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永，王 勇

（山西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把解决东北问题的全部希望寄予英法操控的国联和在国际舞台中拥有话语权的美国身上。美国作为“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签字国之一，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特殊，有着巨大影响力，故国民政府多次向美国寻求援助。国民政府曾于21、23 日两次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东北问题。而美国政府则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

一、“九·一八”事变初期的静观政策

“九·一八”事变初期，美国政府选择了姑息日本的静观政策，即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来解决双方纷争，美国作壁上观。针对国民政府的求助，美国政府非但不施以援手，反而“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通过与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协商来和平解决东北危机，尽量不要给日本民族主义煽动者以可乘之机。甚至在国民政府表达出“将向苏联靠拢”的意图后，美国政府依旧毫不理会。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国驻美大使表明了美国的立场，将继续执行历来的静观政策。他说：“我们并不想介入善恶问题。……我们没有偏袒哪一方……也不想偏袒哪一方。”[1](P93)针对国联希冀美国协助调解时，美国政府更多的表现出虚与委蛇的态度。当国联就东北问题征询美国政府态度时，史汀生一方面表示愿意与国联合作，另一方面又避谈东北问题是否已牵涉到《巴黎非战公约》。9 月22 日，国联将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军的决议案通告美国时，美国政府亦于24日发出与国联决议案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照会，算是表示对国联的支持。而当英国政府提出一个派遣包括美国在内的由中立国驻华武官组成调查团的方案时，美国政府则予以拒绝。美国政府并不想与国联一起介入东北危机，史汀生私下里甚至对于“国际联盟向其‘唠唠叨叨地发牢骚’”相当愤慨。[1](P93)美国的静观政策助长了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气焰，后者不断扩大战事，致使东北危机愈演愈烈。而美国政府之所以采取静观政策，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危机的困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始于美国，其对美国经济造成的伤害是空前的。尤其是1931年秋季经济危机剧烈升级后，其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达到了顶点。在1931年秋至1933年春之间，压在工人身上的经济社会负担，在美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2](P333)“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美国经济危机最悲惨的时期，主政美国的胡佛疲于缓解和摆脱本国的经济危机，难以抽出足够时间与精力来应付中日远东危机。可以说，世界经济危机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大国不愿插手中日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中立政策的延续。美国政府自1793年4月发表中立宣言以来，便把中立政策确定为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一战结束后，作为当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和最大债权国，美国并未取得和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地位。长久以来形成的“中立”思想一直支配着相当多美国人的思维，哪怕国联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他们依然拒绝加入。美国朝野上下并未意识到要承担战后时代的领导责任。继威尔逊之后入主白宫的沃伦·哈丁上任伊始便保证要一切“恢复常态”，他说道：我们不想参与操纵世界的命运……（国联）不是为我们建立的。为此，哈丁向美国国民保证，美国绝对不会加入国际联盟，宣称美国将“不会寻求任何引领世界命运的机会。”[3](P175)美国的中立政策使其置身事外，同时亦使得其所作出的任何与“九·一八”事变有关的外交决策都毫无价值。

第三，霸权主义思想作祟，默认日本在东北三省的“特殊权益”。长久以来，在欧美列强心目中，认为他们的殖民扩张并非“奴役侵略”别国，而是在传播先进文明和技术，帮助别国进步。日本通过1904—1905年日俄战争确立了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特殊地位，一战后更有独霸东北三省的态势。在美国一些政要看来，“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使这种特殊地位绝对化而已，手段虽然有些过激，但并非不能接受。“政界中还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东北确有‘特殊利益’，不便干预过多。”[4](P248)这便为关东军肆无忌惮的侵占东北三省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四，对日本政局判断失误。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关东军是在没有得到日本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发动攻击的，日本政府（特别是外务省）与日本军部对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政策，存在着巨大分歧（即侧重经济侵略的币原外相的“和解”外交和侧重政治军事压力的田中义一的“积极”外交之间的分歧），可以利用。[4](P248)美国应“使日本人知道美国正在关注日本的行动，同时援助处于正义一方的币原，并设法阻止国家主义煽动者获益。”[1](P93)美国政府遂把解决中日危机的希望寄于以外相币原喜重郎为首的若槻礼次郎内阁身上，希望后者能阻止关东军的侵略行径。然则，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更大，日本政府已无力缓解和摆脱国内日益严重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对于依靠穷兵黩武发展起来的日本来说，战争是缓解危机的不二选择。加之日本军部只听命于天皇，与内阁并无隶属关系。或许，“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内阁被日本军部“绑架”了，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内阁则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外交官的角色，其一方面为关东军侵略辩护，缓解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一方面为关东军争取足够多的侵略时间。正是在日本内阁的“掩护”下，关东军迅速完成了侵占东北三省的既定目标。“所谓币原‘和解’外交不过是幻想；日本政府虽对东京外交界尽量掩盖其侵略意图，但实际上是支持关东军在东北侵略活动的。”[4](P249)

