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早驾机翱翔祖国上空的中国人

2019-02-01刘金龙

航空知识 2019年2期

刘金龙

中国早期飞行家秦国镛

谁是首位驾机飞翔在祖国上空的中国人？2012年，《中国民用航空志·华东地区卷》主编王世敏先生在编写史志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在史著中存在争议。

翻阅当前的著述，主流观点认为：这个人是秦国镛，他驾驶的机型为法国高德隆型飞机，地点为南苑机场，时间有1911年4月6日和1913年两种说法。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厉汝燕，1912年4月13日，他駕驶鸽式飞机在上海江湾进行飞行表演，首开先河。

王先生请笔者帮忙，查找相关史料，争取把这件事说明白。

直接证据哪去了

从时间上看，秦国镛首飞中国上空一说，最早发生在1911年4月。如果能查找到史实资料证明，这个争议就自然解决了。

国内支持1911年4月秦国镛首飞之说，最早的成文出自1973年台湾出版的《中国航空掌故》，作者是李天民。在该书“中国第一位飞行员”一节，提到秦国镛飞行之前北京《顺天时报》曾连续几天以《试演重体航空器》为题，对首飞进行了宣传，活动当天《顺天时报》特别发了“号外”新闻，第二天《顺天时报》等报纸继续报道这一盛况。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出版的历史著作中，有沿袭这个说法的。

为此，笔者翻阅了1911年4月前后的《顺天时报》，出人意料的是，其中竟没有一则关于秦国镛飞行的消息。同时期的其他媒体，也未见相关报道。当时尽管处于清朝末年，飞机却已受到国内媒体广泛关注。秦国镛如真的在南苑驾机飞行，见诸报端很正常。这么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却没有任何一条报道提及，不禁让人心中生疑。

另外，网络有文章，称秦国镛过世后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其坟冢上竖有“中国航空第一人”的碑记。秦国镛的确葬于北京市万安公墓，其位置为火字区燧组8穴，其墓碑新立于2016年5月1日。据墓园管理人员讲，秦国镛原墓碑可能毁于文革期间，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因此，所谓“中国航空第一人”的碑记，目前找不到原始证据。

飞机是关键要素

飞行，除了飞行员本身，飞机是不可或缺的，而这需要钱的支撑。

1911年4月，如果秦国镛首飞南苑，他驾驶的飞机从何而来？《中国航空掌故》一书提出：秦国镛学成回国，随身携带的飞机为高德隆“蝙蝠翼折叠式单座教练机”，并称其“带一架随身‘法宝来，也是轻而易举的必然之事，否则徒手归来，岂不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吗？”事实果真如此吗？

1913年南苑航空学校成立后，用30万元购买了法国高德隆飞机公司的双翼教练机12架，平均下来，每架飞机要2.5万元。根据1916年颁布的《航空学校条例》，南苑吭校校长的年俸为4800元（当时一般城市工人的年收入在240～360元之间）。据此推算，即便1913年秦国镛成为南苑航校首任校长后，凭借其收入，5年不吃不喝，才勉强买得起一架高德隆飞机。1911年，他刚刚在国外完成学业，“轻而易举”拿出这笔天文数字般的巨款，买架飞机回国，无疑有悖常理。此外，飞机运回国组装、机械故障处理，还需要聘请机械师，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中国航空掌故》所给理由，因此是似是而非的。当然，缺乏有关这架飞机的其他可供参照的史料，才是问题的关键。

秦国镛是何时学成归国的？有观点明确提出他在1911年春或之前回来，也有观点认为秦国镛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才回国的。以上观点，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暂时不能判定孰是孰非。但他若是1912年才回国，1911年就更不可能在南苑飞行了。

中国早期飞行家厉汝燕（即厉翼之）。这是他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公司航空学校获得的飞行执照，编号148。该校位于萨利斯伯瑞平原。（图片鸣谢：PATTI GULLY）

飞行家囊国铺后来担任南苑航校的校长。南苑航校成立于1913年，是中国乃至东亚第一所航空学校。圈中飞机即是中国史料中的“离德隆”。（图片鸣谢：PATTI GULLY）

溯源秦国镛首飞说

秦国镛于1911年4月6日在南苑驾机飞行的说法，最早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就是1973年台湾出版的《中国航空掌故》。但这些内容，据该书作者李天民描述，是在抗战胜利后，“在故都老人松竹岑——满名松森扎尔——先生家听到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天民并没有对该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

在大陆地区，秦国镛曾于1911年进行飞行的说法，首次出现于1984年的《中国近代民航史征求意见稿》：“1911年春，留法飞行员秦国镛自带‘高德隆（GAUDRON）教练机在北京南苑飞行，定名‘首次放演飞行机，为中国国内第一次飞行”。

该书中对秦国镛飞行的描述与《中国航空掌故》多有类似，应受到后者的影响。可惜的是，前者没有提出其他直接、可信的证据。然而，秦国镛是首个在国内飞行的中国人的说法却逐渐传播开来。

