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兴(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建筑学院， 福建 漳州 363105)

解读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建筑思想，需要应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主题的定位；二是相应的理论转化。能否把握有关问题的本质方向，并且从建筑理论的角度得到一定的兑现，关键要看采取何种策略。

成功的策略使读者保持警惕。作为思想的冒险，任何解读都应正视误解的危险，因而需要分析具体困难，探索有效的应对方式。 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要能看清作者的关心所在。已有研究在基本面上存在多种理论视角。这主要体现在以现象学、伦理学和技术问题为主导的讨论方式上。在争论中以特定形式出现的歧义既是诠释性的，也是发挥性的。

建筑的主题既大也小，对于哲学裁定历来皆非易事，如果理解不到位，极易产生偏差。即便在方法上取得突破也难免遭遇障碍，更不排除矛盾和困惑。海德格尔观念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共鸣，是因为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海德格尔在时代考验下，对建筑经验做出历史性的判断。由此，只有在总体上深刻理解他的运思进程，才能在还原的道路上找到正确的切入点。

综上，有必要厘清众多文献的大脉络，辨明其中的根本性误解。这对于进一步的主题化研究既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又是一项独立的学术任务：从本源思想的前提，探索符合文本要义的解读策略。

一、基本思路和研究状况

海德格尔共有两篇(建筑)主题论文：《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以下简称《本源》)和《筑·居·思》(1951)。在《本源》中，“建筑”跟随“物与作品”“作品与真理”和“真理与艺术”三个环节的交替发挥，在“本源”上获得确切的位置和指向。《筑·居·思》瞄准建造和居住的人本关联，将“建筑”提升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纲领性议题。另外，在《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人诗意地栖居……”》《艺术与空间》中，或者当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techne)的时候，一些文字或表述也涉及建筑概念。

在总体上，“建筑”为“存在之思”构成一个中央枢纽，但不像其他学科性主题(语言、科学、宗教)具有隐性特征。从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中，人们难以找到与“建筑”地位相匹配的一个“公开说法”。鉴于《海德格尔全集》的复杂性为建筑主题的思想定性带来的额外难度，应当加强文本的整体钻研，达到综合考量的有效基础。

海德格尔长期以来聚焦于一点：“存在”。他运思的基本途径是通过“人本”展现存在论的历史形态，在形而上学的轨道上阐明“(存在)遗忘”的核心命题。

作为艺术和技术的基础平台，“建筑”在本源和时代的双重意义上，经“引导问题”(形而上学历史)和“奠基问题”(存在论)，针对“忘本”的现象和“返乡”的需求，于“转向”(Kehre)[1]的上下文，有着一个持续发挥的进程：

其一，由早期的各项预备性问题，围绕“此在分析”，在“世界性”的焦点上，通过“在其中”，经“寰世物”[2]，建筑的环境框架得到确认。

其二，中期的探索延续先前的思路，深究“物”的实质，在艺术讨论上取得关键性的进展。通过作品的两个环节：“作”(techne/poiesis)和“品”(ergon)[3]——建筑(Architektur)在真理的本源上呈现出形式和内容。

其三，后期的成果水到渠成，集中体现为人本的开显。从艺术主导到技术主导的过渡，揭示出当前形势的时代驱动。通过“建造”(Bauen)和“居住”(Wohnen)两大任务的同一性论证[4]，建筑的思想获得历史性总结和展望。

由“存在”出发，经“作品”到“人本”，在整个“建筑论”的酝酿发展中，海德格尔构建了一个独特的主题平台。该独特性表现为主题的非专题性：作为“存在之思”的提问依托，即“建筑”不是多种专题中的副产品，而是位居主题中央的原始枢纽，为隐秘的思想道路构成宏大的问题背景。

可见，海德格尔对建筑的主题需求不在于专业性的兴趣(外在的)，而在于获得基础性的支撑(内在的)。在这个视野下，(存在问题的)提问形式分别体现在三个阶段：世界-环境(建筑本质1)、作品-本源(建筑本质2)、建造-居住(建筑本质3)。随着问题的递进，人本意义的对应依次是“此在”“真理”“泰然任之”。在总体进程上，主题平台的使命在于：为完成“思想”(启动/开显/集合)的根本任务创造条件。

建筑之所以在主题上能够承担如此重任，是因为在这里，从一开始于技艺(艺术和技术的原本统一)——在自然(physis)和逻各斯(logos)的对抗中——到最终从现代技术的集置(Gestell)[4](技术和艺术的另一种“统一”)，始终能够找到人本开显的时代方位——指向唯一的“问题”。

