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坚守者和推进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是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他坚信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由之路，坚信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坚信“三步走”战略目标必定实现，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景光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力量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沃土，萌发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奠基于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内生于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研究邓小平道路自信思想及其主要来源，对坚定“四个自信”，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三步走”战略;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6—0010—12

〔基金项目〕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提升当代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力研究”（13CTSJ10）

〔作者〕 栗献忠，山东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山东济南 2500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接力探索的伟大成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是邓小平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学习邓小平的道路自信思想及其主要来源，对于廓清当前国内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种种曲解和误解，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持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道路自信的主要内容

（一）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反复比较多种道路的必然选择。邓小平对人民选择的道路充满必胜的坚定信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一些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怀疑，甚至散布、传播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事实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距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造成的，直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并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才大大缩小了这种差距。不仅如此，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就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只有深悉中华民族的历史，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反之，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盲目推崇资本主义道路，就会误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泥淖。过去那段惨痛历史使邓小平格外珍惜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他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底气十足：“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总之，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问题。他还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二）坚信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

改革开放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邓小平不计个人得失，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使命担当，在深谙中国国情、着眼于解决中国长远发展问题而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即使在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关注，可以说为改革开放殚精竭虑。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距坚定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必须放眼世界，找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

1978年，在邓小平主导下，党中央先后派出了多个出国考察团。考察团成员对日本家庭的汽车拥有量、家用电器普及、家庭住宅面积以及对西欧一些国家的现代化生产技术、自动化流水作业方式感到相当震惊，特别是看到西德与中国的煤炭生产效率相差80倍时，他们深受刺激。邓小平在与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指出：“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同时，他还提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化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又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百闻不如一见，邓小平不仅听取汇报，还要亲自看一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1978年10月22日，他访问了日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正式访问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出访的目的之一，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指出，就是来学习日本的现代技术和管理，学习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在参观日本新日铁、松下、日产汽车等公司，乘坐新干线列车，亲身体验了日本的现代化后，他进一步坚定了搞现代化、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决心。

改革开放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表示，为了发展生产力，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对外实行开放，从几年来的实践来看，“这个路子是对的”，如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开放，提出思想要更解放，胆子要更大，步子要更快，要敢闯敢试，敢于开拓新路，如果“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邓小平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创办经济特区，引领改革开放。他支持广东省提出的兴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并亲自定名为“经济特区”，要求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深圳特区成立之初，因打算聘用外国人当企业经理而遭到许多人的批判甚至被视为卖国行为时，邓小平给予有力支持，为聘请外国人当经理不是卖国行为定调。当特区创办三年后承受姓“资”姓“社”争论的巨大压力时，邓小平亲自到四个经济特区考察，并为特区题词定性，特区姓“社”不姓“资”。1992年，當来自“左”的思潮企图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再走回头路时，邓小平再次到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地考察，并发表南方谈话，再次向世界发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的时代最强音。

为使个体经济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邓小平三次点名个体经济的代表人物年广久。1980年，针对社会上围绕“傻子瓜子”而展开的姓“社”姓“资”之争，邓小平对个体经济发展给予肯定，提出要“放一放”“看一看”。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担忧对外开放会出现资本主义时，又以“傻子瓜子”为例，耐心说服有顾虑的老同志。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到“傻子瓜子”，以此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传递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满怀信心。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充满自信，多次用“相信”“信心”等词语表达改革开放必然成功的坚定信念。早在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指出：“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经过五年的实践，已见成效，证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邓小平指出，中国进行拨乱反正的目的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此改革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他指出：“我们相信，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搞下去，会获得成功。”1987年1月，他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指出：“我相信我们以后做的事情将更加证明我们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同年1月20日，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又说：“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回到思想僵化、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这不仅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也与时代发展背道而驰。因此，邓小平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

（三）坚信“三步走”战略目标必定实现

“三步走”发展战略被邓小平形象地称为“三部曲”，它是邓小平根据中国实际而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呈阶梯状设计，具有明确的指引性、渐进性。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三步走”战略目标为人们展现了美好前景，但它能否如期实现？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身体力行，为实现战略目标打气鼓劲，在各种场合表达坚定的信心，即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

邓小平首先在1980年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思路，提出利用20世纪末的两个10年，中国经济发展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后前两年的发展形势增强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信心，在当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向全党、全国人民传递实现战略目标的坚定信念，提出我们“有信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

为了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在会见客人中表明自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信心和决心。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谈道：“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1986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时说道：“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000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

1986年12月，国内出现了一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部分大学生中产生了消极影响。邓小平提出，要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来教育大学生，使他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当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看，实现我们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望”。

“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是到199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198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500美元。面对这样的成绩单，邓小平自豪地向西班牙客人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说，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看起来，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他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正是在第一步战略目标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可如期完成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第三步战略目标，从而明确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台阶，即20世纪走两步，分别达到温饱和小康，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对此踌躇满志：“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四）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景光明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坚定不移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他指出，要客观分析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正确看待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绝不能因历史上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而妄自菲薄，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结论。与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即使不完善，也要好于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我们有信心逐步完善它，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旧中国不可比拟的，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1982年，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断。

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果断“亮剑”，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再次证明，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没有前途”。如果按照“三步走”战略设想，中国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那就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因此“我们要理直氣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辩证地分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认为虽然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但“会使坏事变成好事，使领导者更加清醒，使人民更加清醒”，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

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寒流陷入低谷时，邓小平理直气壮地坚守社会主义信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中国不仅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制裁，而且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和平演变”的挑战，一些国际人士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即将失败，甚至有人算出了失败的具体时间。国内许多人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景忧心忡忡。在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善于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定力，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和立场，由此锁定了中国的政治风向标。他指出，尽管世界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这都是暂时现象，“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放眼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是，“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不仅如此，他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一定会越来越壮大。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充分印证了邓小平的预言，证明他的这些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没有消亡，也绝不会消亡，社会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邓小平道路自信的来源

