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雨恒

作为教育教学内容、教学资源的重要载体和教学组织的重要依据，教材在教育教学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建设对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在新中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史上，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一批经久不衰的精品教材。这些教材反复锤炼、几经修订，为一代又一代师生所熟知，被奉为经典，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本文通过回顾经典教材建设历程、总结经典教材建设的经验，探讨教材建设的规律，以期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更好地适应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经典教材建设历程回顾

在新中国成立70年间产生的众多经典教材中，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出版的同济版《高等数学》（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编）、黄廖版《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经典教材建设上具有典型性，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蕴涵着科学的规律。

1.同济版《高等数学》建设历程回顾

同济版《高等数学》的建设，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刚刚获得新生，新的教学、课程、教材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当时工科高等数学课程使用的是翻译引进的苏联教材，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和教学实际。针对这种情况，在翻译引进苏联教材的同时，我国组织高校教师有计划地编写教材。自1953年开始，由同济大学樊映川组织教研室部分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编写了工科数学课程教材《高等数学讲义》 （以下简称《讲义》）。 《讲义》先在校内使用，经三度修改，1957年经高等教育部教材处审定，交由高教社于1958年正式出版。《讲义》具有结构严谨，概念明确，说理清楚，文字简洁，语言朴实等特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很快被国内许多工科院校采用。20世纪60年代初，为贯彻教材内容“少而精”的原则，在广泛听取使用意见后，樊映川又主持了《讲义》的修订工作。在吸取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下册部分进行了大篇幅的精简，部分章节内容几乎推倒重写。1964年，修订后的《讲义》出版。修订版《讲义》持续受到高等院校师生的欢迎和读者的好评，并获得多项荣誉。《讲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教材之一，开创了我国理工科基础数学教材“中国化”的先河。

同济版《高等数学》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是为适应恢复高考以后高等院校工科“高等数学”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同济版《高等数学》在《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全面继承了《讲义》在结构、体例、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的优点。编写者以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教师为主，上海交通大学等5所院校教师参加，10位教师历时一年编写而成，又经7所院校12位教师认真审阅。出版后，编写者和出版团队不断接受教学实践检验，不断吸取使用者的修改意见，根据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的需求，分别于1982年、1987年、1996年、2002年、2007年、2014年进行了6次修订，并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个殊荣。

自1953年开始编写《讲义》，同济版《高等数学》至今已累计出版9个版本，总发行量超过6000万册，60多年畅销不衰，迄今仍广受欢迎，年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它是全国使用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高等数学”教材，为我国大学数学课程教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精品建设的典范。

2.黄廖版《现代汉语》建设历程回顾

黄廖版《现代汉语》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停开近10年的现代汉语课程被重新列入高校相关专业教学计划。在各高校自发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背景下，黄廖版《现代汉语》一经问世，即获得了学术界尤其是现代汉语教学界的高度认可。40年来，黄廖版《现代汉语》于1983年、1988年、1991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1年、2017年进行了多次修订，已有10个版本，总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年发行量在同类教材中位列榜首，成为业界公认的经典教材，对国内外语言学学习者与研究者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黄廖版《现代汉语》的初稿曾提交全国81所高校和有关单位的150多位教师学者进行研讨，定稿时有全国45所高校及有关单位代表71人参加。以后的每次修订，都会展开大量的使用调研，召开会议集中听取使用意见，每次直接参与修订的学者数量都达二三十人，并充分考虑不同地域、不同院校使用者的不同特点和语言习惯，随时代变化不断增加新鲜语料、吸收新的科研成果。

二、经典教材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同济版《高等数学》、黄廖版《现代汉语》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理工科教材和文科教材建设的两座高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套教材建设走过的历程，是新中国教材建设史的亲历和见证。回顾两部教材建设的过程，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思考、继承发扬。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两部教材存在着学科专业的巨大差异，但在建设路径和建设方法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些一致性恰恰是对这两部历久弥新的经典教材建设经验的总结，对我国教材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从樊映川等编写的《讲义》付印，到同济版《高等数学》出版，再经40多年根据各个时期的教学需要9次修订再版；从黄廖版《现代汉语》（试用本）问世，到10次修订再版，两部教材的编写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如何满足社会所需、教学所需、师生所需、“好教、好学、效果好”[1]作为教材建设的第一原则，而对于通过编写教材来获取经济利益，编者们都未曾考虑过。《现代汉语》第三版修订出版后，曾有人预言，其“今后将取代现有最流行的教材”，但在黄伯荣看来，“这不过是溢美之词罢了。”[2]如今，同济版《高等数学》和黄廖版《现代汉语》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教材建设首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根本原则，坚持和实践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自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遵循教学规律，源于教学、回归教学，编用相长

