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琳琳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叙事，抗战书写无疑是重镇。自中国现代文学之初，便开始民族国家的最初想象，但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遭受侵略战争的直面打击，被迫正视国破家亡的现实境地，至此中国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才真正落地生根。20世纪30年代，东北流亡作家以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展现北地人民在日军铁蹄下，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1]，成为中国抗日文学最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意志的需要，文学的政治化倾向不断突出，抗战写作日益丰富，呈现宏大品格和史诗化的追求。民间化和传奇化的历史想象，使作品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氛围。到了新时期文学，先锋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兴起，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述被个人化的历史记忆取代，以进化论的逻辑探求“历史本质”的努力，被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所替代。于是21世纪以来，抗战写作走向宏大叙事与个人化立场的合体，个体自我在宏阔战争里的英勇抗争，成为标准的模式母题，政治正确又不乏缺点的英雄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天抗战叙事生态更加严峻，抗战神剧层出不穷，民族伤痛被无情的娱乐化，挑战着民族尊严的底线。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场域的商业化、消费化对抗战叙事的渗透，也受“革命浪漫主义”影响，缺少对历史真实的正视尊重。面对当代中国抗战书写现状，房伟着力抗战写作显然极具勇气，他继承以往抗战书写的民族国家叙事传统，同时不乏叛逆与异质性思考，从历史的缝隙处展开叙事。抗战书写的表象之外，有着更加广阔的意义所指，开创当代中国抗战书写的新范式。

一、关于民族国家叙事的承继与叛逆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某种程度上是种民族国家文学。这既是由于现代文学发展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的同步，更是源于两者间的密切互动关系。[2]“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伴随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而产生。中国的现代国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里不断清晰，抗日叙事表现的尤为突出。事实上“民族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它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利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20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2]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逻辑。然而，民族国家叙事的过度发达，实际却助长了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文学逐渐丧失独立品格。当文学书写需要通过民族国家的政治正义，保证文学品质，就逐渐走向“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当从民族国家视角审视房伟的抗战书写，会发现房伟的特殊性恰恰是“在而不属于”，即身处国家民族的序列，又不止步于此。

房伟抗日小说里的民族国家叙事在《中国野人》《手肴》《猎舌师》《起义》等小说表现尤为突出。《中国野人》既有现实原型——刘连仁老人，更有明显的互文文本——《鲁滨逊漂流记》。但小说实际却是对鲁滨逊故事的反写。《鲁滨逊漂流记》是讲述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如何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故事。然而在《中国野人》里，野人流落荒岛并非出于探险和征服的欲望，相反是被征服的结果。野人被日军强制征役，遭受种种非人折磨。尽管拼尽性命逃出魔窟，却流浪山野十几年。原有人生秩序被打破，这一切噩梦都源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野人》更能展现民族国家叙事的特质。《猎舌师》里胆小软弱的淮扬菜厨师骆宁安，面对母亲、兄长、嫂子、侄儿一家被日军杀害的惨象，设下惊天大局，毒杀日本政军界要员数十人，猎舌诛心一洗家国之恨。更有《起义》里，诸葛亮式神机妙算的国军师长，耗尽最后心血，精心谋划，率领队伍投诚八路军，只为精诚抗日。

显然在这类叙事里，民族国家情感已然成为情节发展的核心逻辑。如果说，民族国家意识是一国一族对于民族主体地位的觉醒与确认，但在后现代的语境里，没什么所谓的真理，一切不过是话语的构造。民族国家意识本就令人存疑，不过是被塑造的结果。民族作为被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尽管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并以此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3]当民族国家不再是历史叙事的唯一准则，甚至本身已并不可信。又该如何看待业已定型固化的抗战叙事？当“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的人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民的塑造与再塑造是时间问题在政治上的表达：历史的形而上学等同于一体化的进化。”[4]当人民、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规定性的理解，历史叙事拥有更多可能。中日之间的抗日战争，这个看似明晰的问题，民族国家叙事似乎可以概括一切。在这场侵略战争里，中国拥有着绝对正义，对于中日关系很难出现第二种叙述的可能。这不仅是出于民族情感的自尊自重，更是历史现实赋予我们的价值正义。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那段真实存在的抗战历史，并非表面那样单纯，它甚至是一言难尽的。

