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胜

现在的文学采用的是四分法，即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表面看来，散文在四大文体中占一席地位，其实它只是个余数，也是个不被看重甚至不受尊敬的文体。所谓余数，是指在文学中将不好归类，没法划入诗歌、小说和戏剧的，统统放进“散文”的篮子，即“拾进篮子便是菜”;所谓被忽略和轻视，是指人们普遍认为，其他三个文体界限明确，有理论，好掌握，成就大，有研究之价值，所以应者云集甚至趋之若鹜。然而，散文这个文体谁都能写，门槛不高甚至无门槛，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散文理论作支撑，你很难说什么样的散文好，哪些散文不好，所以研究方面门前罗雀。其实，这一状况与文学、文化观念有关，是散文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如能打破既有的理念，重新思考散文，或许我们就会获得新的认识，对于散文价值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估。

一、现代与传统的烛照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有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用“现代性”来反传统。在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吴虞等现代先驱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主导线索，是“吃人的”宴席，那就要用现代的自由、民主、个性、科学加以涤除。从一个方面讲，这是对的，也是很有价值的。不过，也要看到另一倾向，即在反传统过程中，忽略了传统文化，忽略了专制主义主线不能涵盖整个的中国文化，尤其简单将中国近现代被动挨打的落后与文化、文学直接挂钩。也是在此基础上，鲁迅倡导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因为中国古书有毒，读了让人昏睡，外国书读了让人振奋。林语堂喊出了“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民族”，钱玄同甚至提出中华民族要“换血换种”。这些看法在“五四”甚至以后较长时间里，被视为正确的偏激。今天人们开始思考其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缺乏文学尤其是文化自信。

这种观念具体到文学创作和研究上，直接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即一元论的“现代性”观念包打天下。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否则就不好，像再好的传统也不被重视。更重要的是，逐渐地，“现代”被转换成“西方”，并形成西化和崇洋媚外。這也是为什么西方理论满天飞，后现代主义被说得神乎其神;而传统性较强的现代作家作品不被重视，甚至遭受严厉批判，如现代旧体诗词长期以来被排除在新文学之外。散文更是如此，由于它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现代性不够强，所以其价值得不到彰显。纵观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具有现代性一脉的作家作品备受推崇，而反映传统文化哪怕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家作品评价却不高，甚至常遭嘲弄。如以诚、信、孝、义、爱为主题的散文，往往被视为没有现代性，是过了时的陈词滥调。鲁迅有两个散文集，一是代表现代性的《野草》，一是传统性很强的《朝花夕拾》。对于前者，学界不断拔高，甚至将那两棵枣树过度阐释成“指向封建统治天空的两把利剑”;对于后者，学界虽不否定，但显然重视不够。在我看来，鲁迅这两个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前者虽是一个现代性文本，但也有传统性较强的散文《雪》;后者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文本，但也有批判传统的《二十四孝图》。最重要的是，《朝花夕拾》虽多是传统的，但我认为它比现代性强的《野草》更为自然、从容、本真，文化感更加浓厚，所以也最能代表鲁迅的真面目，当然也更好。如果将《野草》视为鲁迅特意表现“现代性”而进行的一个有意的写作，那么，《朝花夕拾》则是鲁迅回到家里，脱下战袍和铠甲，也除掉外在的所有装饰甚至掩饰，自然真实地表达内在的自我。因此，我不否定鲁迅《野草》在追求“现代性”价值时所显示的意义，也不反对给予它很高评价;我只是认为不能以现代性过度阐述这个文本，更不能忽略他的《朝花夕拾》，因为后一个文本比《野草》写得更好。

如按这样的理路来理解，对于现当代散文作家作品就要给予新的解释。一方面，我们不否认从“现代性”这一维度肯定一些散文的价值，但也不能忽略甚至无视一些传统性强，尤其是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蕴的作品。以“现代性”这把大眼筛子一定会将许多优秀作品筛掉，因为它只是一个视角，不可能包打天下。如郁达夫不少散文都包含了现代性，但《故都的秋》和关于闽地的游记更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很难用“现代性”进行概括，而真正代表郁达夫散文成就的主要还是这些传统意义的散文。还有朱自清的《背影》，这无疑是个经典作品，但我认为其价值主要不体现在现代性，而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父子情深。还有废名的散文，以现代性维度进行观照，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但在优秀传统文化烛照下，它就会熠熠生辉。

