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马修·阿诺德力图通过批评建构的理想王国里，古典文学是具有权威性的范本，其“伟大的行动”体现着“最佳思想”，为读者带来思想与智慧，因此，应当成为作家效法的对象，以及读者衡量其它文学作品的标准。由此可见，阿诺德对古典文学的颂扬建立在他对英国文学现状和未来的思考之上，古典问题对他而言即是现代问题，古典的文学权威亦是为现代文学之未来描画的蓝图。然而，由于将文学权威视为具有恒定价值的统一整体，阿诺德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过程，也缺乏对读者群体内部差异和个体经验价值的重视。

关键词：马修·阿诺德;古典文学;文学权威;当代意义

在《批评在当下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等文章中，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重新思考和定义了文学批评的对象、遵循的原则以及对人与社会产生的功用，从而建立起不同以往的批评传统，使批评本身从文学的附属产品转向具有自身权威性的评判体系，并反过来作用于文学和社会，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筛选和评判，构建出一个体现“最佳思想”的文学世界，并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秩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一理想文学世界应该拥有怎样的具体形态与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阿诺德预设了一个可以为批评所辨识的极致完美状态，但他并没有用现存的任何文学作品去指代它。换句话说，“最佳思想”是阿诺德总结出的一种理想状况，并且他相信这种理想状况可以对现实发挥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阿诺德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不过这种想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现有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那些根据他的批评标准被称作是伟大文学的作品都是这种想象性建构的依据。因此，要了解阿诺德理想中的文学世界，就要从这些伟大作品的特征入手。在阿诺德的诸多批评论著中，《1853年诗集序言》（“Preface to Poems， 1853”）、《文学中的现代因素》（“The Modern Element in Literature”）、《论翻译荷马》（On Translating Homer）、《华兹华斯》（“Wordsworth”）、《论诗》（“The Study of Poetry”）等作品主要涉及了这一问题，它们共同体现了阿诺德对文学权威的建构。

一、作为权威范本的古典文学

综观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论著，不难发现他对构成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大诗人——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都或多或少有过微词，但谈及荷马与索福克勒斯等古希腊诗人时却毫无保留地大加赞美。在《1853年诗集序言》中，他更是直言英国现代文学问题重重，而伊丽莎白时期以来的文学传统又不适合效仿，所以青年诗人应该以古希腊文学为学习的目标。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学对英国现代文学具有典范的作用。

虽然阿诺德对本国文学的批评惹怒了他的许多批评同行，但他这种对古典文学极度的推崇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并不十分难以接受。在阿诺德的时代，英国大学所开设的文学相关课程依然是古典文学和古典语文学。1857年，阿诺德在牛津大学开设诗歌讲座时虽然打破传统地使用英文而非拉丁语进行教授，但他讲授的内容仍然以古典文学为主，甚至当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为了在牛津大学建立英语学院而写信向他寻求支持时，阿诺德也没有给予积极的答复。诚如伊格尔顿所言，英国文学直到“一战”前都难以进入古老大学的殿堂，它的发展是从工人阶级、妇女群体开始的自下而上的进程③。而对于阿诺德这样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文学威望的维多利亚知识分子来说，古典文学自然会是他在思考英国文学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时最容易想到的参照物。在这种情况下，阿诺德似乎理所当然地算是一位复古主义者，认为回归古典的文化传统是针对现代文学的一剂良药，甚至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还曾经指出，阿諾德针对现代社会的策略就是要人们“从现今争执激烈的地方撤退到过去安全平静的地方”。事实上，在阿诺德所谓“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无力诞生”的社会转型期，复古的愿望就总会出现。一旦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过去的信仰曾带来的那种稳定感和价值感，有些人选择去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像后来未来主义者做的那样），而有些人则将希望寄托于对古典时期的幻想，从而产生出抽离现实回到过去的渴望。阿诺德对古典文学的青睐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一味沉浸在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进步观念中的英国社会做出的回应，但仅仅把阿诺德推崇古典文学的主张理解为一种因对当下不满而产生的怀旧式情绪，或是一种保守的反进步话语都是不充分乃至有失偏颇的。实际上，阿诺德在颂扬古典文学时从未放弃他的现实观照——解决当下英国人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因此，古典问题对他而言即说是现代问题，古典文学亦是为现代文学的未来描画的蓝图。

