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祥福， 卢烁乐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描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重要理论，与当今生态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体现支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从而无法回应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难题。实际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并非是片面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分别考虑了作为一般与个别的生产力之后提出的具有生态意蕴的生产力理论。马克思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个性体现的生产力则是“资本的生产力”。虽然“资本的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因其带有资本的性质而注定有其自身局限性，无法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中体现了其生产力思想的生态意蕴。

一、作为一般与个别的生产力范畴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通过与人类的劳动形式相结合实现人的对象性活动，从而在不断改造自然、创造人化自然的过程中改变人自身，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创造出人类理想的世界。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一切社会变革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人们始终只能提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这些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才会产生。马克思的这段话表明了，在总体上说，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推动力，但是，每个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则是具体不同的。生产力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时期，尽管也存在着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是，此时的生产力主要以人本身的原始力量、自然力——河流、土地、矿产——等形式表现出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利用极其有限，其活动在总体上还是处于“顺其自然”的阶段。因此，农业文明时期的生产力仅仅是个体满足自身最低水平需要的一种能力，只是人被动地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一种方式。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不仅打破了自然的既有进程，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打破了原先自然力对人类的支配地位。生产力的形态也开始发生改变，自然力不再是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力形式，科学技术、创新理念等开始凸显其巨大能量，人类从单纯服从自然转而开始改变自然，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一切财富都有可能通过生产变为现实。此时，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才开始真正显现出来。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认识到了“近代以来，人类借助科技而改造自然并使得自身获得巨大发展的现实”，[2]104从而得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结论。

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力的形态，而且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说生产力对历史的本原性价值是一般意义上的设定，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就是以个性表现出来的、现实存在的生产力，这种关系下的生产力既表现出了工业文明中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又因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体现出了资本的特征，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以资本的形式来表现。“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作为属于资本的活动出现，所以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3]36人，即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通过劳动将生产力的作用发挥出来。而人的劳动原本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将头脑中的世界对象化为现实中的世界从而满足人的需求的实践行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成为商品，工人劳动无法直接获得劳动成果，因此，劳动的性质由人的脑力与体力的自由发挥变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同时，资本家通过把工人的劳动与工资挂钩的方式，将工人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的形式进入物质再生产，从而活劳动从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的活动出现，生产力也就染上了资本的色彩。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形式以资本来表现。“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3]38劳动形式的社会性发展，是生产力成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重要条件。如上所述，在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时期，社会性的劳动形式尚未结成，社会中人与人的劳动联结强度不高，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经济可以实现小单位的自给自足式发展。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后，个体化的劳动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社会化的劳动开始出现，也正是这种社会化的劳动使得生产力从个别走向集约，成为集体力，真正发挥出了其巨大的社会作用，从而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的劳动是与工厂、工场手工业相连接并以分工、协作等形式体现的。而工厂、工场手工业本质上都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故而劳动的形式也就自然地被资本所吸纳，表现为资本的形式。

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和自然力也以资本的形式来表现。“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3]38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核心，加速了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概念，从“生产力推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为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科学技术本应由人类所共享。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未能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成为了加速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为资本家所垄断，“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4]资本家借助科学技术占有自然资源，控制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更用科学技术来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自然力是人类使用过的历史最为悠久的生产力，它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并且分毫无取。在农业文明时期，自然力取之自然，又回归自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土地、矿产、江河湖海同样以资本的形式进入了社会生产，但不再回归自然，而是被纳入到资本的无限自我扩张体系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与自然力都转变成为资本的形式。

最后，资本家成为资本的人格代表执行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具有扩张性和增殖性。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直接指挥生产，即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现实的直接组织者是资本家，由资本家直接指挥、调配生产资料并组织工人进行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3]36也就是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并不是以自然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出现的。“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5]269资本家组织的生产看似体现的是资本家的意志，但实际上它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一种手段。资本通过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实现了向生产力的跨越。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是一种“资本的生产力”，它作为生产力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形式，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重要的、强大的。资本的生产力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促进了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借助理性的力量，人类不再视自然为敬畏、恐惧的神秘对象，而视其为人类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但是从生态维度来说，资本的生产力又是具有反生态性的。对自然的不断祛魅带来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高扬，其结果是自然成为了资本的附庸，在生产中沦为任人处置的对象，成为丧失内在性的纯粹有用物，自然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力都转变成了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奴隶。

