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殊

（西华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伴奏曲牌音乐是民族传统音乐艺术中最基本的单位，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在“选词配乐”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成为民族传统音乐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盛行与其独特的艺术构建息息相关，一方面民族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多以即兴表演为主，在艺术创作中素材多来源于生活，使得民族伴奏曲牌音乐逐渐成为朴素民族音乐的重要典范；比如水族歌舞音乐《斗角舞》本是西南农耕祭祀舞蹈的遗留，在歌舞艺术逐渐失传、断层的情况下，其朴素而又独特伴奏曲牌音乐《芦笙曲牌》则依据功能被流传至今，其中《芦笙调》被广泛填词运用于水族歌舞艺术当中。另一方面民族传统音乐不同于儒道中原音乐的享乐、礼乐的社会渲染，而是将音乐赋予仪式习俗，使得民族音乐难以搁置文化而以单独的音乐艺术论之。比如：蜀中瑰宝——汉族舞蹈《翻山铰子》多流行于节庆与婚嫁场所，其伴奏曲牌音乐性格多活泼，喜庆，故而形成了当地“离了铰子不成亲”的婚嫁习俗。由此，“铰子曲牌”以独特婚嫁习俗文化为依托，将翻山铰子这一表演形式推向了高峰。换言之，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不同于昆曲曲牌和单一民歌伴奏，而是置身于民族传统音乐格局中曲牌的艺术解读。因此，以民族音乐艺术自身话语权为基础，以曲牌音乐的时代发展为契机，在全面审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困境的同时与时俱进，构建多元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路径，是新时期民族音乐文化扶贫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应然诉求。

一、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时代发展与特点

（一）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起源

曲牌，顾名思义，是指古代传统音乐选词配乐中常用曲调的统称。在王骥德《曲律》中曲牌被认为是选词配乐中逐渐将动听曲调保留，再通过原词曲填写新词，曲调得以保留。对被所筛选的曲目统称为曲牌[1]。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起源同中原乐府音乐不尽相同

首先，民族曲牌音乐的起源与群体即兴起乐的歌舞艺术习性休戚与共。一方面民族群体在长期的歌舞音乐生活中，一些动听曲调被逐渐保留，个别曲调被固定化，进而成为民族群体即兴表演曲调的固定曲调。比如蒙古族长调本是韵律独特曲调，在音乐艺术形态上具有固定的格调，但是在蒙古族群体即兴歌舞的发展中长调逐渐成为伴奏音乐的惯用形式。又如：汉族舞蹈翻山铰子，表演者有意识地在舞蹈的同时加入唢呐曲牌与锣鼓点子用于烘托气氛。这些唢呐曲牌与锣鼓音乐相互配合逐渐形成了翻山铰子特定独有的伴奏曲牌《万寿调》《浪淘沙》等。另一方面在民族群体的即兴表演中惯用曲调的音乐属性特别是社会功能逐渐被传承，曲牌音乐逐渐成为民族音乐门类分化的艺术标签。比如朝鲜族传统民谣中多数音乐曲调成为伴奏曲牌音乐，多数由一人放歌，多人随唱曲牌形式歌唱，其中《桔梗谣》成为朝鲜族民间歌舞音乐伴奏曲牌的典范。

其次，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同民族曲调密不可分，在民族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与民族传统音乐混为一体，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成为民族音乐的有机组成。比如海南黎族群众在歌舞生活中伴奏音乐同其他歌舞不分，在随后音乐发展中“黎族正调”逐渐演变为类似伴奏曲牌音乐的形态，在《劳动歌》中多利用曲调由群体即兴填词，而后民族曲调同民族音乐混为一体，但是以汉词黎调或黎谣正调为形式的民族曲牌音乐逐渐成为不同歌舞音乐共同追寻的艺术品格。

