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琪，马兵

(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在创作这组抗日系列小说前，房伟反思了当代抗战小说写作过程中存在的“戏说历史”或“拘泥于史料”的弊端。他希望通过平衡“被道德化”的抗战史和“被解构”的戏说抗战史，找到“想象性地虚构历史”和“寻找历史真实”之间共存的精神诉求。基于这样的创作动因，他挖掘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战争横截面，在小说集中塑造了战争中多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从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战争参与者的战争应对方式和对战争的反思这三个角度，笔者对小说集《猎舌师》中具有互文性的小说进行分类研究，从中找寻房伟为新时期抗日战争小说写作贡献出的新思路。

一、受害与加害的递进式转换

战争中，无辜中国民众由于日军侵略而饱受肉体与精神的伤害，很多人没有选择一味隐忍，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让侵略者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中国野人》中，作者描写了中国劳工在战争期间受到的非人虐待，及归国后同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认侵略历史行为的坚决斗争。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中国野人”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日本右翼势力的自我反省，他们仍有抬头之势，后侵略时代的“抗战敏感度”不应降低。《猎舌师》中，骆宁安的多位亲人死于日寇屠刀之下，协助军统完成“猎舌行动”，他仍尽力保护了无辜的菊子夫人和洋平。最后，他向虎太郎辽说出了“军人杀命，书生诛心，料理猎舌”的复仇宣言，让这一复仇行动的意义超越了一己私仇，升华为顺应天理的必然结果。《手肴》中，惨遭日军强暴却又侥幸逃脱的金陵女学生，始终不理解表哥忍辱负重只为保全更多人的“汉奸”做法。她认定是日本军官岩佐杀害了自己的同学，她用日本士兵的手做成菜肴，毒杀了岩佐，她的表哥也因此被误杀。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躲在安全区里的女学生有着和《手肴》女主人公同样的遭遇，一群妓女代替她们踏上不归的复仇之路，无论道德层面还是人性层面，妓女都是胜者，但《手肴》中无目的的复仇行动，却让我们对战争给人性带来的摧残感到强烈恐惧。

无论从中国方面，还是从日本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战争首先是人的战争，而人的非理性特性便使得战争充满着难以确定的因素。由此来看，战争不再显示人的神圣、辉煌与伟大，而是暴露出人性的愚妄、残忍、自私、任性和偏狭等阴暗面，是一种丑，并且这种丑是一种审丑，因为它向真实的人性、真实的自我迈近了一大步。”[1]从《中国野人》到《猎舌师》再到《手肴》，受害者的反抗方式，首先是依靠国家政权和国际舆论，逼迫日本政府做出赔偿和道歉，然后是借助特殊势力，依靠介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行为完成复仇。最后，就是彻底失去复仇目标的无目的伤害。这不仅仅是复仇方式的递进式转变，也是战争受害者到施暴者的递进式转变，甚至可以说是正义滑向邪恶的开始。作者在小说中打破对受害战争角色的固化认知，在勾勒战争受害者记忆的过程中大胆运用审丑手法。虽然对抗战史中的崇高意义进行了一定程度消解，但却像《红高粱》中的高密东北乡一样，让历史中的美丽与丑陋、超脱与世俗、崇高与龌龊得到了立体化呈现。

与战争受害者相对应，日本军人毫无疑问是战争中代表非正义的侵略者。当代文学中对于日本军人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一定转变：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日本军人形象是政治化与概念化倾向的脸谱形象；80年代以来的作家们，则把战争中人的特殊境遇和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既关注到一些日本军人受到圣战鼓吹后做出的狂热举动，也描写了一些来自贫民阶层的士兵被迫卷入战争的无奈。《猎舌师》这部小说集，房伟延续了这种创作思路，在一种带有佛教气息的文本氛围中，对一些日本军人作为侵略者的显性身份与作为“国家政策受害者”的隐性身份进行了立体化书写。

