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编辑思想与出版实践*

2019-01-28屈高翔

中国出版 2019年18期

□文│屈高翔

在社会动荡转型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和出版史交合重叠，至为密切。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带来出版新的发展和变革，而出版的勃兴又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编辑出版家。他编辑、辑录、校勘、审阅、校对、印发的书刊达40多种，“先后创办7个出版社，创办、主编及参与的文艺期刊和报纸副刊共计18种之多”，[1]为我国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推动了社会思想文化不断变革。“鲁迅的编辑出版活动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更是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部分。”[2]

“鲁迅与编辑出版”这一论题主要包括鲁迅的编辑思想、出版实践以及与社会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纵观鲁迅编辑出版思想的研究现状，虽为数不少，但其研究范围较窄，多为针对鲁迅某一时期的某一具体方面的论述，虽有深度，但不够全面。本文在思想文化史视野中，深入考察鲁迅编辑思想建立、发展、成熟的过程，以达到对“鲁迅与编辑出版”这一论题全景式的观照。

一、“立人立国”的编辑宗旨

毛泽东曾经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3]面对阶级矛盾尖锐、民众麻木愚昧的社会现实，鲁迅作为觉醒知识分子的代表，力图通过对人民思想改造，改造社会固有文化，“发社会之蒙覆”，以推动整个国家的变革。

1.“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出版内容

当时中国的闭关自守造成了国家的封闭落后，专制统治导致了民众的愚昧麻木。鲁迅认为需要借助外来先进文化的力量来改变这样的状况，“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4]鲁迅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别求新声于异邦”，力图借助外国的文艺作品和先进思想，唤醒广大民众的觉醒，开辟中国革命的精神道路。

作为提倡新文艺的第一步，就是着手编辑和出版文艺刊物《新生》。鲁迅要以《新生》为阵地，翻译介绍外国先进文学思想，启迪理智，改造国民精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明了他创办《新生》是要在古老落后闭关自守的旧中国兴起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文学运动的需要。[5]由于人员和资金原因，《新生》没有办成。鲁迅立马筹办《域外小说集》，并于1909年3月和7月，分别出版了第1册和第2册。《域外小说集》系统介绍了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学作品，体现了鲁迅“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的办刊理想。

鲁迅一生共翻译出版了16个国家的200多种作品，翻译出版字数300多万字，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刊包括《奔流》《译文》《世界文化》《域外小说集》《未名丛刊》等数十种，被誉为“中国现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开创者”。[6]通过译介外国先进文艺疗救和振兴民族精神，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借助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的。

2.“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办刊方向

鲁迅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并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提出“中国现今文坛……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7]“文明批评”是对当时封建思想和老旧文化的批评，“社会批评”是对陈腐社会制度的批评。鲁迅通过书报刊对社会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其所办刊物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1918年，鲁迅将《新青年》作为阵地，发表针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共计160多篇，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924年，鲁迅编辑出版《语丝》周刊，“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8]《语丝》成为打击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先后共发表作品1500多篇，其中批判性的杂文约占四分之三。鲁迅几乎不间断地发表文章，仅杂文就近百篇，诞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如《论雷峰塔的倒掉》《记念刘和珍君》《谈“激烈”》等，对专制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1925年，鲁迅创办了《莽原》，主要刊登批判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文章。鲁迅曾指出：“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9]并发表了《导师》《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评心雕龙》等评论文章，揭露孔孟之道的本质，抨击复古派将历史拉向倒退的思想，体现了刊物的战斗特色。

二、“惟在益人”的编辑原则

叶圣陶称鲁迅“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惟在益人……信可感念”。[10]鲁迅在编辑出版活动中，始终坚持读者本位的编辑思想，要求出版内容一定要“于读者有益，使读者有所得”。鲁迅曾说：“我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11]读者的需求和大众的利益是鲁迅编辑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1.“于人民有益”的文章选择

当时中国的出版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出版商为了安全需要和经济利益，生产了大量的庸俗读物来迎合读者。面对混乱的出版现状，鲁迅决意“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出版读者和社会切实所需的能震耳发聩、惊醒世人的文章和刊物。既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又不“媚悦大众”，其中《铁流》的翻译出版最具代表。

