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挨斗

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我(于光远)也成了“专政”的对象，而且一整就是十来年。

“阎王殿”的“大阎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二阎王”是周扬；“老阎王”还有张子意、张磐石、李卓然、许立群、林默涵，姚臻是刚刚提拔的副部长，也是“阎王”；童大林是“小阎王”，因为他是刚刚提拔的秘书长。其他的处长副处长是“判官”，还有一些特殊一点的处员是“小判官”，这就是中宣部“阎王殿”领导班子的阵容。我与别的“判官”不同，在中宣部，我只是个处长，但我是“副部级”，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头衔，叫做“大判官”。在内部开斗争会时，我终究只是“判官”，地位不算高，但是“阎王殿”名声在外，“大判官”的地位也算高的了，特别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经济研究所，我也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

第一次使我认识自己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事件，是经济研究所的一个斗争会。那次批斗的题目是“阎王殿”在经济所搞“假四清”包庇孙冶方(经济所所长)。这事跟我本来没有关系，那时我在通县农村搞社教，不在部里，所以一开始斗的时候，他们没找我。但我“英明”地预料到，他们是不会饶了我的，那时家中的电话还没有拆掉，我就坐在家里，等候“传斗”。果然，电话来了，我去了。斗争会上，我成了与那件事完全无关的主要斗争对象。那天，站在第一排戴着高帽子挨斗的是三个人，按顺序排第一的是张闻天，第二是我，第三是孙冶方，直接有关的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中宣部的、学部的和经济所的反而站在后排。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挨斗没有多少经验，我抱着考验一下自己耐力的心情，一丝不苟地参加了斗争会。我那时候还不懂得怎样找机会伸伸腿，直直腰，而是硬碰硬地弯着腰听长篇大论的罪行控诉。我居然坚持了下来，而站在后排的人，斗到半截，就有两个坚持不住的，只听见“嘭嗵”一声，人倒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片骚动，可斗争会还得继续。当有人对我们喊“滚吧”的时候，我拔腿就走。当大家发现我突然不见了的时候，我已经跳上回家的公共汽车了。大概是因为走得太快了，中宣部的同事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急急忙忙赶到了我家，而那时，我已经坐进洗澡盆，浑身泡在一池满满的冷水里了。当时，因为天气热得要命，加上斗了半天……

摸一下“老虎屁股”

“文革”中北京有一个著名人物，此人名叫吴传启，他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学部的一个著名打手，也是学部造反派“联队”的一个头头。建国后，吴传启在国务院“八办”工作，喜欢写些文章，文章写得还可以。他想到学部工作，我是同意的。我同他始终没有什么矛盾。

我处理过有关他的历史问题的事情。1963年，一位同志找我，说吴传启在政治上不可靠，解放前他在武汉有许多可疑的事情。我向领导汇报后，传达领导意见，要这个同志写一个书面材料，结果那位同志又不肯写。我于是告诉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要他去查。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述没有把查的结果告诉我，而吴传启却因为毛主席的有个讲话没有让他听传达，很不满意地找到了我。我对杨述说，你们抓紧查，免得工作被动。杨述告诉我，已经查出了，吴传启是国民党，有国民党的党证。这话是1965年冬天对我说的，没有多久“文革”就爆发了。

“文革”发动后，“中央文革小组”就看中了吴传启，他一下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学部召开的批判我的第一次斗争会上，我进场前就看见他站在场外指手划脚，显然是这次批斗的组织者。当时，《中国青年报》有一个人贴出了大字报，揭发吴传启有反对“大跃进”的右倾言论，说他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这本是“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我们这些“走资派”无涉，但吴传启指使学部几个受蒙蔽的青年人贴出大字报，说那话不是吴传启说的，而是于光远说的，这一下，就把战火烧到了我的身上。

我本来对吴传启这个人的历史问题还只是怀疑，因为杨述只是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以后又没有下文，而且“文革”中吴传启的对立派中有很多是学部政治部的人，他们对干部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给吴传启贴了许多大字报，但没有人说他有历史问题。所以，我对吴传启的看法，那时也只是止于怀疑。但这事使我敢于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人，人家揭发你，你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为什么要转嫁到我的头上?

我一气之下，也根本没有考虑“老虎屁股”摸得摸不得，没有去考虑得罪吴传启，就是得罪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现行反革命”。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准备贴出去。但我的大字报还未贴出，经济所一个了解我和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战斗队就贴出了替我“解围”的大字报，说于光远的观点是“商品万岁”，他没有“价值万岁”的言论。这样，我的大字报也就没有贴出。

这一次，吴传启这只老虎的屁股没有摸成，不久之后北京矿冶学院的红卫兵来找我外调吴传启的历史问题，我知道讲这方面的事危险极大，但是我觉得应该把我所知道的事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向他们讲清。讲了之后，我一直担心不知到什么时候吴传启这派的人会找上门来，我估计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我一个“黑帮”只有等着挨整的份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什么事也没有，平平安安地摸了一回“老虎屁股”。

“要革命的干部”