关于秦国镛曾于1911年4月6日在南苑飞行一事，目前唯一的依据就是松竹岑在20世纪40年代时的回忆。李天民听到这个故事30年后，才将其诉诸文字，其可靠性存疑。

成为第一个在国内飞行的飞行家，于个人而言意义非凡。作为当事人，秦国镛却从未提过此次飞行。1913年，南苑航校成立后，秦国镛和厉汝燕在此共事至1918年，此后两人也有交集。有意思的是，厉汝燕也没有提及过泰国镛曾在1911年飞行，却称自己在1912年4月的飞行为国内国人首次驾机升空。

秦国镛早年的留学、归国经历鲜有资料披露。相较而言，厉汝燕的相关资料则要丰富得多。只是由于当前主流观点都认为秦国镛最先在国内驾机飞行，因此对于厉汝燕学习飞行、特别是首次驾机飞行的经历研究较少。笔者希望利用手头的资料，尽量贴近历史原貌。

厉汝燕归国

厉汝燕，浙江定海人。清朝末年，在英国自费留学的厉汝燕注意到刚刚兴起的航空事业，建议清政府派人研究航空制造、飞行驾驶。恰在此时，清政府驻英国的留学生监督钱文选也注意到：飞机必有“灿然大备之一日”，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时时发生危险情形，中国人无论已，即西人中亦非富有冒险性质者，不敢尝试。”不想此时却遇到“自告奋勇、愿习航空驾驶学”的厉汝燕。两人志趣相投，钱文选便向陆军部推荐厉汝燕转为官费生，入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Bristol Flying School）学习飞行。当时，英国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中国在此的留学生最多，有120多人，但学习飞行的仅有厉汝燕一人。学成后，厉汝燕考取了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RovalAero Club of Great Britain）第148号飞行证书，成为了一名“胆欲其大而心欲其细”的飞行员。辛亥革命前夕，沪军都督陈英士委托厉汝燕代购飞机2架，用于北伐。厉汝燕遍访欧洲各国，选定了2架奥匈帝国生产的鸽式单翼机（Etrich），共计花费2400英镑。然而，当他返回国内时，革命已经完成。举办飞行表演，唤起国人对航空的重视，成为厉汝燕的新任务。

中国人江湾升空

厉汝燕将要举行飞行表演的消息得到了媒体的持续关注。1912年2月24日，《申报》称：厉汝燕飞行的日期，选在“旧历正月十五日”，即1912年3月3日;地点为“江湾万国体育会场”。2月29日，《时报》称：厉汝燕购买的2架飞机，1架随身带回，另1架在海运的过程中有所延误，因此飞行的时间推迟至3月5日。3月1日，《时报》又称：因飞机组装问题，飞行时间又延后至3月10日。时间一再推迟，最终根据5月1日《东方杂志》的记载，飞行表演于4月13、14日进行。

在厉汝燕之前，曾在上海飞行过的，只有法国飞行家环龙。环龙的飞行是一曲壮烈的悲歌。1911年5月6日，环龙驾驶桑麻式飞机因转弯不慎坠毁，环龙被压在飞机下，当场殒命。一年后，同样在江湾跑马场，厉汝燕这位中国飞行员会展示怎样的飞行呢？

中国台湾1973年出版的《中国航空掌故》。秦国镛首飞中国的说法，目前看最早就是出自这本书。

在英国学习飞行期间，厉汝燕（右2）与英方人员在“箱形风筝”飞机前合影。他就是用这种飞机学习了飞行。

4月13日星期六，江湾跑马场人头攒动，现场聚集了3000多名观众，不少人为了观看这场飞行表演已经等候了3个多小时。西南风超过了32千米每小时，这种天气不太适合飞行。厉汝燕“服飞行家之软皮衣，从容而来。先将飞艇考察一过，因甲艇不能上升，即换乙艇。”“入艇后，即开机。先由工人力为扶掖，及脱手，一跃而上，距地三十余丈。飞绕赛马场数次，左右高下，无不如愿。”

4月14日，以《中国飞行家出现》为题，《天铎报》报道了厉汝燕的飞行情况。报道称“中外人士皆拍掌赞叹，亦吾国技术之进步也。”4月17日，《时报》也报道了飞行盛况，称赞厉汝燕“他日为吾国飞行家放异彩必此人无疑”。

关于厉汝燕的这次飞行，西方媒体的报道略有不同。4月20日《北华捷报》登载了题为《江湾的航空活动》新闻：首先，厉汝燕驾驶第一架鸽式机滑跑了大概100多米，因发动机动力不足，不能顺利升空，于是决定换第二架飞机。其次，第二架飞机顺利升空，飞行高度达到100多米，然而这时飞机开始摇晃，接着引擎忽然熄火了。后来，厉汝燕操纵飞机滑行下来，顺利落地。至于引擎空中熄火的原因，厉汝燕解释说，是因为其中一个气缸失火了。但他的德国机械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飞行员一定是不小心拧错供油阀门，导致引擎供油不足而停车的。第二架飞机从起飞到落地，大概持续了5分钟。然而，《北华捷报》也认为，厉汝燕操纵引擎失效的飞机成功落地，完成了非常危险的挑战，肯定了他的飞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