《七生莲》《幽灵军》和《地狱变》中，作者对于三名“零余者”式日本军官的刻画，就表现出战争中一些国家侵略政策被迫执行者的自省之路。《七生莲》中，鹤田英秋少尉记起了天赐胸前大朵绽放的白莲，死前终于明白了参战前法师告诫他的“白莲灰鹤孽缘起”。《幽灵军》中，长谷川信彦为了延续家族的武士荣耀来到南京，他对战争中任意杀戮的不满在找寻了多年的溶洞中得到终结。《地狱变》中，被重新唤起对生命怜悯的水源清，居然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放走了可以成为士兵美餐的狼肉，和匍匐运粮的八路军。无论是出于公平战斗的目的，把对手放走，还是因为强者对弱者的怜悯，这都算得上是人性深处向善本性的表现。这几则小说相对舒缓的叙事节奏和佛理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作者对侵略者的控诉态度。三名军人死前的一幕，都是他们看到的无辜军民死伤的定格，这是对他们战争杀戮制造者身份的再次确认。但是作者同样也对这些日本军人应该在战争中承担的责任，做出了清楚地划分，这与日本学者山田朗在《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一书中所表达的历史观颇有相似之处：“15年战争的‘战争责任’大致分为三种：第一，日本作为国家意志遂行战争，迫使国民奔赴战场;第二，指导层对国家意志的形成以及军队战略的作战方式拥有影响力;第三，可以说，支持扩张战争政策的民众对战争也有责任。”[2](P143)鹤田英秋是必须参军的家族长子，水源清是被军部由名古屋调往山东，长谷川信彦是被征召的预备役军人。加入这场战争是他们不能改变的命运。军人又是国家的战争机器，他们必须保证对国家政策的绝对服从。他们必须完成的杀戮是违背本人意愿的，但依然对这场战争起到了助推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作者想要关注的，就是战争非理性强力压制下，正义与良知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

二、民间视角下的逃离与反抗

80年代开始，抗战小说逐渐完成从“革命历史”到“民族历史”的转向，不仅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贡献得到了正面书写，作品还大量出现被迫参军的穷苦士兵，和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日本形象，这就包括一些战争逃离者。这些人没有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下泯灭人性，始终在战争中坚守着自己的本性与内心的良知。他们无力改变国家机器的运作，只能选择从这场战争中逃离。

《杀胡》《小太君》《鬼子妮》和《副领事》这四篇小说中的四名日本人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做出很多牺牲，但是异国土地上战争逃离者的“先在无根性”，让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杀胡》里来自贫苦山区的三桥被俘后选择入赘胡家楼，用中国人的名字开始新生活。但是三桥入赘的胡家楼属于狐族后代，后来人们再也无法找到这个地方。《小太君》中黑木星羽本是奈良交换生，因为同情中国人被贬为少年护兵。为了能和心爱的中国女孩儿金娣一起回日本，他擅自脱离军籍，却被庆祝胜利的中国人殴打致死。《鬼子妮》中，山大爷早年是日本军医，为了活下去而且不变成恶人，他逃离军队，和一个中国女人结婚，有了女儿樱子。《副领事》中，紫金山有着和副领事家乡一样美丽的樱花，他不忍看到这美丽的一切被战争毁灭。他想把自己饿死在紫金山，永远地与紫金山融为一体，可惜曾泰找到了他，副领事也在次年以渎职罪被处死。作者在小说中一直按照他的官职副领事来称呼他，而不写他的名字，似乎就是为强调他作为成为国家政策牺牲者时的政府官员身份，表现出特定历史境遇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面对命定安排时的无力。

不只是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选择逃避这种战争，中国军人也对战争中无尽的死亡和痛苦产生厌倦，一些极端者也会选择逃离，哪怕是重要指挥者。《花火》中的一位师参谋长带着孔祥熙送给军队的三万大洋出逃，由于精神紧张，一路上无论他到了哪里，都感觉后面有人在追赶他，最后他跌落兽坑，举枪自杀。参谋长与三桥、黑木星羽、山大爷、副领事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国籍上来划分，后者被定义为战争中的侵略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做法是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参谋长则由昔日的反抗者变成日军侵略行为的隐性助推者。

但像这位参谋长一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抗日战争中大多数中国人本着不做亡国奴的信念，勇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入侵，留下了一则则感人故事。小说集中作者着重表现了抗战史书写中占比较小的民间抗战，表现民间抗战中的传奇性与阴暗性。《七生莲》的天赐，早年入过白阳教，军师说他是白莲出世。他从日本人魔爪中逃出，带领村民坚决反抗。只有极少数八路的支援下，他们依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作者对于天赐的离卦教背景书写，带有了鲜明的民间传奇色彩，可以被视作对官方抗战正史的丰富。“小说是历史，否则它什么也不是。但不仅仅是这样，小说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上；而历史却建立在文件、手稿的阅读等等第二手印象上。所以说小说更接近真实。”[3](P8)小说《还乡》则通过记者安心的老区采访，回溯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戴家庄的故事。本来安心只需要完成一篇中规中矩的采访，但是她从老戴那里偶然得到的黄矜墨日记，让她看到了激昂奋进的抗战正史之外的龌蹉，一心想为爷爷正名的老戴，其实是无力发声的民间历史亲历者代表，但安心却无力帮助他，证实这些即将消失于历史深处的记忆。不仅是因为这个浩大工程需要大量人力与物力，也因为来自民间的异类记忆，一直面临着被官方意识形态同化的威胁。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在《记忆之场》中表达的“在历史深处，活跃着一种对自发的记忆而言具有毁灭性的批判精神，记忆总是对历史心存犹疑，因为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记忆，排斥记忆。历史是对经验的过去的去合法行为。”[4](P31)安心只能对历史真相做出推测式还原，小说也止于民间记忆淹没于浩如烟海的官方抗战史，止于昔日反抗者对战争记忆的逃离，但是，在延续意识形态话语规训与个人化视角之间，作者显然选择了后者。