巴克勒（William E. Buckler）在《马修·阿诺德与古典主义危机：导言》一文中曾断言，詹金斯（Richard Jenkyns）在其专著《维多利亚人与古希腊》（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包括阿诺德在内的维多利亚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是塑造了一个和历史真实不符的古希腊神话⑥。然而抛开是否能够认知一个具有绝对历史真实性的古希腊暂且不谈，阿诺德本人感兴趣的其实也并非还原历史上的古典。诚如巴克勒所言，对阿诺德来说，古希腊不是完美本身，而是一个充分的范本。因此，如果说阿诺德在歌德、海涅、圣伯夫等欧陆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上为英国文学设计了一个理想的权威标准，那么古希腊文学就是这个权威的范本，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具有权威性。与以布瓦洛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者相区别的是，阿诺德并不意图以古典文学为标准为当下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制定出一套外在的具体准则和规范，而是致力于追求在文学世界树立权威的真正意义——鼓励英国诗人和读者学习古典文学的总体精神特征，从而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因此，在理解阿诺德所描述的文学权威特征时，必须认识到它们不是僵死的规范，而是总体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古典文学中的“伟大行动”

前面已经提到，在1857年，阿诺德在牛津大学开设诗歌讲座，他的诗歌教授就职演讲几经修改，于11年后才真正出版，名为《文学中的现代因素》。作为之后一系列古典文学和历史讲座的开场，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它主要论述了古典文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使学生认识到在掌握文学和历史知识之外，还有着关于人和人生的更高目的。根据阿诺德在正文之前的说明，这篇原本针对大学生的讲座之所以事隔十余年后出版，是为了解释他当时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希腊精神，从而让读者进一步了解在当今时代最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由此可见，虽然相隔多年，阿诺德宣传古典文学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改变，无论对牛津大学的学生，还是对英国社会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读者，他在文中都致力于传达这样一个理念：现代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是思想的释放（intellectual deliverance），而学习古希腊文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学习古希腊文学中反映的希腊精神就是现代人获得思想的绝好途径。可以说，这是阿诺德所有古典文学批评论著的基本，它适用于需要认识和体会古典文学必要性的读者和学生，也适用于英国的青年作家。因为在阿诺德看来，只有效仿古希腊文学，学习希腊精神，才能创造出给读者带来思想和智慧的作品。所以，虽然《文学中的现代因素》《论诗》等作品教导读者怎样阅读和理解文学、《论翻译荷马》《1853年诗集序言》等为英国译者和作家提出建议，但它们的主题都是以古希腊文学为范本，描绘文学权威的基本特征，为英国的作家与读者提供指导。

我们知道，文学由内容与形式两大基本要素组成。在中西方文学理论史上，关于它们哪一个应占支配地位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而对于强调作品“释放思想”之功用的阿诺德来说，文学主题的选择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在《1853年诗集序言》中，他断言“诗人的第一要务是选取一个伟大的行动（action）”，而这也是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永恒价值的关键。阿诺德的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对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③针对其中“行动”的含义，罗念生曾撰文指出它和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及的另一个词“动作”在英文中都译作“action”，但前者意为“人所行的事”，后者的范畴更小一些，指身体的动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及的悲剧指的是一种表演形式，而非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剧本，因此，辨析“行动”与“动作”的区别十分必要。但对于力图向读者宣传古典文学权威性的阿诺德来说，他所考虑的自然是文学文本而非表演形式，因此，作为伟大作品永恒主题的“action”就接近罗念生所辨析的第一种意思，指的是人在情感与思想支配下所行的事。在阿诺德看来，伟大的行动超越时代性，也高于现实，“最有力地诉诸人类最根本的情感（affection），那些人类永恒的，不随时间转移的本质情感”，并且“永远可以被接近，永远可以被理解，永远有趣味”。因此，如果一部作品以伟大的行动作为主题，就能够奠定崇高的基调，帮助现代英国读者获得思想与智慧。

由此可见，在阿诺德的理论中，伟大的行动在影响文学的诸要素里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在这一前提下，戏剧由于是反映伟大行动最纯粹直接的形式，也是读者体会作品崇高精神的最佳途径——毕竟人物的行动往往能够施与读者最直接有力的影响——因而比古希腊史诗的地位还略高一筹③。相较之下，史诗则因为除了处理行动，还关心行为举止、自然等本土化和具有时间效应的枝节，在永恒价值的层面打了折扣。从阿诺德对戏剧和史诗两种文学体裁的比较可以看出，他对古典文学的推崇有着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试图让英国人通过古典文学接触到反映在人的行动之中的、超然于功利主义和放任自由之上的崇高人性。

