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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2019-02-09

关键词:团结合作阿盟民族主义

何 志 龙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虽然阿拉伯人的概念出现很早,最初是指在阿拉伯半岛游牧的贝杜因人,但阿拉伯民族的概念出现却较晚。最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仅限于西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之父——叙利亚裔也门人萨提·胡斯里(1882—1968),第一次将整个北非列为阿拉伯民族的组成部分。[1]14在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北非诸国特别是埃及将阿拉伯属性写入宪法,从而形成了“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2]3。然而随着阿拉伯独立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早期阿拉伯理论家所提出的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目标已无现实可能。尽管阿拉伯民族主义划分为多种类型,(1)黄民兴教授在《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亚非论坛》2001年第3期)一文中,将战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划分为7大类型:君主制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共和制民族主义、保守的共和制民族主义、伊斯兰改革主义、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但考察其政治目标,无外乎两点:一是纵向发展,追求自身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即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二是横向联合,强调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即泛阿拉伯主义,其目标是在立足本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共同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寻求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发展。[3]58阿拉伯国家联盟(下文简称阿盟)建立的宗旨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本文所论及的泛阿拉伯主义,专指阿拉伯独立民族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思想意识。此外,阿拉伯地区民族主义,如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在追求某一阿拉伯区域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同样也寻求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合作,因此仍属于泛阿拉伯主义的范围。

国内学界重在探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成[4-7]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8-10],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11]和特点[1-3]及具体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12-17],国外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则更加深入[18-23],但国内外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分析却不足。 对于2011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动荡和“伊斯兰国”崛起,国内外学者多从政治体制、经济落后、民族矛盾、宗教纠纷、社会腐败、教育水平和新闻媒体甚至环境因素的分析。本文重点分析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盛极而衰,从高潮走向衰落的阶段及其特征和原因与影响,从民族主义视角剖析2011年以来阿拉伯国家剧烈动荡,特别是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和“伊斯兰国”崛起的深层原因。

一、 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阶段划分及其表现

(一) 第一阶段(1978—1989)

在这个阶段,阿拉伯国家间相互指责,国家间分裂,甚至有小规模边界冲突,但并无大规模相互攻伐,体现具体阿拉伯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加强,而体现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则走向衰落。

早在1969年12月,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召开的第5次阿盟首脑会议上,通过了集中阿拉伯国家的潜力来对抗侵略的决议,表明了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决心,该决议正是基于阿拉伯国家在“六五战争”中损失惨重、民族尊严受损,从而为恢复民族尊严、收复失地积极备战,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十月战争的胜利,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以色列和美国认识到,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阿以冲突。不过,埃及总统萨达特深知,阿拉伯国家是不可能完全打败有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做后盾的以色列,他所谋划的战争是一场有限战争,目的不是彻底打败以色列,而是以战促和。萨达特以战促和的思想,与1967年8月第4次阿盟首脑会议决议,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背道而驰。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出访以色列,并于1978年9月,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见证下,与以色列总理贝京签署《戴维营协议》(包括《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和《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两份文件),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由此走向衰落。

自从埃及开始与以色列直接对话后,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等4国5方组成“拒绝阵线”,强烈谴责和抵制《戴维营协议》。1978年11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第9次阿盟首脑会议,埃及没有出席,会议强调不允许阿拉伯任何一方或几方单独谋求解决阿以冲突,谴责《戴维营协议》,决定一旦埃及和以色列签订和约,将对埃及实行政治和经济制裁。1979年3月26日,《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在华盛顿签署,次日,在巴格达举行的阿盟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各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停止埃及成员国资格,阿盟总部从埃及的开罗迁至突尼斯。阿盟对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处罚,是自阿盟成立以来对其成员国最严厉的处罚,说明阿拉伯国家已经没有能力通过商谈解决内部问题,只能采取较为极端的方式,也表明阿拉伯国家已经严重分裂。埃以单独媾和所引发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分裂,也说明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倡导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理念正在丧失,其实质是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