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专门讨论“建筑”[5]。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应当对概念界定做出说明。从学科角度到语言本身，建筑的意义需要在建筑和建造之间找到根据。 亚当·沙尔(Adam Sharr)正确地指出建筑一词的“不足”。但是，他认为这产生于对时代状况的贬义评判，断定《筑·居·思》要以“建造”代替“建筑”[6]41。该观点表明研究者对主导问题尚未形成充分的宏观认识，违背了“建筑思想”发展的前后逻辑。《筑·居·思》和《本源》的关系并非如沙尔设想的是“取而代之”。尽管他也提到作为建筑文本的《本源》，但没有拿出实质性成果，所以缺少立论依据。

《本源》在结构上具有明确的艺术主导特征，论述建筑的篇幅有限。这虽然容易引起(建筑主题)边缘化的错觉，但不是造成该文在很大范围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主要原因。海德格尔讨论希腊神庙的方式独一无二，相关研究的力度却远远不够。在形而上学的主体-客体定式上，建筑的本源意义不容忽视。这一意义不仅早于认知论，而且优先于理论和实践分化的原始性。特别是对于技艺的本质，这个统一性至关重要，得从Architektur在词源上的三个要点(arch/techne/Tektonik)进行深入考察。作为打通前后思路的中间要塞，《本源》的作用在于从“作品”阶段的真理问题角度，为“思想”阶段的步伐探明方向。

学界对《筑·居·思》的核心地位几乎没有争议。海德格尔通过集中式的讨论为这篇论文规定了主旨。然而，如果孤立地看待其中清晰又复杂的词源语义分析，仅仅被动地“跟随”作者却忽视具有人本意义的“存在问题史”关联，那么将产生工作中闭门造车的消极倾向。当前，关于《筑·居·思》的研究在经历了一段繁荣期之后正陷入脱离《海德格尔全集》背景、单独行事的不良态势，局限于此的做法比比皆是。其中的不利因素较多，最直接的推力来自对“建筑思想”的系统性误解。

事实上，海德格尔为建筑提供的议题范围具有巨大的张力：一方面从环境和物的关系，通过作品在技艺上取得大框架；另一方面不苛求概念性限制，而着眼于艺术和技术原本的统一，从时代方向揭示人本状况。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建筑”到底有怎样的内容指向，只有经过一个开放的奠基过程，才会呈现出来。其中Architektur和Bauen分别是两个有着同等地位的核心词(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优先)，并且共同指向一个隐性的“大建筑”(A+B)。这要求在相关理论转化中，策略性地探讨这里的双重性和唯一性在专业上的对应。

笔者建议在翻译中把建筑和建造区分开：“建造”是Bauen的名称(比“筑造”“营造”佳)；“建筑”只对应于Architektur。翻译本身虽不是当下议题，但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更要特别注意避免由此产生误导。

在现象学、伦理学和技术问题的三大方向上，笔者能找到流行的解读套路。这些操作方式虽然不错，反映出学术热点，但无法再现海德格尔建筑思想的全貌。不管是现象学的理论设定，或是伦理学的实践要求，还是技术主义的时代诠释，都已偏离了作者的目标。唯有从“存在之思”读懂“建筑论”，方能理解哲学家。当然，鉴于相对滞后的研究状况，学者不可急于求成。一方面，要展开预备性铺垫，面对主题定位的任务做出判断；另一方面，要在本质方向上寻求突破，实现学科性的理论转化。由于一般读者或多或少地回避了这两方面的挑战，从未正视思想的艰难性，结果自然令人不满意。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根源上不是由于疏忽、失误甚至错误，而是耽误——由迷误导致的本质性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功利性的阅读驱动，通过一种在内核上受运用需求支配的开发模式，也就是在背离文本指示的外部干预下，混淆了本质工作的澄清方向，必然陷入与文意相左的僵局。特别是将解释和批判，将理论和假设并为一谈，使得阅读的开放状态终结，从而失去揭示作者初衷的中肯态度，最后无法提供符合还原精神的基础论证。总之，忽视追本溯源的必要性，只关注局部的获利而缺少对整体思路的重视，终究于关键之处不得要领。

二、现象学的误解

将海德格尔的建筑论看作一种现象学，诚然有明确的理由。不过所谓的“建筑现象学”是否切中他的本意，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在何种意义上海德格尔将“建筑”视为现象学主题；第二，怎样把握其中的主导线索。