再者，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从民族传统音乐中分离，与民族音乐社会化的扩散密不可分，在民族音乐社会化的过程中习俗音乐不断在线性思维的音乐定势下固化音乐形态，并且将固定曲调感性抽象为“曲牌”，从而使得不同类型的民族音乐均有固定的音乐格律和相似艺术表达形态。比如哈尼族传统音乐“哈巴”本身作为轻声曲调，在哈尼族习俗音乐类化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词曲音乐的基本曲调，比如在歌舞音乐《跳丧舞》中类似哈巴的曲牌依然存在[2]。

总之，曲牌是特殊的音乐形态，在民族音乐词曲曲调和器乐曲调中形似曲牌的音乐虽然不像昆曲、秦腔鲜明，但是其作为民族音乐的基本形态，具有浓厚的民族艺术色彩。因此，在审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时要以民族音乐的整体为出发点，盲目地断章取义，在民族音乐中寻觅曲牌音乐，必然造成民族艺术的误解与音乐精华的泯灭。

（二）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发展

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从起源来看，是民族传统音乐中能够以固定韵律形式不断以调定曲，以曲填词音乐艺术形态的总称。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发展中大致呈现四个阶段的发展，即兴套用——类似曲调惯用——固定音乐运用——民族格律的临摹。在民族音乐早期发展中，曲调同词曲基本分离[3]。一方面，民族地区普遍语言同文字二元化对立，在音乐发展中曲调毫无保留地被传承，歌词则不断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个别曲调被迫性转化为“曲牌”，类似情况在东乡族等语言、文字不统一的地区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民族群众善于即兴起乐，在即兴填词演唱中传统民谣、调子则无形地被引入到伴奏曲牌音乐的行列，从而使得民族群体对现有曲调的套用显得尤为突出，在民族音乐思维逻辑形态中伴奏曲调逐渐被大众认可。比如：“打溜子”作为湘西土家族伴奏曲牌的典范，在群体即兴起乐的艺术秉性中逐渐形成了“绘声曲”“绘色曲”等临摹惯用的曲调。类似曲调惯用是民族音乐较为规模化的产物，民族传统音乐的格律基本形成，跨区域、跨民族的歌舞伴奏逐渐被潜移默化地惯用，民族传统音乐的伴奏曲牌雏形基本确立[4]。比如西南布依族群众在器乐伴奏曲牌（曲调）运用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惯用形式，在“八古音乐”中通常以短笛、芒锣、兜锣等八类器乐曲调为主，个别地区固定曲调则由多种器乐组合而成。固定音乐运用是民族传统音乐系统性、门类化发展中抽象萃取的结果。在民族音乐当中，祭祀音乐、习俗音乐、婚嫁音乐、劳动音乐所遵循的格律与曲调具有一致性，在不同门类音乐的发展固定格律范畴的曲调逐渐被固定。比如桂黔地区布依族花灯、彩调中固用伴奏曲牌中有倒茶调、吃酒调等，这些调子在按照不同唱腔，成为布依族伴奏曲牌音乐最基本的形式。

民族格律的临摹是现代民族音乐流行化后自我回归本真的阶段，特别是民族传统音乐在市场化运作的功利化后，泛民族化的音乐格律和临摹性的伴奏曲调成为民族音乐再发展、创新的必然要素[5]。目前民族歌舞热催生下的民族化音乐举不胜举，但是传统民族音乐的伴奏曲牌依然难以抛却文化的沉淀而成为民族音乐时代的巅峰。因此，从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泛化发展来看，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剖析诚然不能以曲牌的严格界线勘边定界，而是要屹立于民族音乐曲调之林，以民族显性伴奏曲牌音乐为基础，追寻民族传统音乐类化曲调的时代运用，并探索传承路径，推动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永续发展。这才是本文立题探讨之关键。