在“文革”中，我有“两多”，一个是斗争会多。一个是外调多。在斗争会上，身体受点苦，但是很省脑筋。而且后来斗多了，自己也“油”了。人家喊“打倒于光远”，我也跟着喊，趁机伸一下腰，活动活动身体，没有像开头时那么傻，吃那么多苦了。使我更伤脑筋的是外调，外调涉及了别人。如果来者是为了求得事实真相，那倒没什么麻烦。但当时许多人“来者不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弄清事实，解放干部，而是为了“打倒”干部，罗织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回答得不好，就会使被外调者因为我讲的话处境更坏，但搞外调的人拿不到他们满意的材料，就要加倍地整我，迫使我就范。对这种事情，我坚持一个原则，说实话，在事实面前不作任何让步。为此，有时还挨过打。有一段时间，来找我“外调”的人特别多，我也就常常处在脑力高度的紧张和体罚的“车轮战”的状态下。

有一次，内蒙古钢铁厂来人，就一位同志入党问题问我。这位同志是我介绍入党的，可是在两次交代我介绍他入党的情况时，细节有些出入，他们就抓住这点，说他是“假党员”，并说我的交代不真实，对我施加压力，几乎动手打我。最后，我坦率地对他讲，因为时间太久，回忆不清，细节问题上的出入可能是有的，但我介绍他入党，这是事实，你们要把他批成“假党员”，我跟你们没完!来的人还算客气，没有动手打我，只是威胁了一阵就算了。

还有一次，国家科委来人调查韩光(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的问题。在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后，来人要我写材料。我写的时候，他站在我身后，要我如何如何写，也就是按他们罗织的罪名的要求来写。他老那么啰啰唆唆，我听了很不耐烦，于是要他先回去，等我写好了，他们向管我们的人去取。他还是要我写，我也有点儿生气了，把笔往桌上一放，说：“究竟是我写交代材料还是你写?”他说：“你这个走资派嘴还挺硬!”我说：“我要对革命负责，对事实负责。”他说：“难道你还是革命干部?”我心想，我当然是革命干部，但我不敢那么说，我说：“我是要革命的干部。”说话时，我特别强调了“要”字。那人没“辄”，只好去找管我们的“组织”。过了两天，在市委党校的大院里便贴出了《于光远自称革命干部》的大字报。

“牛棚”生活

1969年底，我们这些“黑帮”被集中起来，住进了“牛棚”。牛者，牛鬼蛇神也!“牛棚”者，牛鬼栖息之所也!牛鬼非人，亦即非人栖息之所也。不过，我们住进去的“牛棚”，是货真价实的为人居住而建造的建筑物。那是北京车公庄大街上，市委党校内许多建筑物中间的一栋楼房。那儿本来是党校学员的宿舍，“文革”中学校不招生，大楼空着，就被许多单位用作集中看管“牛鬼蛇神”的地方。

让我们住进这样的楼房，已经是一种优渥。如果不采取别的办法，那么就无以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于是，办法被想出来了：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里，安排6个人住，房间里没有床，也就是说，不准我们睡床，我们只能把褥子铺在地上，睡地铺。另外，我们的房间里配给每人一张小课桌，那是给我们写检查用的，但是没有凳子。除了没完没了的检讨外，就是每天例行的早请罪、晚汇报。地点在我们隔壁的一个洗脸间里，那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外调人员对我们的“提审”，有时也是在这儿进行的。中宣部的一个“判官”连续不断地挨外调人员的耳光，以及我挨“板刷”的经历，都是在这里留下的。

一日三餐都是列队去食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放风”的好机会。趁此时刻，我们可开阔一下视界，瞥一眼院子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同时也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哪些单位的“牛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和真正的“牛棚”发生过关系。我当时给5岁半的女儿小东的信里，留下了这个事情的记载。我告诉她，爸爸去一个奶牛场劳动已经好几天了，干的活是给奶牛们修它们跑着玩的地方，我们19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自己的铺盖就铺在地上铺着的芦苇上面，去的当天打了一种叫“敌敌畏”的东西，苍蝇蚊子都死了，接连三天都没有给蚊子咬。在另一封信里我对女儿说，爸爸因为干的活多，吃得也多，一顿要吃好几个窝窝头……

是不是“牛棚”生活都那么难受，那也未必。大家日夜相处，比过去为工作发生联系的彬彬有礼的来往倒是随便了许多。所以我们有时也乱扯一气，有位老兄甚至发牢骚，说自己当年在上海，和江青的关系十分密切，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江青见了他就像是不认识的人一样，面对自己如今沦落的这般田地，想想那个女人权倾一时的情景，少不了有一番感叹。他的这段往事，过去大家都不知道，现在他自己“坦白交代”，大家一下子都议论开来了。“要是她现在还记得你，知道你了解她的秘密，你今天还能平平安安地躺在这里瞎扯?”“你能有今天，该知足了，还发什么牢骚?”“你是不是想要她来‘解放’你?别做梦了吧?”……

当时如果室内安了窃听器，那我们6个人准会给打成“现行反革命”。事后想起，真不知大家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当然，这种“宽松”的气氛，也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出现。如果有外人在，我们便会很自觉地沉默不言，就像一个个标准的“专政对象”。但我这个人生性爱笑，在“牛棚”也经常哈哈大笑。林涧清曾很认真地劝我：“我们过这种日子，有什么好笑的?你这样，别人会说你态度不好。”我接受他的意见，想想也真没有什么好笑的，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都会遇到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每当这时，我就又控制不住哈哈大笑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