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晓楸

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作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 年）。这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有四十多年，唐王朝在医治安史之乱造成的创伤，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初见成效。韩愈希望改革政治，重整盛唐大一统的繁盛局面，强烈反对藩镇割据，所以他作《张中丞传后叙》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是毫不足怪的。至于他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文章开头一段作了交代“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余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然尚恨有阙者，既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所以韩愈告诉我们李翰《张巡》内容不够完备，事实还应增补，道理还有待进一步阐发，于是写了这篇文章。他的这一篇是李翰那一篇的补充，所以叫作“后叙”也称为“书后”，“大抵书后者，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清·姚华《论文后编》）韩愈的这一篇就是在原著基础上给以阐发和补充又叙议结合独立成文。

李翰写《张巡传》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当安史乱军猖獗杀掠的时候，一些爱国将官，也曾英勇抗战，甚至为守土而壮烈牺牲。在河南，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阻住叛军进入江淮地区，保卫了唐军赖以补给物资的大后方，更为抗击安史乱军的战史增添了最为光彩的一页。

张巡，生于中宗景龙三年（709 年），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十月睢阳城破时被叛将尹子奇杀死。安史之乱发生时他任真源（今河南邑县东）令。他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投敌，并让他率军迎接敌人，他愤然违命，守雍丘（今河南杞县）达十一个月。

至德二年（757 年）睢阳太守许远向他告急，即率部进驻睢阳，与许远婴城拒战，以所部不足万人抗击尹子奇带领的十万贼兵，坚守睢阳达十个月之久，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本来睢阳城中积谷有六万余石，可供全城军民一年食用，但虢王巨强令分一半给了濮阳和济阴二郡，而济阴得到粮食便去投敌了，使得睢阳军民守城至七八月间就开始缺粮、断粮。起初将士们每天“人食米一合杂以茶纸树皮，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不久就人吃人了”，“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资治通鉴·唐纪》) 至十月上旬叛军从许远分守的西南城攻入睢阳，原有人口六万加守军共约七万，城破时仅遗四百人,张巡等三十六员将佐,全部被俘殉难。尹子奇曾问张巡：“为什么每次作战会要眼角破裂，嚼齿粉碎呢？”张巡说：“我要吞灭汝辈逆贼，恨力不从心耳！”敌人撬开他的嘴，牙齿只剩下三四枚了。

许远身为主帅，尹子奇便把他送往洛阳请功。但行至河南偃师县，传来唐军收复洛阳、安庆绪（安禄山之子至德二年正月杀死安禄山自立为伪皇帝）逃走的消息，许远也就被杀了。

张巡、许远等人壮烈殉难不久,腐朽入骨的唐朝廷上,就开始有人对他们嗡嗡营营地横加挑剔，甚至认为张、许二人根本就不该坚守睢阳。与其弄得人吃人,不如保全人命,放弃睢阳。或是因为认识糊涂，或者是投降派的别有用心，但归根结底反映了唐帝国在经历了一场大乱之后局势已动摇不稳,也反映了统治集团中思想已极为混乱，他们对帝国的未来或忧或惧,开始失去自信了。当时李翰曾作《张巡传》献给肃宗。李翰是张巡的朋友，张巡守睢阳时，他客居宋州（治所即是睢阳），又很了解睢阳的战守情况，所以这篇《张巡传》能够写得“颇详密”。他写《张巡传》的目的在于表彰张巡的功勋和气节,自然不多涉及旁人，就给那伙嗡嗡营营之辈留下置喙的余地。代宗大历年间，张巡的儿子张去疾就听信流言,上书代宗,攻击许远,要求追夺许远的官爵。张去疾的无理虽未得逞,但也证明着张巡和许远所受的诬陷并未彻底洗雪，恶势力仍然有活动的市场。作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官吏和作家，韩愈写文章敢于“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正是从这点出发，五十年之后，韩愈还要满怀激愤地来做“后叙”。张巡守睢阳时，曾受封为御史中丞，河南节度副使,为表诚敬不再称名字,而称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官职“张中丞”。