抗日历史里不只有愤起抗争的热血百姓与起义将领，也有不知廉耻礼义的日伪汉奸，但真正的大多数是心态复杂的普通人，他们愤怒而软弱，恐惧而坚强，这可能是抗战历史更为真实的状态。有的不只是抵抗与抗争，也有恐惧、妥协甚至于合作，这恰恰是从民族国家叙事出发的主流抗战所忽视，甚至是有意回避的地方。在保证抗战书写绝对政治正确的同时，却缺少探索抗战叙事多样化的努力，房伟的抗战书写有效地弥补了这种缺憾。

《猎舌师》里主人公骆宁安为报国仇家恨，以身犯险毒杀军政要员。但骆宁安最初给日本人做厨师，有多大程度是为国仇家恨？不过是找口饭吃。《手肴》里不只有宁死不屈、一心抗日的女学生，还有像表哥、高胖子、荣三这样的汉奸，他们为日本人做事，干尽“恶心卑贱”的活。汉奸们并非总是耀武扬威，也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他们有人被日本人霸占妻子；八旬老父被日本人揪光胡子，打成重伤；甚至被日本人烧家灭门。尽管他们是汉奸但并非十恶不赦。表哥用几十面日本旗保护了巷子里数十户人家，只身犯险为安全区的人多拨粮食。表哥虽是汉奸，他的逻辑却是“存生以求节，忍辱以待义”，想的是“生逢灭国末世，太过执着喜怒哀乐，应当看透这些东西，为活人多留些活下去的机会。这就是大功德。”[5]这不能说是完全无耻的狡辩，也不乏动人之处，并非是善恶正邪可以概括。“底层能说话吗？”这是美籍印度裔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面对主体性消解的普遍前提，指出底层群体主体话语权力的丧失。书写汉奸伪军这一类人无疑是敏感的，“汉奸能说话吗？”在业已定型的话语规范里，显然是不具备合法性的。他们被长久地湮没在历史中，成为不能说话的个体，是整个抗战叙事晦暗不明、模糊不清的地带，中国的抗战书写能在多大程度实现突破，真正走向丰富化、纵深化，对汉奸伪军这些身份暧昧人物的关注，无疑是种有益的尝试，更足见房伟开拓抗战叙事空间的努力。

惯常的抗日叙述里，日本人总是面目狰狞，举止猥琐，行事凶残如禽兽一般。这种漫画式的人物塑造，既是出于当代文学革命题材创作的思维惯性，更源于相对固化封闭的抗战写作生态，难免产生叙述的惰性。房伟的抗战小说却是为之一变。《幽灵军》里日军中尉抱着武士道精神和振兴家族的理想，投入非正义的战争。但现实却不断挑战他人性的极限，日军烧杀劫掠，血腥奸淫无恶不作。战争与罪的界限早已被打破。最终他在对无意义世界的绝望和寻找川军的无望里了结一生。小说《副领事》里，厌世反战的副领事，生于乱世却无力改变，于是一心求死，以殉情志。我们战胜了怎样的敌人，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我们自身的能量。房伟对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重新塑形，以宽恕平常心态对待他们，这种观念尽管不合时宜，甚至是异质性的。事实上却为理解抗战历史提供更多可能。小说《地狱变》里抗战叙事不仅是异质性的，更是相当出位的。

小说《地狱变》在侵华战争的背景下，讲述伪军军官蒋巽与两位日本军官间的三角同性之爱。汉奸与伪军间的同性三角恋，这种想象比抗战神剧还要大胆。近乎夸张出位的抗日叙述背后，却是以解构的方式重构对抗战本身的理解。在这里同性关系充满暗示，既是中日关系的折射，也有着民族国家叙述的隐喻。中国作为弱者、被侵略者，像女性般弱势，身遭欺凌，如蒋巽一样成为两个日本男人争夺的对象。这段不容于时、不容于世，发生在中日男人间的同性之爱，撕裂了国家民族叙事的绝对正义，更是对无意义侵略战争的解构。但同时又有所超越，像那块刻有蒋巽和水清源名字的大青石，战争终将过去，罪恶会被冲洗，但人与人的真情却难以消磨。

