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明星

有关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出版研究，目前已有不少成果。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2卷）提供了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的历史线索、参与翻译的苏联专家等。[1]当年以外交官身份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的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教授，在1995年出版的《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也披露了很多细节，使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的历史细节更为丰富。[2]关于毛泽东相关著作在苏联的出版、发行以及相关情况的介绍，肖玉秋教授主编的 《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也有准确的介绍和阐述。[3]关于国内俄文版翻译出版过程的介绍，散见在一些当世人的回忆录里，如阎明复的《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4]师哲口述、李海文著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5]著名翻译家姜椿芳2012年出版的《姜椿芳文集》[6]也介绍了相关历史细节。但这些成果从书籍史的视角对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翻译、出版的特征研究还不够。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由于和中共与共产国际、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关系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湮没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哲学内涵与文化魅力。俄文版是毛泽东著作最早的外译语种，它开启了向海外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先河。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讳言。

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自1927年开始，截至1960年，历经了前期共产国际阶段和后期斯大林阶段。共产国际阶段从1927年开始到1943年解散，斯大林阶段从1943年开始至1953年《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并延续至1960年前后。毛泽东著作俄文版的翻译与出版总体特点是：由苏联方面倡导，中方配合并组织翻译，其中对于毛泽东思想从发现到认可再到肯定和信任这个理念，贯穿始终。下面分别详述之。

一、共产国际时期的发现

共产国际是对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传播的最早国际组织。1927年5月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该杂志6月出版的英文版又将该文译成英文发表并评论说：“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7]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0～第23期连续刊登了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介绍中国共产党农村根据地的经济政策。1934年8月前后，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取名《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1936年第18期《共产国际》杂志刊登了由毛泽东执笔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7年第9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8年又陆续刊登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939年第4期刊登了《论新阶段》，第8、第9期连续刊登了《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等，介绍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主张。[8]《共产国际》连续刊发的毛泽东相关著作的俄语、英语译者是谁，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史料，这是中共党史以及对外翻译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著作及其相关思想的介绍、宣传和报道，有一个转变的历史过程。毛泽东1927年提出中国革命要重视农民运动的思想，恰好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对于中国革命要首先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思想精神，因此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所以《共产国际》对之赞赏有加，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布哈林认为“这篇报告极为出色”。[9]1935年前后，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刚刚完成长征并在延安站住脚的中共中央，及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获悉并响应相关政策。此时共产国际也逐步加大了毛泽东相关文章、讲话的刊发频次。俄罗斯学者认为这是斯大林为了制造对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个人崇拜”，是意图将“中共”改造成为俄国式的政党，显然是不确切的。[10]

这一时期毛泽东相关著作的翻译有：1935年12月1日《共产国际》第33、第34期合刊上，在《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专栏里，分别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三位中共领导人并附有素描。其中以“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为标题，介绍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这两期介绍三位中国革命领袖的篇幅达112页。该文最后评价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不屈不挠的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指挥官和政治家的无限的才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品质”。1939年《共产国际》第6期刊登了《毛泽东》一文，文章最后评价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这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毛泽东的形象”。[11]总之，《共产国际》等杂志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相关文章以及著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内扩大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国外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的前奏。

二、斯大林时期的确认

在斯大林时期，即1943～1953年的这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实力的转圜，有诸多证据表明，斯大林本人以及苏共中央对毛泽东的认识与观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突出表现为一些俄文翻译出版的毛泽东相关讲话的出版物日益增多。如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了长篇演讲，演讲稿即《新民主主义论》，不久就在莫斯科出版了俄文版与英文版，本文没有查到译者介绍。1945年12月30日、1946年1月3日，斯大林与来访的国民党代表蒋经国有过两次长谈，斯大林不止一次谈到过毛泽东。[12]斯大林还让对中共十分熟悉和了解的鲍罗廷写一份对毛泽东的书面评价。[13]在中共取得绝对优势之后，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面接触政策，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斯大林派出代表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就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思想、理念进行了对话和沟通。[14]这表明苏联方面此时仍处于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观察阶段。

