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长期思考和阐发的一些重要观点的集中概括与升华，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深刻地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邓小平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抉择，为中国摆脱困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出路。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关键抉择，体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只要中国还搞改革开放，南方谈话就不会过时。

〔关键词〕 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9）06—0001—09

〔作者〕 龙平平，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 100071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改革开放出现严重困难，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产生的一篇重要文献。南方谈话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及走向作出正确判断，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深刻地回答了当时困扰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南方谈话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为中国摆脱困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找到了出路。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盏明灯、一面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时期作出的关键抉择。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背景

20世纪末期，中国共产党曾面临过两次关键抉择。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带领全党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

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低潮。1989年是个很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政治动乱。首先是中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由于中国有邓小平，我们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劫。接着是波兰，1989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耶茨基组阁新一届政府，这是战后东欧出现的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1990年1月，执政45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告解散。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社会党，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了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国家属社会主义性质的条文，决定更改国名和国庆日。次年4月，社会党在议会竞选中失利，沦为在野党。1989年12月，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政体。继之，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东德、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相继失去政权。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宣布正式解散。同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老布什建立美苏战略伙伴关系，冷战走向终结。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苏联随之解体。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力和影响力很大。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指导下创立的，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政权，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站得住？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这个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政治风波，正在遭受西方社会的制裁，外部压力之大，前所未有。是效仿苏东，还是走自己的路？严峻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作出抉择。

从国内形势来看，这个时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8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价格闯关受挫，被迫实行治理整顿，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1984年～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率为10.8%。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4.1%，199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小的一年，出现了经济滑坡。1988年，中国出现严重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甚至自由派的改革者也因此感到灰心丧气。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一部分人和企业的利益。而很多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中国还要不要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人们议论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和主张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有人提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長的历史阶段，应该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必须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这些错误认识困扰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们在最需要加速发展的时候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影响当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由于没有统一的认识，中央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个时候，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14个年头，到了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轫，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鲜明特征。改革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这是14年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怎样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要害是如何区分和判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姓“社”姓“资”的问题。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成为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思想障碍。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地冲击着这个传统观念，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和理论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形不成统一的认识，造成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能形成明确的目标。14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属性上对计划与市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改革开放就没有明确方向，就不可能加快发展。实践的发展到了必须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了，是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闯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新路，我们必须作出抉择。

1992年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关键抉择提出了紧迫要求，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作出这个抉择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一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我们必须交出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谈话是党的十四大的前奏曲，是筹备党的十四大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南方谈话是邓小平重要观点的集中概括与升华

有一种观点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精心准备刻意到南方发表的讲话，讲的都是以前没有说过的新话。这是没有根据的。

邓小平晚年经常到南方过春节，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形成的惯例。这是一次惯常的休假性质的视察，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因素，更没有一份刻意准备的讲话稿，都是在参观、视察和交谈中的即兴讲话，讲的都是多年来特别是1989年以来他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比如，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这是自1989年以来他最为关注、谈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早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就把中央领导同志请到家里，对他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之后，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中央及时概括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24字对外战略方针。

关于防止经济滑坡，从1990年初开始，他就反反复复地讲这个问题。1990年2月，邓小平提醒当时的中央领导说：“现在经济已经出现滑坡，应认真加以解决。”3月3日，他特意把江泽民、李鹏等人请到家里谈经济滑坡问题，指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990年12月，他和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改革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些问题。南方谈话也正是围绕着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

关于讲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意义，讲计划与市场，讲共同富裕，讲两手抓，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观点。这一次是结合新的情况，比较集中地作了系统地阐述和提炼，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这说明，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行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作过度猜测和解读。更进一步地说，1992年南方谈话不是一次孤立的谈话，而是以1991年视察上海的谈话为前奏和基础的。

邓小平退休之后每年去南方都有大动作。1990年春节他去上海，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出去视察，但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开发开放浦东。

他在听取上海市委汇报时说，希望上海市委拿出一个大动作，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没有收，我们没有向“左”转。上海提出开发开放浦东，邓小平非常赞同，他对朱镕基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刻意嘱咐李鹏：“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1991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先后考察了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新中华机器厂和正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和浦东新区，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他鼓励上海市领导，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那些僵滞的思维方式。要振奋精神，要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浦东，邓小平强调：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希望上海按照国际惯例办，尽快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关键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给处于低潮的改革开放打了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邓小平视察上海谈话精神，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三篇评论文章，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冲锋号。

所以说，1991年邓小平上海谈话为1992年南方谈话做了铺垫，创造了环境。研究南方谈话必须结合1991年的上海谈话，将其作为相互联系的一个过程来综合分析，不能把南方谈话看成一次孤立的行动。

三、南方谈话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

南方谈话总结和升华了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经验，围绕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架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框架，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

从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谈话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为标志，邓小平带领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辛探索，终于初步完成了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的创造新理论的伟大任务，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和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若干个“第一次”的新观点、新结论。这就是：（1）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第一次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3）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场新的革命。（4）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科技进步、教育优先为基础。（5）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6）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7）第一次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8）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可以实行两种制度，并以此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等。这若干个“第一次”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思想、新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作出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邓小平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源性理论，是指引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二）实践意义

第一，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作出正确判断，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抉择。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一抉择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重大决策。这里有两个大问题：其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否改变了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今世界的主题？我们是否遇到战略机遇期？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和失望的时候，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现在正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国际形势作出的重要判断，也是他的一个重要贡献。南方谈话首先从这里破题，反反复复地提醒人们：“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强调：“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之后，他又多次指出：“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你们要发奋，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为后来党中央提出我们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提供了依据，为推动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指向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发展靠什么？靠的就是改革开放，靠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南方谈话大量篇幅谈改革开放的意义，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政治风波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归根到底是自己没做好。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最重要的在于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认为，中国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坚持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就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正是邓小平的这些重要判断和论述，改变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南方谈话后不久，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结束治理整顿，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及时调整了当年的发展计划。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当年是老年心态，着急，一味讲快，留下来许多后遗症。这是偏见。那个时候，不快行吗？就像他说的，周边都在飞速发展，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应该说，没有那个时候的快速发展，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

第二，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理论支持。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彻底捅破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禁锢人们思想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清晰地展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南方谈话后不久，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指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讲道：“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他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随后，中央就这个问题征求省区市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至此，改革开放14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尘埃落定，党内思想趋于统一。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三项决策：一是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这三项决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关键时刻作出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的关键抉择，同时也充分凸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责任编辑 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