房伟的抗战小说打开抗日叙事的全新天地，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化、纵深化的趋向，不只局限于民族国家叙事一种可能。不只是民族情感对于个人化情感的规训，也有个人情感对民族国家的叛逆，两者也会出现融合。然而一切有个最首要的前提，便是房伟的抗战书写是在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展开叙事，所谓的“越轨”与“出位”，是不出民族国家大范畴下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实现对以往由“民族国家叙事”驱动下，抗战书写的承继与叛逆。

二、抗战叙事表象下的多层意指

房伟小说集《猎舌师》共收抗战小说18篇，每篇都是与抗战有关的故事，但不限于此，抗战叙事的表象之外，有着深厚丰富的意义所指。像小说《鬼子妮》看似讲述日本逃兵之女山樱花的成长之路和她悲情的一生，实际则写世道人心，直指时代对于人情人性的伤害与摧残。小说《肃魂》在故事表层是讲述打捞湖间尸体的故事，但伴随尸骨一起被打捞上来的是一段段已被淡忘的历史记忆，是有关革命队伍内部血腥而惨痛的清洗。

小说《红龙》明显是向张爱玲致敬之作，从人物塑造到场景对话，颇有《色·戒》风韵，但却是对《倾城之恋》的重写。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时局动荡。风流富商与遗老弱女的故事早已落幕，身份成谜的易先生和中日孤女蒋丽珍的故事已然上演。大时代里的失忆人，显然有着某种隐喻。身份成谜的易先生忘记了什么？又记住了什么？一切有如谜团看不真切。当房伟以反传奇笔法展开叙事，传奇人生竟写出芸芸众生的心声，是人们对于时代人生的困惑。“看似光明正大的历史之中，到底掩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东西？到底还有没有让人坚守无疑的东西？”[5]这无疑是时代对于人心的塑造。

《小太君》是关于中国女孩金娣和日本少年黑木星羽间美好而哀伤的纯爱故事。私奔前夕，黑木中弹永远离开了金娣。看似爱情悲剧的背后却有多层意指。黑木无意间的民族自豪感，金娣不时觉醒的民族自尊，民族国家情感和甜蜜爱情的矛盾，成为他们美好爱情的变调，也引出文本中的最大缝隙：为什么中弹身亡的黑木星羽，脖子上有细细红痕？原来竟是金娣亲手割下爱人头颅。如果说纯真爱情能够超越国族的限制，女孩又是出于怎样的情感割下爱人的头颅？纯真爱情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矛盾，到底能生出多大的张力？《小太君》无疑是个很好的回答。小说对现在故事的讲述更是语短意深，曾见证金娣和黑木爱情的凤蓉街面临被改造的命运，金娣家的祖宅也将被拆迁。金娣黑木的故事随着金娣的离世画上句号，中日之间因战争而引发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形态，又能被后人留存多少？房伟在现在时间层面上的思考，显然意味深长。

《猎舌师》是房伟抗战小说里最具类型化倾向的小说，被贴上“美食”“谍战”“抗日”的标签。在看似通俗化、类型化书写背后，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机制，是在种种矛盾冲突里完成。小说表层以民族国家为逻辑展开叙事。主人公骆宁安为生存忍辱给日本人做厨师。首先摆在面前的是生存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矛盾。当骆宁安面对兄长一家被日本人灭门的惨剧，满心悲恨是真；可他与厨师长虎太郎的英雄相惜是真，对副领事幼子的关心亦是真，这里又有中日人民友谊与国仇家恨的矛盾。小说最深层的探索是对饮食、文明与民族国家关系的思考。中日厨师的比拼更是两种文明的较量。中华料理以食材丰富，精细繁密赢人；日本料理则追求清洁素简。事实上，饮食也好文明也罢，并非只有屈服和征服两种可能，也有交流融合甚至双向互动。不论是征服洋平的菜肴，还是厨艺比拼的结果，都是这个道理。当房伟以类型化的方式，讲述这个有着多重矛盾交织的故事，是以相对“轻”的方式，展开沉重的抗战历史叙述，在看似单纯的抗战叙事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文本是深沉而厚重的。

当抗战书写不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日关系被过于简单化的处理，单一化的民族国家情感固化了抗战书写的多种可能。这些都使中国抗战小说呈现过于朴素的状态，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上。房伟这一系列抗战书写，无疑都是抗战小说，又不只是书写抗战。抗战只是展开叙事的语境，由抗战故事引发的多层思考和意义指涉才是真正价值所在。房伟的抗战小说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抗战叙事。这种书写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于新千年文学的想象——“内容多样”颇为近似。“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6]在房伟的抗战写作里，让人看到这种愿望实现的可能。