20世纪30年代，反动政府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走向低沉。为了给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提供斗争经验，满足读者对革命文学的需求，鲁迅开始了苏联革命小说《铁流》的翻译出版工作。当时反动政府对苏联文学实行封锁，鲁迅千方百计找到寓居在列宁格勒的无产阶级翻译家曹靖华，委托其代为翻译内容。各种资料搜集完毕之后，鲁迅发觉《铁流》的序文“将近二万字，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对于本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的”，他就邀约瞿秋白以“最迅速的时间，最流畅的译笔”进行了翻译，翻译完成之后，却无人敢于出版。为了革命事业和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鲁迅“亲自拿出一千现洋，用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铁流》等三部书”。[12]《铁流》的出版传播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勃兴，促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斗争经验和群众基础。

2.“为读者着想”的编辑策略

为了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鲁迅主张刊物要有鲜明的个性，不能雷同，“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自然也就有种种”。其在编辑《语丝》时明确提出，编辑和作者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欣赏能力、审美趣味、阶层出身等差异，切实照顾读者的不同需求，选登一些内容充实、构思巧妙、风格多样、含义深刻的文章，最大限度满足读者的需求，但不能“媚悦大众”，这样才能使刊物有独创的风格和神采。

鲁迅认为书刊需要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他在对文章进行翻译的时候，除翻译原文之外，尽可能将搜集到的内容提要、编辑意图、背景情况、有关评论一并翻译呈现给读者。同时，他在编辑体例上设有“前言”“后记”“例言”“附记”等辅助性文字，[13]使读者能最大程度地理解文章，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1930年他翻译出版《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时，结合中国实际做了翔实的《译者附记》，对译文观点进行批判吸收，“于读者总可以有一些贡献”。

鲁迅为读者着想还体现在以读者的购买力来调整出版策略，减少出版成本，降低刊物价格，确保读者有能力购买阅览。因此，鲁迅所办书刊，定价较低，在出版精印本之外，往往另印一种廉价的普及本。甚至为了降低出版成本，鲁迅自降稿酬，使书刊能够传递到更多的读者手中。

三、“严选精印”的编辑风格

鲁迅作为编辑家十分注重出版物的质量，“倘严选而精印，于读者有益”，从选稿、编辑、校对到装帧全部严格要求，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出版作品。

1.精选稿件

纵观鲁迅编著的报刊和丛书，选用的文章往往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创新的艺术形式，选稿标准非常明确而且极为严格，“内容选择，尤应谨严，与其多而不佳，不如少而好”。[14]在此选稿要求下，鲁迅拒绝“泛论空谈”及“陈言”的文章的编选，在主编《文艺研究》杂志时，声称：“意在供已治文艺的读者阅览，所以文字的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长久，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选入。”[15]

鲁迅对文章内容严格要求还体现在不以作者的名气大小来决定文章的编选。他曾严厉批评过不以质量为准则的审稿行为，对于无名小辈的高质量文章，只要能用就尽量登载，即使本刊不宜发表，也积极向其他杂志或者出版部门推荐。

2.审慎编校

稿件选定之后，鲁迅对于编辑工作更为严谨细致，认为“一期刊物、一本书出的错误少一点，就对读者帮助更大一点，自己能做多少，就努力做多少”。[16]鲁迅看稿十分认真，从文章主旨、篇章结构到遣词造句，逐字推敲，修改时一丝不苟，十分审慎。许广平在《鲁迅先生怎么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一文中说到：“对于每一个青年请他批改稿件，只要答应下来，没有不是逐行逐字，认真地看的。”[17]鲁迅无论做主编还是普通编辑，一旦接到作者来稿，不能用的稿件就及时退回，能用的稿件就认真进行修改，从不积压。

鲁迅校勘继承了清代校勘工作的优良传统，十分重视考证校对，认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每编辑一本书刊，鲁迅都对文字、版面、插图、目录等进行多遍校勘，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校勘书稿往往工工整整地抄写好几遍，逐字逐句反复订正。鲁迅不仅校文字句式，对标点、行距、版样也不放过，在对正文校正之后，还要检查版面是否齐整，“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18]鲁迅对《嵇康集》进行校勘时，搜集各个版本的原典进行比对，发现每个版本说法不同的时候，马上标注出来，进行多方求证。“鲁迅自1913年至1935年，陆续校勘《嵇康集》长达23年，校勘10余次，抄本3种，亲笔校勘本5种，在鲁迅整理的众多古籍中，《嵇康集》可算是校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花费心力最大的一种。”[19]