正因如此，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但同时又对资本的生产力进行了批判，其批判标准就在于这种具体的生产力是否满足人与自然之和谐发展。

二、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反生态性的批判

马克思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阐述科学理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始终坚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最高目标。一旦我们把这一目标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是完全符合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观的。

首先，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之违背人类发展目标的性质进行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生产力所表现的是资本的特征，“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5]58也就是说，不断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自我增殖、自我发展是资本的永恒逻辑，这种资本的逻辑体现在生产力上，就是生产力不再单纯追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追求人类需要的满足，而是将更多的生态资源吸入到资本无止境的自我扩张体系之中，将完整的生态系统以生产原料的方式消解于工业链条之中。可以想象，这样无限制的扩张必然会让资本的生产力遭遇生态底线，即生态资源数量与质量无法匹配上资本扩张速度。但是，这并不能完全阻止资本的生产力继续进行扩张，“由于维护资本逻辑的资本制度用生产交换价值的规则调节社会的物质变换，能帮助资本成功地克服一切反对它增殖的界限”。[2]99因此，资本的生产力在面对自然生态底线时，不但不会停止扩张的脚步，反而会通过社会制度、分配制度的调整来尽可能地进一步剥夺利用自然，资本如此追求自身增殖而不将资源返还给与人类自身休戚相关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危及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造成生态危机。

其次，马克思对隐藏在资本的生产力背后的经济理性进行了批判。所谓经济理性，高兹认为，就是“让以计算机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的合理性，其主要原则就是计算与核算原则、效率至上原则、越多越好原则”。[6]由于资本的特征是追求自身的不断增殖，因此与其相匹配的是追求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高兹认为，在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人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是追求过分的物质享受，其生产原则是“够了就好”(enough is enough)，这是符合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以计算核算为主导的经济理性成为了生产的指导原则。在所谓的经济理性的指导下，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扩大物质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通过广告等方式为人们提供过度的消费欲望从而保证产品被消费，由此实现企业的生产运转，从中获得剩余价值。自此，生产的目的开始从满足活生生的人的需要与感受转变为获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人的主体需求不再重要。其结果就是，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所有的物品乃至社会关系都可以用金钱衡量；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关系，劳动者丧失了人性。正是经济理性合理化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掩盖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使得劳动者无法意识到自身主体性的丧失，无法意识到其参与的生产活动已经导致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严重失衡。在资本家营造的虚假消费中，劳动者不会质疑现有的社会制度，而是在享乐主义、拜物观念的引导下逐步走向自我消解，而享乐主义支配下的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则将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危机。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中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批判。如果说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生产中结成的生产关系反映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产力性质不同，生产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足的农业社会，生产资料为劳动者所有，个体的生产足以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生活需要，人们的生产劳动是作为自然的个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生产虽有联结，但并不十分紧密，也尚未形成绝对的依附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平等。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原始耕作模式被大机器生产模式所替代，自然资源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以资本的形式进入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式发展已经难以在工业社会继续存在，生产链中分工的细化、专业化使得劳动者必须依赖生产中的他人才能参与劳动，此时的工人是作为社会的个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脱离了社会，个体的物质生产很难维持。由此可见，工厂与机器生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生产联结迅速强化，并催生出两个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必须依赖资本家才能进行生产。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不断扩大再生产，自然资源陷入紧缺状态，资本若想继续扩张就必然需要牺牲部分阶级的利益，由此便产生了对工人的剥削，导致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7]处于自然状态中的黑人可以通过渔猎、采集、耕种等方式维持生命，即以自然的个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因此不必处于剥削之中；在工业文明社会，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将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卷入了工业生产，黑人此时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为了生存成为了奴隶。因此，资本的生产力因占据了绝对的自然资源优势而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不平等。