三、“反战”与“反思”

这部小说集，歌颂民族精神是内在线索：小说《五三》历史时间虽稍早于抗战，但小说表现出的民族精神，与其它小说一脉相承。“我”作为五四惨案亲历者的孙辈，最终认识到历史永远没有绝对真相。英雄的壮举终将成为历史，但民族精神必将代代传承。小说《起义》，学院出身不信鬼神的作者，居然在结尾写下那段为史家所不取的魂灵附体传说，也是为表现革命先烈内忧外患中的矢志不渝。但作者没有因为歌颂民族精神而局限于“两军对垒、非白即黑”战争思维，而是借鉴柯文“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性史观和西方后现代史学的综合性视野，对战争、人性、历史进行了深层次思考，表现了反战与反思历史的文学观念。

由于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所以反战题材作品并不是战争文学的主流，但同样留下了现代留日作家的《梅子姑娘》《火线内》及新时期以来《长河落日》《弹痕》等反战题材作品，通过表现普通日本民众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以及他们对非正义战争的反对，表达反对侵略战争、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受制于短篇小说体量，作者无法像长篇小说一样系统表现出日本民众作为战争另一方受到的伤害，但他还是从人性与精神的角度，找寻中日双方都能接受的战争记忆契合点，希望通过表现极端战争环境中日本民众被压抑的仁爱与友善来表现反战思想。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中分析了日本人对于义理的绝对服从，列举了一些日本战俘全力支持盟军军事行动的例子，然后对日本人表现出的行为准则做了这样推测“择定了一条行动路线就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路。”[5](P38)但是《中国野人》中美惠小姐对刘君的细心照料；《小太君》中黑木星宇对中国人的同情和对中国的爱，以及他在战后擅自脱离军籍；《鬼子妮》中日本军医山崎，逃出军营和中国女人结婚，每次做甏肉饭和炸酱面，都叫邻居家孩子来吃等细节显然不符合这一准则，都是普通日本人渴望逃离战争模式回归本来生活做出的选择。

“历史观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历史真实是创作的核心地带，价值判断关系到对历史的深刻评价，与现实对话是历史题材文学的意义所在，文体审美化则是创作的艺术魅力问题。”[6](P6)日本战后兴起的反战文学中，战后派文学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立足于历史事实和文学真实，克服了书写本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矛盾心理，从人类整体角度洞察了这场战争，明确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幕后主使，描写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杀戮暴行，控诉了战争在日本士兵和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但今日日本文坛上，仍有一些作品一味强调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表达渴望和平意愿的同时，也流露出模糊侵略罪责的思想倾向。日本作家面对战争时的矛盾心理在中国也有表现：即强调受害者记忆和战胜国荣誉与对自我进行内向分析之间的矛盾。《猎舌师》中，作者有效克服了这种矛盾心理，没有回避抗战精神的光辉不能掩盖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肃魂》中他大胆触及抗战期间敏感的内部肃反运动：肃反运动中同室操戈的春阳，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在日本人的炮楼拉响了炸药。作者对春阳因为教条理论而造成内部悲剧和勇敢袭击日本炮楼行为进行了并列式书写，最终以所有人的魂灵归于元湖作结。周梅森在抗日系列小说《军歌》中借白云森之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只记着结局，过程会被忘记。”[7](P87)但是今人在历史史料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合理想象，对于历史过程的客观重构，就是一种对静态历史深处所蕴含价值的不断探寻。小说《指南》是抗战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对接。小说叙事时间是21世纪，主人公之一的马波虽然熟记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经典战役，但他从文字中感受到的浴血奋战精神，并没有为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任何助益，他最终选择在建军节那天吞安眠药自杀。就像日本战后文学对于战争侵略罪责的勇于承担，并不会削弱日本文学的战后地位，反而会令其备受尊重一样，小说对于抗战精神消极面的正视，也不会削弱抗战精神的内在价值，反而会令它愈加深刻，逐步转换为时代发展中迫切需要的精神动力，凝结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房伟的这18篇小说每一篇都是一种新写法、新形式的尝试，虽然每篇小说体量都不大，但依然体现出一些大部头长篇历史小说不具备的深刻性与历史理性精神，这也正是当代抗战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小说集对于四类战争主体双重角色的立体化呈现，反战与反思历史的文学观念，有助于扩展抗战文学的写作深度与广度，让抗战文学在大时代语境更好地起到精神助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