根据雍桂良先生的文章，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将相关篇目翻译成俄文，如毛泽东在1947～1948年间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还将东北书店编选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15]目前笔者没有发现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和参与翻译毛泽东著作的相关史料，但以中共中央东北局与苏联方面联系的密切程度，东北局受苏联方委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中共中央正式介入《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出版是从1949年6月开始的。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得悉苏联将根据上文所述东北书店编选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翻译出版俄文版，便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斯大林，认为这个版本存在着一系列不足，暂时不要将译自这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并计划出版一套新的经毛泽东本人校对的选集。电报原文详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二卷）（1949.3—1950.7）》。[16]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中央关于1949年6月底以前正式出版经毛泽东本人审校的《毛泽东选集》的承诺并没有按期实现。直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于12月16日在同毛泽东会谈时，又当面提起了此事。毛泽东提出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是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是在中文原著基础上的校订。斯大林当场答应帮忙。[17]不久，苏联方面就派出了科学院院士、哲学家尤金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中国方面在1950年7月由胡乔木专程召集了翻译工作会议。参会人员有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师哲、张锡俦、曹葆华、张仲实、何匡（编译局）、姜椿芳（时任时代出版社领导），除讨论《斯大林选集》的翻译工作外，还重点讨论《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译校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人员由王稼祥、李立三、陆定一、陈伯达、师哲、曹葆华、张锡俦、徐永煐（负责毛泽东著作的英语翻译）等人组成。后来，主要由李立三负责俄文的校阅工作。[18]

根据1952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的俄文版《毛泽东选集》译者署名，发现译者有12人。笔者根据杨蕴华提供的线索，发现其中部分译者的身份。[19]除曾经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以外交官身份参与毛泽东著作翻译的著名汉学家费德林（俄文全名为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20]之外，有的是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精通汉语的苏联人，如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伊萨延科[21]、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22]；有的是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如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戈列洛夫，中文名为郭俊儒[23]；有的是长期在高校研究和教授汉语的教师，如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24]；有的是长期在苏联生活工作的中国人，如谢唯真[25]等。这些俄语译者的身份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翻译质量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翻译出版流程，通过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确认的是，中文底稿由陈伯达、田家英负责整理，然后交由精通俄文的中国人师哲和母语为俄语但同时又精通汉语的苏联汉学家等人负责联合翻译成为俄文，翻译好的俄文再由尤金这样的理论家进行审校。如此经过中文整理—中外对译—外文审校等诸多环节翻译出来的译稿，解决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充分保证了译稿的翻译质量。

期间毛泽东又选出了一批过去未译成俄文的新文章，新增300多页新译文。1950年7月底尤金应邀抵达北京，开始阅读毛泽东著作俄文译稿，提出了300多条意见和修订建议及各种文字上的修改意见。在编译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后，认为很好便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部。该刊在1950年12月（总第23期）发表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关于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的背景和原因的题解。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该文也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向广大苏联读者介绍和推荐《实践论》。1951年1月，苏联还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26]

1952年5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开始由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发行，1953年12月出版了后续三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是四卷本，比中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多了一卷，是因为中文版第2卷在俄文版中出版了两卷。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之后，苏联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整理，其中发表评论的苏共理论家，除尤金之外，还有普烈谢夫斯基和索波洛夫，分别在1953年6月13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苏联出版发行的四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截至20世纪70年代累计发行了2.2万套。毛泽东著作还曾被列为苏联高等学校规定教材，一些苏联报纸除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语录外，还经常引用毛泽东语录，苏联军方还印发出版了一批俄文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

三、基本结论

通过上述相关史料的梳理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从共产国际时期开始，到斯大林亲自提议并主持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与出版，经历了毛泽东思想从被发现、认可到获得信任和充分肯定的历程。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出版，是毛泽东思想得到信任和充分肯定的一个标志。

斯大林经过对中国革命的长期观察和多方了解研究之后，才提出编辑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并亲自过问相关环节，显然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事情”。根据潘佐夫的记载，尤金从中国回国后，曾经参加过一次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斯大林仔细盘问过尤金，“这么说来，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斯大林说得特别重。）尤金回答“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斯大林最后说：“很好！我们可以放心了。他们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成长起来了”。[27]费德林的回忆录也验证了这一点，关于《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出版后的册数和相关翻译用法，斯大林亲自主持苏联政治局会议讨论过。[28]由斯大林提议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说明斯大林此时完全认可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信任和充分肯定的程度，还可以从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上得到体现。斯大林在亲自推动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同时，还曾建议翻译出版毛泽东诗词，以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借鉴。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很感兴趣，很想知道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到底是一个什么环境，毛泽东写《西江月·井冈山》的背景是怎样的，为此他特别委托参与《毛泽东选集》翻译出版的费德林实地考察井冈山。1950年2月，费德林在吉安地委第一书记李立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井冈山，参观了毛泽东在茨坪的旧居、经常“坐着读书的读书石”，了解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情况和《西江月·井冈山》的写作背景。最后费德林一行买了一张华南虎虎皮作为送给斯大林的礼物。[29]