第一个问题要求澄清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理解，明确“建筑”的思想位置。“现象学”是方法[7]，海德格尔一贯如此强调，并且要求清算“对存在问题的耽误”[2]144。按照胡塞尔的观点，因为现象学在方法的意义上最严格地执行主体性原则，所以需要克服这一点，突破“纯粹意识”的理论局限性，在“回到事情本身”的进程中返回“存在”[2]144。

方法的要领在于“看”。“看”对应着现象(phainomenon)，现象意味着存在的显现(physis/aletheia)。“看”需要逻各斯[8]，完成“见”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看”不仅仅属于人的行为，还基于人“和”存在的共属，表明“绽放”(Ek-sistenz)的一种兑现：由显现和逻各斯的争夺产生的“开放领域”[9]，经道说(legein)和闻讯(noein)的协调，达到“真理”——这是海德格尔本源探索的重大突破。具体而言，诠释学和词源学构成最主要的思想实践。“分解”(Destruktion，不宜译为“解构”)是其中的核心技术，作用在于去除形而上学概念历史的层层遮掩，达到思想的开端。

“建筑”在哪儿？在人，在其本。由“操心”透过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在初始的统一中，还原建筑历史性的人本地位，这是现象学的任务。[8]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将海德格尔纳入广义的现象学行列，声称在后期，一方面随着语言的困难程度递增；另一方面出于视角的转化——由“从人到存在”到“从存在到人”——现象学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10]更明确地说，随着“转向”，海德格尔在方法上不再属于现象学。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其建筑思想是否也脱离了现象学？这在建筑现象学看来又如何解释？

建筑现象学貌似复杂，穿过其来龙去脉，不难发现主要的尝试都从后期的海德格尔出发。于是问题应运而生：假如《筑·居·思》是一种非现象学的产物，怎样使之再回到现象学？回答是：不可能也不需要。这样的回答明显不合适。倪梁康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有关讨论“仍然被称作现象学与建筑或建筑现象学，而不是存在与建筑或建筑存在论”[11]。但是，他将海德格尔的建筑思想理解为现象学中的一种而没有进一步就其主题特征做出必要的澄清。

对应于存在(Sein)的显现(“看”)——现象学，“本有”(Seyn/Ereignis)[12]是怎样的思想，这个问题属于海德格尔研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不管是回避还是没有意识到，建筑现象学对此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带着这样的先见去解读，认为这总归是“现象学的”。问题就出在这个预设，其中的误解显示，海德格尔的建筑论仅仅被看作一类建筑思想。

体系型作者，如诺伯格-舒尔茨、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兹(Alberto Pérez-Gómez)、沈克宁、M. 雷扎·设拉齐(M. Reza Shirazi)等人，都将建筑现象学的基本课题设定在围绕“意识”“知觉”“体验”的环境心理上甚至是心理学的，同时希望能够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加以改造利用。这在第一层误解上又加了一层。在双层迷误中难免产生困惑：为什么“建筑论”不像现象学探讨相似的主题？

那么，海德格尔的建筑主题究竟落脚于何处？答案还是“存在”。现象学的目标是“看见”(存在)，建筑的人本地位对应于此(目标)。这样，“建筑”和“现象学”之间的开显关系便有了着落。不过这只说了一半。在现象学之外，海德格尔是否在克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另有新的思想，这从建筑主题——在现代技术本质(危险)下——又怎么理解，对这另一半的处理，暂时放下。

在回答了(现象学的)第一个问题之后，第二个问题的线索随之呈现出来：建筑在基本面上有两组虚实关系。作为主题的支撑点，“物”和“场所”是两个关键概念，其作用在于为本质界定明确前提，构成第一组关系。另外两个要素：“空间”和“建构”，表明在本质前提下的专业落实，构成第二组关系。

海德格尔对“物”和“场所”做过细致的讨论，谈到“空间”的地方比较少，关于“建构”的文字极其罕见。

什么是物的答案取决于环境和聚集两个维度，同时对应着“世界”。由物性吃透建筑的世界基础，有利于看清海德格尔的问题导向。在理解世界化与物化的双向关联上，难点在于“亲密性”“近和远”“四重体”(das Geviert)[4]，特别是其中的“神性”……由“存在”和“打叉存在”，通过“居有、本有”(Er-eignen)和“失本有”(Ent-eignen)，要注意“拒绝”和“虚化”[13]23的危险。