尽管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但在埃以单独媾和之前阿拉伯国家内部还是有能力解决内部矛盾甚至冲突的。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宣布独立,伊拉克拒绝承认,向伊科边界调兵,导致第一次伊科边界危机,在埃及调解下得到解决。1970年9月发生的约旦军队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的“黑九月事件”,埃及总统纳赛尔不辞辛苦,化解冲突,使约旦和巴解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握手言和。1973—1974年发生第二次伊科边界危机,并发生武装冲突,也在阿拉伯国家的斡旋下得以解决。这均说明埃以单独媾和之前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大于分歧,阿拉伯国家有能力解决内部矛盾。而埃以单独媾和致使阿拉伯国家出现分裂,致使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小规模武装冲突加剧。1977年和1979年,埃及与利比亚多次发生边界武装冲突,而且在冲突中使用了战机和大炮等重型武器。阿拉伯国家也意识到其团结合作遭遇重大挫折,如1979年11月,在突尼斯召开的第10次阿盟首脑会议上,多数国家表示应该加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消除分歧,但在1981年11月,在摩洛哥非斯召开的第12次阿盟首脑会议上,因对沙特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存在分歧,开幕式后随即休会,直到次年9月才得以复会。不难看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信不如从前,团结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协调解决内部矛盾的能力严重不足,其症结就在于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

(二) 第二阶段(1990—2010)

这一阶段,阿拉伯国家间相互攻伐,国家间严重分裂。体现具体阿拉伯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而体现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则进一步衰落。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并接着宣布吞并科威特,从而引发海湾危机。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打击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海湾战争。海湾危机是自阿拉伯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第一次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并吞并另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不仅震惊了阿拉伯世界,也让全世界深感震撼。第6次阿盟特别首脑会议讨论海湾危机及其解决方法,会议除了谴责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外,强调科威特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合法政权必须得到恢复。阿盟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当然也包括武力。显然阿盟对此次危机无能为力。伊拉克的入侵强化了科威特的民族认同观念[24]498。阿拉伯国家自身已无力解决内部矛盾和冲突,故只能邀请外部力量军事介入来打击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沙特和科威特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请求外部力量介入。沙特随即邀请美国派军进驻,以保护沙特安全。科威特也请求美国派军队恢复其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针对海湾危机,阿拉伯国家严重分化为两派:也门、约旦、巴解组织等对沙特和科威特邀请美国出兵海湾,持反对或保留态度;而埃及、叙利亚、摩洛哥、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阿曼直接派兵参加打击伊拉克解放科威特的多国部队。因此,海湾战争也是阿拉伯民族国家建立以来,第一次众多阿拉伯国家联合域外大国打击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上质的变化。而且在战争之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加强,包括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大量武器装备。正如纳赛尔·阿鲁里教授所言:“海湾战争是阿拉伯国家分裂和依赖的缩影,因为阿拉伯国家政权允许外国势力解决其内部纠纷,并加入了外国军事力量对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军事打击。”[20]261992年,埃及与苏丹发生边界冲突。

埃夫拉伊姆·卡什和伊纳里·卡什认为,经过埃以单独媾和打击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被海湾战争彻底葬送了。[25]368海湾战争后,美国、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开始将这一胜利转化为一种新的区域秩序,这种秩序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终毁灭。[19]198显然,阿拉伯国家处理内外事务的能力大大下降。2003年3月召开的第15次阿盟首脑会议,明确表达了阿拉伯国家反对战争威胁的态度,但却无力阻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三) 第三阶段(2011年初至今)