第五，美国在中国东北直接利益较少。近代以来，中国东北三省一直是俄日的势力范围，美国在此地的直接利益有限。美国政府认为满洲事变不会侵犯美国的利益，而美国政府一贯奉行“经济利益至上”原则，既然利益不会受损，何必要付出太多呢？更何况美日贸易远远超过了中日贸易，犯不着太与日本为难。

第六，祸水北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 世纪，一度是全世界的一个焦点。自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来，反苏反共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致呼声，日本亦不例外。日本军国主义大肆宣扬反苏反共，这给欧美列强造成了一种假象，那就是苏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挑起苏日战争，便需要一个支点，而中国东北无疑是最好的支点。苏日两国在东北三省都有着特殊利益，如果日本侵占东北三省能引爆苏日战争，那么美国政府适当的妥协退让便在情理之中了。

第七，军事实力的相对差距。1922年的《五国海军协定》规定美、日主力舰的吨位比例为5：3，似乎美国海军的实力要强于日本海军。其实不然，日本奉行“军事至上”原则，大力发展军事；美国则坚持“经济优先”理念，全力发展经济，故美国海军实力较日本处于劣势，尤其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并未形成有效的军事战略态势，难以对日本造成军事威慑，武力干涉也便无从谈起了。更何况为了一个与自己无太多利益关系的国家而大动干戈是不值当的。

综上，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初期采取了静观政策便在情理之中了。即使以后美国政府作出任何有利于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不会有实质性举措。

二、锦州危局后的两面外交

10 月8 日，关东军轰炸了锦州。这时，美国政府才意识到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的静观政策是不可取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遂开始考虑应该依据《九国公约》或非战条约采取行动，“我们不得不对日本采取坚决的、主动的立场。”[1](P111)此后的美国政府在东北问题上采取了两面的外交策略，即积极寻求与国联合作，但这种合作是有限的；努力调解中日冲突，但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简言之，在不卷入中日战事的前提下，与国联进行有限合作，通过国联迫使日本撤兵。

美国政府接到锦州被轰炸的消息后，立刻做出反应，总统胡佛对此“深切注意”，令史汀生照会日本，美国“不得不认为锦州之轰炸，极为严重”。[5](P120)9 日，美国政府致电国联，要求国联为限制中日的行动不要放松警惕，并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向中日施加压力，发挥权威作用。10 日，美国又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同文备忘录，表明了美国对于日本轰炸锦州的态度，要求中日两国再次确认九月三十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议中的声明事项。[1](P111)美国支持国联的决议意味着其正积极寻求与国联的合作。因为史汀生认为，在阻止战事扩大这一问题上，再也不能依靠币原了，应该把目光转向国际联盟，于是强烈要求美国可以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派出正式代表。[1](P112)而国联也认为有必要邀请美国介入，这样可使国联在处理中日纷争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国联遂于10 月15 日提出并通过了一个让美国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其理事会的决议案。然则美国与国联合作是有限的，那就是防止国联把球踢给自己。因此，虽然美国派驻日内瓦领事吉伯特出席了10 月17 日的国联要求非战条约的决议讨论会议，但他坐在旁听席上，且强调他是为维护非战公约而出席，满洲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3天后吉伯特直接退出了会议，表面原因是国联正在制订不会被日本接受的东西并可能引起新的僵局，实际原因则是美国担心日本将矛头指向自己。

11 月，美国多次拒绝国联的邀请。16 日，国联在巴黎开会研究东北局势，美国驻英大使道威斯却在巴黎发表支持日本侵略的谈话，说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5](P128)18 日，关东军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史汀生发出强硬声明，公开指责日本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22 日，史汀生听闻日军正计划进攻锦州，感到事态愈加严重。于是，史汀生向日本政府发出通告，进攻锦州被认为是“完全不正当的侵略行为”，他还指示美英法三国驻日大使协商，共同提议反对日本恶化锦州局势的任何行为。[4](P250)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力促锦州“中立化”方案的出台及其国际化，史汀生向国民政府表示：“以友谊资格拟请中国自动将军队撤至山海关，以期避免冲突，徐图将来依照事实、条约，将满洲问题通盘解决。现在情形，重在防止战争。”[5](P135)可是，当顾维钧向国联提交锦州“中立化”方案后，美国却拒绝派军队驻扎“中立区”，成为锦州“中立化”方案流产的原因之一。

1932年1 月3 日，关东军侵占锦州，为美国的两面外交划上了句号。下面，我们便分析一下美国政府采取两面外交的原因。

第一，合理利用国联。锦州危局后，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不开罪日本的前提下，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中日冲突。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一个平台来实现它的外交意图。而国联是最佳选择，毕竟国联是当时世界各国认可的调解国际纠纷的唯一国际性组织，影响力和权威性无可替代。日本无视国联的决议势必将日本置于孤立被动的地位，这是美国所乐于看到的。不过，国联所作出的裁决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和法律效力，日本屡次无视国联的决议即在于此。国联的孱弱性可见一斑。美国担心国联会利用自己做出对日本强硬的决议，把它拖入东北问题的泥潭中无法自拔，故其与国联的合作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合理利用国联。