学界关于“场所”有详细的讨论。粗心的读者，如隈研吾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使用过(场所)这个词[14]。细心的读者则留意诺伯格-舒尔茨对“场所精神”(Genius Loci)[15]所做的分析——作为建筑现象学的基础——停留在意向性中，同时对从希腊到拉丁世界的本质过渡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因而未能真正进入海德格尔的维度。

空间的议题受到压制。其中的原因，概而言之，在于“时间”的约束。不管是从“存在与时间”的角度，还是“时间与存在”的角度，“时间”的优先地位都不仅仅出于现象学的策略，在前期尤为明显。到了后期，在“场所”的框架下，“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不可忽视的是，即使在“人与空间”和“艺术与空间”的标题下，“空间”也是在“终有一死者”(时间性)上呈现出来。鉴于这里容易产生错觉(认为空间是局部的，细节上的，甚至为附属的)，要抓住海德格尔的重点，从复数形式的多样空间(Räume)，把握时间、空间(和人)统一的绽出(ekstasis)[16]，重新评估把建筑首先作为空间的各项理论。

在“建构”(Tektonik)上，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所提供的观察方向[17]，对后续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但如果忽视海德格尔建筑主题的非专题性特征，有关理论将是徒劳的。

从“物”到“场所”，从“空间”到“建构”，海德格尔深谙建筑之道，并充分领悟其中的人本意义。相关的主题安排则完全出自长期的思考及关切。经过两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海德格尔既无意于筹备建筑现象学，也不打算专题性地介入有关问题。至于他在这方面产生的影响，那是另外的话题。

三、伦理学的误解

海德格尔对伦理学的立场是批判性的。批判的途径是从根基进行挖掘，揭示“(人)遗忘”的状态：以存在者优先于存在的方式，取得技术化的世界关系。技术驱动之所以具有根本作用，是因为从中形成“(存在)遗忘”的决定性推手。这是海德格尔立论的核心依据，需要从形而上学的“脱离”——不是由存在论的“差异”[1]，而是在“差异”的(超越)前提下去审查：伦理学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形态上，因而是“技术性”的。关于“技术”的论述接下去会展开，这里先说技艺。

作为一种知识——对应于制作(poiesis)活动——技艺的本质在于事先明确的操作方向。事先明确意味着要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样子(eidos)和相应的形态(morphe)，这涵盖所有设计工作，从理论的到实践的，在建筑中存有最古老的印记。这里是最典型的和最持久的试验地，相对稳定的聚集之所，成为人类活动的缩影，因而从中能够找到最完整的知识结构。那么，从整体结构看技艺处在怎样的位置？对此，传统的解决办法主要由两分模式——理论/实践(theoria/praxis)和三分模式——理论/实践/制作(theoria/praxis/poiesis)提供的，但都显得不充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和之外，没有为技艺提供一个确切的位置。由于不是从技艺出发，而是以理论的“看”为前提，由显现取得到理念(idea)的过渡，所以在形而上学(科学)的发端中轴上构成的“相”和“本质”，为后来一般的讨论确定了基调。而在“两分”和“三分”之前，人类活动的统一性留下一片模糊区域。

通过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techne和physis，techne和logos，techne和episteme，techne和phronesis，techne和idea，techne和eidos，techne和arche，techne和telos，techne和aletheia，techne和morphe，techne和hyle，techne和thesis)，技艺能够勾勒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面貌，并创造性地和控制性地指向形而上学最深的和最高的位置。

着眼于人本的时代方位，海德格尔对技艺的理解，经历了从“非本真的”到“存在历史决定性的”视角转化过程。对现代技术的定性工作主导了后期的主要讨论：在技术化思维的驱动下，伦理学只是形而上学的表层产物甚至是副产品。

另外，对善(agathon)、法(nomos)、正义(dike)等基础词的梳理，也在“存在关系”上得到落实。这一梳理目的在于通过思想自身澄明，追寻“存在”原初的开放地(ethos)[9]，达到存在之所(die Ortschaft des Seins)[18]。