在这一阶段,阿拉伯国家内部派别发生武装冲突和内战,阿拉伯国家间也有攻伐,阿拉伯国家间严重分裂。其实质是体现具体阿拉伯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而体现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衰而再衰。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发生社会骚乱。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执政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下台。2月14日,巴林发生示威活动,随后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在海合会的支持下,沙特和阿联酋派遣军警进驻巴林。2月15日,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很快演变为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的内战,而法国、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为由,对利比亚政府军进行空中打击。在这期间,阿拉伯国家中的黎巴嫩参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提案,卡塔尔派战机参战,而在开罗召开的阿盟特别首脑会议,利比亚未参会,与会各国投票结果支持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仅有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反对。3月15日,叙利亚发生民众上街示威游行,也随即演变为持续至今的内战。2012年3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24次阿盟首脑会议闭幕公报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依照自己的愿望决定向叙利亚人民和“叙利亚自由军”提供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一切自卫手段,会议欢迎“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拥有叙利亚在阿盟及其下属各机构的席位,承认“全国联盟”是叙利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及阿盟的“主要对话伙伴”,但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对此立场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态度。2014年9月爆发的也门内战,以及以沙特为首的联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仍在继续。

综上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走过了从体现具体阿拉伯国家利益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加强,导致体现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衰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到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共同衰落(第三阶段)的过程。

二、 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原因

(一) 内部因素

1. 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加强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

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和建立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倡导者,肩负着领导和维护阿拉伯民族事业的责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埃及立即投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阿拉伯人领土的战争,特别是在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建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后,埃及的国家政策与“泛阿拉伯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积极备战,反对以色列,保护阿拉伯民族利益,特别是领导和应对了3次大规模中东战争,严重影响着埃及的经济发展。继承纳赛尔事业的萨达特总统充分认识到,“对于埃及,真正的威胁是在国内,大量的需要吃饭和受教育的人口,一个正在衰退的首都,一个超载的社会,它必须在周围环境中寻找一个经济角色,也必须避免与周围国家的激烈纷争”[21]370。在此背景下,萨达特总统谋划十月战争,意在以战促和,使埃及摆脱阿以冲突的困扰,集中精力进行埃及的经济建设。马哈茂德·A.弗拉什强调,“十月战争使中东迎来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新时代,萨达特把埃及从纳赛尔主义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脱了出来,承担起了只为本国利益的责任”[18]430。萨达特明确规划了埃及自己的道路,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19]189所以,埃以单独媾和体现了埃及的国家利益,强调埃及国家民族主义,反映了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加强,由它所导致的“拒绝阵线”的出现,造成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

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入侵吞并科威特,意在掠夺财富,可填补伊拉克1 000亿的财政赤字,[19]197转移国内经济危机;吞并领土,增加出海口,改善其在海湾地区的战略态势;控制的石油资源大幅增加,增强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发言权甚至提高国际地位。萨达姆政权以严重损害他国利益来加强本国战略利益,而沙特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科威特更是为恢复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和统一以及合法政府,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无力解决的情况下,请求美国等国家介入,同样也把本国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即使有损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也在所不惜。“海湾战争终结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中东地区政治力量的命运,部分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势力结成联盟,发动战争,解放科威特,保卫海湾国家免遭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几乎摧毁了伊拉克,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18]433所以,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更加明显地反映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而体现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进一步走向衰落。阿拉伯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它的传播者所希望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因素,而且它总是被同样强大的但远不那么明显的地方爱国主义及其最重要的表现——国家民族主义——的力量所抵消。[25]368

2. 泛阿拉伯主义衰落导致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衰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挫折:经济建设缺乏资金、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严重、政府管理缺乏民主、腐败严重。这些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社会各阶层不满,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舶来品”日益失望,要求以一种全新的精神取而代之,进而从伊斯兰传统寻求解决当代问题之道,阿拉伯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伊斯兰复兴的浪潮,特别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1979年伊朗革命后,阿拉伯土地上的许多什叶派人士认为他们非常成功,他们宣誓效忠于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并否定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对他们所在国家的忠诚。”[19]193在此背景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主义得到加强,相应地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

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能够更有力地维护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阿拉伯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应地,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能够更加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合作。阿拉伯国家曾经担心纳赛尔强行联合甚至合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当纳赛尔主义消失后,阿拉伯国家同样感到萨达特强调埃及国家民族主义的威胁。[21]359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和伊拉克入侵吞并科威特,极大地削弱了泛阿拉伯主义,当泛阿拉伯主义不断走向衰落,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不断聚集,最终从2011年初以阿拉伯国家普遍动荡的方式集中爆发,从而从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走向了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衰落,而且相互促进,进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3. 阿拉伯国家间的差异与国内分离主义的长期存在