最后，马克思对与资本的生产力相对应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与资本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以追求利润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生产方式。这种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的中断，即物质变换的断裂。

一是从劳动者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了劳动者维持生命必要的生活条件，破坏了人自身的物质变换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剩余利润，必然要求不断压缩不变资本，从而达到对工人的剥削，具体表现在生产中就是“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8]也就是说，资本家通过减少建筑面积、工人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工人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对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掠夺了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9]既然劳动者的劳动与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无法得到安全健康的保障，那么人自身的生态循环必然无法正常进行，精神、肢体的健康都将遭到极大的损害，“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得维持工人生存的外部自然异化，另一方面又使人的肉体、精神等自身的生态异化，而人作为生产力中最能动的组成部分无法完成自身的物质变换，那么生产显然是无法可持续发展的。

二是从劳动资料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又是一种严重的能源、资源依赖型生产，这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从生产的起点看，它总是倾向于通过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通过加速生产过程以获取高额利润，导致自然资源被快速地消耗，并向环境倾倒更多的废料。实际上，就自然界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废料”的概念，所有的投入与产出都将以构成要素的形式回归土地，从而达到整个自然界的物质守恒与生态平衡。但是近代工业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行了圈地运动，确立了大土地私有制，土地成为了工业用地、原料，成为了资本的一部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得原本处于自然状态的土地无法得到补偿。“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578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大量的城市污水、排泄物以及消费后的残留物以垃圾形式直接排放，使得城市地区短时间内集中了过多的排放物，远远超出了当地自然的净化能力，而农村地区的土地则只有“输出”不见“输入”。同时，跨国贸易的发展，更是使得土地的构成要素再也无法回归，从而造成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导致土地的异化。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实际上是将现有的自然进行“解构”，通过科技按照人的需求进行重新“组装”，从而生成自然界无法自然生成的人造物，而这种人造物并不遵循自然的发生逻辑，故而也无法被自然直接吸收与利用，如塑料、杀虫剂等等，无法被土地直接吸收，从而造成了所谓的“废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法解决“能源短缺”和“垃圾污染”问题，最终将破坏生态的自然平衡，从而造成生态异化。

三是从劳动过程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追求短期回报的生产方式。资本为了加速自身运转，要求尽可能地缩短流通时间，增加流通次数，在短期内获得回报，而这种追求“短、平、快”的生产方式必然缺乏对环境问题的长远规划与总体布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在市场竞争中获胜才能存活，如果企业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收益与回报，则就要被市场淘汰，因此企业必然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快速扩张与增殖，而当一种制度如果只追求物质财富无休止的增长和对自然无限度的攫取，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在当代社会，虽然有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注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与生产结果的污染预防，但是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高兹所说，这些企业的努力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且是微不足道的。根据前文可知，在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限制地将自然资源卷入工业链条之中，必然触及自然的生态底线，生产也将遇到瓶颈。而此时，资本家作出的生态回应不过是为了暂缓与自然的矛盾从而继续维持扩大再生产，这样的努力并非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同时，治理污染的成本会转嫁到产品上，无产阶级除了付出生产劳动外，还需为资产阶级造成的环境污染买单，也变相加剧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生态技术、治理环境污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追求资本的自我增殖，资本主义生态化并没有超脱经济理性的支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

总的来说，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是拒斥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产力进行的物质生产，他的批判对象是现实中具体的资本的生产力。这种带有资本特征的生产力扭曲了自身的目的，唯经济理性原则为上，不加节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使得土地无法得到有效的“系统补偿”，导致“物质变换断裂”，最终造成了生态异化，带来生态危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力图实现对物质生产进程的多维度评价，全面看待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确立正确的物质生产观，并指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意蕴