邓小平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亲历者。他既目睹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跌宕起伏，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世纪悲剧，也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见证了十年“文革”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他自己也历经“三落三起”，然而他一生坚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初心不改，矢志不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内生力量从何而来？

（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厚沃土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首先来源于科学理论。邓小平一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少年时期就留学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周恩来等指导下，编辑《赤光》刊物并积极撰写理论文章。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后来又到苏联中山大学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武装了邓小平的头脑，坚定了他的理想信念，树立了“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的伟大志向。在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个核心。邓小平在晚年时非常谦虚地说自己读书不多，但他终生“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因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正是因为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因而他一生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一生中三次被打倒，都与坚持实事求是相关。在江西苏区时，因为拥护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和主张，“左”倾错误领导人以“毛派”头子的罪名，撤销了邓小平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1966年“文革”爆发，邓小平因为注重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而被视为“党内走资派的二号人物”被打倒，撤销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下放江西劳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1976年，邓小平由于在第二次复出后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错误，致使“四人帮”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又一次被打倒。三次被打倒的经历，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格外深刻，因此他在第三次复出后一再告诫党内，“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理解和掌握，邓小平才以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全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他总是挺身而出，拨云驱雾，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质上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可谓“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这一讲话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④，邓小平讲话中的“思想的闪电”一下“击中”了人民群众的期待，引领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大发展，党的面貌随之焕然一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扬帆起航。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陷入低谷，人们思想困惑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南方考察，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这两篇讲话是两大政治宣言书，成为促进中国思想解放、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改革开放的东风春雨，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春色满园”。

（二）萌发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

邓小平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他出生于民族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压迫有着切身体会。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他“少小离家”去欧洲，与众多仁人志士一道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早年“留法看世界”的经历使得他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认识中国社会。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他见证了当历史把选择权交给人民，而人民在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势力中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与神圣。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取得的成功与失败记忆犹新，尤其基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深度思考，才坚定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三落三起”的经历使他对“左”倾错误路线高度警惕，因而倍加珍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年“文革”中他两次被打倒，在下放江西劳动期间，使他能够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基于他特殊的经历和对历史的非凡感悟，他才发出内心肺腑之言：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唯一选择。这是历史的昭示。

邓小平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他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涯中，积累了宝贵的革命建设和治国理政的经验。邓小平亲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先后履职于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岗位，为创建人民军队、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对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右倾错误有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深知中国革命成功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主政大西南、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丰富的阅历，传奇式的生涯，实践积淀的经验，使他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具有坚定的信念。

（三）奠基于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功底，深知人民群众不仅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王充《论衡》）人心向背决定政权能否长久，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革命战争年代，战争胜负取决于人心之向背，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同样如此。因此，邓小平甘为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断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政治自信力量。他指出，制定“一国两制”政策，需要有胆略和勇气，胆略的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勇气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实际上都是群众的发明和创造，“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因此，他以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高兴、是否答应为各项方针、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检验政策是否合乎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试金石。

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认为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取得的。改革开放的起步，也是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先迈出了农村土地承包的第一步，为中央全面推行农村土地承包政策提供了鲜活经验。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同样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敢闯敢干的探索，才使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日益取得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言为心声，语为心志。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朴实的话语蕴含着深刻的哲理，那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谋福利，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江西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止肃反扩大化，为蒙冤干部群众平反，纠正土改“左”倾错误，重新分配土地，兴修水利，兴办工业和手工业，开创了红色首都瑞金的新局面。即使“文革”期间他被打倒，在江西下放劳动期间，他经中央同意到井冈山和赣南两地调查考察，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基层社会的情况，勉励干部群众树立信心，“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1975年在领导全国治理整顿时，他提出：“我們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1992年1月22日在深圳听到一种树叫发财树时，他高兴地说道：“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点和归宿就是立足最广大人民，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一句“小平，您好”是广大人民群众真诚支持他领导改革开放的真实表达，也是他获取无穷力量并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轮推向坦途的秘密所在。

（四）内生于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使命担当

邓小平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为党分忧、为民尽职，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创新，在社会实践中勇闯新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邓小平在思想理论上的奋力开拓，就没有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江西新建县下放劳动时，邓小平尽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为党分忧、为民尽责、为国图强的责任感、使命感未减一分。1975年他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各行各业的治理整顿工作，多次提出要“敢字当头”，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来“解决各方面的问题”。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思想领域死气沉沉的局面，他领导和推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非凡胆略和政治勇气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对于一个政党和国家而言，如果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就要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因此，他领导全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他冲破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束缚，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立足大陆和港澳台的历史与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为解决祖国完全统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

不忘使命勇担当，敢闯敢试拓新路。“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已达73岁高龄，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为中国开拓一条新生之路的历史重任。他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国十年发展时间，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不改革开放，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因此，他多次表示要“闯”、要“试”，要敢于“摸着石头过河”。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1979年，他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战斗精神决策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由此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在打破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让开国元老级领导体面退居二线，新老领导层顺利交接，平稳实现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目标。他精确把握时代脉搏，运筹帷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领导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并在南方谈话中千叮咛、万嘱咐，基本路线要100年不动摇，以此夯实人民群众对中央政策的心理基石，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续开拓。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92年一度处于徘徊状态时，他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嘱托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埋头苦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创一条新路。

邓小平离开我们已20余年，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逾40年。回望40年，可以告慰邓小平英灵的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如磐石的政治信仰以及勇往直前的使命担当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党和人民永续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早已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第三步目标也将提前15年实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创辉煌，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 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