问题的关键不是“现代”与“传统”，更不是对二者进行肢解，而是将之看成两个可相互包含、借鉴、融通、转化的概念。这样，就会避免脱离“传统”后过于拔高“现代”，尤其忽略了“现代性”的负面价值。果能如此，我们就会获得坚实的“传统”的立足点，在重视现代性的同时，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于传统性强的散文就会给予足够的重视，看到其不可否定的价值。

二、创新与继承不可分离

近现代以来，我们还陷入了一个文化悖论，即对于“新”的无限崇尚，对于“旧”则不以为然，甚至必欲清除而后快。其实，我们的“旧”是远远多于“新”的，旧的一直与我们伴生且发挥着巨大作用。还有，我们过于相信进化论的观念：新的、年轻的就是进步的和好的，旧的、老的也就成为落伍和坏的代名词。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与“新”“年轻”直接相关的《新青年》《少年中国说》《新民说》《青春》《新潮》《新月》《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等文本。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曾批评说：“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时代前锋，而所谓站在时代前锋之解释，就是赶时行热闹，一九三四年以一九三三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为落伍，而欧洲思想之潮流荡漾波澜回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卷入漩涡，便自号为前进。”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观念仍十分盛行，并被用来否定散文的价值。当时，不少人提出，诗歌、小说文体的创新日新月异，而散文还是以老面目示人，整体拖累了文学发展，所以是一个没希望甚至处于日落黄昏、陷入穷途末路的文体。

站在创新角度看，以上判断和认识不无道理。然而，创新绝非孤立存在，它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因为无继承的创新既不可能也无前途。更重要的是，对创新与继承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准确定位。那就是创新难，继承更难;创新有价值，继承更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人所言的“述而不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继承”与“创新”缺一不可。如回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我们认为在所谓的“创新性”理念下，严重忽略了继承性，而许多所谓的创新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创新，只是向西方学了些皮毛甚至是糟粕罢了。

基于此，对于散文创作及其研究要给予新阐述：在充分肯定创新性散文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其到底带来了多少“新”意，以及在继承上一直存在的短板。这也是新时期不少创新者忽略继承、否定传统的原因。另一方面，要认真梳理在“继承”上做出贡献的散文家，以及通过继承进行创新的经典作家作品。如除了倡导思变、求新、年轻、活力的散文，还有一些作家作品看到了老旧文化的成熟、优雅与智慧，这是对青春文化与进化论的纠偏。如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梁实秋的《旧》、施蛰存的《论老年》、季羡林的《老年》，以及贾平凹的诸多作品都是如此。另外，朱自清与俞平伯曾写过同名作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其主题、意蕴、审美情调以及语言都极相似，若从“创新”角度衡量，这是两个重复甚至复制的作品，并无多少价值。然而，細读作品发现，二者都是经典，都是从内心流出的真情实意与美好感受，是继承传统优秀士大夫家国情怀与诗化人生的。还有关于亲情的散文，长期以来一直为不少创新散文家所诟病，其实，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那些自古及今传承下来的至情散文，这包括韩愈的《祭十二郎文》、鲁迅的《藤野先生》、朱自清的《背影》、林语堂的《悼鲁迅》、巴金的《怀念萧珊》、宗璞的《哭小弟》、林非的《离别》、阎刚的《我吻女儿的前额》等。

从创新性角度看，诗歌、小说文体比散文走得远，价值也大;但从继承性上说，散文的成就远大于诗歌和小说，甚至正好弥补了其忽略中国传统与简单向西方学习的不足。将来如果反思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会发现诗歌与小说等文体与中国传统有明显的断裂，而散文正弥补了其缺陷，继承了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与血脉，尤其是保留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基因与密码。

三、自由与限度的辩证

任何事情都有长短，各文学文体也是如此。对比诗歌、小说，散文的短处是边界不明，无理论作支撑，很难确定作品优劣，也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大胆地虚构故事，如诗歌那样天马行空般地让情思炫张，它甚至不能过于使才，而要保持平淡自然的心境。不过，这也可能正是散文的长处，是诗歌、小说等文体所不具备的方面，也是在此意义上，散文的短处又变成长处。以往，我们主要是站在诗歌和小说等文体的长处来认识散文的短处，其实，完全可反观散文的“短”中之“长”，由其劣势见到优势。这样就能确立散文价值的增值，并形成散文文体的自觉和散文文化的自信。

