618)举人、己未(1619)进士。十世以《易》而显者22人，其中，何如宠孙何槃以《易》补邑庠生；另一孙何采以《易》补江宁县庠生，顺治戊子(1648)举人，己丑(1649)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一世治《易》者16人，其中何梦元为何如达曾孙，以《易》补邑庠生，乾隆丙辰(1736)科中第十名举人。十二世治《易》者15人，其中何光远以《易》补邑庠生，康熙己卯科(1699)中第六十九名举人。至十三世，桐城何氏家族以《易》而取功名者累计达91人。

由此可知，望族联姻的绩效，不仅体现在望族女儿将父族文化基因融入夫族，促进夫族家学文化的衍生与传续，更体现在有姻娅关系的男子之间学术文化思想的深层交流与交互激发。上述何、方两族名人中，何如宠与方大美是亲家，何如申与方大镇是亲家；何应璇与方孔炤是郎舅，何应琼是方以智的姨丈，方承乾与何应珏是翁婿，何应珏又与方若珽是亲家；方拱乾是何槃、何采、何亮功的姑丈，方亨咸与何采又是郎舅。桐城其他望族也有治《易》者，如吴用先著《周易筏语》，张英著《易经衷论》，但均无何、方两族治《易》之盛，且他们亦与何、方两族有割不断的文化血亲关系：吴用先与何如宠是亲家，何应璜是张英的姑丈，何采与张英既是郎舅，又是挚友。何、方世代联姻，两姓均治《易经》，文化血脉代代相连，学术资源共建共享，遂营造出明清桐城学术文化史的一大地域特色。

对上述种种现象作一圆览，可以较好地解释，何以桐城何氏家族要与本地其他望族之间世代交错联姻，尤其是与方氏家族联姻十余代。因为望族文化会由此得到稳定而持久的传续，一种渊源有自的家学也不会因为某种突然的变故而致中断；望族男性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也因此更为频繁和深入，从而在思想的碰撞、治学经验的借鉴、方法的效仿与革新中，达到助力自我、光大家学的目的，并进一步实现推进国学、育导天下、传之后世的终极目标。这种有目的的联姻，并非是一种纯乎自然的习惯或生物意义上的选择，更大程度上则是明清桐城文化世家的一种主观的传续理念和积极的文化行为，体现出一种学术递进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就此而言，明清桐城望族的文化传续机制，是由望族姻亲系统内的诸多男性文人学士与闺阁知识分子共同营构的，世代联姻所缔造的文化血脉使这一机制得以长久而稳定地运行下去。这也是“大江南”地带多个地域文化板块得以形成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