对海德格尔而言，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奠基关系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伦理学的基础不是存在，而是“人”。人之根本，在于“存在”的开放性。这要求面对“人‘和’存在”的关联问题，重视人本意义，不是形而上学化的“人道主义”[9]。海德格尔由此对“是否需要伦理学”的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由“建造”和“居住”最终促成的对话，是难得的纲领性成果，凝聚在《筑·居·思》的标题中——由丰富的历史经验产生的简单“思想”。其中是否含有一个伦理学维度，这本来不需要讨论。可是，层出不穷的解读尝试显示，在很大范围内出现一个历史性的误会，通过一个普遍的信念：在海德格尔那儿能够找到有利于伦理学的线索。从维尔纳·马克思(Werner Marx)到罗伯特·穆格劳尔(Robert Mugerauer)，从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到纳德·比兹里(Nader El-Bizri)……可以看到在传统意义上的、非形而上学的、通过“元伦理学”或者“伦理学功能”的多种尝试。在各类称谓中，既有单方面关于“慰藉和拯救彷徨无计的现代人的终极价值”的见解[19]，也不乏在整体权衡后得出“伦理学不可能”的“深渊”，“不止属于海德格尔本人”的结论[20]。不管是期待的还是失望的，对于解读工作都重要的是，从文本出发回到海德格尔。

一个关键的想法是“泰然任之”(Gelassenheit)[21]。让事物存在，这是先于一切行为的“原始行为”。海德格尔着眼于“让”(Lassen)，来应对“置”(Stellen)。所谓“置”，概括所有交道，在根本上是技术的。技术意味着设定(thesis)。表象(Vortellen)是最核心的“置”，将什么东西置于面前(前置)，也就是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摆在那儿。这个“作为”[22]，依托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分”[3]，形而上学只有在这个“之间”(Zwishen)[22]才能在开端上取得有效突破，给出一切创造和制作的前提。

“让”对应着“置”，就是要在(现代)技术本质上产生应对。“应对”不是放弃技术，停止活动。所以，“让”不可理解为非技术的，而要理解为技术的保障：于此尝试思想“开端”。这要求从技术化的世界看到“置”的存在者关系和“让”的前提，由此明确人“和”存在的基本状况。在“让”的方向上，沉思本真的境域，保守解蔽的开放奥秘，这是通过技术的契机，回溯人本的途径：由“用”转为“无用”。难怪有人在这里发现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13]101。当然，这个看法是否站得住脚，需要专门检验。无论如何，从中可以目睹技术问题的挑战。

令人费解的是“泰然任之”的属性。在疑虑中，伦理学的问题无法消失。海德格尔只强调“是”(ja)和“不”(nein)的同时性，却不谈“如何”[21]。在现代环境下如何去做(和放下)，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泰然任之”既非主动的笃定，亦非被动的无奈，是否围绕着“怎么办”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对，那是“等待”[18]。既然是等待，是不是不用做什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泰然任之”必然出现在《筑·居·思》的主题上，并且和“诗意的”(人)联系在一起。

“诗意的”这个说法，很容易成为一个流俗标签，导致歧义丛生。为了消除一般的理解障碍，必须明确“诗”对于“思”(哲学)的不同之处。海德格尔从“诗”和“思”看到的对立面，大致“平行于”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诗对位于艺术；思对位于技术。按照这个对位，从“语言存在论”的角度，“诗意的”意味着本源上的艺术性的存在方式。[23]这在建筑上得到技术化的对应。同时，“诗意的”和“泰然任之”相呼应，分别由“置”的内部和从“置”之外，对技术化的世界关系产生制约(呵护、提醒、克服、节省、保持等)。值得注意的是，“诗”本身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而是整个考量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此看来，海德格尔好像把问题弄得过于复杂，其实从语言和技术两条线索，人们不难抓住后期的要点，尤其在艺术和技术的分合关系上。

艺术和技术都属于“置”，在建筑中保持共同发挥，并且留有“让”的余地。难点在于确定“置”和“让”的“量度”[4]。《筑·居·思》提示在“诗意的”这个前提下，有可能在平衡中找到建造和居住的思想源泉。 然而，由《筑·居·思》激发出的专业热情并没有保持在原有的观察方向上，而是在世界格局、环境关系、社会公平、城市矛盾等现实焦点上逐渐冷却。在纷争和混合并存的批判活动中留下的空缺，表明“建筑思想”处在一个艰难的消化阶段。

海德格尔“对伦理学的拒绝”是一个绕不开的学术重镇。从当前的“建筑焦虑”[24]可以感受到不知所措的困境。不管是“拒绝”的前提还是方式，对于习惯于理论和实践两分的操作，都极为陌生，因而急需转变。当然这不会一蹴而就。在具体工作上，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还为时过早。有的地方可能会过多地停留在细节上，尽管不少内容也并非微不足道。这不要紧，因为有助于及时呈现相关学术焦点和盲点的材料都值得关注。但如果对海德格尔的总体态度缺乏了解，那就另当别论了。