教学规律在教学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决定了教材建设必须以教学规律为指导，以符合教学规律作为建设指南，这是教材与一般出版物的本质区别。回顾两套教材的编写、传承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两套教材都自觉地将遵循教学规律贯彻编写、使用始终，按照教学规律编写教材，再回到教学一线检验教材。两套教材在付印前都经过了长时间课堂教学的试用和检验，对试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改进；每一次修订，哪怕是教材结构的细微调整、个别叙述的改进完善、一道例题习题的增减变更，都大量吸收来自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建议；教材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始终都积极争取教材编审专家长期、有力的指导，等等。以黄廖版《现代汉语》为例，这套教材参编者之多、提意见者之众、提意见的渠道之广，实为国内同类教材所少见。教材从教学一线中来，也必须再回到教学一线中去检验。只有将编用相长原则贯彻教材编写的始终，教材才能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才能真正让师生受益，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用工匠精神进行教材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版了一大批适应不同教育层次、不同教育类型，极大地满足了高校多样化的课程教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同一门课程有几十种乃至数百种教材的情况十分常见。同济版《高等数学》、黄廖版《现代汉语》之所以能在众多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成为选用率最高的教材，除教材建设之初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更主要的还是编写团队几十年始终坚持以工匠精神进行教材建设。两部教材都经历了10次左右的不断修订，在“教学—编写—教学—编写”的往复中不断打磨。教材在一代又一代的编写者眼里，已然是一件艺术品。正是由于工匠精神的不断传递，才使得这两部教材经历了时间洗礼，依然历久弥新，光彩照人。

4.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

几十年来，两套教材根据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教学需要的变化，始终在不断修订、不断完善。樊映川等在编写《讲义》之初，既吸收了国外相关先进教材的优点，也充分考虑到我国的教育教学实际，特别是满足了当时我国工科高等数学教学的要求，出版后很快被国内许多院校采用。《高等数学》充分继承了《讲义》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叙述详细、通俗易懂、便于自学等优点，同时积极吸收教学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出版后继续受到广泛欢迎。《现代汉语》各版编者总是随着语言学学科研究的新进展，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听取多方意见、定期召集教材研讨会，不断将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以恰当的方式融入教材当中，既与时俱进又保持相对稳定性。伴随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两套教材的各版编者始终坚持教材要适应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要求、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新需要、适应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的新变革。为此，他们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几乎付出了毕生精力。

在“互联网+”时代，两套教材都在技术和平台支撑下进行了新的探索。同济的高等数学慕课（MOOC）已成功在国内最大的中国大学MOOC平台“爱课程”上线4次，已有累计超过90万名学习者，并获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现代汉语》以一书一码的二维码链接方式将海量的数字化资源同纸质教材捆绑在一起，教材的厚度保持不变，但教材的内容愈加充实，为使用者提供了全新的学习体验。这些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编者们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体现了教材建设团队勇于创新、永不停步的进取精神。

5.编写者与出版者精诚合作，彼此成就

经典教材的产生，除了编写者的努力，出版单位的支持、投入，对内容和图书整体品质的把控，以及宣传推广的能力也至关重要。两套教材的出版方都是以“业界良心”著称的高教社。作为我国教育出版的国家队和主力军，高教社从成立之初就以“精品立社”作为企业之魂，成立65年来出版了大量经典、精品教材。作为经典教材的代表，在这两套教材的编辑和出版方面，高教社更是集合最精锐的编辑团队、市场营销推广团队保证教材的品质和发行。几十年来，高教社一代代优秀的编辑们用自己的专业和尽责铺就了以这两套教材为代表的众多经典教材的传承和创新之路，很多编辑本身就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精益求精、殚精竭虑、焚膏继晷，他们持守着高度的学术自觉却甘心幕后，臻于至善、创新不止。编辑们充分发挥了出版人在知识传播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与编写者和读者们密切互动，确保了教材的高质量出版和高水平使用。

三、新时代教材建设的历史机遇与关键把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同济版《高等数学》和黄廖版《现代汉语》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平教材，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和高水平教学质量及人才培养的基石。这些经典教材已不仅仅是一套套教材，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和品质凝结。鉴于这些经典教材在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等方面所产生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结这些经典教材建设的经验，探讨其数十年在全国经久不衰的原由，对于指导今后的教材建设与改革、不断创新超越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必须看到，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在建设和使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材同质化严重，品种数量庞大而多为低水平重复，总体质量不佳；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不适应教育教学，与时代脱节；教材形式单一，不适应“互联网+”形势下学习者的使用需求；教材中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缺失，立德树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高校管理者对教材编写和使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质量保障机制缺失，科学管理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这个国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一代人和能够培养一代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关系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3]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4]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教材建设提升到体现国家意志、国家事权的高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此高度的定位，决定了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教材建设。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的组织机构，是教育战线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工作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5]无论是教材编写者还是教材出版者，在新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教材建设难得的历史机遇，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教材建设必须坚持植根教育、服务教育，要努力让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惠及最广大的学习者，这是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质教材是学科专业成熟、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体现教材编写者和出版者的总体水平。我们必须不断探索优秀教材的产生机制，营造适合优秀教材脱颖而出的氛围，鼓励优秀的专家学者投入到教材编写工作中来，使教材建设真正体现学科发展水平，满足人才培养所需。

必须深刻认识到，教材建设除了本学科、本专业学科内容以及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还必须高度重视教材的政治视角、文化视角、时代视角、国情视角等价值观视角，使教材建设经得起主流价值观视角的审视和检验。教材建设更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努力将思政教育融入教材建设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发挥教材的育人功能，这是教材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和总的方向。

在新时代，教材建设还必须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面对教育信息化、现代化和出版产业融合发展的历史潮流，面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材自身形态和教材研发、生产、服务、营销等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面必须不断朝着更加先进的水平迈进，从而推动教材编写、出版、传播、使用等整体业态升级，不断满足教育教学现代化的新需求。