1957年，苏联真理报出版社以1957年中国《诗刊》第1期刊载的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为底本，邀请多名苏联汉学家翻译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诗词》。其中翻译家马尔夏克（1887—1964）翻译了《沁园春·雪》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苏尔科夫（1899—1983）翻译了《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水调歌头·游泳》；戈卢别夫翻译了《菩萨蛮·大柏地》《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阿谢夫翻译了《十六字令三首》；巴斯马诺夫翻译了《清平乐·六盘山》《浪淘沙·北戴河》。诗集由著名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30]和费德林亲自编辑，艾德林翻译了《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俄文版出版后，1958年分别又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的吉尔吉斯文、楚瓦什文、乌兹别克文，此后还有爱沙尼亚文、乌克兰文、布里亚特文等12种文字。[31]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俄文版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其过程由苏联方面倡导开展，共产国际时期相关毛泽东著作的翻译，是毛泽东著作在域外传播的先声，域外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与出版，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地位确立的有力证明。

注释：

[1]详见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至第六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

[2][28]尼·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105、173，105-108

[3][26][29][31]肖玉秋，岳巍.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73-76，73-76，76，76

[4]阎明复.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

[5]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6]详见《姜椿芳文集》（10卷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7][15]雍桂良.毛泽东著作在国外的出版与传播[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4）

[8]陈金明，赵东升.共产国际与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16（12）

[9]程玉海，林建华.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32

[10][13][14][27]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82，536-537，431，569-570

[11]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16

[12]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1945.1—1949.2）[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100-120

[16][17]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第二卷（1949.3—1950.7）[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63，178[18]胡乔木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167

[19]杨蕴华，1934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俄罗斯人。1952年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1959年随中国丈夫回国定居，后加入中央编译局工作了40多年。先后担任了《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等多部中国领导人重要理论著作俄文版的主译审——笔者注

[20]费德林，全名为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俄文为Федоренко Н. Т.（1912—2000），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苏联作家联盟理事会主席等职务，精通中文。长期在苏联外交系统工作。先后获得两枚列宁奖章、十月革命奖章、人民友谊奖章。主要研究中国文学，从《诗经》《易经》到《红楼梦》、鲁迅、茅盾、郭沫若，均有研究成果。[参见：朱瑞真，单令魁.苏联的两个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和谢德明[J].苏联东欧问题，1983（6）]

[21]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伊萨延科，俄文为Исаенко Б. С.（1914—1965)，1914年出生 于哈尔 滨市，194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曾经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1947～1954年回到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任教。著有《汉语教科书》（1954）、《苏联近十年汉语研究》（1959）等多部相关汉语教学专著。（参见：俄罗斯Novodevichy名人公墓网，http://nd.mnecropol.ru/isaenko-bs.html）

[22]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科洛夫，俄文为Колоколов В. С.（1896—1979），父母是俄驻华外交官。1913年在中国沈阳中学毕业后，在红军炮兵学院远东分校学习，毕业后曾在伏龙芝红军炮兵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莫斯科东方研究学院教授中文。参加1938～1945年间的苏日战争，战后在苏联军事外交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教师和研究员。（参见：维基百科俄文[EB/OL].https://ru.wikipedia.org/wiki/Колоколов,_Всеволод_Сергеевич）

[23]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戈列洛夫，又译为郭列洛夫，俄文为Горелов В. И.（1911—1994），中文名为郭俊儒。莫斯科国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汉语教研室主任并担任苏联高等语文教育科学和教学法委员会委员等职，曾经获得功勋科学家、民族友谊勋章、红星勋章等十种政府奖章。先后出版汉语研究和中国文学论著80多种。在1952～1953年间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中的9篇文章。[参见：王德春.苏联汉学家郭列洛夫[J].国外语言学，1990（3）]

[24]鲁道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维亚特金，俄文名为Вяткин Р.В.（1910—1995），长期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先后在太平洋舰队军事翻译班、军事外国语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历史课程。学术研究主要为中国现代历史，多次获得苏联勋章和奖项。（参见：维基百科俄文[EB/OL].https://ru.wikipedia.org/wiki/Вяткин,_Рудольф_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25]谢唯真：1906—1972，湖南慈利人，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就读莫斯科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班，次年任共产国际编辑部译员，一年后改任莫斯科外文出版局中文编辑部主任、主任校译员。曾主编《共产国际》杂志，1956年回国后任中央编译局校审主任。曾负责译校《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经典著作。（参见：中国翻译家辞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609）

[30]艾德林：Эйдлин ，Лев Залманович(1909—1985），苏联著名汉学家，俄罗斯联邦功勋科学家，语言学博士，出版过有关陶渊明、白居易等中国古典诗歌著述多种，是苏维埃时代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中国诗歌翻译家。[参见：高莽.忆艾德林[J].世界文学，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