阿拉伯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的不同国家,社会结构存在突出的异质性,历史地理特征差异明显,存在着如马格里布地区、埃及—苏丹地区、肥沃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等差异较大的多元化政治格局。[17]这些差异制约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既制约着政治领域的团结,也制约着经济领域的合作,而缺乏经济合作基础进一步削弱了政治领域团结的持久性。

阿拉伯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不同信仰或不同民族的群体,虽然并非不同信仰或不同民族群体就会对国家的政治统一产生消极影响,但阿拉伯国家中的某些群体的确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统一,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黎巴嫩境内的马龙派信徒和德鲁兹人。另外,阿拉伯国家存在的非阿拉伯民族,对本国的阿拉伯属性也存在认同问题,如埃及的科普特人对埃及阿拉伯属性的认同,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对两国阿拉伯属性的认同,等等。正如美国学者凯撒·E.法拉所指出的,种族宗教群体的存在不利于统一,不同国家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标准存在差异,在群体利益的影响下,存在着强烈的狭隘主义和地方独立性,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23]62

4. 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也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问题,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巨大推动力。以色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对阿拉伯人来说,以色列是所有西方国家的化身,如一把“匕首”刺入阿拉伯家园的中心,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西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一切邪恶。以色列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标敌人,正如阿拉伯神学思想所揭示的,邪恶的东西都与以色列有关,而善良的东西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以色列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敌人,也成为阿拉伯人的精神恩赐,通过不断提到以色列作为目标敌人,阿拉伯人的身份得以保持,也是阿拉伯群体认同和团结的动力。[22]165-166正是通过巴勒斯坦问题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团结了起来。[23]63

另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尽管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阿拉伯国家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犹太复国主义已经组成了泛阿拉伯国家团结和它最具战斗口号的最基本的共同基础,但阿拉伯国家的实际政策受到国家利益的驱使,远胜于基于对巴勒斯坦人民福祉的关心。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次阿以战争是代表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整个阿拉伯国家于1948年5月对新生的以色列国的进攻,与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想要将大部分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并入其王国,埃及人决心预先阻止这一可能发生的事件有关,远胜于对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支持。如果以色列战败,其领土很可能已经被侵略军瓜分。其实,外约旦和埃及本来可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至少它们可以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有限的自治,但实际上它们没有。[25]382诸多阿拉伯国家不同程度地介入巴勒斯坦问题,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或明或暗地支持巴勒斯坦的不同抵抗组织相互明争暗斗,不仅给巴勒斯坦人造成了严重分裂,而且也严重影响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可以说,巴勒斯坦问题不仅给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造成了严重伤害,而且也给泛阿拉伯主义造成消极影响,严重削弱了阿拉伯民族主义。

(二) 外部因素

中东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最大。阿以之间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一度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而且至今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特别是以色列至今仍然占领着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将来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第181号决议》所规定的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并不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导致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无法建立。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就是民族独立,即建立一个以本民族为主体的主权国家。[26]3以色列制约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叙利亚的领土完整也受到严重威胁。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主体民族是波斯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对阿拉伯国家国内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如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海湾国家的什叶派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的支持[27]144-155,严重影响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成为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衰落的重要影响因素。

土耳其在冷战时期对阿拉伯国家事务关注不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动荡以来,土耳其高调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特别是与其毗邻且有库尔德人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土耳其战机甚至地面部队肆意进入伊拉克,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境内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叙利亚的主权、领土完整。可以说,叙利亚内战的持续与土耳其的介入有密切关系。

2. 世界大国的干预

世界大国对阿拉伯国家有着重要影响。因为阿拉伯国家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石油资源、复杂的民族矛盾、纷繁的宗教纠纷,导致美国、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世界大国积极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1955年美国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1958年美国推出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艾森豪威尔主义,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及其战后对伊拉克的制裁,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对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支持,2011年美英法等国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2014年以来美俄等大国对“伊斯兰国”崛起和叙利亚政府的不同立场与军事打击,不仅严重威胁到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且严重影响着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客观讲,世界大国高度介入阿拉伯国家事务,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三、 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影响