从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批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本身已具有生态意蕴。因为，任何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那么，人的全面发展是什么呢？它不仅包含消灭了私有制与剥削制度，使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而且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和谐关系中，人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即人只有从自然力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从社会制度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从传统思想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的生产力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下同)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其生产力的发展也定然有着与资本的生产力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是为了摆脱动物本性、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而劳动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故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应当追求这同一目标。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成为了追求资本自身的增殖，雇佣劳动制异化了劳动的本质，劳动不再是人的体力与脑力的自由发挥，而是成了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活动，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劳动者正是为了补偿异化劳动带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伤害，才在资本家的主导下开始追求过度的物质消费，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经济危机开始向生态危机蔓延。社会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逻辑起点的，它与资本的生产力在发展目的上的反生态性相对立。社会主义生产力不仅要使人的劳动力、创造力得到全面发挥，即人们摆脱单纯的物质需要，在自由时间里自由从事科学、文化、艺术、教育活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还要尊重并回馈自然，实现人对物的自由，消除生态异化，“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将使劳动真正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生产不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合理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高于价值，具体劳动高于抽象劳动，当所有的生产依据人的需求而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时，自然环境也就不再成为可以任意处置和利用的资源，而是成为人类自身、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共产主义的实现，标志着人的本质的真正自觉与自然的真正复活。

其次，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将遵从生态理性。社会主义并不拒斥生产与工厂，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生产与工厂本身是具有先进性、解放性的，其负面影响来源于资本的异化而不是生产与工厂本身。并且，没有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也只会导致普遍贫穷，而贫穷是自由最大的敌人，普遍贫穷的社会是无法真正达到人的解放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利用现代文明发展经济，但是应该正确评价经济的作用，赋予经济增长以生态理性。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的落脚点在分配正义，即“任何东西，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外化物，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进行衡量”。[12]527也就是说，资本使得负面的、消极的外化物“正面化”，从而在结果上认可了对生态环境的剥削与掠夺。例如资本家建立有污染的工厂，在进行价格核算时，只需“计算受害者遭到的收入损失，然后再加上健康受损带来的医疗账单和一般‘痛苦’”。[12]536经过这样的价格补偿，具有污染的工厂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建立，这显然不是生态社会主义需要的发展。由此，奥康纳提出用“生产正义”替代“分配正义”，强调发展“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12]538高兹也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应当片面笼统地否定现代化，而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以生态理性来确立发展动机。在高兹的设想中，现代化的进程应当打破“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系。当人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合理需求，不被虚假需求所蒙蔽，寻求“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才会被生态理性所替代，人们也就进入到了一个“更少生产，更好生活”的社会。

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变量将是自然生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以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因此资本的生产力将生产工具的进步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变量，通过生产工具的革新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诚然，从原始农业工具到近代工业机器，每一次生产工具的进步都标志着一次生产力的革命，而每一次生产力的革命带来的都是物质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但是，这种以生产工具的进步为内在变量的生产力依照物质资料生产逻辑组织生产，忽视了劳动者的生存工作环境、生态坏境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仅仅将后者视为生产力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能是追求短期效益、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式发展方式，无法进行生态生产，最后将在挑战自然生态阈值的极限中走向毁灭。而社会主义生产力既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在现代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无论是外部自然还是人自身都应当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变量。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构想中，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再是人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而是人通过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创造财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视自然生态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变量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应当是生态的生产，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不仅仅能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更应当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补偿、回馈自然，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保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始终应当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意。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生产将通过创新技术、革新管理和优化观念实现集约化生产，积极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节约型社会。

由上可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非像西方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缺乏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实际上，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马克思是在一般意义上肯定生产力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承认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正面意义。同时他也批判作为个性的生产力，即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被资本化了的生产力，指出了“资本的生产力”的反生态性。通过对“资本的生产力”的发展目的、经济理性、生产方式的批判，指明了未来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批判也为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继承与发扬，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生态文明的观点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继承，如习近平所说，“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3]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也正是要求我们积极利用后发优势，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态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定然是将社会发展与生态友好相结合的发展，是消除生态异化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