四、技术问题的误解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高度重视，是建立在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维度上的。离开这个参照，所有关于“技术问题”的判断都不成立，而“建筑思想”一定要放置于“技术”的背景和前景中，不然得不到完整的学术再现。由此可见技术问题的前提性。

这里集中了最为根深蒂固的成见和偏见，伴随着一种拒绝态度——来自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本质决断。在“遗忘”中的拒绝和脱落，意味着(人)对一切(存在者)的“算计”：算计需要计算。科学和技术以一种反转的关系(后者决定前者)，经主体主义的确立，达到现代状态。这是经典的，海德格尔对存在历史(形而上学/科学/技术)的诠释[25]，对于通常的认识却是完全陌生的：技术在本质上不是科学的运用，而是“人”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有关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个领域。要识别化解其中表面化的和主观性的成分，就必须进入技术问题。

从技艺到集置的转化表明技术本质的执行过程。海德格尔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通过核心词“置”提供了一套论证，并且用同样浓缩的“让”——出现的次数远远少于置——勾勒出“对抗”的可能性。人本的历史区域位于“置”和“让”之间。在形而上学中，其中的张力表现为技术优先的发展引擎，在建筑中持续运作。所以，在“置”和“让”之间，建筑作为枢纽，有机会在“集置”和“泰然任之”间取得今天的平衡。

限于篇幅，这里不追踪海德格尔的论证过程，但必须强调，集置不属于(工具论的和人类学的)常规概念，而表明现代技术本质的主导方式：主体和客体的两极推升至顶端(“瓦解”)，(无差别的)持存(Bestand)[4]的形式占据一切，人的(开放性)维度被挤压到极致。所有的——从自然到人文的，从历史到社会的——存在者的特殊关系，不是由某一个时代，而是根据形而上学的参照进入完成期。《技术的追问》要点在于提出技术的“命运本质说”。这不是以控制的观念可以通达的，故要求从“命运”的始终去把握：思考开端，突破终结——在现阶段，在无法估计的(虚无)危险中，复审自由“关系”的可能性，不是从科学，而是通过艺术和技术。

艺术和技术的区分，悬而未决。两者最初在技艺中是同一的，最终在集置里是分离的。如何同一和分离，前面已有部分交待。至于中间的情形，这个问题着实令人头痛。按照“命运”的方式，两头能看到，却无法进入其中。这个“无法进入”的阶段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换句话说，艺术在技艺和集置之间处在“无名”状态下，因为两者都以技术的(强势)名义出现。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和技术之间有“最强烈的对立”[21]。这个提示意味深长，要正确理解它，只有在“解蔽”的方向上才能找到答案：在技术世界日趋封闭之时，艺术保持自身开放的真理呈现。开放性对应着自由的区域，这在建筑中——尽管因时而异——始终存在历史性的依托，因为至今留有最初的(区分)隐患。

在艺术和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海德格尔表现得格外谨慎。“技术的统治”和“艺术的没落”是两个充满歧义的命题，放在一起更加复杂。这个并置显示艺术和技术或者技术和艺术之间的某种关联，“统治”和“没落”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视角。其中“此消彼长”的逻辑、对抗性理论，或者某种调和方式，都不是出自海德格尔。把艺术当作“救赎”的想法亦不对，如果技术仅仅是被看作人的“事务”。因此，人们还是要在从同一到分离的进程上，观察当前的技术和艺术，且需注意：前者在“明处”；后者在“暗处”。“明暗”不是判断的结果，而是存在历史的呈现，通过建筑——在今天的“非建筑倾向”上——能够窥见一斑。

海德格尔的建筑讨论中有一个从艺术主导到技术主导的视角切换。作为整个“转向”的局部落实，这个切换是一个标志：针对现代技术的本质，建筑中要有反映。作为必要的尝试，建筑应当继续成为艺术和技术的统一体——以另一种方式——技术和艺术的“统一”。在这个参照上，两者原本的位置再次得到确认，经过重新考量，成为时代关系的双核。

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的小房子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个中兴趣林林总总。对于当下的研究，“小房子”和“思想”之间的线索能提供一条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与技术的)“自由关系”的根据。经沙尔的专题考证[26]，其中存在海德格尔三思(而行)的态度。这个结论经得起推敲，体现出(建造/居住/思想的)经验和见证。