不论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还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衰落,或二者双双走向衰落,均对阿拉伯世界甚至中东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长期存在的诸多矛盾会激化,还会产生诸多新的矛盾甚至冲突。

1. 伊斯兰主义被强化

1-氯-3-丁烯-2-酮与N-乙酰半胱氨酸的反应 ····················刘柏良 张新宇 (1,74)

在伊斯兰教甚为浓厚的阿拉伯世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舶来品”趋向衰落之际,伊斯兰主义往往会得到加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与伊斯兰主义的消长,如同跷跷板,此消彼长。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动荡,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一度上台执政。2014年打着伊斯兰旗帜的“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攻城掠地,声称要建立按照伊斯兰法治理的“哈里发国”,引起世界关注。处于动荡或内战之中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内均有伊斯兰组织及其武装的活动,加剧了国家的动荡甚至引发内战。

2. 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及世界大国影响的增强

1982年以来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2003年以来土耳其介入伊拉克事务,2011年以来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内战,伊朗介入叙利亚内战[27]144-149,等等,对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的影响明显增强。

2011年阿拉伯国家动荡以来,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跃,“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崛起,均与阿拉伯国家剧烈动荡,政府治理能力下降、社会不满激增、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缺失有密切关系,其实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严重衰落。

“拒绝阵线”与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使泛阿拉伯主义遭受双重沉重打击,一衰再衰,阿拉伯世界已无力应对内部危机。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动荡,阿拉伯国家之间严重分裂,阿拉伯国家内部严重分化,随即美英法等国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进行军事打击,2016年以来美俄等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在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双双衰落之际,美俄等世界大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显著增强。

3. 中东地区其他矛盾的凸显甚至激化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激化,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增加,而伊拉克战争后,其境内的教派和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冲突进一步加剧。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原来并不突出的库尔德问题明显被激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动荡,导致“伊斯兰国”的崛起,其中还夹杂着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逊尼派与雅迪兹教徒之间的矛盾。这些原有矛盾的激化和新问题的出现,反映了国民的严重分裂,政府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国内政治统一面临严峻挑战,其实质是,“民族统一,即一国疆域内所有的民族团体(这些民族团体或者自称、或者被声称属于同一个民族)融合成一个民族”的进程受阻,“民族主义者还承担着进一步的任务,即在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里构建一个新的民族”[26]4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集中体现了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极度衰落。

四、 结 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从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加强与泛阿拉伯主义的衰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发展到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共同衰落(第三阶段),导致阿拉伯国家的剧烈动荡,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国家内部严重分裂和碎片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尽管衰落了,但只是进入低谷而已,并未终结,也不可能终结。其原因有二:

一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可能终结,它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而且在经历了一个衰落期后可能会走出低谷,有所复兴。因为拥有共同的阿拉伯语言、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和相近的历史记忆,这些共同的基础仍然能够维系阿拉伯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合作。同时,共同应对外部压力,阿拉伯国家也有必要,或者说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团结合作。其实早在1963年,凯撒·E.法拉赫在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困境》一文就认为,阿盟在尊重各个阿拉伯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其政策定位经济、社会和教育问题,而且通过逐渐唤醒普通阿拉伯民众,使他们认识到民族主义对他自己和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才能实现持久的团结,进而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有完成其使命的前景,一方面因为其强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因为阿拉伯世界朝着更加团结的发展趋势是与现代时代趋势相一致”[28]164。

二是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不可能终结,它也会经历一个衰落期后走出低谷,进入复兴。 阿拉伯民族国家体系,仍然是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仍然摆脱不了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人民、政府特别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国家)民族主义者代表的政府,在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如何促进“新民族”或“国族”的构建,这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三大任务之一,而且这一任务伴随民族国家始终。

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仍有待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既有待于体现阿拉伯各国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的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也有待于体现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复兴,而且更有待于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这是阿拉伯国家实现安全、稳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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