二、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发展的策略

（一）整合音乐资源——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前提

依托民族传统音乐艺术，整合音乐资源是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前提；一方面近年来民族音乐不断流行化，传统的民族曲牌符号艺术被大众审美所抛弃，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几乎被时代民族歌舞所遗弃，依托民族传统音乐，整合民族音乐资源成为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永续传承的保障[6]。另一方面民族伴奏曲牌音乐随着音乐文化的艺术革新，传统民族原生态音乐体基本消失殆尽，或者在时代审美取向的改造中逐渐大众化，特别是朴素民族曲牌音乐难以融入流行音乐的审美轨道中，民族伴奏曲牌音乐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挖掘民族传统音乐成为寻觅民族曲牌音乐的必然选择。整合民族音乐资源，一是要通过对民族传统音乐文化艺术记载的时代还原，以原生态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特色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原生态美学中把握曲牌曲调的传承。二是要不断立足民族歌舞艺术赖以延续的传统习俗节庆，通过民族传统习俗挖掘整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使音乐艺术的传承与曲牌音乐所依靠的艺术文化并轨传承，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艺术形体与文化蕴含同步传承[7]。三是要不断立足民族田野乡间，挖掘整合民族伴奏曲牌音乐资源，确保民族原生态音乐资源得以传承与保护。比如《翻山饺子》伴奏曲牌多以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为素材，源于山间乡野，其中不少曲牌只有少数老人掌握，因此只有在基层才能顺着艺术气息挖掘不起眼的民族艺术精粹。四是要在民族音乐资源整合中遵循艺术品格和艺术的本我传承，避免过多的观念渗入，影响音乐艺术的文化蕴意与价值取向。

（二）构建传承机制——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保障

多数地区民族音乐艺术传承的机制残缺，严重影响着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音乐流行化、大众化的当下，简朴的民族伴奏曲牌音乐难以有效传承[8]。因此，构建传承机制，保障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成为必然选择。构建传承机制要以“五位一体”的手段为基础，实现本体传承机制与功能机制的共同搭建。

一是树立音乐精神，不断挖掘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文化意识，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精神引领。朴素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在时代发展和大众多元化审美取舍中逐渐丧失原生态的音乐环境，盲目地从音乐审美的视域难以构建持续性的传承机制，特别是民族传统伴奏曲牌音乐对仪式习俗和音乐寓意的重视超乎音乐本身的审美价值，在传承过程中树立文化意识，不断剖析伴奏曲牌音乐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在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驱使下，强化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精神引领成为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思想航标。比如《翻山铰子》的伴奏曲牌多来源于四川东北部民间，吸收有当时、当地民歌民谣的特点，曲风粗犷淳朴。在现代流行音乐背景下，“铰子”的音乐审美难以令人接纳，但是其明显的地域性特点，是了解川北风土人情的重要载体。所以，对“翻山铰子”音乐的传承，要树立音乐精神，以文化意识助推民族音乐的传承。

二是要立足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本身健全传承人（团体）责任机制，推动社会多元一体的传承参与机制。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传承人（团体）的量化培育长期占据主导。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承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都有所欠缺，因此健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人（团体）责任机制迫在眉睫。首先，要构建多元化、多途径的传承人培养机制，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有人参与，既要注重民间传承人的挖掘又要注重伴奏曲牌音乐传承人的后天教育培养，既要注重实践性传承人的培养又要注重理论人才的可持续化培养，千方百计地推动社会多元一体的传承参与机制的形成，使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逐渐形成以民族群体为主，社会各方参与的多元化传承机制。其次，要不断加强传承人（团体）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在具体伴奏曲牌音乐传承中要通过规范性文件等明确传承人责任，并附带必要惩戒手段，迫使传承人有责任地传承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另一方面要通过激励机制激发传承人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要不断协调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中传承人、社会、政府之间的责任机制，通过相互监督与督促构筑三位一体的泛传承人责任机制，避免单方传承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传承逻辑造成音乐艺术的失传。