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绝非简单地等同于某种生活形式，而是人本外化的基础，需要从“存在历史”、时代本质的显现角度进行考察：从形而上学批判的制高点，深入现代技术的根基，揭示相应的运思逻辑。同样，对有关误解的澄清工作也应当由此入手。 虞刚根据从机械化到数字化的发展动态，尝试“走出海德格尔的技术框架”[27]。所谓的“数字建筑”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表明在信息科技和传统工程结合背景下的行业趋势：在模型的核心意义上，系统性的和操作性的提升。

毫无疑问，“数字建筑的崛起”对整个学科的推动是全方位的。从需求到发展，从材料到结构，从构造到造型，从设计到建造……得益于(计算/测量/信息/建模)一体化的实施便利，在一条龙的程序转换和生产兑现上，建筑的产品化方向越来越清晰，传统的非建筑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和海德格尔有怎样的关系？虞刚的观点源自一个通常的设想：技术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鉴于最新的发展，海德格尔也不例外，要修正。因此，出现了一个“过时”的裁定，提出“走出”的要求。但是，此技术问题非彼“问题”，从进步的观念否定海德格尔，站不住脚。可惜的是，类似的想法很有市场，占用大量的研究时间，使得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没有机会。

与其说从未在“进步”的意义上，毋宁说借助“返回步伐”[1]，海德格尔尝试“解开”技术的“命运”本质。要解开的不是“宿命论”的死结，而是在“技术”标签泛滥的时代大环境下“不思”的困境：不朝向某一类“技术”，而从“置”的根本，理解“存在”。为集置一词，海德格尔着眼于柏拉图的理念，特意作过简短且明确的辩护。[4]这看似有狂妄之嫌，若经仔细辨别，能找到充足的理由。基于对形而上学终结的判断，技术论证是完整的思想。各类批判在这里常常聚焦于一点，都不肯放弃与传统技术概念相匹配的理论要求，这些批判以进步的观念为出发点，展开进攻。殊不知，集置作为技术的本质是非技术的，从具体性和区分度上提建议，已经开始背离技术本质的逻辑。

回到数字建筑的案例。其中的偏差主要在于混淆了具体的技术问题和本质性的讨论，同时把建筑排斥技术的观点强加于海德格尔。两方面结合起来，又将持存误判为实际层面的某一种操作可能性，不曾注意到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区分，未能抓住“集置”(虞刚译为“技术框架”)的要领，“走出”的要求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这不是说“走出技术框架”的提法毫无价值。相反，“走出”的口号表示对困境的反应。如果仅仅想通过海德格尔得到一个时髦标签，不如不要，其“麻烦”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不是由利益驱动而进行反思，那就得明确“走出”的意思。“集置”不是约束，更非桎梏，而是在“索求”(Herausfordern)和“需要”(Brauchen)上得到开放的应对。建筑作为这里原始的问题，在“走出”的第一步上，可以超越技术地产生引导，指明应对的来源。不过，是否有这样的危险，如今的业界不再提供本源思想，抑或“走出”的办法只是权宜之计。所以，首要任务是真正把海德格尔当作对手，面向(位于“置”和“让”当中的)自由空间。

更紧迫的问题是人的状况：在数字化的前提下，经人工智能的相关推动，设计行为是否会从计算机辅助阶段进入一个自动期？“自动”意味着什么？建造活动在这个进程中又需哪些全新意义的重组？建筑师何去何从？建筑的人本地位会在哪里？大卫·加特曼(David Gartman)夸大“反技术”特征，认为海德格尔遵循保守路线，在建筑上提倡“虚假的田园逃遁美学”，甚至将其思想与纳粹建筑相提并论。[28]笔者对此有几点说明。首先，在技术理论上寻找对应的政治维度，这个做法本身没错，但不可忽视海德格尔的特殊性。从“泰然任之”得到的肯定和否定，不应理解为行为上的“反对”。对于技术，在本质上无从反起，更不用说建筑和技术的何种对抗。倒是将两者以类似的方式分开，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超越技术的一面。其次，避免非学术动机，放下臆断，再一次全面地和系统地考察文本。指责和批判都合法，只要明确“保守”的定义，提供“逃遁”的依据。论及纳粹关联，建筑、哲学、政治既要单独疏通，又要统一考察，重要的是从大量参考文献中解放出来，取得独立的结论。最后，认识乡土的原本性，正确理解“为什么我们留在小地方”[29]，不能脱离总体背景，而需要从“林中路”“路标”等语境全盘衡量，在技术问题的大框架下，反思农舍的命运。