三、历史写作的存在之问

抗日战争距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当以文学的方式重拾这段记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当我们直面这种局限，甚至直接以现代人的视角切入历史，反倒离历史更近一步。小说《还乡》讲述女记者安心重回革命老区采访报道，却不曾想无意间获得的一本日记，竟揭开抗日历史如此隐秘的一面。不论是日记里的记述，还是老将军的追忆，宋副庄长的叙述，李奶奶的回忆。每个人对历史的描述都不尽相同，在这个近乎“罗生门”式的叙述里，很难见出历史的真相。到底是谁出卖了戴家庄的百姓们，使全庄老少全部遇害？尽管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却又不言而喻。展现这样一段隐秘历史，这些诡异惨烈的人生，都并非小说的主要用意，而更大的意义是在于：发现这一切的女记者“我”，看到历史背后的种种波澜，她应如何理解过往历史？又该如何面对她的现实人生？当“我”领悟到“也许那些困扰我人生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在于内心。我们的不安顿，来自心灵的自我放逐”[5]。生活仍在继续，回到正轨的女记者仍要为房款和编制忧心。但经由过往历史提点的心灵却是已然不同，历史种种对于现代人心灵的抚慰，也许才是房伟抗战历史书写的关注所在。

抗战历史与现实人生的对位与互动，小说《指南》为这类思考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小说《指南》显然是对时下抗日书写过于游戏化、娱乐化的不满，而有意为之的反拨之作。房伟甚至把抗战叙事直接设定为网络游戏，游戏者通过穿越历史回到抗战岁月，展开关于抗战历史的多种想象：游行指南、革命恋爱指南、暗杀指南、逃狱指南等种种关卡。以游戏形式呈现精细巧妙的抗战叙事，事实上构成对粗劣抗战闹剧的反讽。同时不乏对主流抗战叙事的拆解，在这里鲁迅的《呐喊》，巴金的《家》以及《论持久战》等进步话语成为革命恋爱的必修课；谈工作、讨论革命理想成为约会革命同志的最佳名目；连红色革命经典里的理想人物“小白鸽”也被戏仿、借用，成为革命恋爱游戏的终极目标。最终革命的胜利被描述为深深的洞穴，革命胜利之后的故事就此戛然而止，但一切又都会发生。这款充满想象丰富的抗战游戏，设计者马波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绝望地自杀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马波和朋友的现实人生就是革命之后的故事，这样的设置显然意味深长。小说《指南》指出当下中国人独有的情感渴望——“穿越”。当今中国的急速发展，给人的欲望提供无限想象，但社会阶层的流动却趋向稳定。“我们渴望意义的创造和自我的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之中，却压抑和遮蔽了这种可能性。”[7]于是，人们渴望通过“穿越”掌握历史，使个体自我亲身置于历史进程，以此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的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8]，但历史时空的错位，甚至倒置，却给历史阐释提供更大的空间。显然在《指南》里，历史不只是被书写的过往事件，它与今天息息相关，更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体验有关。历史与现实是同构的，更是相互对位的。“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9]房伟的抗战历史小说已然暗含着这种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理解。

人类所执着的历史书写最终有何意义？层出不穷的抗战叙事，真正价值又是什么？为了铭记一段逐渐淡忘的民族屈辱？为了保存一份即将失传的历史隐秘？或是为了展现历史的多重面貌？也许兼而有之，但却都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房伟的抗战书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叙事的多种可能，“民族国家叙事”不再是唯一的圣训，在抗战书写里，不只是受民族国家情感压抑和束缚的个人情感，也有私人话语对家国情感的挣脱与叛逆。在房伟的笔下，抗战叙事绝不是小说的终点，相反不过起点而已，仅是叙事展开的前提和背景，抗战叙事外有着更丰富的意义指涉。同时，抗战书写的意义不单指向过去，更是有关现在和未来，当历史与现实相互指涉，抗战书写所讲述的就不单单是过去的故事，更是当代人基于现实人生体验而展开的历史想象，它带来的不只是与主流叙事相偏移的异质性思考，更有复杂历史给人的宽慰和启示。这些都是房伟对中国当代抗战书写做出的探索与尝试，更是房伟抗战写作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