三、古典文学的当代意义

在《文学的现代因素》中，阿诺德以索福克勒斯为例，论述了崇高人性的具体表现。它并不孤立地属于索福克勒斯一人的崇高品格或天才创造，而是立足于伯里克利时代高度发达、有趣、现代的古希腊整体精神氛围之中。在这里，阿诺德特意用“现代”来描述古典时代的精神特征，呼应了文章题目里强调的“现代因素”，其含义和阿诺德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文中提到的现代思想一样，都是阿诺德所谓“最佳思想”的特征。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反复出现在他著作中的“现代思想”“批评精神”“最佳思想”以及“完美”都是含义接近、可以互换的妙句（catch phrase），在不同的语境下为阿诺德选取使用。在《文学的现代因素》中，他频繁选用“现代”一词显然是为了和复古主義区别开来。但无论如何，按照阿诺德在《批评在当下的功用》中提出的理论，只有伟大的时代还不足以诞生真正的杰作，所以索福克勒斯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是“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家”，用完美的形式反映了古希腊全盛时期的精神风气，塑造了“在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诸多方面高度发展的人性”。前面已经提到，虽然维多利亚中期也是一个科学与工业飞速发展的时代，阿诺德却对自身所处社会中蔓延的放任自由和功利主义倾向有诸多批评。毋庸置疑，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对于这一时代的英国读者来说，了解和学习索福克勒斯等伟大作家所描绘的崇高人性和永恒的精神，就成为向“最佳思想”靠近的方式。

在《论翻译荷马》中，阿诺德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证明古希腊文学如何影响了英国贵族的精神气质：1762年“七年战争”进入尾声的时候，枢密院议长格兰维尔伯爵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仍不愿放弃工作，他吟诵了《荷马史诗》中萨耳珀冬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意愿——“但死机既然四伏，逃避到最后也终是枉然——那末，我们就前进吧”。阿诺德认为，《荷马史诗》中对命运之苦痛的接受，以及从中寻找希望、获取力量的崇高精神完美地呈现在了格兰维尔伯爵的身上。显然，他希望当下的英国人也能重现这位18世纪英国贵族在文化和精神气质上的高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华兹华斯》一文中宣称“诗是对人生的批评”⑥。在文章的末尾，他提到华兹华斯曾在给博蒙特夫人（Lady Beaumont）的信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的诗歌）将使人性中好的倾向与社会相协调，并且将根据自身的情况使人更明智，更完善，更幸福”。阿诺德把这段话记在了日记中，又将其作为《华兹华斯》一文的结语，可见他对此的认同。伟大的文学反映的是伟大的人格，也能使读者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从而获得更好的人生，这是阿诺德多次表达出的信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针对单独作家的那些批评著作——《海因里希·海涅》、《拜伦》（“Byron”）《约翰·济慈》（“John Keats”）、《雪莱》（“Shelley”）等——从来都不只是对诗歌的评鉴，而是通过诗人的个人经历、书信、日记等材料提供的佐证，与作品一起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诗人形象，并抓住他们最重要的精神特征，因此而散发出独特的魅力。说到底，阿诺德宣传古典文学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古典文学教育为英国人树立起一个精神权威，从而扭转弥漫于整个国家的思想风气，也就是为了有益于“将要到来”但还没有到来的人。事实上，这一着眼于改变现实、创造未来的目的始终隐含在阿诺德包括文学、社会、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所有批评著作中，即便是那些看似谈论古典文学的作品也有着针对现实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论翻译荷马》与《论诗》就不能简单理解为谈论翻译技巧和诗歌理论的作品。在《论翻译荷马》开篇，阿诺德就提出了当今的译者应该怎样看待《荷马史诗》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史实是弗莱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于1795年发表的古典学名著《关于荷马的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在书中，沃尔夫质疑了荷马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唯一作者的说法，从而引起了学界巨大的震动，以至于“古典学因沃尔夫的《荷马绪论》而成为现代式大学中的一个专业，表明这门学科首先关注的是整理和研究‘古籍——所谓‘荷马问题属于古代问题”。除此之外，包括阿诺德的好友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在内的学者也都致力于研究古希腊读者究竟怎样阅读荷马，并讨论如何使英译本对读者产生同等的效果③。但对于阿诺德来说，这两种流行的观点都偏离了当下翻译、阅读古典文学的本质意义，译者做到信实固然重要，但原原本本地恢复古希腊时代的种种细节已然不可能也不必要，而“为有才智的学者翻译出荷马的总体印象（general effect）”才是译者的第一要务。显而易见，阿诺德笔下那个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却无法用精确语言定义的“最佳思想”就是《荷马史诗》最宝贵的“总体印象”。在《论翻译荷马》中，阿诺德提出译者必须理解《荷马史诗》的四大特征——轻快、语言朴素直接、内容思想朴素以及风格崇高，它们共同构成了荷马的“宏伟风格”（grand style）。其中荷马的崇高最能代表史诗的总体精神特征，是这四大要素的核心，也出于这一原因，在译作中没有体现出崇高的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成为被批判的重点。正如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准确指出的那样，纽曼在翻译中体现出的随性粗鄙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国民的性格，而这才是让阿诺德真正警觉的。