张祥龙从海德格尔感受到对“非高科技”的认同。[30]这里要保持谨慎。从“集置”的角度理解，“高和低”的区分没有意义，这样的界定是以人为设定作前提，不成立。哪怕是“适度的”许诺也值得怀疑。再者，张祥龙所说的“家园”跟海德格尔的不是一回事。世俗的概念——从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角度——在此是错位的，因为“无家可归”的论点完全是从“存在历史”针对“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的批判而产生的。海德格尔尝试从克服形而上学的思路，通过“存在的守护者”将“在之中”和“居住”[9]前后呼应，《筑·居·思》再一次强化了建筑和技术的关系定位。另外，中西比较要在明确差异的前提下，将“真实的家庭”的“重大缺失”[30]的裁定，放到“另一个开端”[31]的历史方向上，显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

上述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判断都停留在外部审查，尚未真正达到海德格尔的核心论点。从技术态度看，由反对、赞成到高低的区分，在很大规模上左右其中讨论的是通常的观念——运用的理论。归根结底，技术的形而上学本质在建筑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思想对应。

另外，由广泛的时代观察能看到海德格尔不仅为建筑讨论提供了批判性的和建设性的主题，而且一直处于争议中。至于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备受诟病的“纳粹事件”，在所谓的“黑皮书”(《海德格尔全集》第94至98卷)陆续出版之际，学界应当从“建筑学术象牙塔”的“高风险话题”[6]2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新动力。

五、理论梳理和解读方案

三大方向上的误解集中反映出当前理论的主导方式。“误解”的决定性意向在于对“存在之思”的不解。否定性的思想差异产生于形而上学的耽误，构成相关研究的基本面。现象学的误解表明海德格尔建筑主题的独特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解空间，阻碍了理论发挥。伦理学的误解，一方面是前提性的，另一方面是功利性的。由于基本立场的缺失，在批评和修正的尝试中难见有力的较量。由技术问题引发的误解主要产生于工具的观念和控制的要求。在这个语境中的多种动机都脱离了当前的危机问题：建筑的平台仅仅作为技术层面的执行者或者应用地，甚至成为产品——不再是作品——面临其人本地位终结的危险。

解读的难题在根本上是策略性的。在困境中，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大建筑”概念的可能性；令人费解的是这个概念在其隐性特征上的历史必要性；令人不安的是在悬而未决的地方已经充满定论；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化部分答案已有着落。解读的思路取决于对困难的认识程度。艰深的题目要求反复审视“存在之思”的总体进程，依照从建筑到建造的大方向，探索可行方案，制定配套计划：第一，考察“此在分析”和“世界性”，特别由“在之中”达到环境-物-空间(建筑本质1)。第二，分析“作品”的起(Auf-)和置，经真理(aletheia)的本质，达到技艺-确立-创作(建筑本质2)。 第三，梳理“建造”和“居住”的人本关联，历史性地规范建筑任务，达到“思想”(建筑本质3)。 这一进程中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视角，如“存在/语言/场所”[32]、“作品/存在/空间”[33]、“营造而不建筑”[34]、“居住/设计/建造”[35]等，这些视角未必十分到位，但本质是各方努力具备在根本上一致的着眼点。这有利于在暂时的和持久的考量下取得共同的立足点，为奠基工作提供正确的切入点。

奠基的途径既是超越的，也是学科性的。“设计”“建造”“建构”“空间”“场所”“类型”，这些基础环节需要在统一的思想任务下大力夯实，经受考验：根据上述步骤采取行动，在今天“后”的时代向度上，追问危险区域的历史渊源。例如，通过对“非建筑现象”的跟踪，围绕关于“环境心理”的调研，针对“一切皆是建筑”的论点，为主题定位竖立标杆，为理论转化提供依据；在误解中激活“中央枢纽”的思想引擎，经由多方位折射出的共识，启动开放性的总结工作：标题叫作“本源和开显”，提示从“存在”经“作品”到“人本”的解读方案。

三重误解在根本上属于形而上学的思想区域，这里存有海德格尔始终的关切。误解的三重性表明当前同一的困境。作为应对，“本源和开显”的澄清目标瞄准“存在之思”的宏观指向，为“建筑论”的实际需要提供对应。

以上论述尝试总体性地交代对“建筑思想”的典型误解，细节上还存在诸多内容有待进一步求证，进而为海德格尔研究提供具体操作层面的检验和参考。这是一项从哲学到建筑、从建筑到哲学的往返课题。在“还原”的学术目标上，只有遵循其中历史性的运思原则，才能形成有效的理论策略，面对解读难题，实现具有时代意义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