明代著名藏书家都穆在《学诗诗》之三中说过“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都穆认为写出了真实的思想感情，描绘出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就是能够长久流传的好作品。尽管这两句话是针对诗歌创作而言，但我们认为用这两句话来衡量散文同样是适用的，因为真实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张中丞传后叙》在写作上的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写实境，抒真情，凸显事实的本来面目，由于它是用事实说话，写出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因而显得格外有力。文章开头一段犹如全文序言,说明了本文写作的原因和意图，交代非常具体,说话又似乎非常随便的,只是直言事实,全不虚声张扬。这段不过是交代性的笔墨，与全文的中心思想并无直接关系，但让事实说话的基调已经定位。第二段之后，文章逐步展开，无论是叙是议，全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批驳谬论，全用事实为根据；叙述事实，有多少说多少，并且指明材料来源，这就使全文坐实在用可靠的事实砌成的牢固基础之上，不由读者不信服，也不容论敌置喙挑剔。

我们试以二三四三个自然段为例加以分析。这三个段落是承开头“不为许远立传”一句而发，是立足于许远抗敌赴难而终于为国捐躯的事实，既批驳种种谬论，又表彰许远忠直磊落的行为品质和阻遏敌势蔽遮江淮的功勋。每一段驳一种谬说，二段驳“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三段驳“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四段驳“责二公义死守”的中伤。二段是关键，为许远洗清“辞服于敌”的冤枉，其余种种污蔑也就不攻自破了，为此作者一一摆出在紧要关头许远的表现，大概有以下几件：1.“开门纳巡……授之以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许远的忠直磊落，不言自明。2.“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说明许远和张巡一样是为抗敌救国而壮烈牺牲的。3.“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这怎么能说许远是怕死呢？铁的事实给才智低下的“两家子弟”以有力的回击！铁的事实也把他们的污蔑打得粉碎!三段所驳不过是貌似事实实际不过是迷人眼目的“儿童之见”，不值一驳，却又非戳穿不可。作者侧面迂回战斗举出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实例“人之将死其肝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这是每一个正常人都能理解的，作者不再多说，读者的头脑中自然会完成一个类比推理的过程，认识到分城而守城之陷必有所始。同样读者的头脑中也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而且是“外无蚍蜉蚁子之援”，城陷是必然的结果，许远有什么责任？戳穿了谬论的欺骗性也就揭露了论敌的卑劣丑恶的面目，“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这也是一种事实。指出这样的事实所给予论敌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作者继续摆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加以对照，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做极易为人明白和接受的推论，从而对敌人反戈一击致敌于死命。这里又分两层，前一段自本段开头至“其谁之功也”，是摆正面事实（“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论证许远、张巡的功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后一层从“当是时”至本段末是摆反面事实（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他们简直和叛贼一丘之貉！）清人刘熙载说“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艺概·文概》）《张中丞传后叙》 正是这样一篇摆事实讲道理既“正”且“真”的好文章。让事实说话是回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它会让敌人露出丑恶的嘴脸，不得不俯首就范。

从本文结构和写法上的灵活变化来看，作为一篇“后叙”，对于李翰的《张巡传》只能补其不足，而不能做完整系统的叙述。《张巡传》我们是看不到了，难于把它和本文加以比较，但读韩愈的这“后叙”内容和结构都如此散漫，似乎是忘记了作文的起承转合和勾连呼应，足见他是严格避免与《张巡传》发生重复的。

这篇文章涉及内容多而杂，有对种种谬说的批驳，有对英雄事迹的描述，前后写了许远，南霁云和张巡三个人物，又是使用了各不相同的笔墨，可谓夹叙夹议，虚实结合，波澜变化，感人至深。先看写许远，大概由他的性格所决定，在他的行为中缺少叱咤风云的事例，死后所遭受的诽谤最深最重，所以韩愈写许远重点放在辩诬。于批驳种种诬陷的时候列举他的主要事迹和功勋作为论据，许远的所作所为与群小的谬论尖锐对立，许远的忠勇磊落与群小的卑劣丑恶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巍然耸立的高山，一个不过是山脚之下的一抔黄土。作者并不着力于刻画描绘，而许远的性格品质依然是清晰鲜明的。对于许远等人的诽谤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辩诬决不是容易的，所以韩愈足足用了三段文字来进行分析和批驳。他善于抓住论敌的要害针锋相对地举出正面事实，先给对方造成威慑；然后做入情入理的推论和发挥；进而逼近论敌说事实，恳切而不拖泥带水讲道理，层层析理逻辑严密不给对方留下些微把柄；最后到关键之处一击中的，打击敌人的要害。“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是何等痛快淋漓的一笔啊！