第二，严重威胁美国在华北的利益。锦州与华北接壤，日军进犯锦州，意味着华北亦可能受到攻击。而美国在华北有着诸多利益，自然不希望自身利益受损。“日本并不以占领其有所谓‘特殊利益’的东北味满足，还企图侵入华北，进一步威胁美国在华利益；日本一向宣称的反苏战争准备，不过是放烟幕，它不是北进反苏而是南下反美。”[4](P250)因此，在无力强制日军停战的前提下，尽快结束战事、避免战争无限扩大便成为欧美各国的共同诉求。

第三，不愿开罪日本。作为亚洲霸主，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远远超过中国，巴黎和会上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是最好的例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弱国而得罪一个强国，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接受的。“美日两国关系素以长期而牢固的友谊为特色，因此我们应该友好评价日本的政策。假定说，日本公开向我们声称：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定了。……要么是九国公约的各签字国和我们一起去恢复中国境内的秩序，否则，我们就作为一种自卫行动去完成这件事。如果日本作这样的声明，美国自然不会附和这一建议，但我们却不能提出严重的反对意见。”[4](P249)美国在锦州危局后的种种表现印证了其无意得罪日本，甚至为了示好日本，与国联若即若离。

综上，美国在锦州危局后的两面外交虽较事变之初的静观政策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依旧显得软弱且无力，甚至较国联都不如，令国民政府异常失望。

三、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出台

1932年1 月7 日，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表照会，声明日本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破坏，违反了巴黎公约，美国政府不予承认，此即史汀生主义。史汀生试图通过这样的强硬表态使日本怯于美国的干涉，故而要求内阁成员不要有任何暗示美国实际上并无决心进行日美战争的言论。[1](P190)史汀生主义不承认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既成事实，得到了当时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普遍赞同。英国外交大臣西蒙还把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写入国联的决议案中，并作为国际性原则而获得各国的承认。8日，美国政府却又表示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这充分证明了美国政府只是道义上声援中国而已，其不会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来遏制日本的侵略。史汀生本人即认为：美国在远东作战的可能性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哪怕是“一·二八”事变后日军进攻美国在华利益中心上海，美国政府为此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胡佛都坚持认为：与日作战将是“荒谬”的；美国应试用调和办法结束上海战争。史汀生只好再次寻求与英国合作，提议双方联合解决中日纠纷，甚至对日实行制裁，可惜遭到英国的拒绝。可以说，史汀生主义只是精神上慰藉中国人而已，其并没有产生任何实效。因此就连史汀生本人于若干年后都承认是一种失败。事实上，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出台是有其一定原因的。

第一，美日矛盾加深。美国政府最初寄希望于日本政府能阻止关东军的侵略，而日本政府也表现“积极”，试图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被日本政府牵着鼻子走，日本政府确是为关东军侵略行径打“掩护”，争取时间。随着12 月12 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职，从而为这场“闹剧”划上了句号。虽然日本政府给国际社会以软弱无能的感觉，但却很好地推卸了战争罪责，博得了一定的同情。而关东军基本完成了既定的侵略计划。日本政府狠狠地戏耍了美国政府，令后者找不到谴责的理由。加上日军侵占锦州威胁美国在华利益、祸水北引失败等因素，美日关系破裂。可以说，正是从“九·一八”事变后，美日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且再也没有修好，两国矛盾日益加深。

第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美国自建国以来，由于奉行中立主义，一直游离于国际舞台外，除门罗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外，其更多是把自己孤立起来。经济决定政治，部分美国政客不甘心被边缘化，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席之地。“九·一八”事变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国联的软弱无能正好凸显出美国的重要。“美国在1931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6](P499)事实上，美国的麦考伊中将已经加入李顿调查团，美国完全可以选择与李顿调查团步调一致。但史汀生主义抢先出台，正是美国急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最好见证。它向世人宣布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是有独立发言权的。

第三，应对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的既成事实说明了其是非正义的，侵略罪行不容抵赖。国际社会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国政府可以适度偏袒日本，也可以不发声，还可以不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但不至于颠倒是非。更何况当时的美国正自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准备“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绝对不会违背民意的。史汀生主义只不过是顺应社会舆论罢了，毕竟舆情难违呀！

综上，“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先后经历了事变之初的静观政策，到锦州危局后的两面方针，再到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出台，总体趋势是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但由于美国政府未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故其外交决策显得毫无价值。

历史已经远去，我们无法苛责美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种种表现，毕竟美国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全心全意的帮助中国。尤其是史汀生“不承认主义”与此后出台的要把中国东北三省变成“国际共管”的李顿调查书相较，已经是巨大的进步，其能在道义上声援中国，已经是对中国人莫大的慰藉。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或他国身上，这本身是不可取的。国人应以强大自身、强大祖国为己任，只有国家强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话语权，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国人才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