3.精美装帧

鲁迅对书籍杂志的封面设计要求精美，注重与书刊思想内容的和谐统一。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筹备编辑的第一刊物《新生》的设计稿，封面是从一本德国出版的画集中影摹下来的装饰画，插画中有英国画家华兹的《希望》和俄国画家威列夏庚的《英国在印度镇压革命者》等，与鲁迅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的希望相吻合。

鲁迅书刊编辑善于使用作品插图，力求图文并茂，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凡是经鲁迅编印的书籍和期刊，几乎都有非常精美的画页。书籍如《勇敢的约翰》《铁流》《毁火》等不必说了，他自己编的刊物，如《朝花》《奔流》以及最后的《译文》，一律附有木刻或者版画的插页”。[20]这些插图增添了图书的美感，并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兴趣，扩大了图书的传播范围。甚至别的书籍鲁迅也代为介绍插图，将自己搜集的插图赠与别人出版，并且不厌其烦地为别人翻译插图说明或作图注。

鲁迅对于书籍的版本装帧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唐弢谈到鲁迅对书籍装帧要求时说：“鲁迅自己印起书来，不论是本人还是别人的著译，却又十分讲究，纸张要好，天地要宽，封面要大方，插图要精致，装订用穿线而不用铁丝，从实用到美观，一点都不含糊。”[21]书籍采用新式标点，装帧为“毛边书”式，即“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在书林中别具一格。1933年出版的《北平笺谱》印装最为讲究，“访笺选笺，研究色泽，选取印工，挑选纸张，确定目次，设计款式，既照顾画师之先后和质量，又照顾到刻工印工的优劣，既要于创作有参考作用，还要考虑到历史性和文物价值”，终于成就了“我国木刻水印史上的这次壮举”。[22]

四、“甘为人梯”的人才理念

鲁迅常常提携新作者，扶持新人才，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贯穿其编辑出版活动的始终。鲁迅在帮助青年审阅译著、修改稿件并帮助发表、出版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在这方面是从来不计较时间和精力的”。对于青年作者的稿件，鲁迅从不大段删减，而是仔细体会原作精神，能保留尽量保留，实在非改不可的地方也要认真推敲修缮，绝不自以为是。在邮局工作的孙用，翻译了一本《勇敢的约翰》，歌颂匈牙利人民的英勇性格。鲁迅看后极为振奋，立即回信称赞：“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受形势所迫，无法在杂志上发表，就想尽办法替他印制单行本。历时两年，鲁迅与孙用书信来往21封，与书店有关人员接洽书信12封，面谈5次，跑制版所1次，编校5次，《勇敢的约翰》最终才由湖风书店印刷成书。这中间曲折艰难的出版过程，正是鲁迅为青年着想、提携青年人才的最好体现。

鲁迅不仅提携青年作者人才，还注重编辑队伍的建设。由于当时反动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许多进步青年的作品得不到出版，进步书刊得不到传播。因此，鲁迅在自己投身编辑出版工作实践的同时，帮助青年创办文学社团，成立出版社，培养青年编辑家，出版进步书刊。鲁迅先后参与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发起或参与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等7个出版社，扶持了大量的青年编辑家，如孙伏园、钱玄同、张雪峰等，为整个出版行业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五、结语：“借古开今”的现实意义

在思想文化史视野中，深入考察鲁迅编辑思想和出版实践可以发现，鲁迅的编辑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价值观方面秉承“立人立国”的编辑宗旨和“惟在益人”的编辑原则，方法论方面坚守“严选精印”的编辑风格和“甘为人梯”的人才理念，从理论到实践环环相扣，不断演进。当下，媒介技术的不断革新对编辑出版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革，作为媒介融合的新时代的编辑，需要从鲁迅的编辑思想中汲取养分，秉承立足时代需求的出版职责，坚持严谨高效的工作态度，将生产推动时代进步的精品作为自己的出版使命。

注释：

[1]付松聚.鲁迅期刊编辑出版活动溯源及当下价值探析[J].中国出版，2016（23）

[2]王君仪.鲁迅的出版编辑活动及思想探析[D].兰州：兰州大学，200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98

[4]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1

[5][13]龙凤荷.鲁迅的编辑出版思想[D].湘潭：湘潭大学，2008:29,20

[6]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2

[7][9]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3

[8]鲁迅，许广平.两地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38

[10]赵家璧.编辑忆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15

[11]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

[12]鲁迅.新文学史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