写南霁云则是用酣畅饱满的笔墨着重描绘他的英雄行为，可谓绘声绘色，如闻所见，慷慨陈词见其肝胆照人，拔刀断指示其抗敌决心，“抽矢射佛寺浮图”表现其嫉恶如仇，最后含笑赴死其凛然正气拂面而来。作者似乎是客观描述不加一句评论，但用笔却十分精细，贺兰卑鄙的目的和可耻的行为恰好衬托了南霁云慷慨陈词，“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的描述对南霁云拔刀断指恰如烘云托月；“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又足以证实了“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的英雄行为。临死前他与张巡的对话“公有言，云敢不死”正和对贺兰的“慷慨语曰”照应，更突出了他的舍生取义、忠勇豪壮的性格。李翰《张巡传》叙张巡事迹已“颇详密”，所以关于张巡只补充一些生活琐事。用曾经依附张巡并得到其关怀的于嵩的口气来叙述，所叙又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娓娓讲出显得倍加亲切动听。这些日常生活琐事使得张巡形象更加生动饱满有血有肉，博学强记、文思敏捷、关怀士卒的张巡与智勇双全视死如归的张巡正是一个完整性格的几个侧面。作为一个严肃的散文大家，韩愈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丝毫没有把生活和人物简单化。

丰富多彩的内容，灵活多变的写法，以及叙述日常生活的琐事极容易分散笔墨，转移读者的注意力，结果是因“形散”导致“神散”，造成结构上的支离破碎或单调平板。但韩愈的这篇文章全无此瑕疵，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倒是波澜曲折一气贯通。这里有什么奥妙呢？首先这篇文章是由群小对许远等人的攻击而引起的，作者要在本文中伸张正义打击邪恶，所以正义与邪恶的对立贯注全篇。即使我们研读最后两段写正面人物的文字对南霁云和张巡的敬仰，会更加激起我们对群小的憎恶。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思想感情不仅有力突出了中心思想，而且自始至终都在读者心中激起共鸣。

其次，无论叙述还是议论，其语言都是痛快淋漓富于感染力和鼓动性。例如第二段为许远辩诬的那段文字，作者总是先恳切地直叙事实说明许远的行为和品质，然后各用一个反问句“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有力地说明了许远的为人绝非贪生怕死的无耻之徒所能比拟，言外也揭露了诬陷许远的群小们心灵的龌龊。三四段批驳谬论切中要害，抨击群小也毫不留情。如果说“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一句还只是指斥其品质下劣，那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就是揭露本质，一击致命了。写南霁云乞师贺兰一事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作者的激情，南霁云的大义凛然和贺兰进明的卑劣可耻泾渭分明，一方面是热情洋溢的歌颂，一方面是尖锐辛辣的讽刺，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

再次，段落之间恰当巧妙的穿插和照应。全文六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南霁云）（证之于文章本身显然该是南霁云）事首尾”总领全文提起以下诸段。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照应“不为许远立传”三个自然段，各驳一种谬论，从“虽至愚者不忍为”的讥讽和“小人……不乐成人之美”的指责到“自比于逆乱的揭露”，又是剥竹笋式的层层深入。第五段、第六段各成一个部分，第五段照应“又不载雷万春（南霁云）事首尾”。标题和开头一段都点出 《张巡传》，四五两段也已写到张巡但又非主角，第六段专写张巡遗事又带及许远，这就使得张巡的事迹、许远的为人以及李翰的文章更加具体丰富。再如，文章开头点出张籍，第六段又由张籍转述张巡遗事结尾，又加一笔“张籍云”，这样的前后照应清楚地交代了材料来源，既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又表现出作者构思之精密严谨。

最后，或驳论或叙事全以睢阳抗敌为中心，第六段写张巡博学强记虽似游离中心事件，但又能使抗敌英雄张巡的性格更加丰满，决非闲来笔墨。最后以张巡在城陷以后就戮之时的表现结尾，又回到睢阳抗敌这一中心上来。中心事件集中而突出，也大大促成了章法的自然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