三是要构建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社会法律保护机制，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成果的巩固。一则，要不断强化法律传承的效应，通过行政、立法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针对民族伴奏曲牌音乐艺术，一方面要强化法律传承机制，确保民族传统音乐立法传承，维护伴奏曲牌音乐知识产权、著作权、商标权的保护与传承，确保地方性伴奏曲牌音乐行政法规的出台，保障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在法律机制中传承。另一方面要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发展纳入到地方行政发展规划中，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成果具有法律规范保护[9]。二则，要不断突出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成果的法律化巩固与保护，通过商标法、文物保护法维护传承成果，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具有相应法律保障。

四是围绕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开发，打造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经济圈，推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经济化传承机制。一方面要巧妙开展“传承搭台，文旅唱戏”活动，在推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发展的同时推动其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以产业链带动经济化传承机制。另一方面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发达的村寨，要将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同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打造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经济圈，从而以经济发展推动音乐传承。

五是要完善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公益性机制，积极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公益性、社会性的蓬勃发展。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过程中既要积极开展相关公益活动，鼓舞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到传承过程当中，又要呼吁社会力量加入传承大军，从公益领域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要从文化、教育、审美等多维度的功能取向着手，在扩宽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机制的同时，以多维度的机制出发共同助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可持续发展。

（三）创新传承路径——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关键

创新传承路径推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永续传承是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关键。一方面民族伴奏曲牌音乐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被时代审美思维定势所抛弃，传统传承方式难以延续。另一方面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统传承路径难以被时代大众接纳，创新传承路径成为关键。

首先，要依托自媒体平台，通过自媒体信息化的传播，扩大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10]。要结合自媒体网络传播、数字化展示的特点，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纳入媒介传承领域，构建数字传承、出版物传播、影视传递为主的线上传承路径与实地演绎为主的线下传播相对接的机制，实现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线上、线下共同推进的传承体系。

其次，要依托民族基层地区文化发展战略，紧扣文化扶贫，通过开展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传承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一方面通过文化扶贫，推动产业扶贫，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植入市场，发展民族音乐产业，以产业促进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民族地区原生态音乐文化巡演，整合挖掘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将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同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相结合，以消费拉动音乐艺术的传承[11]。

再者，要大力推动科研与教育传承路径，通过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等形式，促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理论传承与实践传承。在教育领域，不仅要以培养传承人为基础，还要将濒临失传的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纳入课堂教学，通过教学手段不断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传承机制。

（四）聚焦音乐文化——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根本

文化传承是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永续发展的精髓和根本，任何脱离民族文化习俗的音乐艺术在音乐的概念框架均难以彰显艺术本身的价值魅力，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是音乐与文化的一体化传承[12]。但是随着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在时代洗礼与革新的转型中不断缩小生存空间，民族传统音乐特别是伴奏曲牌音乐逐渐丧失了生存环境，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必然陷入困境。另外，现如今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人们对传统音乐艺术审美取向的转变，导致音乐艺术的文化意识逐渐淡化，民族音乐的小众化被无限放大，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播陷入困境成为必然趋势。因此，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根本在于音乐文化的传递。

首先，要推动民族传统节庆、歌会习俗的永续发展，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具有相应的开展环境。一方面要将弘扬民族传统节日，确保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具有必要的载体。另一方面要有的放矢利用新环境、新需求转变民族节庆习俗，创新伴奏曲牌音乐传承的新环境、新空间。比如随着伴奏曲牌音乐所依靠的婚嫁习俗的消失，要通过音乐巡演、文化下乡等形式充分传承民族伴奏曲牌音乐[13]。

其次，在传承民族伴奏曲牌音乐时要不断注重对应文化习俗的传播与挖掘。比如《翻山铰子》伴奏曲牌多以川北汉族地区的生活、婚嫁习俗为主，要传承其伴奏曲牌音乐理应传承川北的传统文化习俗，确保民族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具有必要的文化渊源与艺术内涵。再者，要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文化促进伴奏曲牌音乐的传承，成为新时期民族音乐发展不可忽略的价值取向。此外，要在民族伴奏曲牌音乐中传承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为枢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共同体是民族群体守护精神家园、弘扬音乐精髓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