首先，散文之“散”与“杂”，正显示其丰富性与包容性。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的角度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包括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值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其次，散文的随意与放任，使其更贴近文学与人生的本质。因为没有文体之严格规范，散文一向被视为文体意识不强，很难进行定义和分类，学科研究亦不够成熟;其实，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散文的优势？就如鲁迅所说，散文大可随便。也有人认为，散文最大的魅力就在于“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即表达的自由自在。这也是散文可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体进行跨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正因为散文写作是一种最为自由、放松、自然的表达，所以它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拿着“架子”，如戏剧那样注重冲突，而是更有助于人生。这是散文与文学、人生靠得最近的原因。换言之，散文就是文学与人生本身，要写出好散文，必有与众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好的散文本身也就是好的文学和人生。

再次，散文的平淡和超然，是文学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对于散文而言，一方面，强调其大可随便，没有规约，自由书写;但另一方面，散文并非毫无限制，它自有其文体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平淡和超然的境界。如果打个比方，散文若水，它是自由而放任的，但又赋地成形：在杯中是杯子的形状，在江河是江河的形状，有时成冰，有时成气，有时成雪。散文若云，它如梦般自由而飞，但又往往以山为体，有天地之根作为支撑。因此，我不同意散文“形散、神不散”和“形散、神散”的看法，而是提出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观点，强调的就是散文中心灵的平淡和超然。

总之，散文文体与散文之美在于“自由”与“限度”的辩证关系。偏离了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散文价值的降低甚至消解;而以辩证的态度理解，就会获得新的认识与价值增值，获得散文文体与散文文化的自信。我们常说，散文“易写而难工”，也就是在“自由”与“限度”的辩证关系中生成的。任何将散文看得简单，甚至认为散文无“体”，散文价值不高，更不值得研究，都是无知的表现。

四、散文与文章相互激活

除了过于宽泛和随意的缺点外，散文还有一个方面受人诟病，那就是它的清浅简单。这是针对那些抒情散文，也是针对所谓的艺术散文而言的。也是在此意义上，贾平凹倡导“大散文”，余秋雨实践和创新“大文化散文”。其实，在广义散文中，还有另一声音，那就是净化散文，即让散文更有文学性、审美性、纯粹性。但不管怎么说，所谓现代散文，主要强调的是“美文”，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散文。这与传统中国的“文章”有较大区别。

站在中国古代“文章”的角度看，现代散文不值一观。现代散文的文体意识和学科意识虽然加强了，但过于单薄、狭窄，缺乏深厚的文化内蕴，也难表现出更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同理，站在现代“散文”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文章”过于庞杂，文体意识未得到确立，尤其是载道功能降低了其文学性与审美性。其实，这两种看法各有特点，但都不充分，应在“散文”与“文章”间建起有效通道，使之相互参照、融通、创造，达到激活的目的。因此，要避免片面和极端地理解“散文”和“文章”，既不要让散文越走越窄，净化得失去了文化与人气，也不能让现代散文回归文章，成为一种失去现代性、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四不像”。

因此，现代散文应吸取古代文章的长处，这既包括文体的丰富多彩，也包括载道、明道功能。据统计，古代文章文体多达160多种，到现代大多文体已少用甚至失传了。现代散文在文体形式上可对文章进行吸纳和创造。还有，古代文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与社会、人生、政治、道德直接相关的。现代散文虽不能过于强调工具论，但也要从古代的文章受益，使之成为社会人生的审美关照。

其实，现代散文在社会、政治功能上较古代文章虽有所退化，但也比诗歌和小说等文体占优，即它最深刻地影響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话语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事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无法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价值等量齐观。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日常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以应用文为例，不要说日记、广告、演说词、辞呈、总结，就是文件报告，哪一个能离开广义散文？当然，一些日常生活的话语也都离不开散文的恩惠。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出孔子的《论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语出韩愈的《进学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少年强则国强”，语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语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试想，如无文章和散文的滋养，我们的生活及话语不知要逊色多少。

文章和散文更充满人生哲学和智慧，以及高尚的审美趣味。由于散文天高地厚，其中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一种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世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人生苦短的生命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超然物外，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贾平凹的《丑石》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古代中国被称为诗国，更是文章大国。五四时期，散文的成就被认为是超过诗歌和小说的。今天的散文虽不能说功过于诗歌、小说和戏剧，但说它并在其下，甚至可与之比肩亦不为过。只是需要确立新的视点、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要改变既成观念。这是确立散文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的关键。长期以来，不论是散文创作还是散文研究，都存在着被忽略的困局，今天是改变散文作为“边缘”和“次要”文体的时候了。我们呼吁散文创作和研究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