四、对建立古典文学权威的反思

以上分析表明，“荷馬问题”或曰“古典问题”对于阿诺德来说其实是当代问题，但带着想要改变社会现状的急切愿望，阿诺德对文学权威的树立也为后人提供了反思和批判的空间。在《论翻译荷马》和《论诗》中，他一再表现出对历史性和个体性的轻视，指出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存在两大谬误：“历史的评判和个人的评判。”这意味着，一部伟大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它在历史中的意义，也无须在意根据读者的个体经验施加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因素不但意味着瞬时性，还容易使人掉入价值相对主义的圈套，这无疑是致力于塑造权威的阿诺德极为反对的;另一方面，个人的评判同样存在绝对价值感的缺失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它们都是文学权威的敌人。在这个基础上，阿诺德又发展出当代主题都不具备永恒意义的理论：“毫无疑问，有着敏锐洞察力的希腊人觉得一个当代的行动离自己太近了，它混杂了太多偶然与瞬时的东西，因此不能构成悲剧诗所需要的那种足够宏伟、超拔、自足的主题。”

然而，如果说文学对永恒价值的追求意味着放弃当前意义不明或没有被经典化的主题，那么文学的动态发展就不会存在。退一步说，如果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即便是希腊文学所反映的永恒的行动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变体，阿诺德对历史因素的忽视无疑是在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之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在《1853年诗集序言》中，阿诺德试图针对文学权威对主题的选择十分狭窄这一问题做出回应，他承认《安提戈涅》的主题很难再引起当代读者的兴趣，但他进一步提出，自己在文中是为个体的作家而非普通读者树立古典文学的典范，从而让前者能够明白选题的极端重要性③。在这里，阿诺德的观点似乎又与教导中产阶级读者怎样读诗的《论诗》互相矛盾，因为在后者中，阿诺德同样建议普通读者以古希腊文学为范本鉴赏诗歌的优劣。事实上，这里触及了阿诺德批评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最佳思想”是不是平等地向每一个人敞开的？阿诺德曾提出“最佳自我”（the best self）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追求的目标，就这个层面而言，阿诺德似乎应该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他又在不同的论述中出现了区分“有思想智慧的人”和“大众”的倾向。这种观念上的含糊在阿诺德的社会政治批评中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阿诺德对伟大行动的颂扬背后隐含着对消极主义的批评，这也是他将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批评领域后做出的重大改变。在阿诺德看来，纯粹传递悲观主义的作品是病态的，因为除了沉浸在苦痛中，它们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别的出路。而伟大的作品则需要靠行动来传播希望的讯息，哪怕这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在这一点上，阿诺德体现出了达尔文主义式的乐观精神，即将事物看作是在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完全有可能沿着理想的方向朝完美的境界前进。并且，诚如约翰·伯瑞在《进步的观念》一书中所指出的，相信人类进步的这种信念将会“产生一种重要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如果相信进步是整个人类的发展趋势，而非仅仅属于个人，那么就必然需要从整体的角度衡量进步的条件。因此，个人行为不再只需对行为者个人负责，还要考虑受到影响的他者和后代。在阿诺德的身上，这一由达尔文主义衍生而来的道德准则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他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个人的情绪，那么在这种整体性思考的道德观作用下，他开始有意地从创作中抽离出自我。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阿诺德在1853年出版的诗集中进行自我审查，删去了《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Empedocles on Etna”）这首长诗。由此可以看出，阿诺德的文学权威有着明显的教谕意义。它虽然不以道德说教的形式出现，但通过文学为读者塑造理想精神世界的意图却昭然若揭。然而问题在于，在阿诺德的观念中，“读者”更多的是一个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他期望通过文学施加影响的，其实不是（或者说不主要是）有着不同经验的个人，而是一个想象中的精神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一部分功能就被遮蔽了。一个有着特定经验的读者个体完全可能从悲观主义的作品中得到共鸣和快感，但对于否定对文学进行个人评判的阿诺德来说，不仅文学权威具有统一的内在特征和价值，他所预设的读者也是同一的，那么文学之于他们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会再加以区分。而毋庸置疑，在实际情况中，读者往往是以个体而非群体中的一员的身份进入文学作品，这意味着文学将在他们眼中呈现不同的意义。阿诺德对个人评判的全盘否定和对文学教谕意义的坚持使得他对文学作品的评鉴不时出现偏颇之处，这也导致了他对《恩培多克勒斯在埃特纳火山》这首诗的自我批评。

综上所述，阿诺德以古典文学为范本，为英国文学建构起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权威，以期修正当代英国国民精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然而，由于过分强调文学权威之恒定的统一价值和特征，阿诺德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历史性和动态过程，也缺乏对读者群体内部差异和个体经验价值的重视。

作者简介：崔洁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